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发现中国的问题不是问题,发现中国教育的问题也不是问题,而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显然没有一个普世方案。一个国家选拔人才毕竟需要一个尺度和标准,于是,上大学拿文凭成为中国学子们十年寒窗之后的最大期盼。很少人去深究,在恢复高考30年后的今天,文凭本身在经历着怎样的演变。最近,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爆出,中国最牛导师曾同时带47名博士,这一事实足以让人掂出当今文凭的含金量。
　　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现实——文凭不断贬值,人才依然稀缺。满大街本科生找不到工作,而中专中技学生却供不应求。用杜马夫妇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教育连“大棚菜”都没种好,品种单调,无序繁殖,直把宝种成了草。
　　杜马决心铤而走险,让自己的孩子脱离“大棚”,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
　　与杜马夫妇的对话充满了交锋和质疑。七天采访、七天的朝夕相谈,记者不仅了解了杜马在教育方面不寻常的思考和审慎的追求,同时也读出了他们的人生之道——就私人教育而言,他们为自己立了一块行动者的碑。
　　
　　《孩子》杂志:前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婴儿生下来第三天才开始教育,就已经晚了两天。”在斯然的早期甚至超早期教育方面你们显然做到了。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过早学习认字反而会固化孩子的思维,对想像力的开发不利,你们怎么看?
　　马蕙菁:所谓“过早唤醒”我不认同。孩子自生下来,她的五官就是用来感知世界的,比如图形、色彩、气味等等,这是她认识世界的第一站。汉字本身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对幼儿来说,认字的实质就是辨认图形,我还是那个观点,只要孩子认识他妈妈,就能认字。而我和斯然爸爸都学美术,斯然也许遗传了某种基因,所以“图形”辨认起来特别快——完全没有难度,就像孩子学母语一样,自自然然,就永远不会过早。
　　连最笨的妈妈都知道,教育孩子不能只做一件事。孩子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的调动和训练花去了母亲多少心血呀,婴儿期的孩子,最重要的是全面刺激脑细胞的生长发育,认字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根本谈不上固化。
　　《孩子》杂志:斯然13、14岁当杂志记者时,曾为某时尚家居品牌做过“软文”包装——《一个人的六个梦》,关于一间卧室的奇思妙想可以说是极尽新奇。当然这也客观地证明了她的思维并未早衰和固化。但也有学者善意地提醒,如果让聪明的斯然按常规上学,接受各个科目的训练,和众多的伙伴互为镜子,是否她会比现在更加优秀?
　　马蕙菁:我从不做妄想和妄断。就像做陶艺一样,陶土的色泽、纹理、软硬决定了它适合做成何种器物或饰物,大棚菜式的统一栽培不会有植物独特的色香味。比如一条鱼,如果它很鲜活我就用来清蒸或做成鱼生,如果它死了我就煎炸红烧,每一种做法都有局限,关键在于判断和选择。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林中有两条路,踏上哪一条人生都会全然两样。从斯然体现出来的先天禀赋、兴趣,我们做出了选择,当然这也是她自己的选择——在家上学。童年时的斯然其实从不缺玩伴,村边小学的孩子三五成群地来家里闹腾玩耍,周末和假期,朋友们携家带口来访,斯然是老朋友不缺,新伙伴不断。我们的教育目的始终是以人为归依的,即幸福生活,快乐工作,身心健美,至于文学家、数学家、化学家等等,历史上从来也不缺,这些有成就的人,是学习加造化的结果,斯然还能不能有更高的造化,还要看未来的很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