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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1912～2007）逝世已一年了。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们，一定还记得34年前“四人帮”掀起的对于影片《中国》的全国性大批判浪潮。
1972年，安东尼奥尼来到中国。有关方面希望他能拍摄一部向全世界介绍我国状况、促进友好交往的大型纪录片。安东尼奥尼天天受到热情招待，“每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享尽美味佳肴，但他在正经投入紧张工作时却发现，一直有几个“向导”带领着他，要求他按照“传达”的预先组织好的内容拍摄。他甚至看出许多指定拍摄的场景是预先准备好的。在拍摄工厂、学校、农村和城镇居民生活时，连群众穿的服装都是簇新的、不是平常的模样；所采访的对象，如同背台词演戏一样，是预先“排练”好的。安东尼奥尼为拍摄不到正常的、自然的镜头苦恼，他和“向导”之间，由耐心商谈到讨论，由讨论到争辩，由争辩到发生冲突。实际上，正如他事后叙述的，“一直想逃脱这样一个被组织、被安排拍摄的环境”。
面对这样“被牵着鼻子走路、被按着脑袋吃喝”的工作条件，对任何一位大师来说，要想“钻下去挖掘更深的内涵，恐怕是太不容易做到了”。
于是，在休息时间和周末假日，他悄悄一个人拿着摄影机，到居民小胡同里、到公园里，“偷偷拍摄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中还包括一些后来已公开的隐情”：集体打太极拳、街道小作坊、糊火柴盒的工场、不方便的公共厕所、沿街叫卖的小摊贩、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路边饮食店、早点铺子等等。
岂不知这些当时被认为“搜集暴露阴暗面”的“越轨”、“不友好”、“不怀好意”甚至“反华”的行为，都被“汇报”到“上面”去了。
在中国紧张拍摄了22天后，安东尼奥尼把电影胶片带回意大利洗印、剪辑、加工、合成。1973年，《中国》在意大利罗马首映。这是双方隔绝将近8年（从1966年算起）以后，欧洲第一次看到中国人民的生活镜头。影片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
当完工的影片送到国内时，一场大风暴却席卷而起。
经过当时的“上级领导（“四人帮”控制下的宣传机构）审片”，认定这部大型纪录片是别有用心的“反华影片”，安东尼奥尼被定位成“不受欢迎”的“反华”导演。全世界电影界对此反响强烈，很多同行愤而抗议，他们也被定位成“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
1974年，在“四人帮”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认为影片《中国》“诋毁革命形象”，从上到下掀起批判影片《中国》的巨大声浪。
安东尼奥尼当时如此反应：“令我沮丧的是，中国某些官员对本片的评价过于苛刻，言辞激烈，竟然将我和‘孔夫子’（当时国内正在“批林批孔”）相比，定为敌人！我认为不可理解！”
当时，就是这样臆造了“国际假想敌”，造成极大的曲解、误伤，反过来严重损害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使得我们在国际上失去了很多朋友。就如有人形容的那样：“把原本不是敌对的朋友，推到敌对的那一边去了！”
直到粉碎“四人帮”3年以后的1979年，这场持续多年的批判才画上句号。
如今看来，当时安东尼奥尼对中国并没有偏见，相反，可以在影片里看到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欣赏，而没有“诋毁”中国人民的意思。
在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镜头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很多特写，具体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当时的现实生活。安东尼奥尼不愧是远见卓识的艺术大师。他以开阔的视角，尽可能贴近普通的中国人民，为我们记录了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时代，捕捉到那么多我们平时麻木的、根本引不起兴趣的面孔后面的情绪和心境。纪录片里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凝结时间因素的那些段落。最后拍到上海时，他用中国杂技的方法来做整个影片的结尾。他暗示，这22天的中国之行，实际上是在一种“演戏技巧”的状态中度过的。
原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上世纪80年代，我国文化部部长到意大利参加“中国电影回顾展”，利用这个机会特地登门拜访安东尼奥尼并赔礼道歉。
如今，中国正在积极营造并维护一个和谐、互利、稳定的国际环境。世界上还有哪个学者或记者敢说“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呢？汶川大地震期间，外国女演员莎朗・斯通对我国人民说了几句污蔑性的脏话，连许多外国人都批驳她，最后她不得不道歉。当然，国外的反对者、破坏者甚至特务奸细是存在的，不能放松警惕。但我们要保持冷静、清醒的判断力，不要动不动就神经过敏地臆造“国际假想敌”。
我认识一些外国驻华记者和文化人，有些还是我教过的学生。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基本上是友好的，热爱我国人民和文化、遵守我国法律和道德规范的。他们往往把来华工作看成一种光荣。他们有时在工作中遇到一些不愉快，例如采访时碰到某些预先布置的、不够真实的事物和场景，摄影时遇到不合情理和不必要的干涉，有时提供给他们的数据不够确切，等等，也许会口出怨言。然而，只要他们遵守我国法律，不违反职业道德，就不应轻易地说他们“别有用心”，甚至动辄斥责他们“反华”，而应相互理解和谅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要再出现新的“安东尼奥尼事件”了，不要再动辄神经过敏地臆造“国际假想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