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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8日，世界红十字日。
四川省芦山县飞仙关镇凤凰村的村民，每人从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袋大米、约半桶油，并现场签字确认。
红十字总会直接向受灾民众分发救灾物资，并非惯例。此前，其募集的款物须经地方红十字会划拨灾区，去向多由地方政府主导，难以对外界做到公开透明，这也是红十字会多年来被诟病的问题之一。
在芦山地震的救灾行动中，红十字总会着力做出改变——直接向灾民发放价值2000万元的油和米。此番突破常规的物资划拨，既是源于捐方的意愿，亦为红十字总会的改革践行，试图通过独立运作来保证物款的公开透明。
但是，这一做法未能与地方民政部门达成一致，分歧的代价是，红十字总会在发放过程中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人力、运输支援，只能倚仗有限的人力“日夜兼程”。
芦山灾区的不和谐，不过为红十字总会在地方的弱势又添一例。现行架构之下，地方红十字会实质成为当地政府组成机构，并拥有独立于红十字总会之外的募捐账户，部分善款直接纳入地方财政统筹。红十字总会在地方的话语权和资源协调能力十分有限。
虽然按照改革倡导者的设想，通过“改革和完善红十字会内部治理结构”，将最终实现红十字总会与地方红十字会垂直管理。但是，现实中恰与这一逻辑相反，过去三年，四川各级红十字会与政府捆绑得越来越紧，而上下裂隙并无弥合迹象。
在文家碧看来，与行政权力脱钩的改革思路，不具备可操作性，更多是红十字总会出于迎合舆情的考虑。
2008年汶川地震后，四川省红十字会在救灾和重建过程中既是资金枢纽，也是项目执行人，并实现“跨越式”发展。
地震之前，四川省红十字会会长依循惯例，由该省分管医疗卫生的副省长兼任。彼时，该省基层红十字会的机构尚不健全，近七成县级红十字会仍归卫生部门管辖，属于“有组织、没机构”的状态。由于救灾和重建的需要，在四川省委的支持下，县一级红十字会快速发育。据四川省社科院的统计，2012年，四川逾九成县级红十字会都设立独立机构，较灾后重建之初增加了1倍。
由于要对捐赠物资实施监督和督查，四川省红十字会还获准设立了纪检监察岗位和党务工作办公室，职能得以扩张，并增加了编制。2008年，四川省红十字会的编制为20人，此后每年都在扩编，目前编制约为30人。与此相应，四川省财政对红十字会的预算安排逐年增加。据2013年初公布的数据，今年的预算和专项资金安排已达到1000余万元。
然而，人、财、事权的扩大，并没有使四川省红十字会独立性增强，而是越来越向政府组成机构的角色靠近。比如，捐赠账户由地方财政专管和监督，而红十字会成为接收和拨付捐赠资金的“中转站”，捐款的支配权实际掌握在政府手中。
四川省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三年重建过程中，经四川省红十字会接收和拨付的资金达64.3亿元，参与援建项目4630个，捐赠资金主要来自境外、红十字总会、各省红十字会以及对口援建地方的捐赠。
今年1月刚刚卸任的四川省红十字会前常务副会长文家碧强调，捐赠账户由地方财政专管和监督，由政府纪检监察部门在捐款现场审计，资金的接收和拨付由四川省红十字会独立执行。但在实际上，捐赠资金的使用范围已被政府圈定，其定向援助的项目必须符合政府制定的重建项目规划。
具体流程是，灾区基层政府负责搜集和评估重建项目，随后报省政府与省发改委审核，通过后由四川省红十字会协调捐赠方认建。
对于非定向的捐款，其用途亦需听从政府调度。文家碧引述审计报告，重建资金中约有5亿元被纳入四川省财政统一安排，用于重建规划大盘子中的项目。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看来，红十字会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是独立法人。社会将善款捐赠给一个独立法人，即意味着双方建立了合同关系。未经捐赠者同意，将善款转给他人使用，实际违反了合同约定，同时，善款融入财政后，捐赠方难以了解具体的用途。
需要看到，“红十字会花钱、政府决策”的模式并非四川独有。2010年玉树地震的重建中，定向捐赠资金的使用模式与四川相同。四川省红十字会一位人士认为，相比红十字会日常工作中为各笔捐赠自选项目的方式，“认建”的做法更具优越性，他的理由十分实际，“只有符合政府重建规划的项目，在后期执行的过程中，才能在征地、立项等方面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
