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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北京春天是与SARS连在一起的。
在十年之后，医生们可以平和而准确地描述出SARS的病理症状：“不同部分的肺组织可见到早期及机化期弥漫性肺泡损伤（DAD）。早期改变为肺水肿及透明膜形成，之后出现肺泡腔内细胞性纤维黏液样机化渗出物，与极化性肺炎一致。”据我国卫生部公布的资料，我国非典患者的病死率为10.7%。但从医学数据上来看，这个数字远远不及更为常见的狂犬病、肺结核、乙型肝炎等传染病。
但在2003年春天，这种病毒以陌生而凶猛的姿态在北京肆虐。除了病毒自身的“杀伤力”，一开始的侥幸与轻慢——当时国内不成熟的公共卫生安全机制，行政上的官僚主义以及统筹安排上所缺乏的专业眼光等多种因素共同发酵，让这座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面对这次突发公共事件，摄影师并没有“缺位”。在对“非典”的舆论控制刚刚松动之时，就有贺延光、王建民等人穿上防护服入驻一线病房，为这次后来被称作“改变中国”的事件留下影像记录；之后也有像张立洁、吴家翔等年轻摄影师在“非典”淡出舆论视线之时，持续地关注患有非典后遗症的人群，为这场灾难写下人性的注脚。
十年之后，再提起当初，可能最多的说法是：“我们战胜了非典。”但是经历过这场生死考验的人，以及亲历过现场的人，却多多少少都在回忆中体味着比“胜利”更复杂的感情。
贺延光：在地坛医院“排雷”的日子
对于当时还供职于《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贺延光来说，这个被叫作“非典”的怪病属于“负面”新闻，他那阵子的头等大事仍是“两会”报道。只在每天饭点，他会和其他同事一起，喝一碗报社免费提供的板蓝根汤。
谣言越传越厉害。3月底，他陪肺癌复发的老父亲去北京301医院就诊。当时父亲已经83岁，贺延光颇费周折地将父亲送入医院，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住院处大夫却跟他说能不能过一阵再住。他正纳闷儿，忽然发现这儿的医生护士全都戴口罩，走廊里还熏着食醋。这不是传染病医院呀，为什么都戴口罩啊。他恍然大悟，“非典”真来了。
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宣布“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北京只有12例SARS，死亡3例”。然而到了4月20日，这个数字突然变成一跃变成339例。期间，张文康及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引咎辞职。
北京的舆论松动了，连央视都进了佑安医院，隔着玻璃拍摄抢救的情况。已连续两次联系医院采访却碰壁的贺延光决定抓住机会，申请进驻地坛医院。当时的说法是，最重的病人都送到了那儿。
贺延光的申请通过了。但院方提出了3个条件：采访不超过3天，每天不超过2小时，所有费用自理。他欣然应许，同时也向院长提了个要求：别拿我当“贵宾”，就拿我当你们的医生护士，哪儿有情况就通知我上哪儿去。
当时，地坛作为只收治“非典”病人的专门医院，被划分出了一个个病区，病区间相互隔离。即使知道哪个病区有情况，也不能像平时串门似的拍拍屁股就过去，还要消毒，还要隔离。也就是说，只有取得医护人员的信任，才能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贺延光和他的同事王尧表现出了足够的真诚。他们“吃的是盒饭，住的是医院为医护人员征用的宾馆，有时为了一场手术拍到凌晨三四点”，一来二去，大家也不拿他们当外人了。
从4月29日至5月16日，贺延光在地坛一共拍摄了18天。那时他小儿子只有6个月大，父亲还病重在床，因为怕传染，保险起见，他即便拍完收工也不敢回家。5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隔离服不透气，所有人都捂着一身汗。贺延光的眼镜和相机取景框总蒙着一层哈气，有时能看见点儿，有时什么都看不见，又碍于规定不能用手去擦。于是很多时候，他只能借着自己的经验去按快门。由于难换镜头，贺延光拿着一只17～35毫米镜头靠近患者拍，最近时，他与患者的距离不到1米。这么近的拍摄距离让人担心，他想的却是：“我和病人之间有80公分，那些做喉管切开手术的医生和病人之间却连30公分都不到。”
