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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藏当兵24年，现在离开西藏整整20年了。在这20年中，我对西藏的眷恋一日也没停止过。一直以来，我把西藏看作第二故乡，并自豪地称自己是西藏人。前不久，在云南大理机场候机时，对面坐着一位头戴毡帽、脸色黝黑的中年男子，我一眼就认出他是藏族同胞。我仿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迎上去主动招呼他。果不出我所料，这位中年男子正是西藏阿里人，经他自我介绍得知他叫巴登。我们聊得很火热，从阿里的古格王朝遗址讲到狮泉河镇的植树，从阿里机场聊到阿里公路……
我告诉巴登，我曾经在阿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为的是修建一座桥，这座桥叫归桑河大桥。当时，我所在的武警交通部队承担着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和中尼公路（中国至尼泊尔）的修建、改建和保通任务，官兵们常年工作生活在高山缺氧、气候恶劣、环境异常艰苦的雪域高原，抱着建设边疆、繁荣西藏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倒下一批又一批战友，建成一条又一条公路和一座又一座桥梁。20世纪80年代末，上级要求我们武警交通二支队从中尼公路调派一个营的兵力，到西新公路（西藏至新疆）承担归桑河大桥的修建任务。从此，我与阿里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听了我的介绍，巴登与我更加亲近了。他说，他常走归桑河大桥，听说是部队修建的，还牺牲了两位战士。说到此，巴登—下子站起来，紧握着我的双手，一个劲地说，感谢你们，感谢亲人解放军！你们为我们阿里修路架桥，做了很多善事好事，阿里老百姓忘不了你们的恩情啊。
这时，广播里传来了登机的消息，我和巴登依依不合地挥手告别。在飞机上，刚才与巴登的一席交谈，勾起了我对阿里的深情回忆……
一
在西藏，有一个神秘的地方，无论在人们的想象中还是现实中，离我们都很遥远，这个地方就是西藏的阿里。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4500米，因其环境异常艰苦而闻名。1986年，部队接到阿里归桑河大桥的修建任务，我带着工程技术人员打前站，开展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我们一行5人从拉萨出发，当晚住在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城。拉萨距拉孜400多千米，沿途公路全部铺盖柏油，往来车辆较少，我们很轻松地跑完了这段路。第二天，离开拉孜县城，柏油路突然从眼前消失，我们驶上了坎坷不平的灰土公路，常在西藏跑车的人把这样的路称为“光辉路”。上了“光辉路”，丰田车的速度再也提不起来了，尤其是遇到“搓板路”，车身强烈地抖动起来，司机如果不牢牢地把握住方向盘，就会有翻车的危险。路上我们饱尝了“光辉路”的厉害，车子卷起的灰尘呛得我们气喘吁吁，每个人都变成了“白毛女”。
過了萨迦，进入仲巴县境内，我们便无路可走了。这里已经没有像样的公路，我们只能在沼泽地里寻找过往车辆留下的时隐时现的痕迹，直到夜里12点多，我们才赶到仲巴县城。说是县城，其实还赶不上内地的一个村庄，我们绕着小镇转了一圈，只有一家饭馆还亮着灯。餐馆里，几个藏族小伙子正在兴高采烈地喝啤酒，见到我们这些深夜来客，他们甚是高兴，热情邀请我们喝酒。尽管我们已经身心俱疲，没有喝酒的胃口，但是盛情难却。小伙子们频频向我们敬酒，大有相见恨晚之情。大家你来我往，一会就喝掉了一箱啤酒，我们有些招架不住了。饭店服务员是个四川姑娘，她很善解人意，说我们长途跋涉，非常辛苦，不能喝醉了，极力劝住小伙子们的敬酒，为我们解了围。
在这位四川姑娘的指点下，我们来到县委招待所登记住宿。这时又遇到了一件尴尬事，说是招待所，其实只有一间客房，钥匙掌管在县委书记手里。深更半夜，怎么好去找书记呢？看门的藏族老大爷不会讲汉语，但他看出了我们的难处，主动把书记叫来了。书记告诉我们，招待所的房间是为地厅级干部准备的。我们的副参谋长马上反应过来，连忙说我们政委是副师职，相当于地方副专员。这时，书记才把房门打开。为这事我责怪了副参谋长不该欺骗这位书记，其实我只是个正团职。不过，当时如果实话实说，我们只能“守公路”了。