对此，贾西津表示，“认建”忽视了社会组织在社区重建中的规划参与。实际社区重建不只是一个硬件的配置过程，它必须体现人、社区、文化的和谐，将慈善组织简单作为政府项目的实施者，与其定位初衷相悖。
汶川地震重建的三年，也是四川省红十字会与政府的“蜜月期”。多位省红十字会人士，均能回忆起当时主要领导的到访和慰问。在几次赈灾募捐中，红十字会也几乎包揽了四川省级机关公务员的捐款。
玉树地震期间，为感谢全国各地对四川的支持，当时四川省红十字会获准在四川省委大院内，设立玉树地震的募捐处。在省主要领导牵头下，省委、省政府数十个部门公务员均参与捐款，一天内就募集到10万元资金。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委专门请示国务院，同意在省红十字会机关设立募捐场地，时任省级主要党政官员均到红十字会捐款，加之整合历年捐赠的资金，为日本地震募集了100万元。
在地方红十字会成为政府臂膀之时，红十字总会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却并不顺畅。
汶川地震后，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提供了4.1亿美元资金，定向援建绵竹市几个受灾乡的农舍。地方政府担心因“厚此薄彼”遭相邻地区灾民反对，援建项目被搁置一年之久。为此，国际红十字会三次下发通牒，一度提出“若无法执行就必须退款”。 由于担心一旦退款可能影响国际声誉，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曾亲往四川，谋求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但仍无法推进援建项目。在四川省红十字会拒绝介入的情况下，红十字总会难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沟通。
2009年9月，四川省红十字会领导层完成换届，重新对这个援建项目进行评估，考虑更改方案也将引发灾民、红十字总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不满甚至抵制，权衡之下，着力说服省政府和德阳市政府接受初始方案，最终项目方得以实施。
2012年10月底，中国红十字会改革试点初定青海与四川的消息经媒体流出。外界对其作出积极的解读——中国最大官办社团的改革已进入了实际操作层面。
但是，文家碧证实，四川省红十字会从未申请成为改革试点，在国务院于2012年7月印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后，四川省红十字会也未制定地方的配套改革方案。
其实，在参与红十字会改革设计的学者眼中，四川省红十字会亦并非理想的改革试点，在经历了汶川地震规模的大型灾难后，其与地方政府的联系更深，改革难度更大。
一位接近红十字会改革的人士透露，地方并不支持“与行政权力脱钩”的改革思路，是试点最终归于沉寂的原因。改革的试点工作至今未能启动，推进维艰。
在文家碧看来，与行政权力脱钩的改革思路，不具备可操作性，更多是红十字总会出于迎合舆情的考虑。四川省红十字会一位负责人更援引中国红十字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官方表述，认为“去行政化”有悖于红十字会长远的发展目标。这位人士提到，那次大会是鼓励理顺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鼓励地方红十字会“参公”成为同级政府的组成机构。
上下沟通不畅的现实下，红十字总会试图绕开地方政府和地方红十字会，直接介入援助项目的运作。
2013年4月20日，芦山地震发生。公众对红十字会仍持怀疑态度，募捐并不顺利。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在地震灾区带头捐款后，当场决定将资金捐给四川省慈善总会。
为了重新获得主动权，据知情人透露，今年5月，红十字总会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商定了十六字原则——统一规划、红会优先、独立操作、平行运作。此原则的核心内容有二：所有红十字总会援助的重建项目必须纳入国家的统一规划，并保持同步进度；国家关于重建的统一规划出来后，红十字总会有权优先选择项目，从立项开始到竣工验收，都由其独立运作。
十六字原则在现实中准备落地。按照惯常做法，灾后重建的需求以往都由地方政府搜集汇总，划定援助范围，作为拨款主体的红十字会对项目没有发言权。但此次芦山地震中，情况将有所改变，红十字总会将根据走访情况，结合政府搜集上来的项目信息，来决定参与哪些重建项目。
