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我国陕北苏区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参观访问。之后，斯诺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出了震撼世界的历史篇章——《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这部巨篇“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向全世界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所在地——陕北，有着一片全新的天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这一边，它如同一颗闪亮的红星照耀着中国。
　　远渡重洋“寻找东方魅力”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古国。1928年秋，刚从新闻学院毕业、年仅22岁的美国青年斯诺，怀着“寻找东方魅力”的好奇心，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上海，在大洋彼岸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他的人生之路。
　　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不久，革命处在低潮时期，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斯诺去陕北之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生活了8年。
　　斯诺曾先后作为美国《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代理主编，《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的记者，《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记者，沿着沪杭、沪宁、津浦、京沈、沈哈、京绥等铁路干线，深入一些主要城市和省份进行采访。他悉心考察过外国租界、水旱灾区、军阀地主、贫民百姓，实地采访过上海“一二八”抗战、热河抗战，报道过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这些采访活动中，对斯诺感触最深的是1929年6月去内蒙大旱灾区的萨拉齐之行。在那里，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他亲眼目睹了灾区的孩子、妇女、青年、老人在饥馑和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的惨状。他以沉重的笔触写道：“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一共吞噬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的觉醒点。这种惨状是我亲身经历的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这次采访，使斯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寄予无限的同情，并努力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
　　正在这时，斯诺结识了现代中国的两位伟人——鲁迅和宋庆龄，他们多次晤旧，倾心交谈，常有书信往来，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鲁迅和宋庆龄的鼓励引导下，斯诺看到了未来中国的新曙光。斯诺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使我能够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他们的帮助下，斯诺了解了国民党的历史，了解了蒋介石是怎样背弃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使国家陷入分裂，使他认识到：中国需要有一场血与火的革命。斯诺通过他们，结交了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和民主战士，从而使他对中国问题探索的方向更加明确，信心也更强了。
　　1933年，斯诺来到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富有人道主义色彩的中文名字——施乐，隐寓“乐善好施”。斯诺非常喜欢这个名字，还特意到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挑选了一枚大肚弥勒佛铜像的印章，用隶体汉字刻了“施乐”二字，并在以后的许多场合一直使用这个名字。他在燕大一面讲课，一面学习汉语，很快和许多中国学生交上了朋友。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斯诺联络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现场采访。他冒着冬天的严寒走在学生队伍中间，边采访摄影，边与持刀枪的警察说理：学生为了不当亡国奴而上街游行，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他们？斯诺还及时把这场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向大洋彼岸的《纽约太阳报》发去详实的长篇报道，以赢得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把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去。仅隔半年，斯诺也来到了“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去寻求历史的真理。
　　陕北之行爆出头号新闻
　　斯诺的陕北之行通过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得以实现。1936年春，他专程从北平赶到上海，请求宋庆龄的帮助。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已经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壮举，革命形势转危为安，中国共产党将肩负民族的希望，开创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为了打破国民党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向国内外宣传自己的纲领和政治主张，党中央决定欢迎并协助西方记者到苏区考察。宋庆龄与党取得联系后，举荐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的斯诺作为第一位西方记者去陕北考察。
　　临行前，宋庆龄已与党的地下工作者董健吾具体商定好他们在西安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方法。宋庆龄给了斯诺半张五英镑钞票，作为与董的“接头信”。斯诺的行装极其简单：一只小皮箱里有一封地下党组织用隐色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药品，足够的笔记本和一条毛毯。在启程的前一天，他在给美国的出版商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真正要去红色中国了，要去那里会见毛泽东，如果我能突破，那将是一个头号新闻。”
　　斯诺从北平出发。与他同去陕北的美国青年医生马海德从上海出发。他们在陇海线的火车上接头，一起抵达西安并与董健吾接上关系后，经中央政治局保卫局局长邓发和刘鼎的精心安排，几次变换护送人员，数天后到达苏区前敌指挥部驻地——安塞县百家坪。当那里的游击队员正要围上去盘问他时，迎面走来了一位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风度英武、目光炯炯的人，用英语温文尔雅地向他打招呼：“哈喽，你想找什么人吗？”当斯诺得知同他打招呼的是前来迎接他的红军领导人周恩来时，高兴极了。
　　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周恩来为斯诺安排了住处，替他草拟了共需92天的旅程表。在明亮的灯光下，他们促膝长谈，直至深夜。斯诺详细地记录了周恩来传奇般的经历，并被周恩来的那种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所感动。按照周恩来的安排，第三天清晨，斯诺和马海德便骑着马，直奔陕北苏区临时首府——保安。
