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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张正平教授（ProfessorBriankleG.P.Chang）执教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传播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哲学、文化研究、媒介理论和批评，是第一个将德里达的思想引入传播学研究的学者。
采访人：郎静 南开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
德里达解构之前
郎静（以下简称L）：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理论家个人的经历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结合的产物，我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自然也不例外。那么是什么样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历史语境促使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出现？
张正平教授（以下简称B）：你讲的很对，一种理论绝对不是凭空出现的，总是和理论家自身以及社会语境有关。德里达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都附近的郊区的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家庭。殖民地、血统和语言文化三方面对德里达思想的形成构成了直接的影响。对德里达生平的介绍，你可以在任何有关德里达的著作上都可以找到，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是与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现状连在一起的，当时在年轻人中间普遍存在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前路的怀疑，所以在1968年3月，由巴黎索邦大学学生率先发起了对反对越战、追求人生自由和权力的示威游行；之后得到了社会上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支持，最终发展成为5月的大规模的反抗等级制度、反权威、反传统、反抗一切禁锢自由思想教条的政治运动。因此，1968年在法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包括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内的思想家都可以被看作是1968年一代，而德里达的思想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在这一年表现出来。他所提出的解构思想，在70年代后期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批判西方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创造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
德里达就读于巴黎高师，所受的教育是法国传统的精英主义教育，他进入学校后就和阿尔都塞有不错的交往。在我看来，在巴黎这样一个人文情景里面成长出来的学者，他们之间都会互相沟通、相互竞争。法国在“二战”前是所谓存在主义的时代，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对德里达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战后，存在主义渐渐式微，结构主义逐渐兴盛。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德里达获得了最直接的体验和第一手的资料。我想，在那个时候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语言学、海德格尔的思想都被大量的翻译，德里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
L：那么德里达从这些理论家那里吸收和借鉴了哪些主要观点？
B：德里达到解构主义思想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研究起点的，他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用10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于1967年出版的《声音与现象》。因此，现象学的方法对德里达来说可谓影响深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其解构思想的源泉，正如他自己所说：“现象学永远是解构的源头，因为现象学拆解思辨理论的沉淀以及哲学的诸种先设。”索绪尔在为人们熟知之前已经是语言学的大师了。我相信在那个场域中，如果对索绪尔思想感兴趣的人，对于知识界所发生的一些新的思想都会很清楚。例如“延异”的概念，我想在索绪尔的理论中已经存在其理论基础，德里达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加上德里达原有的现象学等一些概念，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主义做了一个引入，并且进行了比较灵活地运用。后来的人觉得德里达的理论很好用，就借鉴到自己的理论中，例如，福柯就是这样，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一些东西。至于说海德格尔，毫无疑问，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哲学理论是当时欧陆哲学中最基础的基石。
L：通常，我们将德里达称为后结构主义大师或是解构主义大师，由称谓可以看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有时间上的承接关系，并且后者是对前者的颠覆和反驳，您是如何看待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
B：诸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类的术语是人们出于方便而对理论进行分类，并为其贴上标签，但其实严格来说，这样的做法太笼统了。理论不是界限分明的静态的整体，所以不可以被大而化之、整齐划一地归到一个既定的盒子中。当然，前缀和后缀向我们表明了时间的先后分期。所以后结构主义者出现在结构主义者之后，而且是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和突破，就像后康德主义被用来指称那些受到康德影响的哲学家和哲学观点。但是具有时间承接关系的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理论本身所具有的观点。此外，我们知道理论具有暂时性的特征：它们依据自身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对有效性和一致性的诉求而得以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时间顺序的问题，你会发现，它更像一种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例如一个孩子在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之后，会拥有实现成功所需要的独立人格。
