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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体操的历史是新中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更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做广播体操不仅仅是锻炼身体的问题，它还象征着一种不可战胜的集体精神。
“温斯顿连忙跳到电幕前站好，电幕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妇女的形象，虽然骨瘦如柴，可是肌肉发达，她穿着一身运动衣裤和球鞋。‘屈伸胳膊！’她叫道。‘跟着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同志们，拿出精神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以上这段话出自小说《一九八四》。在作者乔治·奥威尔的笔下，社会主义时代的个人每天必须做广播早操。这段描述在60多年前的中国成了现实。事实上，中国的广播体操史从未脱离过国家主义的底色。说起它的过去，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曾经孱弱不堪的国民体质，以及那段思想和行动都必须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岁月。据统计，中国共推出9套成人广播体操，辉煌不再的广播体操已经沉淀为几代中国人的记忆。
城里整齐的大街小巷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几近于无。正在筹备中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配合国家优先恢复经济的整体规划，不搞大型运动会，着重抓普及。
据记载，广播体操起源于瑞典，发展于美国、德国、日本、苏联。世界上第一个播出广播体操的是美国，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赞助了广播体操，之后德国也有了广播体操。日本人也在同时期仿效美国播出广播体操。三四十年代，广播体操被日本用于锻炼军人。日本战败后，占领军认为广播体操有军国主义倾向，从而禁止了广播体操，直到1951年才恢复。苏联也在30年代推行广播体操。
曾在1950年8月赴苏联考察学习的筹委会成员杨烈，提出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的建议。她找到同事刘以珍，后者借鉴日本的“辣椒操”，确定下了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1951年11月24日，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12月1日起，中央与全国各地近40座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广播体操节目。
每天上午10点，激昂的旋律响起。人们合着节拍，整齐划一地做同一种体育运动。由于一些偏远地区不便收听广播，成批成批的广播体操音乐唱片、动作分解挂图被运往全国各地。当时的人如果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而火车碰巧停站，人人都会跑下站台做操。到华访问的苏联诗人吉洪诺夫被如此火热的场景震惊，他在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1957年，《人民日报》记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1公斤，多则6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
广播体操成为通用的工农兵动作语言
更多时候，广播体操的意义跟体重无关。这一场身体运动从开始便承载着复杂、暧昧且有效的政治功能。1951年朝鲜战场正硝烟弥漫，6月起，人们在“爱国公约”中承诺为抗美援朝捐献财物。12月，公约中增加了一条新承诺：“保证每天早上做早操。”此刻的广播体操象征着一种不可战胜的集体精神。
对这个积贫积弱的新生国家来说，体操像一场表演，其核心意义在于将每个个体与新政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那手脚的伸展中，个体不知不觉地消失，集体形成。
体操作为一种身体规训手段，跟当时以举国之力建设新中国的工业体系更是密切相关。
1953年，《新体育》的一篇社论指出：“数百万职工和数百万干部的问题，不仅是关乎他们切身幸福也是关乎整个国家建设大业的一个重大问题。”1954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前身）要求全国各机关，“每天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时间中抽出10分钟做工间操”。同济大学张闳教授分析：“大机器生产把孤单的身体高度组织化，要求团队整体协作和严格的纪律性。体操作为一种身体规训手段，开始从兵营向学校、工厂、机关散播推广，成为一种现代社会普泛的健身方式。”
1954年7月，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这套体操加大了运动量和动作难度。在1957年发布的第三套广播体操中则渗透了“工农兵的动作语言”。比如，到了第四节“体前屈运动”，做操者的动作就好像在打气一般，嘴里发出“哧”“哧”声。第七节“全身运动”中，两人面对面站着，一拉一推像“拉锯”。
健身操运动风靡全国
1967年10月21日上午，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参观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达达赫走进体操馆，观赏了一场集体体操表演，表演者口中带词，情绪激昂。
这套操就是“文革”前期的广播操——语录操。语录操的动作融入了毛主席语录的精神。拿第一节上肢运动来说，双臂上举、挺胸、抬头，表现对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的无限信仰和崇敬。到了1971年9月1日，即“文革”高潮之际，在新出台的第五套广播体操的整套动作开始前，广播里先是一段激昂话语：“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之后相配合的体操动作中则明显加入了武术元素。
翌年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的镜头记录下了极具时代性的画面：清晨的阳光铺洒在北京的操场上，上百名学生同时挥出拳头，站在他们前面的体育老师，撕着喉咙喊：“一、二、三、四。”
80年代，集体主义风潮过去，人们开始单纯地关注个人身体。很快，崇尚个人躯体健美的健身操运动风靡全国。不甘落后的第六套广播体操和第七套广播体操也更加讲究所谓的身体美学。大胆借鉴迪斯科和霹雳舞的第七套广播体操中出现了大幅度的扭胯动作，诸如此类的繁复动作被批评为“难学”。1997年4月出炉的第八套广播体操风格重新回归到“科学、简易、基本、普及、通用”，广播体操才又回到了它最初的性质。