在SARS风暴中，贺延光眼中的医生群像是“忘我”的，在进入地坛的第二天，4月30日，他拍下了那张最为人知的“医生站在死者病床前久久不愿离去”的影像。
30日早晨6点，麻醉科主任给贺延光打电话，说马上要抢救一个危重病人。7点多抢救开始，一个多钟头后手术结束，病人最终没能救过来。整个过程贺延光一直在摁快门，而最终呈现在版面上的便是那个经典的背影。疲惫的医生两手叉腰，久久地站立着，仿佛在叹息。手术的麻醉师，跑到走廊去哭了。还没有摘掉呼吸机的病人，半个上身裸露在外，看上去相当健壮，发黑的皮肤却又暗示了这躯体已经逝去。
从换隔离服的地方到病房，有一条200多米的小道。贺延光回忆，走在上面就“像1997年采访广西大排雷时走在丛林中的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这地雷名叫SARS，看不见摸不着，一旦触上，后果不堪设想。也真有好些天，他每天早晚都感觉头晕脑胀，额头发烫，一量体温，也只有37℃多点。他不愿直接问医生是不是触上了那颗雷，只讲了几句病状。医生安慰他说：“你和我们一样天天在这转来转去，难免沾上点，发烧是因为身体中的红血球白血球在和病毒作战呢。”所幸，直到离开地坛医院那天，他也无甚大碍。
十年后，贺延光最关心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非典后遗症患者。有一些患者在非典“治好了”之后却出现了股骨头坏死、严重骨质疏松等症状，落下终身残疾。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当时冲锋在抢救最前线的医生、护士。
“当时病毒原因尚不清楚，一切为了保命，过度治疗是可以被理解的。不可理解的是事后对这些人就不闻不问了，不倾尽人力财力去帮助他们。北京只有几百例啊，难道不能做些什么吗？”贺延光对那些至今仍在拍摄“后遗症”患者的摄影师充满敬意：“媒体人天生就是应该瞪大眼睛挑毛病，歌功颂德不是他该做的。只有你始终关注这些问题，并把它传播开去，才能让社会往前走。”
另一个问题同样令他无奈。十年了，关于这件事情，依然有很多“迷”未被揭开。“我在想，如果我们今天再遇上一场类似于SARS的事件，我们能不能做到比十年前更好。”62岁的退休报人贺延光轻轻喟叹一句。 张立洁：重返小汤山
SARS在北京爆发的时候，张立洁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念大四。4月本应该正是毕业答辩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但是因为SARS，学院取消了毕业答辩。“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人都在家里躲了一个多月，几乎没有出门，口罩、板蓝根……可能这是我和我的同龄人记忆里经历的唯一一次可以称为‘灾难’的事件。”
进入残联工作后，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和残奥会第一块金牌得主平亚丽一起，去小汤山疗养院慰问患有非典后遗症的医护人员。由于当时面对SARS毫无经验，为抢救生命和控制疫情，糖皮质激素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一些患者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在治愈后却又患上严重的股骨头坏死，以及肺部功能障碍、脏器药物性损伤、抑郁症等一系列非典后遗症。这些后遗症患者大都难以继续工作，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要么“退休”在家，病情“严重”者则住进疗养院，日常生活难以自理。
“我最先接触的也是这些‘因公感染’的后遗症病友，他们住在小汤山疗养院治疗，而著名的非典定点医院‘小汤山医院’就在疗养院的隔壁。”