据我所知，德里达从来都不接受“后结构主义者”的称呼，不只是德里达，像福柯、拉康等理论家也是如此。我想，德里达被称作后结构主义者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是以批判结构主义的一些核心观点为出发点，从他的早期的很多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将矛头直指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大师们，颠覆和解构他们的结构主义思维模式，嘲笑他们的思维盲点，始终以结构主义为批判的对象。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任何结构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结构主义关注于整体间的各种共时性关系，这一关系使缺席的可能性得以呈现。这一结构关系不能被他者来定义，而是消极地占有一个空间，或者说占有的是空位（void）。正是因为它所占据的是空位，一系列表示关系的元素得以贯通，从而保证了结构的整体性；也正是因为空位，使得整体结构中元素无尽地运动和变化成为可能。但是对德里达来说，元素本身必须是可以被解构的，空位本身必须通过纯粹的差异被彻底地废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德里达和拉康对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失窃的信》的争论中看出来。在争论中，拉康认为信总是返回到同样的地方；而德里达认为，信其实是被丢失了。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德里达毫不客气地指出结构主义理论的不足之处。那么，德里达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吗？我想他是。但是在他的分析中，如果没有与结构主义的原则相结合，我想他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说句题外话，研究媒介理论的德国籍学者FriedrichKittler，无疑受到德里达和拉康的影响，但是我不知道是否人们会讲他称作后结构主义者。 正如你所提到的问题，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德里达可以称作后结构主义者或解构主义者，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研究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实话说，我还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竟是如此的有趣。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进行比较之前，我们需要仔细阅读相关的理论。所以，最后我想说，标签是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理论的问题的。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观
L：我们知道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是要颠覆形而上学的西方传统哲学、罗格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为三要素的本原问题，那么它们三者间有什么关系？在西方思想史上有着怎么样的地位？德里达是通过什么思路来解构它们的？
B：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思想的关键词。正如我们所知，逻各斯可能意味着很多东西，德里达将其解释为充满启示性和在场的本质。毫无疑问，这样的解读可以看出德里达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在场的存在，这种稳定的存在是对非在场话语的一种内部的压抑。德里达在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现在，如果逻各斯中心主义以一种普遍的原则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础，那么，我想，西方的形而上学必须依据不同的话语情景，具有多元的表达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德里达在分析书写和演讲二元对立时，也谈到了语音中心主义；在讨论精神分析学时，也谈到了菲勒斯中心主义。无论是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还是菲勒斯中心主义，正如我所理解的，它们都包含了同样的意义。而有学者认为，逻各斯类似于中国哲学中“道”的观念，我想也许是这样，也许并非如此。
像所有主要的哲学家一样，德里达通过对哲学文本的细读发展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快速地抓住了一个研究对象。正如海德格尔说，伟大的哲学家只有一个想法。即使有来自不同方向的灵感，他仍然会将过去的哲学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德里达再次将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为自己所用，从本质上，将它们作为一个矛盾的概念重新加以阐释。需要补充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同意德里达的重新阐释。以胡塞尔所提出的“现象学的还原”为例，他认为要认识世界的真理，就必须摒弃一切经验之外的东西，把事物还原为我们意识的内容（eidos）。这一点正是德里达极力反对的。但是让吕克·马里恩（JeanLucMarion）反对德里达，他将“悬置”（epoche）解读为一种通向无限给定性的道路，因此，成为一种饱和的存在和现象。
当然，我相信哲学思维发生在语言中，我想德里达也会赞同我的观点。最后，我个人认为，语言始终进行着自我思考和书写。在哲学中，没有人会思考概念本身以外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数学自身的思考的话，那么哲学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像马拉美、乔伊斯和许多世界公认的现代主义作家的普遍认同。
德里达的解构在美国
L：在美国学界，对德里达解构理论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到了美国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
B：德里达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大概可以追溯到1966年10月21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办的“批评语言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德里达发表的题为《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演讲。在会上，他遇到了拉康和德曼，此后，就开始了与他们的对话和争辩。直到《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英译本的出现，作为最具创新力的思想家之一的德里达，才确立了其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他的影响不仅存在于文学和哲学领域，而且波及了整个人文学科。德里达非常喜欢美国，他不仅长时间在美国高校里任教，而且经常游走于美国各地，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职业生涯上得到反映。他的许多在美国高校任教的朋友和同事也为他的解构思想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理由相信，正如解构作为一种现象在法国出现，它在美国的传播也毫无疑问成为一种美国的现象。我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美国求学时，几乎所有人都在阅读德里达。我觉得考察某种理论是如何旅行，如何在国外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非常有趣的。