除去前文提及的直接发放2000万元物资，目前，红十字总会前线指挥部还走访200余个有待重建的项目。来自红十字总会内部的信息，其已与雅安市政府签订了重建的意向书，等国家重建统一规划公布后，如无冲突，意向书就会变成具体协议，其中包括雅安市天全县的三所学校、三所医院和七个生态村。红十字总会在芦山地震期间募集资金，大部分将定向捐赠到重建项目中，并有望由其独立操作。
此外，红十字总会也尝试引入外部力量，以摆脱被“架空”的尴尬。5月10日，四方联盟平台（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下称灾害应对平台）在北京宣布成立。按照红十字总会的描述，灾害应对平台将推动社会组织参与芦山地震救援和重建的信息共享，发挥同类型社会组织的特长和经验，提高社会捐赠资源的使用效率，探索社会组织联合应对灾害的新机制。
四方之一的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下称成都420）是一个集纳了12家成员的社会组织联合体，负责征集筛选社会组织申报的救灾或重建项目，具有较强的一线执行能力。红十字总会对通过筛选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与政府协调沟通，调动社会力量和资源。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学院提供政策咨询、架构搭建等技术和智力支持，南都公益基金会则负责项目设计、招标和评估制度订立等平台能力建设工作。
红十字总会选择成都420并非偶然，亦考虑了合作对象的“政府背景”。成都420作为联合体，其与红十字总会合作的主体是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原主管单位是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420里还曾有共青团四川省委等两家政府背景的成员单位。
灾害应对平台发起人之一、四川工作站主任周晓翔介绍，目前，灾害应对平台的主要工作是灾区调查、项目设计，计划于6月25日开始通过其网站向基层社会组织征集项目。
一位参与平台工作的核心人士认为，红十字总会引入体制外机构支配善款，是希望通过“肥水流向外人田”刺激地方红十字会，倒逼内部改革。
但是，对于红十字总会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合作，四川省红十字会态度并不积极。虽然灾害应对平台的组织架构中，四川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万华和雅安市红十字会会长张云涛均被列为执委会成员，但二人并未实质介入平台运作。
对芦山重建中红十字总会工作方式的变化，四川省红十字会一名人士直言，红十字总会此举很难获得地方的支持。他认为，在当下红十字会系统的管理体制中，红十字总会试图绕过地方红十字会来投放项目资金，是对地方的不尊重。红十字总会想效仿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方法，忘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定位。该人士强调，红十字会是“政府的助手”，而不是“政府的伙伴”。
一些细节也反映出总会与地方并不合拍，平台启动之初，红十字总会向四川省红十字会提出借一辆四驱越野车，供灾害应对平台的工作人员联络灾区使用，但被拒绝。随后改借为租，四川省红十字会提供了一辆芦山地震获捐车辆，但尚未办理牌照，无法上路。最终，红十字总会只得从北京调车入川。
此外，灾害应对平台各方在实际运作中也尚待磨合。其成员方之一就曾抱怨，红十字总会方面认为灾害应对平台是自己出资支持，曾要求平台协调相关社会组织，为红十字总会的重建项目配套服务。
尽管赵白鸽向成都420承诺，平台是第三方独立平台，红十字会是参与者不是领导者，但周晓翔仍担忧，如果合作各方对平台的定位认识存在错位，各有解读，则很难确保合作初衷。他认为，平台独立性和社会组织的自主权是运营的关键，平台成熟后，资金提供方可以多元化，除了红十字总会，还可引入其他的基金会，平台最终应起到撮合出资方和民间组织合作的枢纽作用。
对于这样的尝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教授邓国胜认为，红十字会联合民间组织直接使用资金，独立运作项目，会使得资金用途和去向更为透明，值得肯定，但同时也要警惕“红会优先”带来的不公平因素。
贾西津则直言，相比其他社会组织，为何红十字会有权优先选择国家规划的重建项目？这个行政赋权缺乏法律依据。此外，行政背书将导致重建项目的分配过程缺乏竞争，对其他社会组织不公平，也不利于红十字会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和运作效率。