在非典肆虐的时期，小汤山医院被称为“奇迹”。这一大片动用国家力量在七天七夜里就盖起来的病房，一方面从大局上解决了市区医院隔离病房无法扩容、感染病人无出口的矛盾，给全局带来了希望；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感染病人，远离了家，远离了熟悉的市区，一些人觉得自己是被“流放”到这里。看着医院外为了防止感染而新建的焚尸炉，身边去世的病友在孤独中死亡，然后又被迅速焚烧，谁也不知自己明天是否还能睁开眼睛。
“小汤山医院这个名字，曾经在新闻和报纸中反复出现过无数次，而得知现在被原样荒废在那里，自然想去看看。”在张立洁翻进去拍摄照片不久，2010年4月，这片荒废的病区就被夷平了。
绕过看守的保安和他那只时刻警惕的德国黑贝犬，张立洁翻进这片“无人区”。病区的牌子已经生锈，人去楼空，杂草在通往病房的水泥路面的缝隙里钻出来，已经有半米高。在她的镜头下，病房里灰尘堆积，满地狼藉，病床七扭八歪堆得到处都是。一切都保持着当时紧急撤离时的模样。“恐惧，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恐惧。尤其是往无人的病房走廊深处走去的时候，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那是对于‘非典’恐惧的一种延伸，一种唤醒，内心最深处其实是人对于死亡的恐惧。”
张立洁将镜头一一对准被留在诊室桌上的药瓶、注射器、导管，以及丢落在过道杂物堆里装尸体用的黄色塑胶袋。张立洁说，这些被荒废的医疗器械、病房、病床让人想到那些非典后遗症患者，一样处于无人知晓、无人理会的状态。
重返小汤山的同时，张立洁也陆续联系到一些非典后遗症患者，挨家挨户地走访，拍摄。“‘因公感染’的群体状况相对稳定，有原来的单位负责他们的工资、工伤补偿、医疗等问题；‘非因公感染’的社会人群则处境各异：有的是京郊的农民，甚至没有医保，境况可想而知；有的是城市贫民，本来就是吃低保的，现在又得病了，日子也非常艰难；即便原来经济条件尚可的，得了后遗症基本也就等于丧失劳动能力了，生活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夫妻感情、儿女婚姻等都带来不可知的冲击。”
在拍摄初期，张立洁很难选择拍摄对象，“谁能愿意出镜，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基本上，只要愿意接受采访的，她都会去拍。她觉得这是一份档案，能多拍一个就必须多拍一个。
在照片中，这些人物一律面对镜头，眼神游离。如果不看说明，并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这些表情表达了出镜者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困境，没着没落，就像那些被遗忘在小汤山的医疗器械。他们看上去‘还好’，但是‘活着’和‘幸福快乐地活着’，差别还是蛮大的。其实他们不过是一面镜子，映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态度，是人性的弱点。”
2009年，张立洁带着这组照片参加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当时，她本想在展厅里将从小汤山废墟病房里捡到的一些沾满灰尘、没被带走的患者档案和X光胸片密封在塑料袋里，吊在展厅的半空，跟照片错落展出。但主办方担心会引起观众的恐慌，只能作罢。
张立洁有个小遗憾，就是没能近距离地拍到小汤山医院在2010年被拆除的场景。
吴家翔：想知道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了
春节后，腾讯图片频道摄影师吴家翔，和他曾拍摄过的一家非典后遗症患者——园园和林林夫妇在饭店吃了个饭。年前，有记者想就“非典十年”的话题对这对夫妇进行采访，找吴家翔要联系方式，吴家翔征询园园和林林的意见——他们婉拒了。在饭桌上，吴家翔明白了原因——这个家庭即将拥有一个新生命。园园隆起的肚子已经很明显，6月小宝宝就会诞生，她说：“之前的日子太苦了，希望孩子是个新开始，总提以前的事情也没什么帮助。”
