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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考察了《我们》中自由与幸福这一对矛盾，认为大一统王国通过消解欲望，推崇理性至上，消解“我”，推崇“我们”来企图建立人间的幸福水晶宫。但是通过分析主人公D-503的情欲和自我可以看出，“我”是不可能被全然消灭的，自由在情欲和非理性的鼓动下迟早会突围出幸福。本文认为“无限革命论”并非是作者提出解决矛盾的方式。作者处理这对矛盾的方法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中耶稣留给大法官的最后一个吻，通过“吻”去揭示先于逻辑的爱。
关键词：情欲 理性 我 我们
作为反乌托邦小说三部名著中创作时间最早的一部，《我们》常常被拿来同《1984》、《美丽新世界》或其他同类小说如《动物农场》等一起讨论。但是过多这样的比较会模糊了对这部小说主题独特性的理解，将反社会主义、反苏联的情结过多地弥漫至《我们》之上，而忽视了扎米亚京意欲表达的其他方面。
扎米亚京对社会主义实践、十月革命和苏共政权的种种预见性判断是令人惊叹和折服的，但《我们》并不只处理了这一个方面的问题。对现代欧洲文化、科学、社会、哲学和俄罗斯文化宗教传统都很熟稔的扎米亚京，在《我们》中处理了超越俄国一国范畴的问题：理性问题、科学问题、私欲问题、情爱和家庭问题。这些都是建立在人性共同的缺陷和人类社会基本的矛盾的基础上思考的。而他提出的自由与幸福这一组矛盾关系问题也是《我们》中亟待研究的重要主题。
自由与幸福的矛盾关系在《我们》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个问题在文本中被讨论的次数非常多。几个主要人物：男主人公D-503，女主人公I-330，诗人R-13和大恩主本人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思索或讨论。全书中成段地讨论或思考这个问题有近20次。记事一一开篇就讨論了“自由的蛮荒时代”、“理性的良性桎梏”与“数学般精确的幸福”三者的关系。后来I-330所在的靡非组织也被描述为“此组织的目的在于从大一统王国仁厚恩德的枷锁下求得自由”。R-13在另一个诗人被处死之后也有一长段关于自由和幸福的论述。大恩主最后召见D-503，两人的谈话一开头也是讨论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自由与幸福的争论在全书几处关键情节处决定了事情发展的走向。如I-330在与D-503诀别时，就自由与幸福与其争论，导致D-503脑海中的两列“逻辑列车”相撞，使他在随后的行动中倾向I-330一方，又如大恩主最后用D-503自己一度认同的幸福理论说服他，逐渐引导他认为I-330对自己没有真正的感情，只是为了夺取积分号才利用自己，于是才有了一次D-503最后一次跑去见I-330的情节。
第三个方面是，自由与幸福这一组矛盾能够较为全面地贯穿起其他矛盾，甚至是其他一些矛盾的内在根源。学者王一平曾分析过《我们》的主题，他认为，乌托邦的集体化极权主义、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无限革命论是三个最重要的主题。在这三个主题中，集体化极权主义的危害本身就是公共的幸福与个体的自由之间的矛盾衍生的问题。王一平认为，“人类自身对安全与稳定的深刻需要使良心若不外化于集体中，人便会呈现出现代社会中充满孤独和无力感的自由状态，并且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这对许多个体而言是难以承受的i” 这段话解释了人类为了幸福愿意将自由让渡给国家的心理动因。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对抗，在《我们》中，理性作为构建维持大一统王国正常运行的工具，也体现了致力于幸福的目的。而主人公的非理性情欲私欲爆发的时候，理性维持的幸福就崩溃了。而无限革命论关注的也是人类如何突破自由-幸福-自由，或者说集权-反极权-集权的轮回的问题。故三个重要主题都在因或果上与自由与幸福相交织，处理好了自由与幸福的问题，必然会对全面理解扎米亚金《我们》中的丰富思想内涵有所裨益。
一.幸福的构建
1.消除欲望 理性至上
