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分散投资。你的投资组合越多样化，跟你去分担那些无法避免的风险的人就会越多，于是个人所要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少。
　　这条理论假设伴随着金融合同向全世界分散风险推而广之，数十亿的投资者分担了风险，也就没人会被暴露在过高的风险之下了。
　　但这几个月在日本发生的事件却证明：虽然我们的某些金融市场已经高度完善，但距离上述理论的实现，仍有很长一段距离。
　　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估计：今年3月在日本爆发的三大连环灾害(地震、海啸和核危机)将给该国带来2350亿美元的损失。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2010年度日本GNP的4％。
　　在大肆宣传的国际慈善援助和志愿行动的情况之下，人们会觉得该国的经济损失已被分散到全世界了。但国外捐赠的总数大概只有几亿美元，还不到日本总损失的1％。日本需要的是真实有效的金融风险分担机制，而慈善机制却几乎不可能承担起这个重任。
　　在日本进行经营的保险公司赔付了一部分损失，但跟整个风险比起来，能得到赔付的风险只占一小部分。
　　进一步来看，即便绝大部分的风险能得到赔付，也依然是由日本国内来进行承担，而不是有效地分散到国外的投资者身上。所以，这一次日本依然是孤独的埋单者。
　　在灾难发生之前，日本发行了约15亿美元的地震相关灾难债券，作为其风险管理机制。日本人对地震的相关灾难进行了精确界定，一旦这些相关灾难发生了，这些债券就不能被兑现。这一金融设计确实有助于将地震风险分散到那些能承担风险，并且追求高额回报的外国投资者身上。
　　然而不幸的是，同国际捐助相比，15亿美元其实也是半斤八两。
　　更糟糕的是，即便是三大连环灾害也无法符合债券对地震相关灾害所做的定义，因此我们需要更大量且设计完善的灾难债券。
　　笔者多年以来一直呼吁各国可通过发行各类国债的方式来防范风险，并与本国GDP或其他类似的经济成就指标挂钩。简言之，这些证券可以是GDP的股份。
　　笔者和加拿大同僚马克·坎斯特拉(MarkKamstra)共同倡议发行一种名为“万亿票”(trills)的股份，该股份每年分红一次，每次分红数额相当于本年度GDP的万亿分之一，以当地货币支付。
　　如果日本在1990年发行该股份，当年的名义GDP总量为443万亿日元，给投资者的分红则为443日元。往后数年的分红将随GDP的变化而波动，全世界的投资者都能在有预期收益的情况下承担日本GDP的风险，就跟灾难债券一样。
　　1990年的万亿票很可能会以极高的价格出售，或许其分红收益还不到1％。毕竟1990年的人们在见证了连续多年的高增长率后，会预期日本GDP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继续高速膨胀。
　　但到了20t0年，日本GDP还停留在479万亿日元的水平，同样的万亿票只能分发479日元的红利，令许多投资者深感失望。因此，在这一低增长预期下，万亿票的价格也将大幅降低。这对投资者来说或许是一场灾难，但对日本来说却是幸事，因为这补偿了它们在经济下滑中所遭受的损失。
　　考虑到日本目前高达202％的负债对GDP的比率，人们就会回想如果当年选择用万亿票而不是常规借债来支持其赤字政府支出，并向全世界发行这种证券，这一比率将大幅降低。而更少的债务负担显然有助于日本应对其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
　　如今，我们显然无法补偿前人在风险管理上所造成的失误，但灾难和金融危机能迫使我们思考如何管理未来的风险，并因此促成某些根本性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