从吴家翔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园园和丈夫林林以及母亲边幻云坐在装修简单的房间里。很少见的，在这组众多的肖像照片中，只有这三人的脸上带有微微的笑意。“很难看出来，拍照时，母亲边幻云正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因为林林患上非典住院，她和当时还是林林女友的园园去看护，结果都被传染上了。”吴家翔指着照片说，“一家人的生活都毁了。到现在亲戚还有点瞧不起这个家庭——觉得他们以后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什么能力。但他们是我采访到的9个家庭中，唯一一家没有因此破裂的家庭。”
SARS袭击北京时，吴家翔远在老家宁夏，那阵他经常会被人用“枪式体温计”点一下头，但周围没什么人真的得上SARS。对他来说SARS更像是一个“留下很深记忆”的时代背景。2009年，吴家翔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张立洁拍摄的关于非典后遗症的照片，错愕地意识到，原来那场灾难留下了这么多鲜少被人提起的后遗症患者。“我一直想知道这些年，镜头里面的人生活得怎么样了。”于是他找到张立洁，要了他们的联系方式。
2011年年末，吴家翔开始了自己的拍摄。算上园园和林林一家，吴家翔先后一共拍摄了11个后遗症患者。拍摄开始前，在翻阅一份资料时，他得知：非典时期，全国报告的非典病例是5000多例，死亡349人。北京目前有登记在册的非典后遗症患者约300人。长期以来，他们生活在疾病折磨和心理忧患中。民间调查显示，他们之中的80%因此失去工作，6成以上家庭破裂。一些因公患病的患者可以得到免费治疗，2004年国家卫生部也成立了非典后遗症专家组，并由红十字会提供补助，有工作单位的人每年可以得到4000元生活补助，没有工作单位的每年8000元。然而在实际的拍摄中，吴家翔才知道，一方面很多人由于非北京户籍等原因，在政策贯彻落实时被有关部门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另外，对于丧失工作能力、有的仍要自费治疗的患者来说，这些钱实在是杯水车薪。 拍摄的时候，吴家翔和同事徐阳一起找到他们，穿插走访。他拍照片，徐阳则录制视频。虽然个体情况不甚相同，但发现几乎每个拍摄对象都承受着经济、亲情、爱情的多重磨难——
非典时期，作为临时工的许茹琴在北大人民医院被当作半个护士使用，确诊非典后遗症后，却没有工作单位愿意作出赔偿，连每年的医药费报销也被一拖再拖。
心洁因非典离婚后，和老母亲住在地下室里，出入相当不便，这对股骨头坏死的她来说是种折磨。
李书元从首钢下岗后开起了出租，运营途中被乘客传染上非典。确诊非典后遗症以后，他无法再开车，而他的妻子也提出了离婚。
张海英90年代末就开始在北京打拼，档案和工作关系全都在北京，但因为她没有北京户口，卫生局确认的非典后遗症免费医疗名单中没有她。
武震是在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时感染非典，同年10月被查出“双股骨头无菌性坏死”，需要长期坐轮椅。在男方家人和朋友的劝阻下，分手成了定局……
吴家翔和徐阳扛着摄影、摄像器材曾陪拍摄对象一起乘坐三个多小时公交车去看病；跟着他们一起上访，在信访处门口聊天；看他们如何在康复医院进行康复训练、如何治疗……他没有过多地策划如何拍摄，就是跟着他们，大量地聊天，希望镜头能记录这些人生活的真实模样。“几年过去了，这些人依旧过着那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上访的上访，治疗的治疗。当时，我跟着患者进入这些专门为非典后遗症患者进行治疗的医院时，长长的、黑黝黝的走廊让我也感觉不到希望。”一直没能拍摄到这些患者的病历，他也有些遗憾，因为他觉得病历是整个事件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细节。
吴家翔最后为每个拍摄对象都保留了一张肖像，一张他们的生活环境，以及一小段视频：“现在很少人能有耐心看大量的文字了，而这种几分钟的短视频，能让这些人发声，能让人看到他们眼角滑落的泪，可能也更容易懂他们吧。”
拍完这个项目之后，吴家翔和徐阳相约去了趟远在京西百望山的北京卫生局党校。因为他听说，里面有一座抗“非典”烈士纪念碑。“我俩溜进去的，修在一个小山坡上，很花哨，上面刻着从某某年某月到某月，以及几大英模的名字……但那里，什么人都没有，无人问津。”