要讨论《我们》中的自由与幸福的问题，首先要看扎米亚京是如何提出和阐释这个问题的。在书中的开篇，D-503抄录的国家报上的公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面临的任务是将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生物，至于理性的良性桎梏之下，他们可能至今仍生活在自由的蛮荒时代，如果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带给他们的数学般精确的幸福，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成为幸福者。”ii
这段话说的是积分号被建造的目的，即，使其他星球的生物从自由状态由经理性的统治达到大一统王国一样的幸福。这里首先展现了自由、理性、幸福三者的关系。其次，其中的桎梏和强制两个词，用反讽的意味表现出大一统王国自由幸福逻辑中本身隐含的矛盾。
在后来的记事五中，作者将三者的关系和暗含的矛盾给出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作者首先指出，在大一统王国建立之前的蛮荒时代，主宰世界的是爱情和饥饿，随后，通过两百年的世界大战，人口数量得到了削减。同时，科技的发展又为人们创造出了石油食物，于是饥饿问题得到了解决。在消灭了饥饿问题之后，大一统国又制定了《性法典》，规定每个号码享有将任意号码作为性产品使用的权利，以此征服了爱情。爱情的消失使人类社会中不再出现“有的人有许多爱慕者，有的人没有人爱”iii的不平衡现象，因此也就没有了嫉妒。而忌妒是幸福分数的分母，当分母消失，幸福变得无限大。
这里的爱情、饥饿和由差异和不平衡衍生的忌妒可以被概括理解为人类的本能欲望。大一统国满足了一个本能的欲望，又压抑了另外两个本能欲望。欲望的消除，具体表现在人不再去犯罪。这里的犯罪不是现实社会中违反法律的犯罪，而是不再做任何大一统王国所安排和规定之外的事情，不再有任何大一统王国灌输的想法之外的想法，换言之，就是没有自由。因为没有了欲望，也就没有了犯罪（自由）的动因，没有了自由，也就没有犯罪的可能性，于是D-503认为，“就像飞船的飞行和它的速度一样，飞船速度等于零，它就不会起飞，人的自由等于零，他就不会去犯罪，这是很明白的，要是人不去犯罪，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从自由中解放出来。”iv从而完成了他由自由的，蛮荒，到数学般精确的幸福的第一步。
关键词：情欲 理性 我 我们
作为反乌托邦小说三部名著中创作时间最早的一部，《我们》常常被拿来同《1984》、《美丽新世界》或其他同类小说如《动物农场》等一起讨论。但是过多这样的比较会模糊了对这部小说主题独特性的理解，将反社会主义、反苏联的情结过多地弥漫至《我们》之上，而忽视了扎米亚京意欲表达的其他方面。
扎米亚京对社会主义实践、十月革命和苏共政权的种种预见性判断是令人惊叹和折服的，但《我们》并不只处理了这一个方面的问题。对现代欧洲文化、科学、社会、哲学和俄罗斯文化宗教传统都很熟稔的扎米亚京，在《我们》中处理了超越俄国一国范畴的问题：理性问题、科学问题、私欲问题、情爱和家庭问题。这些都是建立在人性共同的缺陷和人类社会基本的矛盾的基础上思考的。而他提出的自由与幸福这一组矛盾关系问题也是《我们》中亟待研究的重要主题。
自由与幸福的矛盾关系在《我们》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个问题在文本中被讨论的次数非常多。几个主要人物：男主人公D-503，女主人公I-330，诗人R-13和大恩主本人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思索或讨论。全书中成段地讨论或思考这个问题有近20次。记事一一开篇就讨論了“自由的蛮荒时代”、“理性的良性桎梏”与“数学般精确的幸福”三者的关系。后来I-330所在的靡非组织也被描述为“此组织的目的在于从大一统王国仁厚恩德的枷锁下求得自由”。R-13在另一个诗人被处死之后也有一长段关于自由和幸福的论述。大恩主最后召见D-503，两人的谈话一开头也是讨论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自由与幸福的争论在全书几处关键情节处决定了事情发展的走向。如I-330在与D-503诀别时，就自由与幸福与其争论，导致D-503脑海中的两列“逻辑列车”相撞，使他在随后的行动中倾向I-330一方，又如大恩主最后用D-503自己一度认同的幸福理论说服他，逐渐引导他认为I-330对自己没有真正的感情，只是为了夺取积分号才利用自己，于是才有了一次D-503最后一次跑去见I-330的情节。