四川省芦山县飞仙关镇凤凰村的村民，每人从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袋大米、约半桶油，并现场签字确认。
红十字总会直接向受灾民众分发救灾物资，并非惯例。此前，其募集的款物须经地方红十字会划拨灾区，去向多由地方政府主导，难以对外界做到公开透明，这也是红十字会多年来被诟病的问题之一。
在芦山地震的救灾行动中，红十字总会着力做出改变——直接向灾民发放价值2000万元的油和米。此番突破常规的物资划拨，既是源于捐方的意愿，亦为红十字总会的改革践行，试图通过独立运作来保证物款的公开透明。
但是，这一做法未能与地方民政部门达成一致，分歧的代价是，红十字总会在发放过程中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人力、运输支援，只能倚仗有限的人力“日夜兼程”。
芦山灾区的不和谐，不过为红十字总会在地方的弱势又添一例。现行架构之下，地方红十字会实质成为当地政府组成机构，并拥有独立于红十字总会之外的募捐账户，部分善款直接纳入地方财政统筹。红十字总会在地方的话语权和资源协调能力十分有限。
虽然按照改革倡导者的设想，通过“改革和完善红十字会内部治理结构”，将最终实现红十字总会与地方红十字会垂直管理。但是，现实中恰与这一逻辑相反，过去三年，四川各级红十字会与政府捆绑得越来越紧，而上下裂隙并无弥合迹象。
川红会扩张
2008年汶川地震后，四川省红十字会在救灾和重建过程中既是资金枢纽，也是项目执行人，并实现“跨越式”发展。
地震之前，四川省红十字会会长依循惯例，由该省分管医疗卫生的副省长兼任。彼时，该省基层红十字会的机构尚不健全，近七成县级红十字会仍归卫生部门管辖，属于“有组织、没机构”的状态。由于救灾和重建的需要，在四川省委的支持下，县一级红十字会快速发育。据四川省社科院的统计，2012年，四川逾九成县级红十字会都设立独立机构，较灾后重建之初增加了1倍。
由于要对捐赠物资实施监督和督查，四川省红十字会还获准设立了纪检监察岗位和党务工作办公室，职能得以扩张，并增加了编制。2008年，四川省红十字会的编制为20人，此后每年都在扩编，目前编制约为30人。与此相应，四川省财政对红十字会的预算安排逐年增加。据2013年初公布的数据，今年的预算和专项资金安排已达到1000余万元。
然而，人、财、事权的扩大，并没有使四川省红十字会独立性增强，而是越来越向政府组成机构的角色靠近。比如，捐赠账户由地方财政专管和监督，而红十字会成为接收和拨付捐赠资金的“中转站”，捐款的支配权实际掌握在政府手中。
四川省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三年重建过程中，经四川省红十字会接收和拨付的资金达64.3亿元，参与援建项目4630个，捐赠资金主要来自境外、红十字总会、各省红十字会以及对口援建地方的捐赠。
今年1月刚刚卸任的四川省红十字会前常务副会长文家碧强调，捐赠账户由地方财政专管和监督，由政府纪检监察部门在捐款现场审计，资金的接收和拨付由四川省红十字会独立执行。但在实际上，捐赠资金的使用范围已被政府圈定，其定向援助的项目必须符合政府制定的重建项目规划。
具体流程是，灾区基层政府负责搜集和评估重建项目，随后报省政府与省发改委审核，通过后由四川省红十字会协调捐赠方认建。
对于非定向的捐款，其用途亦需听从政府调度。文家碧引述审计报告，重建资金中约有5亿元被纳入四川省财政统一安排，用于重建规划大盘子中的项目。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看来，红十字会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是独立法人。社会将善款捐赠给一个独立法人，即意味着双方建立了合同关系。未经捐赠者同意，将善款转给他人使用，实际违反了合同约定，同时，善款融入财政后，捐赠方难以了解具体的用途。
需要看到，“红十字会花钱、政府决策”的模式并非四川独有。2010年玉树地震的重建中，定向捐赠资金的使用模式与四川相同。四川省红十字会一位人士认为，相比红十字会日常工作中为各笔捐赠自选项目的方式，“认建”的做法更具优越性，他的理由十分实际，“只有符合政府重建规划的项目，在后期执行的过程中，才能在征地、立项等方面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
对此，贾西津表示，“认建”忽视了社会组织在社区重建中的规划参与。实际社区重建不只是一个硬件的配置过程，它必须体现人、社区、文化的和谐，将慈善组织简单作为政府项目的实施者，与其定位初衷相悖。
