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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是不是一个经济发展很快并在迅速崛起的国家?所有的人都会说是。中国强大吗?强大,她已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居第六位。如果用购买力比较(不是用货币比较),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德国和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有哪一个工业品牌和企业品牌是在世界上为大众所熟知?
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只有20年的现代经济发展历史。因此中国的经济还是脆弱的,发展处在初级阶段。在这样一块刚刚开垦的土地上,不可能长出强壮的大树,只有一些弱苗。一棵大树可以收获几吨果实,一个小灌木只能收几十斤果实,但灌木的数量非常巨大,果实总数也就显得很大。中国的经济强大是这样来的,没有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我们有中石化,我们有中石油,实际上他们是政府机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他们的管理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是公务员。
当一个人钱已经足够用的时候,必定要考虑更多的价值实现问题。很显然我不想从政,30多岁,没有混到中央委员,从政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也不想在大学,虽然我是一个很好的做学问的教授,但学术界终究缺少刺激。我也不愿意整天呆在书斋里,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去做生意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既然选择做生意就想做出名堂来,想做出一个我死后可以永续经营的代表中国人智慧的品牌。
很多品牌的故事都是由企业家个人创造的。比如洛克菲勒离不开洛克菲勒本人,福特离不开福特本人,松下离不开松下幸之助,长实离不开李嘉诚。我们公司的字训是“立诚致远, 以一行万”。“立诚致远”,是说企业建立在诚实、诚挚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永远。“以一行万”,把每个“一”当作“万”,你才能真正达到“万”。
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我们大批的传统企业为什么失败?除了体制的原因之外,这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并没有接受国外的企业家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那样的训练。这种训练包括,身家性命放上去可能失败的训练。我认为过去这些国有企业的领导绝大多数只是听政府的,是一个执行政府命令的公务员。企业家最基本的风险他们没有。这一类企业家除非自己觉悟,重新去补课,跟上时代的脚步,否则他们一定会被淘汰,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当一个巨大的企业不是由企业家来带领,不是由职业经理人来带领,这个企业必将走上死路。
第二类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农民、一批最先下海者。这些人的成功往往是机会带来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训练和素质。比如,天津的禹作敏,特殊的税收政策、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土地分配,以及很多桌面下的交易促成了他们的成功。今天许多出现在“福布斯100”的名字,依然沿用的是这些“经验”。他们的财富急速膨胀,然后又会很快地倒下去。因为他们的财富不是正常的企业成长规律带来的。这样的财富必定先天不足。所以会出现牟其中、杨斌、仰融,各领风骚一两年,然后就灰飞烟灭。
一些人,在某个时期做一个很巧妙的包装,有领导签字,就可以将一包破烂棉絮装到一个美丽的包袱皮里,圈一大笔梦想发财的股民的钱。钱来得太容易,他就不会用了。因为他有另外一个期望——钱还可以再来,再包装再卖。这个故事不可以总是重复,就像你在大街上有一次捡到一块金子,你不能期望每天都在街上捡到金子。所以这一类企业家必须经过洗礼。这些人不止是农民,包括城市里的机会主义者。他们非常敏感,善于发现机会,善于进行包装,善于利用各种政治资源,因此他们可以获得暂时的成功,但一定禁不起时间的考验。
第三类,比如鲁冠球。尽管他也是个农民,但他是从一点一滴做起来,这符合企业成长的客观规律。他把自己的产品提供给世界上很多规模非常大的汽车厂,提供价格低廉质量很好的汽车配件。虽然他们并没有上市,没有圈钱,但是他们自己的企业做得越来越成功。我觉得这是方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当然鄙人也算其中之一。