吴家翔说，因为“非典十年”这个热点，不少媒体找他要这些患者的联系方式。他真心希望，所有的一切，不会仅仅是一场媒体的狂欢，一次“为了忘却的记念”。
在十年之后，医生们可以平和而准确地描述出SARS的病理症状：“不同部分的肺组织可见到早期及机化期弥漫性肺泡损伤（DAD）。早期改变为肺水肿及透明膜形成，之后出现肺泡腔内细胞性纤维黏液样机化渗出物，与极化性肺炎一致。”据我国卫生部公布的资料，我国非典患者的病死率为10.7%。但从医学数据上来看，这个数字远远不及更为常见的狂犬病、肺结核、乙型肝炎等传染病。
但在2003年春天，这种病毒以陌生而凶猛的姿态在北京肆虐。除了病毒自身的“杀伤力”，一开始的侥幸与轻慢——当时国内不成熟的公共卫生安全机制，行政上的官僚主义以及统筹安排上所缺乏的专业眼光等多种因素共同发酵，让这座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面对这次突发公共事件，摄影师并没有“缺位”。在对“非典”的舆论控制刚刚松动之时，就有贺延光、王建民等人穿上防护服入驻一线病房，为这次后来被称作“改变中国”的事件留下影像记录；之后也有像张立洁、吴家翔等年轻摄影师在“非典”淡出舆论视线之时，持续地关注患有非典后遗症的人群，为这场灾难写下人性的注脚。
十年之后，再提起当初，可能最多的说法是：“我们战胜了非典。”但是经历过这场生死考验的人，以及亲历过现场的人，却多多少少都在回忆中体味着比“胜利”更复杂的感情。
贺延光：在地坛医院“排雷”的日子
对于当时还供职于《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贺延光来说，这个被叫作“非典”的怪病属于“负面”新闻，他那阵子的头等大事仍是“两会”报道。只在每天饭点，他会和其他同事一起，喝一碗报社免费提供的板蓝根汤。
谣言越传越厉害。3月底，他陪肺癌复发的老父亲去北京301医院就诊。当时父亲已经83岁，贺延光颇费周折地将父亲送入医院，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住院处大夫却跟他说能不能过一阵再住。他正纳闷儿，忽然发现这儿的医生护士全都戴口罩，走廊里还熏着食醋。这不是传染病医院呀，为什么都戴口罩啊。他恍然大悟，“非典”真来了。
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宣布“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北京只有12例SARS，死亡3例”。然而到了4月20日，这个数字突然变成一跃变成339例。期间，张文康及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引咎辞职。
北京的舆论松动了，连央视都进了佑安医院，隔着玻璃拍摄抢救的情况。已连续两次联系医院采访却碰壁的贺延光决定抓住机会，申请进驻地坛医院。当时的说法是，最重的病人都送到了那儿。
贺延光的申请通过了。但院方提出了3个条件：采访不超过3天，每天不超过2小时，所有费用自理。他欣然应许，同时也向院长提了个要求：别拿我当“贵宾”，就拿我当你们的医生护士，哪儿有情况就通知我上哪儿去。
当时，地坛作为只收治“非典”病人的专门医院，被划分出了一个个病区，病区间相互隔离。即使知道哪个病区有情况，也不能像平时串门似的拍拍屁股就过去，还要消毒，还要隔离。也就是说，只有取得医护人员的信任，才能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贺延光和他的同事王尧表现出了足够的真诚。他们“吃的是盒饭，住的是医院为医护人员征用的宾馆，有时为了一场手术拍到凌晨三四点”，一来二去，大家也不拿他们当外人了。
从4月29日至5月16日，贺延光在地坛一共拍摄了18天。那时他小儿子只有6个月大，父亲还病重在床，因为怕传染，保险起见，他即便拍完收工也不敢回家。5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隔离服不透气，所有人都捂着一身汗。贺延光的眼镜和相机取景框总蒙着一层哈气，有时能看见点儿，有时什么都看不见，又碍于规定不能用手去擦。于是很多时候，他只能借着自己的经验去按快门。由于难换镜头，贺延光拿着一只17～35毫米镜头靠近患者拍，最近时，他与患者的距离不到1米。这么近的拍摄距离让人担心，他想的却是：“我和病人之间有80公分，那些做喉管切开手术的医生和病人之间却连30公分都不到。”