我不太清楚德里达的思想是否有明确的发展阶段。他写过大量的文章，有的是出于教学任务的原因，有的是对学术界内外辩论热点的响应。但是在我看来，他的研究重心是相对稳定的。虽然有迹象表明他的关注点有所变化，但我不认为他的思想会像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甚至福柯那样出现了明显的分期。与他早期的有关现象学和解构主义的著作相比，德里达后期的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例如《马克思的幽灵》，当然有所不同。但他所使用的思维和方法仍然是典型的“德里达”式的，我认为这是论题的变化，而不能算作思想阶段的分期。
在我看来，解构主义绝不可能像一瓶法国红酒一样，产自法国，然后进口到了美国。正如我们所知，德里达经常在美国任教，他的观点是在他授课的过程中形成的，后来这些观点才逐渐地以著作的形式得以呈现。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将美国的解构主义简单地解读为德里达思想在美国接受过程中的变形。如前所述，即便是我们把理论，尤其是解构主义理论当作一个民族国家的产物，那么它既是美国式的也是法国式的。毫无疑问，德里达是一个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许解构主义会是世界主义最好的注脚。
L：谈到了美国，就不能不谈美国解构主义的代表“耶鲁学派”的四位教授，虽然他们理论观点和学术旨趣不尽相同，但都因各自的解构倾向被纳入这一派中。在他们当中德曼是美国最早研究并接受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批评家，那么德曼的主要观点有哪些？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之间有哪些主要的区别？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德里达和他的追随者之间的差异呢？
B：解构主义可以说是在美国被发扬光大的，正如德里达所说，它是属于美国的。诚然，相较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所承载的传统负担，美国社会则呈现出较多的自由和多元的文化氛围。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解构主义在进入美国后，一开始只是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法文系和比较文学系的青睐，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在美国发展和接受的最初阶段，解构主义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和批评为人们所熟知。据我所知，耶鲁学派的四个代表人物———杰弗里·哈特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保罗·德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在一个系里才被归并在一起的。处于个人的关系、机构的联系和一些其他的喜好等原因，他们发现德里达的观点与他们各自的观点是能够兼容的，而且在工作上他们彼此互相支持和鼓励。从他们各自的著作中，我发现哈特曼的著作《拯救文本》（SavingtheText）呈现出德里达主义的影子，而在米勒和布鲁姆的著作中并非如此。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我知道的还不够多，因此只能提供一些个人的简单观察和看法。 德曼常常与德里达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像德里达一样，德曼也非常注重哲学的思辨方法。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大量的德国哲学著作的阅读中得到证实，尤其要提到的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虽然德曼被称作解构主义者，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并不能算作是一个德里达主义者。在遇到德里达之前，他已经是一个评论家，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德曼以修辞性为突破口，认为文学语言的修辞性是导致其意义不确定的原因，企图超越新批评和形式主义的桎梏和束缚。他认为文学文本的语言存在着内在修辞性结构和矛盾，这决定了文本的自我解构的特征：也因此导致文学文本阅读的不可能性即“阅读的寓言”。我们都知道寓言意味着以修辞的方式来阐述一件事情，或者可以说是言在彼而意在此。对于德曼而言，文学文本的误读是无可避免的，这既不是作家意图的结果，也不是读者的错，而是语言本身造成的，不可改变。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听起来很像德里达，但是如果读德曼的文章，我们很快就发现他与德里达的分析过程是不同的。文本的寓言性质并不意味着德里达所说的文本意义的延异。德里达主要从语言、主体性和身份入手，指向现实，在他文本解构的背后真正蕴含的是对整个世界的关注；德曼则陷入到字母、语言、语法当中，文本成为他们唯一考察的对象，认为语言有自己的生命和规则，我们必须遵守，但与此同时也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即只有语言，别无其他。对于德曼来说，从某种程度讲，文学是用语言书写的，因此是虚构和无意义的。具体地说，文学语言是纯粹的述行性话语（performative），一个文本就是一个事件和行为，语言在文本形成之前已经在起作用了。因此，语言会超出我们的控制、阻扰我们的意愿，从而使得语言呈现出我们想要它具有的意义。顺便要提到的是，这个解构主义的观点对于其他批评者来说并不陌生，例如WernerHamacher就独立地发展出很多与德里达相似的观点。无须赘言，希利斯·米勒的《阅读的伦理》（TheEthicsofReading）也可以按照这条路径来阅读。这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细枝末节”值得我们发现，但是目前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探求其中的细节。德曼是一个有强大影响力的批评家，至少在英语世界里这样讲并不过分。谈论德曼需要建立在对其作品熟知的基础上，而我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也不是德曼的研究专家，或许在以后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德曼阅读小组，这样的话我想我可以更好地来回答这个问题。
L：您是第一个将德里达的思想引入传播学研究的学者，是什么契机促使您产生这样的想法？德里达的思想对于传播学的意义何在？
B：和德里达的缘分的开始还要追溯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仔细阅读了胡塞尔的著作，并且强化了对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和其他存在主义大师们的理解。在阅读过程中，我始终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的有关传播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如何贯穿于这些理论家的思想中的。尽管这些思想家在研究的具体方法上不尽相同、各具特色，但是他们都从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中置换出其他概念，并且赋予这些概念一个存在主义解释学的阐释。于是在发现以阿尔弗雷德·舒尔茨为代表的后胡塞尔主义思想家（他们遵循着传统的哲学人类学研究路径）的理论后，我遇到了德里达。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他的解构主义代表著作《论文自学》《声音与现象》，我意识到我需要重新思考主体间性和传播学之间的关系。同时，我尝试去阅读《明信片》，开始形成我关于“邮政原则”的想法，这一兴趣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促使我对德里达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自胡塞尔开始，继而到德里达这一条连续的路径是清晰的且无可辩驳的。