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3年3月访问上海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参访了上海市宝兴殡仪馆，上海市宝兴殡仪馆始建于光绪34年（1908年）。我隔着窗户观看室内的葬礼，当事家族的一个人发现了我并邀请我参加葬礼。葬礼现场只有二三十人，仪式本身也略显简单，我排在哀悼队伍最后，跟着大家围绕灵柩走一圈，表示对逝者的哀悼。简单的仪式之后，负责葬礼的相关工作人员便开始将灵柩从仪式现场运往火葬场。显然，这场葬礼与我所理解的中国传统葬礼仪式有着较大的区别。丧家对我表示感谢，送给了我一对刻有“万寿”的碗和一把勺子。虽然我亲眼所见的只有上海市的这一个实例，但实际上中国大城市的葬礼简化已成趋势。
　　大概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葬礼的画面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从大城市赶回乡的儿子为父亲筹备丧事。因为大雪纷飞的天气，以及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孩子的原因，村长提议尽量简化仪式，用拖拉机把父亲的遗体从县城拉回来。但母亲坚持要用传统的葬礼仪式，用人工把遗体从县城抬回来，而且灵柩上的盖棺布坚持用自己手工织的。根据当地传统习俗，从棺木离地到入土这个过程，无论路程多远棺木都不能落地，落地就意味着灵魂将找不到回家的路。父亲执教40余年，尽管葬礼当天大雪纷飞，许多学生还是纷纷赶来参加葬礼，数百人参加的葬礼在大雪纷飞中进行，母亲的坚持为父亲赢来了一场传统的葬礼。
　　原本葬礼仪式从远古时代就开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赋予了葬礼越来越多神秘的色彩，这源于对灵魂对祖先的崇拜，也源于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寻求祖先庇护求得心理安慰的安全感。
　　那么，無论是什么形式的葬礼，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几千年来人们遵循的仪式规则，到底给最后的人生道别仪式赋予了怎样的意义和功能？我们有必要来思考一下葬礼的本质。
　　葬礼的本质
　　蚂蚁和蜜蜂是群体生活的社会性动物，在这个群体中如果有同类死亡，那么尸体会被运到外面扔掉，或者是被吃掉。动物行为学把这个行为称为“移尸行为”。人类为去世的人举行的葬礼也包括了“移尸行为”的要素，即把离世的人从生活空间移到墓地，一个从此岸送到彼岸、从生者到死者的变化。
　　人会死亡，并为去世的人举行葬礼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现象。葬礼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根据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将这些内容抽象化，可以总结出葬礼的四个功能：一、遗体的处理（埋葬）;二、社会、经济的继承;三、社会关系的修复和维持;四、记忆的共有化。（嶋根克己《葬礼的礼仪与坟墓的社会变化》：2005）
　　关于遗体的处理，就如我们在前面的描述，遗体处理是葬礼中需要考量的基本条件。而对于社会、经济的继承，中国人历来重视血统家谱，而一个人的死亡最现实的意思是，意味着地位及财产的被继承。这个继承过程，在漫长的历史中宗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谁来继承家业、又该如何继承，在广义的传统葬礼中会有所体现，而人们后续的交往，通过参加葬礼仪式自然知晓谁是下一任家长，而人们也会通过观察葬礼的各个细节来判断与下一任家长交往的方式。
　　与中国一样，过去的日本，谁获得了操办祖先祭祀活动的权利，谁就意味着作为代表“丧主”的责任被继承，成为“丧主”意味着向大家宣告自己是“家”的继承人。（日本的“家”通常加引号用片假名来表示，其原因在于日本的“家”不仅仅代表我们日常所讲的家族，还包含了家族功能、生产功能、由家父长制度统合的家族，保持了地域社会、亲族关系等男性优先的传统价值观的“家”，本文中的“家”特指直系家族——作者注）。
　　日本还有一种葬礼称为“社葬”。社葬的主要对象是大企业的重要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去世后葬礼由公司来操办。这种场合下，相当于“丧主”的角色即下一任继承人没有完全明了的情况，而围绕这个位置会发生权力斗争。日本的政治界同样也时常发生类似的事情。