客房除了简陋不说，里面的羊膻味很浓，呛得我们捂着鼻子不敢出大气。打开被子，更是令人不敢相信，上面油渍斑斑，爬满了跳蚤。尽管已经毫无睡意，但是，一天的疲劳使我们无法抵抗瞌睡的袭击，大家用棉衣捂着头很快进入了梦乡。
早晨，一辆马车驮着一桶水停在我们门前，赶车的藏族小伙子告诉我们，书记吩咐他来给我们送水，并向我们解释：现在的仲巴县城是刚从60千米以外迁移来的，老县城在风沙暴的侵袭下，已经被埋没了。新县城正在建设中，打了几口井都没有水，全城人吃水、用水都要到3千米以外的小河里去拉。我们终于明白了招待所的被子为何“蓬头垢面”。
离开仲巴县城，再走50千米，我们就要踏上阿里的土地了。路越来越难走，海拔越来越高，高耸入云、绵延不断的雪山离我们也越来越近。我们在心里祈祷，希望今天能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阿里归桑河乡。然而，不仅祈祷未给我们带来福祉，还有更大的困难在前面等着我们。
出了仲马县城两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进入雪域阿里。丰田越野车在阿里巨大的山脉谷地中穿行，翻不完的大山，涉不完的河流，满目是戈壁荒滩、稀疏的草地和巍巍雪山。我们乘坐的汽车就像一只甲壳虫在山川间蠕动，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我们显得那样渺小和脆弱。那是七月的天气，有时阳光灿烂，蓝天白云下的冈底斯山与喜马拉雅山尽收眼底;有时大雨滂沱，道路被冲，汽车不得不顺着河道行进，好似漂浮在水上的船;有时又下起冰雹和小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噼里啪啦作响。连日的颠簸和劳累，让我们感到极度疲惫，除司机不得不睁大眼睛集中精力外，其余人都东倒西歪，酣然入睡，任凭汽车颠来抖去。不知什么时候，车子已经停了下来，并发出阵阵轰鸣声，把我们从睡眠中惊醒。糟糕，我们陷在沼泽地里了。
司机小逯是青藏高原的“老把式”，对付复杂路况很有一套办法，他像大海中航行的舵手一样，一会儿加速前行，一会儿又缓慢倒退，如此反复多次，不仅未能冲出泥沼，反而越陷越深。我们全都下车，有的挖车轮下的稀泥，有的搬石头垫路，足足折腾两个多小时，车子还是有气无力地趴在那里不听使唤。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过往车辆的援助。然而，太阳渐渐西下，茫茫草原上除了我们孤零零的身影外，连藏族牧民也难觅踪迹。看来，我们今晚注定要“守公路”，住“汽车大厦”了。 在青藏高原上行车，“守公路”是常有的事，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但是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晚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事……
随着夜幕的降临，我们用干粮和矿泉水打发了饥饿的肚皮后，便各自躺在座位上睡觉。半夜时分，小逯突然紧张地叫醒我们，说是听到了狼嗥声。我们被惊出一身冷汗，睡意全无。我们仔细地观察车外动静，发现夜幕下飘散着幽幽的绿色光点，像“鬼火”一样令人毛骨悚然，侧耳细听，头狼发出低沉的吼叫，似乎是在召唤同伴。凭着我在青藏高原多年的经验判断，我们被狼群包围了。我要求大家不要慌乱，并把随身携带的一支冲锋枪和手枪压上子弹，做好准备。在狼群没有攻击之前，是不能开枪的，因为只有十几发子弹，如果贸然开枪，必将招来更多狼的围攻，后果不堪设想。
狼群在算计着我们，我们也在想办法对付它们。我曾经在青藏公路楚玛尔河附近与狼较量过。那是1986年，为了修建楚玛尔河大桥，我带领一个十多人的先遣部队驻扎在楚玛尔河。一天夜里，近百只狼包围了我们的帐篷，向我们发起疯狂的攻击。战士们用点燃的喷灯烧火冲向狼群，并把蘸上汽油的棉衣棉被点燃后扔向狼群，将很多狼的皮毛烧焦，终于将其击退，真正是狼狈不堪。
有了那次的经验，我不再畏惧它们。我叫小逯发动汽车，打开大灯，防止这些家伙用头撞击挡风玻璃。同时，紧闭车窗，与狼群形成了对峙局面。
狼群围着车子来回走动，急躁不安，有少数大胆的狼已经靠近我们，并发出抓咬汽车轮胎的声音，它们有些迫不及待了。狼的攻击性是很强的，一旦确定进攻目标，就会不顾性命。贾平凹在《怀念狼》一书中，对狼的本性做了很精彩的描写，他认为狼既凶残，又狡黠，并生来具有预警功能，且复仇意识特别强烈，在攻击对手时会有相當大的把握取得胜算。看来今晚它们并无胜算，或者已经嗅到了火药味，所以迟迟不敢轻举妄动。