第三个方面是，自由与幸福这一组矛盾能够较为全面地贯穿起其他矛盾，甚至是其他一些矛盾的内在根源。学者王一平曾分析过《我们》的主题，他认为，乌托邦的集体化极权主义、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抗、无限革命论是三个最重要的主题。在这三个主题中，集体化极权主义的危害本身就是公共的幸福与个体的自由之间的矛盾衍生的问题。王一平认为，“人类自身对安全与稳定的深刻需要使良心若不外化于集体中，人便会呈现出现代社会中充满孤独和无力感的自由状态，并且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这对许多个体而言是难以承受的i” 这段话解释了人类为了幸福愿意将自由让渡给国家的心理动因。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对抗，在《我们》中，理性作为构建维持大一统王国正常运行的工具，也体现了致力于幸福的目的。而主人公的非理性情欲私欲爆发的时候，理性维持的幸福就崩溃了。而无限革命论关注的也是人类如何突破自由-幸福-自由，或者说集权-反极权-集权的轮回的问题。故三个重要主题都在因或果上与自由与幸福相交织，处理好了自由与幸福的问题，必然会对全面理解扎米亚金《我们》中的丰富思想内涵有所裨益。
一.幸福的构建
1.消除欲望 理性至上
要讨论《我们》中的自由与幸福的问题，首先要看扎米亚京是如何提出和阐释这个问题的。在书中的开篇，D-503抄录的国家报上的公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面临的任务是将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生物，至于理性的良性桎梏之下，他们可能至今仍生活在自由的蛮荒时代，如果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带给他们的数学般精确的幸福，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成为幸福者。”ii
这段话说的是积分号被建造的目的，即，使其他星球的生物从自由状态由经理性的统治达到大一统王国一样的幸福。这里首先展现了自由、理性、幸福三者的关系。其次，其中的桎梏和强制两个词，用反讽的意味表现出大一统王国自由幸福逻辑中本身隐含的矛盾。
在后来的记事五中，作者将三者的关系和暗含的矛盾给出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作者首先指出，在大一统王国建立之前的蛮荒时代，主宰世界的是爱情和饥饿，随后，通过两百年的世界大战，人口数量得到了削减。同时，科技的发展又为人们创造出了石油食物，于是饥饿问题得到了解决。在消灭了饥饿问题之后，大一统国又制定了《性法典》，规定每个号码享有将任意号码作为性产品使用的权利，以此征服了爱情。爱情的消失使人类社会中不再出现“有的人有许多爱慕者，有的人没有人爱”iii的不平衡现象，因此也就没有了嫉妒。而忌妒是幸福分数的分母，当分母消失，幸福变得无限大。
这里的爱情、饥饿和由差异和不平衡衍生的忌妒可以被概括理解为人类的本能欲望。大一统国满足了一个本能的欲望，又压抑了另外两个本能欲望。欲望的消除，具体表现在人不再去犯罪。这里的犯罪不是现实社会中违反法律的犯罪，而是不再做任何大一统王国所安排和规定之外的事情，不再有任何大一统王国灌输的想法之外的想法，换言之，就是没有自由。因为没有了欲望，也就没有了犯罪（自由）的动因，没有了自由，也就没有犯罪的可能性，于是D-503认为，“就像飞船的飞行和它的速度一样，飞船速度等于零，它就不会起飞，人的自由等于零，他就不会去犯罪，这是很明白的，要是人不去犯罪，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从自由中解放出来。”iv从而完成了他由自由的，蛮荒，到数学般精确的幸福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