除此之外，如果你读过德里达所写的《签名事件语境》（SignatureEvenContext）这篇文章，你会很容易感受到德里达对传播学的相关问题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德里达对我非常友善，也很支持我的研究工作。但是，几年前，他曾经对我说他并不赞同一些我对他观点的解释。很遗憾，我当时没有勇气去要求解释，现在对此也很后悔。我非常感激有机会将德里达的思想引入传播学，将德里达作为一个媒介和传播学的学者来研究，这不仅丰富了德里达的思想，也为传播学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L：您曾经提出了一个“Planetary Visibility”的概念，这一概念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专门的翻译，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一概念吗？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一概念？您觉得如果翻译成中文，这一概念应该如何表述？
B：当我提出“PlanetaryVisibility”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并不是将它看作一个特殊的概念。我认为现代通信技术使地球成为一个有限的时空，我们可以从外层空间遥望作为宇宙一部分的地球。如你所知，通行卫星与望远镜，甚至电视本身，都有着质的不同。对于全球各地的观众来说，卫星使双向视觉的同时传播成为可能；而诸如GPS这类的技术则成为地球运行轨道的眼睛，并且以人类之名成为卫星的扩展。地球作为一个行星的想法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很久之前，开普勒就谈到了太空旅行；康德也从国际性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世界———地球，正如在《现在的里根》和我们观看的许多科幻电影里一样，康德也经常想到外星生物；如果论及的时间靠近一些，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关于土地、海洋和国家领土的想法反映出一种后天的地缘政治思维，这一思维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世界的开始。他认为，如果未来的战争将会在地球和外星球生物之间发生，那么地球就像一个战场的军事基地而不断受到外星球生物全方位地监视。我要再一次声明，“Planetary Visibility”这一词背后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我想当我选择这个词的时候，一定受到了GregoireChamayou的影响。同时，在读他的《无人机理论》（ATheory oftheDrone）时，我就思考战争技术对我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可能的后果。至于，如何将这一词翻译成中文，我想你所说的“行星可见性”就很好。
跨文化的解构之旅
L：如果说德里达的思想从法国到美国的传播还同属于印欧语系的转换，那么在进入中国后，就属于跨文化的翻译与传播了。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对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多误区，而这一误区通常都是由翻译导致的。您怎么看待一种理论的跨文化旅行？您觉得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尽可能地避免对一种理论翻译时产生的误读？ B：当理论在旅行，在不同的读者、语言和文化之间流转时，到底会发生什么？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是理论的翻译、位移、离开和回归的问题。对我来说，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最后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无法告诉你确切的答案，我只能说它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且需要思考的问题。阅读德里达或是其他的西方理论家，你会发现阅读第一手原文著作的感觉与阅读译文或是第二手的材料的感觉是非常不同的。我曾经读过一些德里达的中译本，从中也学到了很多。不可否认，从这些译本中，我看到德里达的思想呈现出很多面孔和不同的风格，有时我甚至无法确定这是否是德里达的思想。但我必须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德里达也说任何事情都可以翻译，但与此同时，没有什么能够被翻译。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是在我们的阅读体验中不断得到确认的事实。对于这个事实，我们不需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或德里达来告诉我们，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深刻中透着简单，在简单中表现深刻。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作为语言发生在语言中，即使我们说这个或那个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正在言说。我们说它是不可能的，因此使得“说”成为了可能。
像手袋、寿司和游客的一样，理论也在旅行。它们在读者与读者之间、阅读与阅读之间旅行。在旅途中，理论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交易（trade）。德里达的中国之旅自然要比其理论在英、法等西方罗曼语语境中的传播要有趣得多。这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它使我们不仅看到以英语、法语为代表的字母语言和以中文为代表的非字母语言之间的不同，而且还有语法和写作的惯例及原则的不同。正如本雅明所言，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本土语言。
诚如上述所言，我想说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不论是阅读德里达还是其他思想家，我们的读者们都需要好好做功课。这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知道我们在和谁对话，以及我们所试图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而这些隐藏着的对话者和问题似乎并没有被涵盖在翻译这一重要的过程中。最后，我认为一个有意义且有效的方式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要求大家选择一个德里达的文本，如果可能的话逐字逐句的与中译本做比较。通过对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特别是那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问题。因此，你的问题只能在具体的实践中才能回答，因为一旦文本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去判断，我相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以做出我们的判断。
L：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您觉得比较好的有关介绍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书籍，我想通过对这些介绍类书籍的阅读，我们可以更好地踏上德里达的解构之路。