在SARS风暴中，贺延光眼中的医生群像是“忘我”的，在进入地坛的第二天，4月30日，他拍下了那张最为人知的“医生站在死者病床前久久不愿离去”的影像。
30日早晨6点，麻醉科主任给贺延光打电话，说马上要抢救一个危重病人。7点多抢救开始，一个多钟头后手术结束，病人最终没能救过来。整个过程贺延光一直在摁快门，而最终呈现在版面上的便是那个经典的背影。疲惫的医生两手叉腰，久久地站立着，仿佛在叹息。手术的麻醉师，跑到走廊去哭了。还没有摘掉呼吸机的病人，半个上身裸露在外，看上去相当健壮，发黑的皮肤却又暗示了这躯体已经逝去。
从换隔离服的地方到病房，有一条200多米的小道。贺延光回忆，走在上面就“像1997年采访广西大排雷时走在丛林中的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这地雷名叫SARS，看不见摸不着，一旦触上，后果不堪设想。也真有好些天，他每天早晚都感觉头晕脑胀，额头发烫，一量体温，也只有37℃多点。他不愿直接问医生是不是触上了那颗雷，只讲了几句病状。医生安慰他说：“你和我们一样天天在这转来转去，难免沾上点，发烧是因为身体中的红血球白血球在和病毒作战呢。”所幸，直到离开地坛医院那天，他也无甚大碍。
十年后，贺延光最关心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非典后遗症患者。有一些患者在非典“治好了”之后却出现了股骨头坏死、严重骨质疏松等症状，落下终身残疾。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当时冲锋在抢救最前线的医生、护士。
“当时病毒原因尚不清楚，一切为了保命，过度治疗是可以被理解的。不可理解的是事后对这些人就不闻不问了，不倾尽人力财力去帮助他们。北京只有几百例啊，难道不能做些什么吗？”贺延光对那些至今仍在拍摄“后遗症”患者的摄影师充满敬意：“媒体人天生就是应该瞪大眼睛挑毛病，歌功颂德不是他该做的。只有你始终关注这些问题，并把它传播开去，才能让社会往前走。”
另一个问题同样令他无奈。十年了，关于这件事情，依然有很多“迷”未被揭开。“我在想，如果我们今天再遇上一场类似于SARS的事件，我们能不能做到比十年前更好。”62岁的退休报人贺延光轻轻喟叹一句。 张立洁：重返小汤山
SARS在北京爆发的时候，张立洁正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念大四。4月本应该正是毕业答辩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但是因为SARS，学院取消了毕业答辩。“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人都在家里躲了一个多月，几乎没有出门，口罩、板蓝根……可能这是我和我的同龄人记忆里经历的唯一一次可以称为‘灾难’的事件。”
进入残联工作后，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和残奥会第一块金牌得主平亚丽一起，去小汤山疗养院慰问患有非典后遗症的医护人员。由于当时面对SARS毫无经验，为抢救生命和控制疫情，糖皮质激素被大量用于非典紧急治疗。一些患者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在治愈后却又患上严重的股骨头坏死，以及肺部功能障碍、脏器药物性损伤、抑郁症等一系列非典后遗症。这些后遗症患者大都难以继续工作，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要么“退休”在家，病情“严重”者则住进疗养院，日常生活难以自理。
“我最先接触的也是这些‘因公感染’的后遗症病友，他们住在小汤山疗养院治疗，而著名的非典定点医院‘小汤山医院’就在疗养院的隔壁。”
在非典肆虐的时期，小汤山医院被称为“奇迹”。这一大片动用国家力量在七天七夜里就盖起来的病房，一方面从大局上解决了市区医院隔离病房无法扩容、感染病人无出口的矛盾，给全局带来了希望；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感染病人，远离了家，远离了熟悉的市区，一些人觉得自己是被“流放”到这里。看着医院外为了防止感染而新建的焚尸炉，身边去世的病友在孤独中死亡，然后又被迅速焚烧，谁也不知自己明天是否还能睁开眼睛。