时间在僵持中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色慢慢放亮，有的狼在失望中开始撤退。这时，我们听到草原上传来藏民猎犬的狂吠声，狼群听到它们克星的声音后，彻底溃散了。
狼群义务为我们站了一夜的岗，原指望美食一顿，实则一无所获，还空耗了体力和精力，在无奈和愤怒中丢下满地粪便以示报复。
天明后，在藏族牧民的帮助下，我们逃出了沼泽地。当天晚上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阿里归桑河。在归桑河，又发生了一些令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
三
从拉萨到阿里归桑河的路程虽然只有1000多千米，却整整走了4天。归桑河是阿里地区的一个乡，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环境极为艰苦。部队的少数工程技术人员已于前期到达，指挥所驻扎在一个叫作巴巴拉山的脚下，周围除了一座接一座的雪山，就是累年积月被风吹得光秃秃、圆溜溜的石头，偶见几棵骆驼刺草，也显得无精无神。前段时间，由于雪山解冻冰融，归桑河河水暴涨，交通中断了两个多月，十多名官兵几乎与外界隔绝，他们看不上电视，收不到广播，更见不到报纸。从拉萨来的蔬菜吃完后，压缩菜和罐头成了唯一的菜肴，因为缺氧和缺少维生素，官兵们指甲凹陷，嘴唇开裂。他们对我说，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去拉萨饱览—下绿色，饱食一顿新鲜蔬菜，看三天三夜电视，过把电视瘾。
在归桑河，战士们给我讲了很多雪山见闻。他们告诉我，山上有雪人的足迹和粪便。对此，我表示怀疑。于是，他们便拉着我到现场去看。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攀登到巴巴拉山的一个避风朝阳的雪坪上，在那里，常年不化的积雪上确实有一串大脚印，还有已经干燥的粪便。脚印大约有40厘米长、15厘米宽，与人的脚印十分相似，但人的脚印无论如何没有这么大，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人的脚印。我们使劲踏开地上硬邦邦的粪便，里面除了包裹着杂草之类的东西外，竟然还有小砾石。在粪便旁，我们还发现了两根一尺多长的红色毛发，这一点更加证实了战士们关于雪人的猜测。到拉萨后，为这事，我专门请教了研究西藏历史的专家，他们告诉我，史书上确有阿里地区雪人的记载，当地群众也反映，他们目睹过雪人的存在。但由于天高地远，人们无法进行考证，只有待后人去求证了。
早就听说阿里有一神湖，非常奇妙，这次当然不能错过一睹为快的机会。我们在乡武装部长多杰的陪同下，来到察雍湖。阳光下的察雍湖风平浪静，湖水色如靛蓝，周围雪山倒影清晰可见。这湖并不很大，但由于众雪山的拥抱，使其显得神秘而矜持。多杰告诉我们，藏族同胞非常崇拜察雍湖，把她当作神灵来敬奉，他们认为神湖能够带来福祉，并能预测人的来生。怀着一种好奇心理，我们按照多杰的指点，先将一枚一元的硬币抛向湖面，如果硬币沉没水中，表明投币人命薄福浅;反之，硬币浮在水面，那定是有福之人。我们一行5人有3人所投之币浮于水面，多杰高兴得直鼓掌。不过，我想硬币之所以能够浮于水面，大概是湖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密度较高所致。多杰还告诉我们，今天湖面风平浪静，正是观看人生来世的好时机，只要我们静心等待，湖面上定会显现出自己来世的光景。我们都是军人，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会相信来生的说法。但出于对藏传佛教的尊重，自然不便多言。
我们一行原计划在阿里多住一段时间，后来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我们不得不提前返回拉萨。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官兵们经过一天的劳累，早早地进入了梦乡。半夜时分，不知谁突然大叫狼来了，帐篷里的其他战友迅速从被窝里钻出来，黑灯瞎火地投入到打狼行动中。一顿折腾之后，大家才发现从帐篷里赶出来的不是狼，而是几条野狗。原来，帐篷的门被风吹开，野狗钻进来觅食，被睡梦中的战士误认为是狼。西藏的野狗特别多，成群结队，到处觅食，为了争夺食物，互相撕咬，几乎每晚都是狂吠不止，搅得人心里发毛。大概是由于“半夜驱狗”受了凉，第二天随我一起来的警务股长小邵患了急性肺水肿，病情十分严重。在西藏，肺水肿可是要命的病。军医告诉我，附近没有医院，狮泉河医院的医疗条件很差，必须立即送往拉萨救治。