如果观众怀念广播体操的蔚为壮观，另一个选择是看张艺谋导演的印象系列作品，他可能是中国最好的团体操导演。但他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团体操导演在朝鲜，那里有个名叫“阿里郎”的10万人表演的大型团体操节目，已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温斯顿连忙跳到电幕前站好，电幕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妇女的形象，虽然骨瘦如柴，可是肌肉发达，她穿着一身运动衣裤和球鞋。‘屈伸胳膊！’她叫道。‘跟着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同志们，拿出精神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以上这段话出自小说《一九八四》。在作者乔治·奥威尔的笔下，社会主义时代的个人每天必须做广播早操。这段描述在60多年前的中国成了现实。事实上，中国的广播体操史从未脱离过国家主义的底色。说起它的过去，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曾经孱弱不堪的国民体质，以及那段思想和行动都必须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岁月。据统计，中国共推出9套成人广播体操，辉煌不再的广播体操已经沉淀为几代中国人的记忆。
城里整齐的大街小巷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几近于无。正在筹备中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配合国家优先恢复经济的整体规划，不搞大型运动会，着重抓普及。
据记载，广播体操起源于瑞典，发展于美国、德国、日本、苏联。世界上第一个播出广播体操的是美国，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赞助了广播体操，之后德国也有了广播体操。日本人也在同时期仿效美国播出广播体操。三四十年代，广播体操被日本用于锻炼军人。日本战败后，占领军认为广播体操有军国主义倾向，从而禁止了广播体操，直到1951年才恢复。苏联也在30年代推行广播体操。
曾在1950年8月赴苏联考察学习的筹委会成员杨烈，提出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的建议。她找到同事刘以珍，后者借鉴日本的“辣椒操”，确定下了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1951年11月24日，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12月1日起，中央与全国各地近40座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广播体操节目。
每天上午10点，激昂的旋律响起。人们合着节拍，整齐划一地做同一种体育运动。由于一些偏远地区不便收听广播，成批成批的广播体操音乐唱片、动作分解挂图被运往全国各地。当时的人如果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而火车碰巧停站，人人都会跑下站台做操。到华访问的苏联诗人吉洪诺夫被如此火热的场景震惊，他在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1957年，《人民日报》记载：“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1公斤，多则6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
广播体操成为通用的工农兵动作语言
更多时候，广播体操的意义跟体重无关。这一场身体运动从开始便承载着复杂、暧昧且有效的政治功能。1951年朝鲜战场正硝烟弥漫，6月起，人们在“爱国公约”中承诺为抗美援朝捐献财物。12月，公约中增加了一条新承诺：“保证每天早上做早操。”此刻的广播体操象征着一种不可战胜的集体精神。
对这个积贫积弱的新生国家来说，体操像一场表演，其核心意义在于将每个个体与新政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在那手脚的伸展中，个体不知不觉地消失，集体形成。
体操作为一种身体规训手段，跟当时以举国之力建设新中国的工业体系更是密切相关。
1953年，《新体育》的一篇社论指出：“数百万职工和数百万干部的问题，不仅是关乎他们切身幸福也是关乎整个国家建设大业的一个重大问题。”1954年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前身）要求全国各机关，“每天上午和下午的工作时间中抽出10分钟做工间操”。同济大学张闳教授分析：“大机器生产把孤单的身体高度组织化，要求团队整体协作和严格的纪律性。体操作为一种身体规训手段，开始从兵营向学校、工厂、机关散播推广，成为一种现代社会普泛的健身方式。”
1954年7月，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这套体操加大了运动量和动作难度。在1957年发布的第三套广播体操中则渗透了“工农兵的动作语言”。比如，到了第四节“体前屈运动”，做操者的动作就好像在打气一般，嘴里发出“哧”“哧”声。第七节“全身运动”中，两人面对面站着，一拉一推像“拉锯”。
健身操运动风靡全国
1967年10月21日上午，毛里塔尼亚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参观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达达赫走进体操馆，观赏了一场集体体操表演，表演者口中带词，情绪激昂。
这套操就是“文革”前期的广播操——语录操。语录操的动作融入了毛主席语录的精神。拿第一节上肢运动来说，双臂上举、挺胸、抬头，表现对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的无限信仰和崇敬。到了1971年9月1日，即“文革”高潮之际，在新出台的第五套广播体操的整套动作开始前，广播里先是一段激昂话语：“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之后相配合的体操动作中则明显加入了武术元素。
翌年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的镜头记录下了极具时代性的画面：清晨的阳光铺洒在北京的操场上，上百名学生同时挥出拳头，站在他们前面的体育老师，撕着喉咙喊：“一、二、三、四。”
80年代，集体主义风潮过去，人们开始单纯地关注个人身体。很快，崇尚个人躯体健美的健身操运动风靡全国。不甘落后的第六套广播体操和第七套广播体操也更加讲究所谓的身体美学。大胆借鉴迪斯科和霹雳舞的第七套广播体操中出现了大幅度的扭胯动作，诸如此类的繁复动作被批评为“难学”。1997年4月出炉的第八套广播体操风格重新回归到“科学、简易、基本、普及、通用”，广播体操才又回到了它最初的性质。
如果观众怀念广播体操的蔚为壮观，另一个选择是看张艺谋导演的印象系列作品，他可能是中国最好的团体操导演。但他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团体操导演在朝鲜，那里有个名叫“阿里郎”的10万人表演的大型团体操节目，已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