　　斯诺到保安后，红军专门给他配备了一匹马、一支自动步枪，送给他一套棉布的红军制服，还为他采访各方面的人提供了方便。在保安的日子里，常常可以看到斯诺头戴红星军帽、身着灰布制服与红军指战员和老乡们亲切谈话，不时传出欢快笑声的情景。被他采访的有从前线的红军指挥员到被人们称为“小鬼”的司号兵或小勤务员，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采访中，斯诺围绕着苏区的人们为什么如此富有献身精神的问题，请他们解答，然后详细记录了他们的谈话，还拍摄了许多富有生活气息的照片。 　　在广泛采访的基础上，斯诺紧紧抓住了外界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从广度和深度上能够反映苏区本质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进行重点采访。他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林伯渠、徐特立等领袖人物和一些红军的高级指挥员。
　　1936年7月16日，在一座朴素的烛光摇曳的窑洞里，斯诺见到了毛泽东。此后有十多个夜晚，毛泽东派人把斯诺请来作彻夜长谈。斯诺将多年来积累的一连串问题写在纸上，请毛泽东解答。毛泽东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史和红军的英勇长征。斯诺则把毛泽东的精辟论述逐字逐句记录下来。在采访毛泽东时遇到了一个难题，即毛泽东不愿意谈自己的生平。为此，斯诺想方设法，说服毛泽东。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为重要”。他对毛泽东说：“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应该让中国人民以及国外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你工作，这将是有好处的。”正是由于斯诺下大力去采访毛泽东及其他领袖人物，并作栩栩如生的报道，才使《西行漫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斯诺是位忠于事实、作风严谨的记者。他在采访毛泽东时，谈话经常是跳跃的，有时还会引出各种各样的补叙，这就给整理记录带来了难度。斯诺则耐心地予以重新整理，而后交给翻译吴亮平，请他把全部草稿译成中文交给毛泽东审阅。经过毛泽东的校订、调整、扩充或压缩，他和吴亮平又把稿子译成英文。经过整理后再译成中文，请毛泽东再次审阅，然后拿出第二次修订稿。经过数次反复，才译成英文的最后定稿。斯诺说：“由于这样小心，我认为报道上的错误是很少的。”斯诺的严谨态度是贯彻始终的，对于一些主要事实，斯诺都要证实无疑，才予以报道。
　　通过采访以及所见所闻，斯诺认为毛泽东等领袖人物，既是立足于这块黄土地，生活在现实世界上的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又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经历、学识、意志、热情和献身精神。他把毛泽东看作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在多次的谈话中，毛泽东的那种过人的精力和忘我工作的精神，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他们谈到凌晨两点，毛泽东依然无一丝倦容。当斯诺在边想边记录时，毛泽东却一忽儿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继续思考着、工作着。斯诺认为毛泽东等人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并深受他们爱戴的领袖人物。“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也许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或新闻记者特有的敏感，斯诺在窑洞前为毛泽东拍摄了一张头戴缀有红五角星八角红军帽的历史性照片。照片里的毛泽东眉宇间充满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张照片首次刊登在1936年11月14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以后大量发行，斯诺夫人认为这张照片“可能是摄影史上印数最多的一张照片。”在中国，70多年来这张照片一直为人民群众所喜爱。
　　斯诺的陕北之行，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史料，从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和苏维埃运动发展史，了解了工农红军及其英勇奋战的光辉业绩。他把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后，红军的成长、发展，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他尤其认为，红军的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因此，斯诺认为红军虽然条件艰苦，装备极差，但这支队伍经过千锤百炼，具有克敌制胜的钢铁意志，他们勇敢无比，“视天下为己任”，是一支“上帝也征服不了”的“神奇的队伍”。
　　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斯诺感觉到苏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有天壤之别，许多社会丑恶现象在国统区比比皆是，而在苏区却被根除了。“一颗红星正在中国升起，红色苏区充满朝气、热情、献身精神和希望”。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斯诺对陕北之行的如实报道，在国外爆出了头号新闻。
　　不朽巨著魅力经久不衰
　　斯诺结束陕北之行回到北平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撰写了约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这是斯诺一生中撰写出版的11部著作中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一部。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的外国人数以万计，他们办的报刊有数十种，大批西方记者到处奔波，各式“中国通”写出不少有关中国问题的专著。然而，尽管谁都在书中声称自己发现了中国的真谛，实则无一人知晓这真谛究竟是什么。只有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才以真实、详细的报道，第一次向全世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现实性、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这对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因此，这部巨著一问世，就广泛流传。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首次出版后，几个星期就售出l0多万册，一个月内连续出了五版；1938年1月在美国出版后，立即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著作的最畅销书。1938年2月，为了避开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该书的中文版改名为《西行漫记》出版后，几个月就印行了五版，至今发现的中文版本就有30多种。该书的外文版本有10多种，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希腊文、瑞典文、日文、蒙文、哈萨克文、印地文、荷兰文、塞尔维亚文，译本之多，实为罕见。
　　70多年来，该书的魅力经久不衰，在全世界有亿万读者。他们中有总统、总理、外交官、军人，有工人、农民、学生、教师、演员。美国总统罗斯福看了该书后，曾三次接见斯诺。许多国际友人深受该书的感染。白求恩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世界各国众多的有识之士因之而走上终生与中国人民友好的道路，他们中的不少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在中国，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键时刻，千百万青年从《西行漫记》中，看到了祖国的前途，汲取了无穷的力量。他们认为，埃德加·斯诺的名字，是跟我们那些青年知识分子认识中国共产党，到陕北去联系在一起，是跟我们脱下长衫，拿起刀枪，奔赴抗日前线分不开的。
　　人们盛赞斯诺陕北之行“建立了本世纪一位记者单独做到的最伟大的功勋，功绩属于埃德加·斯诺”。
　　斯诺的首次陕北之行，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一直是中国人民最诚挚的朋友，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72年2月，斯诺在弥留之际，用毕生的感情发自肺腑地喊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斯诺虽然已经逝世22年了，但作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和先驱，埃德加·斯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