路上，小邵面部青紫，呼吸困难，汗珠像黄豆粒般顺着脸颊往下滚。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凭着顽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抗争。突然，小邵对我说：“政委，我感觉自己情况不好，可能不行了。我如果死了，请您一定要找人帮我爱人在拉萨找份工作，让她把孩子带大。”我们所有人的眼圈都红了。我知道，小邵的爱人从甘肃随军到部队，一直没有工作，家庭比较困难。我说：“你没事的，就是感冒，不要想多了，一定要坚持。”话虽这么说，我还是为小邵捏了一把汗，因为在西藏感冒引发肺水肿或脑水肿，那就是不治之症。为了减轻小邵的痛苦，大家不停地唱歌、讲故事。我们日夜兼程，除了为汽车加油、给司机买干粮外一直都在疯狂地赶路。最苦的要算司机小逯，为了驱除瞌睡，使劲往太阳穴上抹风油精，有时实在困得无法支撑，就趴在方向盘上打个盹。经过三天两夜的苦奔，我们终于将小邵送到拉萨。在医院，医生警告说，如果再迟一两个小时的话，生命难保。据说，人在突发情况下，能发挥生命的最大极限，小邵能活着走出阿里，小逯能在6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的情况下将我们安全送到拉萨，这些确实是挑战了生命的极限。 在大桥吊装过程中，钢丝绳卡在滑轮里，卷扬机无论是顺转还是倒转，钢丝绳就是出不来。6吨重的腹拱悬在19米高的空中，下面是十几吨待装的腹拱。腹拱悬挂时间过长就会有塌下来的危险，那样，下面的十几吨腹拱就会毁于一旦。大家—下子都紧张起来，头上渗出了汗珠。排长王勇二话不说，勇敢地爬上了空中的吊装天线，天线在空中摇摆不定，下面是浊浪翻腾的河水。在这岌岌可危的天线上，王勇双手死死抓住钢丝绳，一边在空中荡着“秋千”，一边用牙齿一点一点地啃出卡在滑轮里的钢丝。滑轮终于又能轉动了，王勇牙龈肿得合不了嘴，被钢丝扎破的双手流着血，他用手绢把手一缠，又走上了自己的岗位。
阿里的夜晚，气温降到了零下30℃。为了确保浇筑的大梁不被冻坏，战士们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很多措施，有的把破旧帐篷包在大梁上，有的把旧棉袄、旧军被覆盖在大梁上，还有的战士夜里主动加班，守在搭建的木棚里，不停地烧喷灯，为大梁“加温”。
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夜晚，技术员刘超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惦记着白天刚吊装的一组横梁可能质量有问题。于是，他披衣下床，打着电筒上了工地。刺骨的寒风冻得他直打颤。当他爬上白天刚吊装的大梁时，发现他担心的那组横梁果然偏离主梁二三厘米，如不及时纠正，将给大桥施工埋下隐患。他深感自责，想着第二天一定要抓紧解决。当他准备返回时，一只脚不慎踏空，掉进归桑河里。与刘超同住一个帐篷的材料员小马夜里起来上厕所，发现刘超的床是空的，以为他上厕所去了。可是，在厕所没见到他。小马马上报告了连长和指导员。连队紧急集合，三人一组分头寻找。终于在离大桥70米远的河边找到了刘超。刘超落水后，拼命往岸边游，并依靠皮大衣的浮力爬到岸边，但终因极度寒冷冻得昏迷过去。大家一声声呼唤着：“技术员，你醒醒。”军医进行了紧急施救，刘超慢慢地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是：“横梁出问题了。”连长决定，立即将刘超送往拉萨医院救治。经过三天两夜的颠簸，到达拉萨人民医院后，刘超终因严重受冻和途中延误，光荣牺牲。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工地上的官兵悲痛万分，全体鸣枪为刘超送行。
工地的生活极其艰苦，战士们喝的是浑浊的河水，吃的是海带、土豆和“雪菜”罐头。有时道路中断，战士们只能吃盐水泡米饭了。但他们却要承担着比常人重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体力劳动。他们忍辱负重，甘当人民的孺子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却是奶。