汶川地震重建的三年，也是四川省红十字会与政府的“蜜月期”。多位省红十字会人士，均能回忆起当时主要领导的到访和慰问。在几次赈灾募捐中，红十字会也几乎包揽了四川省级机关公务员的捐款。
玉树地震期间，为感谢全国各地对四川的支持，当时四川省红十字会获准在四川省委大院内，设立玉树地震的募捐处。在省主要领导牵头下，省委、省政府数十个部门公务员均参与捐款，一天内就募集到10万元资金。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委专门请示国务院，同意在省红十字会机关设立募捐场地，时任省级主要党政官员均到红十字会捐款，加之整合历年捐赠的资金，为日本地震募集了100万元。
在地方红十字会成为政府臂膀之时，红十字总会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却并不顺畅。
上下裂隙
汶川地震后，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中国红十字总会提供了4.1亿美元资金，定向援建绵竹市几个受灾乡的农舍。地方政府担心因“厚此薄彼”遭相邻地区灾民反对，援建项目被搁置一年之久。为此，国际红十字会三次下发通牒，一度提出“若无法执行就必须退款”。 由于担心一旦退款可能影响国际声誉，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曾亲往四川，谋求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但仍无法推进援建项目。在四川省红十字会拒绝介入的情况下，红十字总会难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沟通。
2009年9月，四川省红十字会领导层完成换届，重新对这个援建项目进行评估，考虑更改方案也将引发灾民、红十字总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不满甚至抵制，权衡之下，着力说服省政府和德阳市政府接受初始方案，最终项目方得以实施。
2012年10月底，中国红十字会改革试点初定青海与四川的消息经媒体流出。外界对其作出积极的解读——中国最大官办社团的改革已进入了实际操作层面。
但是，文家碧证实，四川省红十字会从未申请成为改革试点，在国务院于2012年7月印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后，四川省红十字会也未制定地方的配套改革方案。
其实，在参与红十字会改革设计的学者眼中，四川省红十字会亦并非理想的改革试点，在经历了汶川地震规模的大型灾难后，其与地方政府的联系更深，改革难度更大。
一位接近红十字会改革的人士透露，地方并不支持“与行政权力脱钩”的改革思路，是试点最终归于沉寂的原因。改革的试点工作至今未能启动，推进维艰。
在文家碧看来，与行政权力脱钩的改革思路，不具备可操作性，更多是红十字总会出于迎合舆情的考虑。四川省红十字会一位负责人更援引中国红十字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官方表述，认为“去行政化”有悖于红十字会长远的发展目标。这位人士提到，那次大会是鼓励理顺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鼓励地方红十字会“参公”成为同级政府的组成机构。
红总会绕行
上下沟通不畅的现实下，红十字总会试图绕开地方政府和地方红十字会，直接介入援助项目的运作。
2013年4月20日，芦山地震发生。公众对红十字会仍持怀疑态度，募捐并不顺利。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在地震灾区带头捐款后，当场决定将资金捐给四川省慈善总会。
为了重新获得主动权，据知情人透露，今年5月，红十字总会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商定了十六字原则——统一规划、红会优先、独立操作、平行运作。此原则的核心内容有二：所有红十字总会援助的重建项目必须纳入国家的统一规划，并保持同步进度；国家关于重建的统一规划出来后，红十字总会有权优先选择项目，从立项开始到竣工验收，都由其独立运作。
十六字原则在现实中准备落地。按照惯常做法，灾后重建的需求以往都由地方政府搜集汇总，划定援助范围，作为拨款主体的红十字会对项目没有发言权。但此次芦山地震中，情况将有所改变，红十字总会将根据走访情况，结合政府搜集上来的项目信息，来决定参与哪些重建项目。
除去前文提及的直接发放2000万元物资，目前，红十字总会前线指挥部还走访200余个有待重建的项目。来自红十字总会内部的信息，其已与雅安市政府签订了重建的意向书，等国家重建统一规划公布后，如无冲突，意向书就会变成具体协议，其中包括雅安市天全县的三所学校、三所医院和七个生态村。红十字总会在芦山地震期间募集资金，大部分将定向捐赠到重建项目中，并有望由其独立操作。