　　作为社会学的研究者，我认为，葬礼还有这样两个功能：社会关系的修复、维持和记忆的共有化。人的死亡意味着这个人所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的终结，于是通过举行葬礼，通过大家的共同行为，在葬礼中的吃喝交谈，以去世的人为媒介，让人际关系得以持续。社会关系的修复、维持所需要的条件是大家有共同的经验和记忆，此时大家的共同记忆围绕死者进行。但是大家对故人的记忆是各种各样的，此时以死者为中心，大家会对死者生前的各种事例、为人处世的方法等产生共鸣，形成记忆的共有化。而家族成员之间，也因出自同一个家族、同一个祖先，相互之间的联系由一场葬礼开始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联系。
　　少子化背景下的葬礼文化
　　事实上最近30年，在日本的葬礼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以我自己家为例，我父亲的老家在当地经营一所稍有规模的企业，这些年来，随着老人们的去世，我也目睹了来自我们家族葬礼的变化。因为家族企业在当地有着较强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祖母的葬礼和80年代叔父的葬礼，以及2000年代初堂弟的葬礼，家族、亲族以及公司的从业人员、客户还有在当地工作的许多人都来参加，是数百人规模的葬礼。相比之前轰轰烈烈的仪式，2017年夏天，我90岁高龄的伯母去世，却只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家族葬”。与之前相比，企业经营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是其中原因之一，但按惯例一位长年支持企业发展的女主人去世，通常情况下会有许多人来参加，并举行大规模的葬礼。但是伯母的家人只通知了近亲，举行了一个我们家族几十年来最安静的葬礼。这种葬礼在日本通常被称为“家族葬”，也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的一种葬礼方式。
　　在世界各地，无论丧家的经济状况如何，选择简单葬礼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从此间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近代化的进程，社会意识所发生的变化。
　　原来的葬礼是由家族、亲族、地域社会以及职场共同体参加并完成，而现在的日本，地域社会以及职场共同体开始不再参加葬礼，参加者限制在家族、亲族范围内。截止20世纪末，来参加葬礼的人多与故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大家来参加葬礼也是为了怀念遗德，而家族的人期望的也是如此。现在日本的葬礼规模还在不断缩小，向以核心家族为中心的趋势发展。
　　逐渐浮出水面的问题是，配偶去世后独自生活的高龄老人，以及终身未婚人口的逐年增加，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世的“孤独死”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另外还有不断增加的社会现象，包括不办任何葬礼仪式直接火化、火化后将骨灰撒入大海的方式，以及不要墓碑将骨灰埋葬在樱花树下的方式。我的伯母虽然一生中数十年支撑着一家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但去世后也选择了葬在树下。
　　最近在日本的大城市出现了电动骨灰盒、租赁方式的纳骨堂，导入了参拜亡者用的汽车速来通道，在过去的葬礼上，传统是和尚念经，而如今部分纳骨堂选择开发了机器人诵经的模式。越来越趋于便捷的葬礼、祭祖方式，我们可以将这些理解为一种社会意识的转变。
　　现在的日本围绕死亡发生的诸多变化，其根本原因是，如同磐石一样的日本直系家族制度的崩溃以及对先祖崇拜意识的改变。
　　发生这些状况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日本社会的少子化问题带来的。合计人口置换率（一位女性一生所生孩子的人数）在1947年是4.32，到了2005年已经下降到了1.26（联合国标准是2.1），日本社会开始进入人口减少的社会。20世纪40年代一个女性平均生4个孩子（该数据总数包括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女性），那个时代不仅能正常维持“直系家族”的状态，亲族规模也随着孩子的增加而不断扩大。但是如果一个女性只生2个以下的孩子，将不能正常维持直系家族的生存，而这样的状况逐年增加。日本维持直系家族的重要价值观，从传统上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但是现在日本随着不结婚人口的增加，使家族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结果表明对先祖崇拜的墓地照看的减少，甚至不再立碑造墓实例的增加。
　　近年来，中国开放了人口生育政策，但这个结果是否能让人口数量再度增加暂不知晓。但是中国在20世纪末下落至1.5的人口置换率会对今后中国家族关系带来无法想象影响。而这些变化对中国今后的葬礼方式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