1989年中秋节那天，二连的炊事员们愁眉不展。连队就剩下几个“雪菜”罐头，这节可怎么过呀？新战士王春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他想到归桑河里抓几条鱼回来，在中秋之夜让劳苦了半年的战友们喝上一碗鲜鱼汤。然而，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友们找遍了河边和工地的沟沟坎坎，也不见他的人影。12天后，战友们才在离归桑河大桥约3千米的地方，找到了他的遗体。他的身体还保持着趴在沙滩上的姿势，右耳紧紧地贴在地上，是在听战友们放炮的轰轰声，还是在听大桥吊装的口哨声？他的手臂向前伸着，是想捧起那圆圆的月亮，还是想扑向妈妈的怀抱？他还年轻，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去。他是那么地热爱生活，热爱这片土地呀！
经过半年多顽强拼搏，归桑河大桥终于竣工了。战友们相互拥抱在一起洒下了热泪，那是激动的泪，是胜利的泪。大桥凝聚着他们的泪水，他们的鲜血，他们对西藏人民无限的爱！
我告诉巴登，我曾经在阿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为的是修建一座桥，这座桥叫归桑河大桥。当时，我所在的武警交通部队承担着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和中尼公路（中国至尼泊尔）的修建、改建和保通任务，官兵们常年工作生活在高山缺氧、气候恶劣、环境异常艰苦的雪域高原，抱着建设边疆、繁荣西藏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倒下一批又一批战友，建成一条又一条公路和一座又一座桥梁。20世纪80年代末，上级要求我们武警交通二支队从中尼公路调派一个营的兵力，到西新公路（西藏至新疆）承担归桑河大桥的修建任务。从此，我与阿里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听了我的介绍，巴登与我更加亲近了。他说，他常走归桑河大桥，听说是部队修建的，还牺牲了两位战士。说到此，巴登—下子站起来，紧握着我的双手，一个劲地说，感谢你们，感谢亲人解放军！你们为我们阿里修路架桥，做了很多善事好事，阿里老百姓忘不了你们的恩情啊。
这时，广播里传来了登机的消息，我和巴登依依不合地挥手告别。在飞机上，刚才与巴登的一席交谈，勾起了我对阿里的深情回忆……
一
在西藏，有一个神秘的地方，无论在人们的想象中还是现实中，离我们都很遥远，这个地方就是西藏的阿里。阿里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4500米，因其环境异常艰苦而闻名。1986年，部队接到阿里归桑河大桥的修建任务，我带着工程技术人员打前站，开展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我们一行5人从拉萨出发，当晚住在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城。拉萨距拉孜400多千米，沿途公路全部铺盖柏油，往来车辆较少，我们很轻松地跑完了这段路。第二天，离开拉孜县城，柏油路突然从眼前消失，我们驶上了坎坷不平的灰土公路，常在西藏跑车的人把这样的路称为“光辉路”。上了“光辉路”，丰田车的速度再也提不起来了，尤其是遇到“搓板路”，车身强烈地抖动起来，司机如果不牢牢地把握住方向盘，就会有翻车的危险。路上我们饱尝了“光辉路”的厉害，车子卷起的灰尘呛得我们气喘吁吁，每个人都变成了“白毛女”。
過了萨迦，进入仲巴县境内，我们便无路可走了。这里已经没有像样的公路，我们只能在沼泽地里寻找过往车辆留下的时隐时现的痕迹，直到夜里12点多，我们才赶到仲巴县城。说是县城，其实还赶不上内地的一个村庄，我们绕着小镇转了一圈，只有一家饭馆还亮着灯。餐馆里，几个藏族小伙子正在兴高采烈地喝啤酒，见到我们这些深夜来客，他们甚是高兴，热情邀请我们喝酒。尽管我们已经身心俱疲，没有喝酒的胃口，但是盛情难却。小伙子们频频向我们敬酒，大有相见恨晚之情。大家你来我往，一会就喝掉了一箱啤酒，我们有些招架不住了。饭店服务员是个四川姑娘，她很善解人意，说我们长途跋涉，非常辛苦，不能喝醉了，极力劝住小伙子们的敬酒，为我们解了围。
在这位四川姑娘的指点下，我们来到县委招待所登记住宿。这时又遇到了一件尴尬事，说是招待所，其实只有一间客房，钥匙掌管在县委书记手里。深更半夜，怎么好去找书记呢？看门的藏族老大爷不会讲汉语，但他看出了我们的难处，主动把书记叫来了。书记告诉我们，招待所的房间是为地厅级干部准备的。我们的副参谋长马上反应过来，连忙说我们政委是副师职，相当于地方副专员。这时，书记才把房门打开。为这事我责怪了副参谋长不该欺骗这位书记，其实我只是个正团职。不过，当时如果实话实说，我们只能“守公路”了。