“小汤山医院这个名字，曾经在新闻和报纸中反复出现过无数次，而得知现在被原样荒废在那里，自然想去看看。”在张立洁翻进去拍摄照片不久，2010年4月，这片荒废的病区就被夷平了。
绕过看守的保安和他那只时刻警惕的德国黑贝犬，张立洁翻进这片“无人区”。病区的牌子已经生锈，人去楼空，杂草在通往病房的水泥路面的缝隙里钻出来，已经有半米高。在她的镜头下，病房里灰尘堆积，满地狼藉，病床七扭八歪堆得到处都是。一切都保持着当时紧急撤离时的模样。“恐惧，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恐惧。尤其是往无人的病房走廊深处走去的时候，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那是对于‘非典’恐惧的一种延伸，一种唤醒，内心最深处其实是人对于死亡的恐惧。”
张立洁将镜头一一对准被留在诊室桌上的药瓶、注射器、导管，以及丢落在过道杂物堆里装尸体用的黄色塑胶袋。张立洁说，这些被荒废的医疗器械、病房、病床让人想到那些非典后遗症患者，一样处于无人知晓、无人理会的状态。
重返小汤山的同时，张立洁也陆续联系到一些非典后遗症患者，挨家挨户地走访，拍摄。“‘因公感染’的群体状况相对稳定，有原来的单位负责他们的工资、工伤补偿、医疗等问题；‘非因公感染’的社会人群则处境各异：有的是京郊的农民，甚至没有医保，境况可想而知；有的是城市贫民，本来就是吃低保的，现在又得病了，日子也非常艰难；即便原来经济条件尚可的，得了后遗症基本也就等于丧失劳动能力了，生活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对夫妻感情、儿女婚姻等都带来不可知的冲击。”
在拍摄初期，张立洁很难选择拍摄对象，“谁能愿意出镜，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基本上，只要愿意接受采访的，她都会去拍。她觉得这是一份档案，能多拍一个就必须多拍一个。
在照片中，这些人物一律面对镜头，眼神游离。如果不看说明，并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这些表情表达了出镜者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困境，没着没落，就像那些被遗忘在小汤山的医疗器械。他们看上去‘还好’，但是‘活着’和‘幸福快乐地活着’，差别还是蛮大的。其实他们不过是一面镜子，映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态度，是人性的弱点。”
2009年，张立洁带着这组照片参加第三届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当时，她本想在展厅里将从小汤山废墟病房里捡到的一些沾满灰尘、没被带走的患者档案和X光胸片密封在塑料袋里，吊在展厅的半空，跟照片错落展出。但主办方担心会引起观众的恐慌，只能作罢。
张立洁有个小遗憾，就是没能近距离地拍到小汤山医院在2010年被拆除的场景。
吴家翔：想知道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了
春节后，腾讯图片频道摄影师吴家翔，和他曾拍摄过的一家非典后遗症患者——园园和林林夫妇在饭店吃了个饭。年前，有记者想就“非典十年”的话题对这对夫妇进行采访，找吴家翔要联系方式，吴家翔征询园园和林林的意见——他们婉拒了。在饭桌上，吴家翔明白了原因——这个家庭即将拥有一个新生命。园园隆起的肚子已经很明显，6月小宝宝就会诞生，她说：“之前的日子太苦了，希望孩子是个新开始，总提以前的事情也没什么帮助。”
从吴家翔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园园和丈夫林林以及母亲边幻云坐在装修简单的房间里。很少见的，在这组众多的肖像照片中，只有这三人的脸上带有微微的笑意。“很难看出来，拍照时，母亲边幻云正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因为林林患上非典住院，她和当时还是林林女友的园园去看护，结果都被传染上了。”吴家翔指着照片说，“一家人的生活都毁了。到现在亲戚还有点瞧不起这个家庭——觉得他们以后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什么能力。但他们是我采访到的9个家庭中，唯一一家没有因此破裂的家庭。”