此外，红十字总会也尝试引入外部力量，以摆脱被“架空”的尴尬。5月10日，四方联盟平台（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下称灾害应对平台）在北京宣布成立。按照红十字总会的描述，灾害应对平台将推动社会组织参与芦山地震救援和重建的信息共享，发挥同类型社会组织的特长和经验，提高社会捐赠资源的使用效率，探索社会组织联合应对灾害的新机制。
四方之一的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下称成都420）是一个集纳了12家成员的社会组织联合体，负责征集筛选社会组织申报的救灾或重建项目，具有较强的一线执行能力。红十字总会对通过筛选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与政府协调沟通，调动社会力量和资源。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学院提供政策咨询、架构搭建等技术和智力支持，南都公益基金会则负责项目设计、招标和评估制度订立等平台能力建设工作。
红十字总会选择成都420并非偶然，亦考虑了合作对象的“政府背景”。成都420作为联合体，其与红十字总会合作的主体是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原主管单位是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420里还曾有共青团四川省委等两家政府背景的成员单位。
灾害应对平台发起人之一、四川工作站主任周晓翔介绍，目前，灾害应对平台的主要工作是灾区调查、项目设计，计划于6月25日开始通过其网站向基层社会组织征集项目。
一位参与平台工作的核心人士认为，红十字总会引入体制外机构支配善款，是希望通过“肥水流向外人田”刺激地方红十字会，倒逼内部改革。
但是，对于红十字总会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合作，四川省红十字会态度并不积极。虽然灾害应对平台的组织架构中，四川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万华和雅安市红十字会会长张云涛均被列为执委会成员，但二人并未实质介入平台运作。
对芦山重建中红十字总会工作方式的变化，四川省红十字会一名人士直言，红十字总会此举很难获得地方的支持。他认为，在当下红十字会系统的管理体制中，红十字总会试图绕过地方红十字会来投放项目资金，是对地方的不尊重。红十字总会想效仿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方法，忘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定位。该人士强调，红十字会是“政府的助手”，而不是“政府的伙伴”。
一些细节也反映出总会与地方并不合拍，平台启动之初，红十字总会向四川省红十字会提出借一辆四驱越野车，供灾害应对平台的工作人员联络灾区使用，但被拒绝。随后改借为租，四川省红十字会提供了一辆芦山地震获捐车辆，但尚未办理牌照，无法上路。最终，红十字总会只得从北京调车入川。
此外，灾害应对平台各方在实际运作中也尚待磨合。其成员方之一就曾抱怨，红十字总会方面认为灾害应对平台是自己出资支持，曾要求平台协调相关社会组织，为红十字总会的重建项目配套服务。
尽管赵白鸽向成都420承诺，平台是第三方独立平台，红十字会是参与者不是领导者，但周晓翔仍担忧，如果合作各方对平台的定位认识存在错位，各有解读，则很难确保合作初衷。他认为，平台独立性和社会组织的自主权是运营的关键，平台成熟后，资金提供方可以多元化，除了红十字总会，还可引入其他的基金会，平台最终应起到撮合出资方和民间组织合作的枢纽作用。
对于这样的尝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教授邓国胜认为，红十字会联合民间组织直接使用资金，独立运作项目，会使得资金用途和去向更为透明，值得肯定，但同时也要警惕“红会优先”带来的不公平因素。
贾西津则直言，相比其他社会组织，为何红十字会有权优先选择国家规划的重建项目？这个行政赋权缺乏法律依据。此外，行政背书将导致重建项目的分配过程缺乏竞争，对其他社会组织不公平，也不利于红十字会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力和运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