客房除了简陋不说，里面的羊膻味很浓，呛得我们捂着鼻子不敢出大气。打开被子，更是令人不敢相信，上面油渍斑斑，爬满了跳蚤。尽管已经毫无睡意，但是，一天的疲劳使我们无法抵抗瞌睡的袭击，大家用棉衣捂着头很快进入了梦乡。
早晨，一辆马车驮着一桶水停在我们门前，赶车的藏族小伙子告诉我们，书记吩咐他来给我们送水，并向我们解释：现在的仲巴县城是刚从60千米以外迁移来的，老县城在风沙暴的侵袭下，已经被埋没了。新县城正在建设中，打了几口井都没有水，全城人吃水、用水都要到3千米以外的小河里去拉。我们终于明白了招待所的被子为何“蓬头垢面”。
离开仲巴县城，再走50千米，我们就要踏上阿里的土地了。路越来越难走，海拔越来越高，高耸入云、绵延不断的雪山离我们也越来越近。我们在心里祈祷，希望今天能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阿里归桑河乡。然而，不仅祈祷未给我们带来福祉，还有更大的困难在前面等着我们。
出了仲马县城两个多小时以后，我们进入雪域阿里。丰田越野车在阿里巨大的山脉谷地中穿行，翻不完的大山，涉不完的河流，满目是戈壁荒滩、稀疏的草地和巍巍雪山。我们乘坐的汽车就像一只甲壳虫在山川间蠕动，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我们显得那样渺小和脆弱。那是七月的天气，有时阳光灿烂，蓝天白云下的冈底斯山与喜马拉雅山尽收眼底;有时大雨滂沱，道路被冲，汽车不得不顺着河道行进，好似漂浮在水上的船;有时又下起冰雹和小雪，打在汽车的玻璃上，噼里啪啦作响。连日的颠簸和劳累，让我们感到极度疲惫，除司机不得不睁大眼睛集中精力外，其余人都东倒西歪，酣然入睡，任凭汽车颠来抖去。不知什么时候，车子已经停了下来，并发出阵阵轰鸣声，把我们从睡眠中惊醒。糟糕，我们陷在沼泽地里了。
司机小逯是青藏高原的“老把式”，对付复杂路况很有一套办法，他像大海中航行的舵手一样，一会儿加速前行，一会儿又缓慢倒退，如此反复多次，不仅未能冲出泥沼，反而越陷越深。我们全都下车，有的挖车轮下的稀泥，有的搬石头垫路，足足折腾两个多小时，车子还是有气无力地趴在那里不听使唤。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过往车辆的援助。然而，太阳渐渐西下，茫茫草原上除了我们孤零零的身影外，连藏族牧民也难觅踪迹。看来，我们今晚注定要“守公路”，住“汽车大厦”了。 在青藏高原上行车，“守公路”是常有的事，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但是始料不及的是，这一晚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事……
随着夜幕的降临，我们用干粮和矿泉水打发了饥饿的肚皮后，便各自躺在座位上睡觉。半夜时分，小逯突然紧张地叫醒我们，说是听到了狼嗥声。我们被惊出一身冷汗，睡意全无。我们仔细地观察车外动静，发现夜幕下飘散着幽幽的绿色光点，像“鬼火”一样令人毛骨悚然，侧耳细听，头狼发出低沉的吼叫，似乎是在召唤同伴。凭着我在青藏高原多年的经验判断，我们被狼群包围了。我要求大家不要慌乱，并把随身携带的一支冲锋枪和手枪压上子弹，做好准备。在狼群没有攻击之前，是不能开枪的，因为只有十几发子弹，如果贸然开枪，必将招来更多狼的围攻，后果不堪设想。
狼群在算计着我们，我们也在想办法对付它们。我曾经在青藏公路楚玛尔河附近与狼较量过。那是1986年，为了修建楚玛尔河大桥，我带领一个十多人的先遣部队驻扎在楚玛尔河。一天夜里，近百只狼包围了我们的帐篷，向我们发起疯狂的攻击。战士们用点燃的喷灯烧火冲向狼群，并把蘸上汽油的棉衣棉被点燃后扔向狼群，将很多狼的皮毛烧焦，终于将其击退，真正是狼狈不堪。
有了那次的经验，我不再畏惧它们。我叫小逯发动汽车，打开大灯，防止这些家伙用头撞击挡风玻璃。同时，紧闭车窗，与狼群形成了对峙局面。
狼群围着车子来回走动，急躁不安，有少数大胆的狼已经靠近我们，并发出抓咬汽车轮胎的声音，它们有些迫不及待了。狼的攻击性是很强的，一旦确定进攻目标，就会不顾性命。贾平凹在《怀念狼》一书中，对狼的本性做了很精彩的描写，他认为狼既凶残，又狡黠，并生来具有预警功能，且复仇意识特别强烈，在攻击对手时会有相當大的把握取得胜算。看来今晚它们并无胜算，或者已经嗅到了火药味，所以迟迟不敢轻举妄动。
时间在僵持中一分一秒地过去。天色慢慢放亮，有的狼在失望中开始撤退。这时，我们听到草原上传来藏民猎犬的狂吠声，狼群听到它们克星的声音后，彻底溃散了。
狼群义务为我们站了一夜的岗，原指望美食一顿，实则一无所获，还空耗了体力和精力，在无奈和愤怒中丢下满地粪便以示报复。