B：目前，有很多关于德里达的二手材料，所以，我将会把书籍限制在我更为熟悉的英语语境中。众所周知，德里达自己的研究已经涉及很多不同的主题和领域，而且通过各种写作风格，有时甚至超出了通常的经验模式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为了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首先想提到的是Susanne Ludemann最新出版的论著的《解构的政治：雅克德里达入门新论》（Politics ofDeconstruction：ANewIntroductiontoJacquesDerrida）。相比众所周知的如乔纳森·卡勒和其他一些知名的解构思想的学者，Ludemann的书更多关注的是德里达思想的政治维度，同时很好地解释了德里达思想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基础。我认为这本著作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德里达思想综述的入门者而言将会是非常有用的；而对于想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德里达思想的人而言，我推荐RodolpheGasche所著的TheTain oftheMirror，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但我仍然认为它是最好的关于德里达哲学的著作，就我个人来说，我非常欣赏Gasche对于德里达的书写；还有一本我非常喜欢的选集FuturesofJacques Derrida也值得推荐给大家，这本选集是由理查德·兰德（RichardRand）选编。它包括了诸如WernerHamacher、GeoffreyBennington、PeterFenves等在内的论文作者，他们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对德里达思想的最佳阐释者。我通过阅读这些学者研究德里达的著作也受益匪浅。另外，出于个人的偏爱，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JoannaCallaghan和MartinMcQuillan合作出版的Lovein thePost：FromPlatotoDerrida：The ScreenplayandCommentary，这本书还包括由德里达的论著《明信片》（ThePostCard）启发而拍摄的一部电影材料。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一直对德里达的“邮政”的观点感兴趣，在我的著作中，我称之为“邮政原则”。我发现这本书的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呈现出在这种情况下，他者是如何对德里达回应的。因此，《明信片》让我反思和检查自己对德里达的理解。
我曾说过，德里达的著作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而为世界所共享，我使用英语来谈论德里达也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对德里达的争论也有很多，有人赞美、有人批评、有人可以从中受到启发、有人却始终无法弄明白。但是我认为德里达所告诉我们的是：文本，一旦被书写，就会超越作者而依赖于它们自身和阅读而存在。由于德里达那些未发表的作品不断出现，德里达仍将是一个传奇。你知道，“传奇”这个词意味着“有待阅读之物”（somethingtoberead）。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和邮件翻译整理，并经张正平教授本人审阅。）
采访人：郎静 南开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
德里达解构之前
郎静（以下简称L）：任何一种理论的出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理论家个人的经历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结合的产物，我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自然也不例外。那么是什么样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历史语境促使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出现？
张正平教授（以下简称B）：你讲的很对，一种理论绝对不是凭空出现的，总是和理论家自身以及社会语境有关。德里达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都附近的郊区的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家庭。殖民地、血统和语言文化三方面对德里达思想的形成构成了直接的影响。对德里达生平的介绍，你可以在任何有关德里达的著作上都可以找到，在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是与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动荡不安的现状连在一起的，当时在年轻人中间普遍存在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前路的怀疑，所以在1968年3月，由巴黎索邦大学学生率先发起了对反对越战、追求人生自由和权力的示威游行；之后得到了社会上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支持，最终发展成为5月的大规模的反抗等级制度、反权威、反传统、反抗一切禁锢自由思想教条的政治运动。因此，1968年在法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包括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内的思想家都可以被看作是1968年一代，而德里达的思想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在这一年表现出来。他所提出的解构思想，在70年代后期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批判西方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创造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
德里达就读于巴黎高师，所受的教育是法国传统的精英主义教育，他进入学校后就和阿尔都塞有不错的交往。在我看来，在巴黎这样一个人文情景里面成长出来的学者，他们之间都会互相沟通、相互竞争。法国在“二战”前是所谓存在主义的时代，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对德里达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战后，存在主义渐渐式微，结构主义逐渐兴盛。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德里达获得了最直接的体验和第一手的资料。我想，在那个时候胡塞尔的现象学、索绪尔的语言学、海德格尔的思想都被大量的翻译，德里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知识。
L：那么德里达从这些理论家那里吸收和借鉴了哪些主要观点？
B：德里达到解构主义思想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研究起点的，他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用10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于1967年出版的《声音与现象》。因此，现象学的方法对德里达来说可谓影响深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其解构思想的源泉，正如他自己所说：“现象学永远是解构的源头，因为现象学拆解思辨理论的沉淀以及哲学的诸种先设。”索绪尔在为人们熟知之前已经是语言学的大师了。我相信在那个场域中，如果对索绪尔思想感兴趣的人，对于知识界所发生的一些新的思想都会很清楚。例如“延异”的概念，我想在索绪尔的理论中已经存在其理论基础，德里达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加上德里达原有的现象学等一些概念，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主义做了一个引入，并且进行了比较灵活地运用。后来的人觉得德里达的理论很好用，就借鉴到自己的理论中，例如，福柯就是这样，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一些东西。至于说海德格尔，毫无疑问，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哲学理论是当时欧陆哲学中最基础的基石。