中国企业的期望在第三类企业家身上。民众大可不必为牟其中的倒台,为杨斌的倒台唏嘘不已。这是必然的,本来就不该存在。他们是时代发展的陪衬。如果没有,时代就会显得不够丰富。中国的企业家的成长、成熟,民众的成长、成熟,是必须伴随着这样一些教材的。
(注:本文根据杜厦采访录音整理)
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只有20年的现代经济发展历史。因此中国的经济还是脆弱的,发展处在初级阶段。在这样一块刚刚开垦的土地上,不可能长出强壮的大树,只有一些弱苗。一棵大树可以收获几吨果实,一个小灌木只能收几十斤果实,但灌木的数量非常巨大,果实总数也就显得很大。中国的经济强大是这样来的,没有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我们有中石化,我们有中石油,实际上他们是政府机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他们的管理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是公务员。
当一个人钱已经足够用的时候,必定要考虑更多的价值实现问题。很显然我不想从政,30多岁,没有混到中央委员,从政也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也不想在大学,虽然我是一个很好的做学问的教授,但学术界终究缺少刺激。我也不愿意整天呆在书斋里,这不符合我的性格。去做生意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既然选择做生意就想做出名堂来,想做出一个我死后可以永续经营的代表中国人智慧的品牌。
很多品牌的故事都是由企业家个人创造的。比如洛克菲勒离不开洛克菲勒本人,福特离不开福特本人,松下离不开松下幸之助,长实离不开李嘉诚。我们公司的字训是“立诚致远, 以一行万”。“立诚致远”,是说企业建立在诚实、诚挚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永远。“以一行万”,把每个“一”当作“万”,你才能真正达到“万”。
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我们大批的传统企业为什么失败?除了体制的原因之外,这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并没有接受国外的企业家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那样的训练。这种训练包括,身家性命放上去可能失败的训练。我认为过去这些国有企业的领导绝大多数只是听政府的,是一个执行政府命令的公务员。企业家最基本的风险他们没有。这一类企业家除非自己觉悟,重新去补课,跟上时代的脚步,否则他们一定会被淘汰,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当一个巨大的企业不是由企业家来带领,不是由职业经理人来带领,这个企业必将走上死路。
第二类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农民、一批最先下海者。这些人的成功往往是机会带来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训练和素质。比如,天津的禹作敏,特殊的税收政策、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土地分配,以及很多桌面下的交易促成了他们的成功。今天许多出现在“福布斯100”的名字,依然沿用的是这些“经验”。他们的财富急速膨胀,然后又会很快地倒下去。因为他们的财富不是正常的企业成长规律带来的。这样的财富必定先天不足。所以会出现牟其中、杨斌、仰融,各领风骚一两年,然后就灰飞烟灭。
一些人,在某个时期做一个很巧妙的包装,有领导签字,就可以将一包破烂棉絮装到一个美丽的包袱皮里,圈一大笔梦想发财的股民的钱。钱来得太容易,他就不会用了。因为他有另外一个期望——钱还可以再来,再包装再卖。这个故事不可以总是重复,就像你在大街上有一次捡到一块金子,你不能期望每天都在街上捡到金子。所以这一类企业家必须经过洗礼。这些人不止是农民,包括城市里的机会主义者。他们非常敏感,善于发现机会,善于进行包装,善于利用各种政治资源,因此他们可以获得暂时的成功,但一定禁不起时间的考验。
第三类,比如鲁冠球。尽管他也是个农民,但他是从一点一滴做起来,这符合企业成长的客观规律。他把自己的产品提供给世界上很多规模非常大的汽车厂,提供价格低廉质量很好的汽车配件。虽然他们并没有上市,没有圈钱,但是他们自己的企业做得越来越成功。我觉得这是方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当然鄙人也算其中之一。
中国企业的期望在第三类企业家身上。民众大可不必为牟其中的倒台,为杨斌的倒台唏嘘不已。这是必然的,本来就不该存在。他们是时代发展的陪衬。如果没有,时代就会显得不够丰富。中国的企业家的成长、成熟,民众的成长、成熟,是必须伴随着这样一些教材的。
(注:本文根据杜厦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