天明后，在藏族牧民的帮助下，我们逃出了沼泽地。当天晚上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阿里归桑河。在归桑河，又发生了一些令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
三
从拉萨到阿里归桑河的路程虽然只有1000多千米，却整整走了4天。归桑河是阿里地区的一个乡，平均海拔4700米以上，环境极为艰苦。部队的少数工程技术人员已于前期到达，指挥所驻扎在一个叫作巴巴拉山的脚下，周围除了一座接一座的雪山，就是累年积月被风吹得光秃秃、圆溜溜的石头，偶见几棵骆驼刺草，也显得无精无神。前段时间，由于雪山解冻冰融，归桑河河水暴涨，交通中断了两个多月，十多名官兵几乎与外界隔绝，他们看不上电视，收不到广播，更见不到报纸。从拉萨来的蔬菜吃完后，压缩菜和罐头成了唯一的菜肴，因为缺氧和缺少维生素，官兵们指甲凹陷，嘴唇开裂。他们对我说，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去拉萨饱览—下绿色，饱食一顿新鲜蔬菜，看三天三夜电视，过把电视瘾。
在归桑河，战士们给我讲了很多雪山见闻。他们告诉我，山上有雪人的足迹和粪便。对此，我表示怀疑。于是，他们便拉着我到现场去看。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攀登到巴巴拉山的一个避风朝阳的雪坪上，在那里，常年不化的积雪上确实有一串大脚印，还有已经干燥的粪便。脚印大约有40厘米长、15厘米宽，与人的脚印十分相似，但人的脚印无论如何没有这么大，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人的脚印。我们使劲踏开地上硬邦邦的粪便，里面除了包裹着杂草之类的东西外，竟然还有小砾石。在粪便旁，我们还发现了两根一尺多长的红色毛发，这一点更加证实了战士们关于雪人的猜测。到拉萨后，为这事，我专门请教了研究西藏历史的专家，他们告诉我，史书上确有阿里地区雪人的记载，当地群众也反映，他们目睹过雪人的存在。但由于天高地远，人们无法进行考证，只有待后人去求证了。
早就听说阿里有一神湖，非常奇妙，这次当然不能错过一睹为快的机会。我们在乡武装部长多杰的陪同下，来到察雍湖。阳光下的察雍湖风平浪静，湖水色如靛蓝，周围雪山倒影清晰可见。这湖并不很大，但由于众雪山的拥抱，使其显得神秘而矜持。多杰告诉我们，藏族同胞非常崇拜察雍湖，把她当作神灵来敬奉，他们认为神湖能够带来福祉，并能预测人的来生。怀着一种好奇心理，我们按照多杰的指点，先将一枚一元的硬币抛向湖面，如果硬币沉没水中，表明投币人命薄福浅;反之，硬币浮在水面，那定是有福之人。我们一行5人有3人所投之币浮于水面，多杰高兴得直鼓掌。不过，我想硬币之所以能够浮于水面，大概是湖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密度较高所致。多杰还告诉我们，今天湖面风平浪静，正是观看人生来世的好时机，只要我们静心等待，湖面上定会显现出自己来世的光景。我们都是军人，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会相信来生的说法。但出于对藏传佛教的尊重，自然不便多言。
我们一行原计划在阿里多住一段时间，后来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我们不得不提前返回拉萨。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官兵们经过一天的劳累，早早地进入了梦乡。半夜时分，不知谁突然大叫狼来了，帐篷里的其他战友迅速从被窝里钻出来，黑灯瞎火地投入到打狼行动中。一顿折腾之后，大家才发现从帐篷里赶出来的不是狼，而是几条野狗。原来，帐篷的门被风吹开，野狗钻进来觅食，被睡梦中的战士误认为是狼。西藏的野狗特别多，成群结队，到处觅食，为了争夺食物，互相撕咬，几乎每晚都是狂吠不止，搅得人心里发毛。大概是由于“半夜驱狗”受了凉，第二天随我一起来的警务股长小邵患了急性肺水肿，病情十分严重。在西藏，肺水肿可是要命的病。军医告诉我，附近没有医院，狮泉河医院的医疗条件很差，必须立即送往拉萨救治。路上，小邵面部青紫，呼吸困难，汗珠像黄豆粒般顺着脸颊往下滚。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凭着顽强的毅力与病魔作抗争。突然，小邵对我说：“政委，我感觉自己情况不好，可能不行了。我如果死了，请您一定要找人帮我爱人在拉萨找份工作，让她把孩子带大。”我们所有人的眼圈都红了。我知道，小邵的爱人从甘肃随军到部队，一直没有工作，家庭比较困难。我说：“你没事的，就是感冒，不要想多了，一定要坚持。”