L：通常，我们将德里达称为后结构主义大师或是解构主义大师，由称谓可以看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有时间上的承接关系，并且后者是对前者的颠覆和反驳，您是如何看待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
B：诸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类的术语是人们出于方便而对理论进行分类，并为其贴上标签，但其实严格来说，这样的做法太笼统了。理论不是界限分明的静态的整体，所以不可以被大而化之、整齐划一地归到一个既定的盒子中。当然，前缀和后缀向我们表明了时间的先后分期。所以后结构主义者出现在结构主义者之后，而且是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和突破，就像后康德主义被用来指称那些受到康德影响的哲学家和哲学观点。但是具有时间承接关系的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理论本身所具有的观点。此外，我们知道理论具有暂时性的特征：它们依据自身所面对的问题，以及对有效性和一致性的诉求而得以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时间顺序的问题，你会发现，它更像一种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例如一个孩子在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之后，会拥有实现成功所需要的独立人格。
据我所知，德里达从来都不接受“后结构主义者”的称呼，不只是德里达，像福柯、拉康等理论家也是如此。我想，德里达被称作后结构主义者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是以批判结构主义的一些核心观点为出发点，从他的早期的很多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将矛头直指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大师们，颠覆和解构他们的结构主义思维模式，嘲笑他们的思维盲点，始终以结构主义为批判的对象。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任何结构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结构主义关注于整体间的各种共时性关系，这一关系使缺席的可能性得以呈现。这一结构关系不能被他者来定义，而是消极地占有一个空间，或者说占有的是空位（void）。正是因为它所占据的是空位，一系列表示关系的元素得以贯通，从而保证了结构的整体性；也正是因为空位，使得整体结构中元素无尽地运动和变化成为可能。但是对德里达来说，元素本身必须是可以被解构的，空位本身必须通过纯粹的差异被彻底地废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德里达和拉康对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失窃的信》的争论中看出来。在争论中，拉康认为信总是返回到同样的地方；而德里达认为，信其实是被丢失了。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德里达毫不客气地指出结构主义理论的不足之处。那么，德里达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吗？我想他是。但是在他的分析中，如果没有与结构主义的原则相结合，我想他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说句题外话，研究媒介理论的德国籍学者FriedrichKittler，无疑受到德里达和拉康的影响，但是我不知道是否人们会讲他称作后结构主义者。 正如你所提到的问题，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德里达可以称作后结构主义者或解构主义者，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研究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实话说，我还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竟是如此的有趣。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进行比较之前，我们需要仔细阅读相关的理论。所以，最后我想说，标签是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理论的问题的。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观
L：我们知道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是要颠覆形而上学的西方传统哲学、罗格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为三要素的本原问题，那么它们三者间有什么关系？在西方思想史上有着怎么样的地位？德里达是通过什么思路来解构它们的？
B：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思想的关键词。正如我们所知，逻各斯可能意味着很多东西，德里达将其解释为充满启示性和在场的本质。毫无疑问，这样的解读可以看出德里达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在场的存在，这种稳定的存在是对非在场话语的一种内部的压抑。德里达在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现在，如果逻各斯中心主义以一种普遍的原则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础，那么，我想，西方的形而上学必须依据不同的话语情景，具有多元的表达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德里达在分析书写和演讲二元对立时，也谈到了语音中心主义；在讨论精神分析学时，也谈到了菲勒斯中心主义。无论是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还是菲勒斯中心主义，正如我所理解的，它们都包含了同样的意义。而有学者认为，逻各斯类似于中国哲学中“道”的观念，我想也许是这样，也许并非如此。
像所有主要的哲学家一样，德里达通过对哲学文本的细读发展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快速地抓住了一个研究对象。正如海德格尔说，伟大的哲学家只有一个想法。即使有来自不同方向的灵感，他仍然会将过去的哲学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德里达再次将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为自己所用，从本质上，将它们作为一个矛盾的概念重新加以阐释。需要补充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同意德里达的重新阐释。以胡塞尔所提出的“现象学的还原”为例，他认为要认识世界的真理，就必须摒弃一切经验之外的东西，把事物还原为我们意识的内容（eidos）。这一点正是德里达极力反对的。但是让吕克·马里恩（JeanLucMarion）反对德里达，他将“悬置”（epoche）解读为一种通向无限给定性的道路，因此，成为一种饱和的存在和现象。
