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2010年6月号上,有一篇短文,是北京陈锋写的《留心朱永嘉们》。我非常感谢这位作者,替大家讲出了几句心里话。我早就为陈锋所说的上海“朱永嘉们”近几年发表的文章感到十分可怕了,似乎一切又要翻回去似的:“文革”前、“文革”后,一切极左的胡行都是对的,他们似乎十分希望“盛大的节日”能够重新回来似的。今日之世,谁的言论自由最多?包括“朱永嘉们”。真是十分羡慕。我今已92岁了,有些糊涂了,要我一下举出这位前教授或副教授今年写过些什么文章,具体的倒是一篇也举不出来。但每次看了我都感到恐怖:还想再来一次“文革”么!陈锋文扼要地提出了问题,未解释,显然他觉得这是国人皆知的事,用不着举什么例子了。
　　1960~1978年夏,我有十八年零两个月在上海戴罪工作。我这条性命今天还在,没有死在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这些革中国人的命的“革命家”手里,大概是老天可怜了。大概是他们不知道我,所以我没有被他们点名,一点,我就完了,似乎应该感激他们才好。(当然,他们可以说你是个什么人,不值得亲自来处理你,你不要太抬高自己了。)而今如此活跃的朱永嘉先生,当年在上海市革委会中究竟名列第几,我不甚清楚,但他实际上的地位比表面的名次要高得多,这是当时上海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见不到有上海的人出来写几句,即使投外地报刊发表不也很好么?但我知道这句纯是风凉话。我很清楚:如果我在上海,敢写此文么?回答是:大概不敢。自1955年柯庆施到上海后,上海就变成了一个“静静的上海”了。
　　朱永嘉现在享受的言论自由权,肯定比我多得不可比拟,上海的其他知识分子能不能享受呢?看来远远不能。十多年前吧,复旦大学潘旭澜教授要研究一下洪秀全就不行。(如果连洪秀全也不能批判,我们就永远处在一个蒙昧的状态中了。)我最近见过朱永嘉先生的一篇文章,是说1959年庐山会议闹成那个样子,责任在彭德怀等人。这篇文章,我认为媒体应该转载,只要加一个短短的按语,没有批判文章毫无关系——如果太认真去批判,反而要大上其当。中国不是人人都丧尽了良心的,是看得懂朱先生的文章的。
　　那时农村的饥饿情况,领导人应该是相当知悉的。毛主席在上庐山之前,先往韶山老家去过一趟,要宴请一下乡亲父老,这是人之常情。时任湘潭地委书记是华国锋。可惜几桌饭每桌只能有一碗猪肉,一举筷便没了。毛要华再端些肉来,华轻轻对毛说,没有了。对这件事,我很佩服华,有胆量。那时的饥饿情况之严重,从这件事上,毛应该是有所了解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后,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城市又是个什么样子,你朱永嘉先生也应该是知道一些的。1960、1961和1962年我拿着粮票跑遍上海,都买不着一两可吃的东西。这不是随便说的,我几乎天天有此经验。那么,彭德怀在庐山反映几句,有什么祸国殃民之罪呢,为什么到今天还要说是彭不对?
　　你“文革”时期在上海,实际权力处在个什么地位,上海人民特别是上海的各类知识分子心中是知道的:你是灵魂人物。徐景贤位在你之上,但是他懂得什么呢,人们都说你才是摇鹅毛扇的人。“文革”时期谁有权不在表面,江青是什么人呢,可权倾一国。上海文化界对谁最感到战战兢兢呢?徐景贤和你。但徐官大了,管的宽,更怕的是“永嘉同志”!
　　我看过你们处决上海市交响乐团一位老指挥应某的布告,我听过你们处理郊区青年因自发演出“样板戏”不够标准而被判刑的传达。我还要问,1968年在上海那么残忍地处死林昭女士(北大学生,因批评反右派而被判无期徒刑),又是哪些人的命令呢?事情已过去42年,什么了不起的档案也应公开了。不会是陈阿大吧。“四人帮”被抓后,上海说要抵抗到底,有人提出要发表《告世界人民书》,掀起“世界革命”,“还我春桥”!现在是否已澄清有无此事,究竟是谁提出的,当时可是言之凿凿。但现在我手中无核实过的材料,也就只能提出问题了。
　　朱先生,你现在大概已拥有一切公民权利,包括控告我的权利。不过,即便如此,你也未必能得到多少民意的拥护。不要忘记,老的岳飞墓前是跪着两个人的(现在取消了)。现在竟还要回头去肯定庐山会议,把错误推在彭德怀身上,未免太欺负中国人了。现在如要建新的岳飞墓,墓主应该是谁呢?怕非彭德怀不可了。而跪在下面的两个人是谁呢,恐怕非江青、林彪不可。张春桥、徐景贤之类的人还轮不上,等而下之的一些人更轮不上。宋文天祥《过零丁洋》詩的末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般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总不能向相反的方向去努力吧!临末,把唐人高适的名诗《别董大》献给你——朱永嘉先生!一字不改,只是其中第三句的“知己”二字不是一个组合名词,而“知”是作动词用了。全诗如下:“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作者曾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