话虽这么说，我还是为小邵捏了一把汗，因为在西藏感冒引发肺水肿或脑水肿，那就是不治之症。为了减轻小邵的痛苦，大家不停地唱歌、讲故事。我们日夜兼程，除了为汽车加油、给司机买干粮外一直都在疯狂地赶路。最苦的要算司机小逯，为了驱除瞌睡，使劲往太阳穴上抹风油精，有时实在困得无法支撑，就趴在方向盘上打个盹。经过三天两夜的苦奔，我们终于将小邵送到拉萨。在医院，医生警告说，如果再迟一两个小时的话，生命难保。据说，人在突发情况下，能发挥生命的最大极限，小邵能活着走出阿里，小逯能在6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的情况下将我们安全送到拉萨，这些确实是挑战了生命的极限。 在大桥吊装过程中，钢丝绳卡在滑轮里，卷扬机无论是顺转还是倒转，钢丝绳就是出不来。6吨重的腹拱悬在19米高的空中，下面是十几吨待装的腹拱。腹拱悬挂时间过长就会有塌下来的危险，那样，下面的十几吨腹拱就会毁于一旦。大家—下子都紧张起来，头上渗出了汗珠。排长王勇二话不说，勇敢地爬上了空中的吊装天线，天线在空中摇摆不定，下面是浊浪翻腾的河水。在这岌岌可危的天线上，王勇双手死死抓住钢丝绳，一边在空中荡着“秋千”，一边用牙齿一点一点地啃出卡在滑轮里的钢丝。滑轮终于又能轉动了，王勇牙龈肿得合不了嘴，被钢丝扎破的双手流着血，他用手绢把手一缠，又走上了自己的岗位。
阿里的夜晚，气温降到了零下30℃。为了确保浇筑的大梁不被冻坏，战士们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很多措施，有的把破旧帐篷包在大梁上，有的把旧棉袄、旧军被覆盖在大梁上，还有的战士夜里主动加班，守在搭建的木棚里，不停地烧喷灯，为大梁“加温”。
在一个异常寒冷的夜晚，技术员刘超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惦记着白天刚吊装的一组横梁可能质量有问题。于是，他披衣下床，打着电筒上了工地。刺骨的寒风冻得他直打颤。当他爬上白天刚吊装的大梁时，发现他担心的那组横梁果然偏离主梁二三厘米，如不及时纠正，将给大桥施工埋下隐患。他深感自责，想着第二天一定要抓紧解决。当他准备返回时，一只脚不慎踏空，掉进归桑河里。与刘超同住一个帐篷的材料员小马夜里起来上厕所，发现刘超的床是空的，以为他上厕所去了。可是，在厕所没见到他。小马马上报告了连长和指导员。连队紧急集合，三人一组分头寻找。终于在离大桥70米远的河边找到了刘超。刘超落水后，拼命往岸边游，并依靠皮大衣的浮力爬到岸边，但终因极度寒冷冻得昏迷过去。大家一声声呼唤着：“技术员，你醒醒。”军医进行了紧急施救，刘超慢慢地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是：“横梁出问题了。”连长决定，立即将刘超送往拉萨医院救治。经过三天两夜的颠簸，到达拉萨人民医院后，刘超终因严重受冻和途中延误，光荣牺牲。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工地上的官兵悲痛万分，全体鸣枪为刘超送行。
工地的生活极其艰苦，战士们喝的是浑浊的河水，吃的是海带、土豆和“雪菜”罐头。有时道路中断，战士们只能吃盐水泡米饭了。但他们却要承担着比常人重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体力劳动。他们忍辱负重，甘当人民的孺子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却是奶。
1989年中秋节那天，二连的炊事员们愁眉不展。连队就剩下几个“雪菜”罐头，这节可怎么过呀？新战士王春一声不吭地走了出去。他想到归桑河里抓几条鱼回来，在中秋之夜让劳苦了半年的战友们喝上一碗鲜鱼汤。然而，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友们找遍了河边和工地的沟沟坎坎，也不见他的人影。12天后，战友们才在离归桑河大桥约3千米的地方，找到了他的遗体。他的身体还保持着趴在沙滩上的姿势，右耳紧紧地贴在地上，是在听战友们放炮的轰轰声，还是在听大桥吊装的口哨声？他的手臂向前伸着，是想捧起那圆圆的月亮，还是想扑向妈妈的怀抱？他还年轻，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去。他是那么地热爱生活，热爱这片土地呀！
经过半年多顽强拼搏，归桑河大桥终于竣工了。战友们相互拥抱在一起洒下了热泪，那是激动的泪，是胜利的泪。大桥凝聚着他们的泪水，他们的鲜血，他们对西藏人民无限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