当然，我相信哲学思维发生在语言中，我想德里达也会赞同我的观点。最后，我个人认为，语言始终进行着自我思考和书写。在哲学中，没有人会思考概念本身以外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数学自身的思考的话，那么哲学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像马拉美、乔伊斯和许多世界公认的现代主义作家的普遍认同。
德里达的解构在美国
L：在美国学界，对德里达解构理论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到了美国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
B：德里达受到美国学界的关注，大概可以追溯到1966年10月21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办的“批评语言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德里达发表的题为《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演讲。在会上，他遇到了拉康和德曼，此后，就开始了与他们的对话和争辩。直到《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英译本的出现，作为最具创新力的思想家之一的德里达，才确立了其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他的影响不仅存在于文学和哲学领域，而且波及了整个人文学科。德里达非常喜欢美国，他不仅长时间在美国高校里任教，而且经常游走于美国各地，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职业生涯上得到反映。他的许多在美国高校任教的朋友和同事也为他的解构思想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理由相信，正如解构作为一种现象在法国出现，它在美国的传播也毫无疑问成为一种美国的现象。我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美国求学时，几乎所有人都在阅读德里达。我觉得考察某种理论是如何旅行，如何在国外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非常有趣的。
我不太清楚德里达的思想是否有明确的发展阶段。他写过大量的文章，有的是出于教学任务的原因，有的是对学术界内外辩论热点的响应。但是在我看来，他的研究重心是相对稳定的。虽然有迹象表明他的关注点有所变化，但我不认为他的思想会像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甚至福柯那样出现了明显的分期。与他早期的有关现象学和解构主义的著作相比，德里达后期的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例如《马克思的幽灵》，当然有所不同。但他所使用的思维和方法仍然是典型的“德里达”式的，我认为这是论题的变化，而不能算作思想阶段的分期。
在我看来，解构主义绝不可能像一瓶法国红酒一样，产自法国，然后进口到了美国。正如我们所知，德里达经常在美国任教，他的观点是在他授课的过程中形成的，后来这些观点才逐渐地以著作的形式得以呈现。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将美国的解构主义简单地解读为德里达思想在美国接受过程中的变形。如前所述，即便是我们把理论，尤其是解构主义理论当作一个民族国家的产物，那么它既是美国式的也是法国式的。毫无疑问，德里达是一个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也许解构主义会是世界主义最好的注脚。
L：谈到了美国，就不能不谈美国解构主义的代表“耶鲁学派”的四位教授，虽然他们理论观点和学术旨趣不尽相同，但都因各自的解构倾向被纳入这一派中。在他们当中德曼是美国最早研究并接受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批评家，那么德曼的主要观点有哪些？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之间有哪些主要的区别？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德里达和他的追随者之间的差异呢？
B：解构主义可以说是在美国被发扬光大的，正如德里达所说，它是属于美国的。诚然，相较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所承载的传统负担，美国社会则呈现出较多的自由和多元的文化氛围。但是，必须要说明的是，解构主义在进入美国后，一开始只是受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法文系和比较文学系的青睐，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在美国发展和接受的最初阶段，解构主义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和批评为人们所熟知。据我所知，耶鲁学派的四个代表人物———杰弗里·哈特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保罗·德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在一个系里才被归并在一起的。处于个人的关系、机构的联系和一些其他的喜好等原因，他们发现德里达的观点与他们各自的观点是能够兼容的，而且在工作上他们彼此互相支持和鼓励。从他们各自的著作中，我发现哈特曼的著作《拯救文本》（SavingtheText）呈现出德里达主义的影子，而在米勒和布鲁姆的著作中并非如此。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我知道的还不够多，因此只能提供一些个人的简单观察和看法。 德曼常常与德里达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像德里达一样，德曼也非常注重哲学的思辨方法。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大量的德国哲学著作的阅读中得到证实，尤其要提到的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虽然德曼被称作解构主义者，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并不能算作是一个德里达主义者。在遇到德里达之前，他已经是一个评论家，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德曼以修辞性为突破口，认为文学语言的修辞性是导致其意义不确定的原因，企图超越新批评和形式主义的桎梏和束缚。他认为文学文本的语言存在着内在修辞性结构和矛盾，这决定了文本的自我解构的特征：也因此导致文学文本阅读的不可能性即“阅读的寓言”。我们都知道寓言意味着以修辞的方式来阐述一件事情，或者可以说是言在彼而意在此。对于德曼而言，文学文本的误读是无可避免的，这既不是作家意图的结果，也不是读者的错，而是语言本身造成的，不可改变。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听起来很像德里达，但是如果读德曼的文章，我们很快就发现他与德里达的分析过程是不同的。文本的寓言性质并不意味着德里达所说的文本意义的延异。德里达主要从语言、主体性和身份入手，指向现实，在他文本解构的背后真正蕴含的是对整个世界的关注；德曼则陷入到字母、语言、语法当中，文本成为他们唯一考察的对象，认为语言有自己的生命和规则，我们必须遵守，但与此同时也走上了极端的道路，即只有语言，别无其他。对于德曼来说，从某种程度讲，文学是用语言书写的，因此是虚构和无意义的。具体地说，文学语言是纯粹的述行性话语（performative），一个文本就是一个事件和行为，语言在文本形成之前已经在起作用了。因此，语言会超出我们的控制、阻扰我们的意愿，从而使得语言呈现出我们想要它具有的意义。顺便要提到的是，这个解构主义的观点对于其他批评者来说并不陌生，例如WernerHamacher就独立地发展出很多与德里达相似的观点。无须赘言，希利斯·米勒的《阅读的伦理》（TheEthicsofReading）也可以按照这条路径来阅读。这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细枝末节”值得我们发现，但是目前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探求其中的细节。德曼是一个有强大影响力的批评家，至少在英语世界里这样讲并不过分。谈论德曼需要建立在对其作品熟知的基础上，而我不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也不是德曼的研究专家，或许在以后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德曼阅读小组，这样的话我想我可以更好地来回答这个问题。