SARS袭击北京时，吴家翔远在老家宁夏，那阵他经常会被人用“枪式体温计”点一下头，但周围没什么人真的得上SARS。对他来说SARS更像是一个“留下很深记忆”的时代背景。2009年，吴家翔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张立洁拍摄的关于非典后遗症的照片，错愕地意识到，原来那场灾难留下了这么多鲜少被人提起的后遗症患者。“我一直想知道这些年，镜头里面的人生活得怎么样了。”于是他找到张立洁，要了他们的联系方式。
2011年年末，吴家翔开始了自己的拍摄。算上园园和林林一家，吴家翔先后一共拍摄了11个后遗症患者。拍摄开始前，在翻阅一份资料时，他得知：非典时期，全国报告的非典病例是5000多例，死亡349人。北京目前有登记在册的非典后遗症患者约300人。长期以来，他们生活在疾病折磨和心理忧患中。民间调查显示，他们之中的80%因此失去工作，6成以上家庭破裂。一些因公患病的患者可以得到免费治疗，2004年国家卫生部也成立了非典后遗症专家组，并由红十字会提供补助，有工作单位的人每年可以得到4000元生活补助，没有工作单位的每年8000元。然而在实际的拍摄中，吴家翔才知道，一方面很多人由于非北京户籍等原因，在政策贯彻落实时被有关部门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另外，对于丧失工作能力、有的仍要自费治疗的患者来说，这些钱实在是杯水车薪。 拍摄的时候，吴家翔和同事徐阳一起找到他们，穿插走访。他拍照片，徐阳则录制视频。虽然个体情况不甚相同，但发现几乎每个拍摄对象都承受着经济、亲情、爱情的多重磨难——
非典时期，作为临时工的许茹琴在北大人民医院被当作半个护士使用，确诊非典后遗症后，却没有工作单位愿意作出赔偿，连每年的医药费报销也被一拖再拖。
心洁因非典离婚后，和老母亲住在地下室里，出入相当不便，这对股骨头坏死的她来说是种折磨。
李书元从首钢下岗后开起了出租，运营途中被乘客传染上非典。确诊非典后遗症以后，他无法再开车，而他的妻子也提出了离婚。
张海英90年代末就开始在北京打拼，档案和工作关系全都在北京，但因为她没有北京户口，卫生局确认的非典后遗症免费医疗名单中没有她。
武震是在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时感染非典，同年10月被查出“双股骨头无菌性坏死”，需要长期坐轮椅。在男方家人和朋友的劝阻下，分手成了定局……
吴家翔和徐阳扛着摄影、摄像器材曾陪拍摄对象一起乘坐三个多小时公交车去看病；跟着他们一起上访，在信访处门口聊天；看他们如何在康复医院进行康复训练、如何治疗……他没有过多地策划如何拍摄，就是跟着他们，大量地聊天，希望镜头能记录这些人生活的真实模样。“几年过去了，这些人依旧过着那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上访的上访，治疗的治疗。当时，我跟着患者进入这些专门为非典后遗症患者进行治疗的医院时，长长的、黑黝黝的走廊让我也感觉不到希望。”一直没能拍摄到这些患者的病历，他也有些遗憾，因为他觉得病历是整个事件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细节。
吴家翔最后为每个拍摄对象都保留了一张肖像，一张他们的生活环境，以及一小段视频：“现在很少人能有耐心看大量的文字了，而这种几分钟的短视频，能让这些人发声，能让人看到他们眼角滑落的泪，可能也更容易懂他们吧。”
拍完这个项目之后，吴家翔和徐阳相约去了趟远在京西百望山的北京卫生局党校。因为他听说，里面有一座抗“非典”烈士纪念碑。“我俩溜进去的，修在一个小山坡上，很花哨，上面刻着从某某年某月到某月，以及几大英模的名字……但那里，什么人都没有，无人问津。”
吴家翔说，因为“非典十年”这个热点，不少媒体找他要这些患者的联系方式。他真心希望，所有的一切，不会仅仅是一场媒体的狂欢，一次“为了忘却的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