L：您是第一个将德里达的思想引入传播学研究的学者，是什么契机促使您产生这样的想法？德里达的思想对于传播学的意义何在？
B：和德里达的缘分的开始还要追溯到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我仔细阅读了胡塞尔的著作，并且强化了对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和其他存在主义大师们的理解。在阅读过程中，我始终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主体间性为中心的有关传播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如何贯穿于这些理论家的思想中的。尽管这些思想家在研究的具体方法上不尽相同、各具特色，但是他们都从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中置换出其他概念，并且赋予这些概念一个存在主义解释学的阐释。于是在发现以阿尔弗雷德·舒尔茨为代表的后胡塞尔主义思想家（他们遵循着传统的哲学人类学研究路径）的理论后，我遇到了德里达。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他的解构主义代表著作《论文自学》《声音与现象》，我意识到我需要重新思考主体间性和传播学之间的关系。同时，我尝试去阅读《明信片》，开始形成我关于“邮政原则”的想法，这一兴趣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促使我对德里达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自胡塞尔开始，继而到德里达这一条连续的路径是清晰的且无可辩驳的。除此之外，如果你读过德里达所写的《签名事件语境》（SignatureEvenContext）这篇文章，你会很容易感受到德里达对传播学的相关问题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德里达对我非常友善，也很支持我的研究工作。但是，几年前，他曾经对我说他并不赞同一些我对他观点的解释。很遗憾，我当时没有勇气去要求解释，现在对此也很后悔。我非常感激有机会将德里达的思想引入传播学，将德里达作为一个媒介和传播学的学者来研究，这不仅丰富了德里达的思想，也为传播学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L：您曾经提出了一个“Planetary Visibility”的概念，这一概念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专门的翻译，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一概念吗？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一概念？您觉得如果翻译成中文，这一概念应该如何表述？
B：当我提出“PlanetaryVisibility”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并不是将它看作一个特殊的概念。我认为现代通信技术使地球成为一个有限的时空，我们可以从外层空间遥望作为宇宙一部分的地球。如你所知，通行卫星与望远镜，甚至电视本身，都有着质的不同。对于全球各地的观众来说，卫星使双向视觉的同时传播成为可能；而诸如GPS这类的技术则成为地球运行轨道的眼睛，并且以人类之名成为卫星的扩展。地球作为一个行星的想法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很久之前，开普勒就谈到了太空旅行；康德也从国际性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世界———地球，正如在《现在的里根》和我们观看的许多科幻电影里一样，康德也经常想到外星生物；如果论及的时间靠近一些，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关于土地、海洋和国家领土的想法反映出一种后天的地缘政治思维，这一思维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世界的开始。他认为，如果未来的战争将会在地球和外星球生物之间发生，那么地球就像一个战场的军事基地而不断受到外星球生物全方位地监视。我要再一次声明，“Planetary Visibility”这一词背后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我想当我选择这个词的时候，一定受到了GregoireChamayou的影响。同时，在读他的《无人机理论》（ATheory oftheDrone）时，我就思考战争技术对我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可能的后果。至于，如何将这一词翻译成中文，我想你所说的“行星可见性”就很好。
跨文化的解构之旅
L：如果说德里达的思想从法国到美国的传播还同属于印欧语系的转换，那么在进入中国后，就属于跨文化的翻译与传播了。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对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多误区，而这一误区通常都是由翻译导致的。您怎么看待一种理论的跨文化旅行？您觉得应该采取什么手段尽可能地避免对一种理论翻译时产生的误读？ B：当理论在旅行，在不同的读者、语言和文化之间流转时，到底会发生什么？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是理论的翻译、位移、离开和回归的问题。对我来说，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最后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无法告诉你确切的答案，我只能说它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且需要思考的问题。阅读德里达或是其他的西方理论家，你会发现阅读第一手原文著作的感觉与阅读译文或是第二手的材料的感觉是非常不同的。我曾经读过一些德里达的中译本，从中也学到了很多。不可否认，从这些译本中，我看到德里达的思想呈现出很多面孔和不同的风格，有时我甚至无法确定这是否是德里达的思想。但我必须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德里达也说任何事情都可以翻译，但与此同时，没有什么能够被翻译。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是在我们的阅读体验中不断得到确认的事实。对于这个事实，我们不需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或德里达来告诉我们，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深刻中透着简单，在简单中表现深刻。因为任何事情都是作为语言发生在语言中，即使我们说这个或那个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正在言说。我们说它是不可能的，因此使得“说”成为了可能。
像手袋、寿司和游客的一样，理论也在旅行。它们在读者与读者之间、阅读与阅读之间旅行。在旅途中，理论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交易（trade）。德里达的中国之旅自然要比其理论在英、法等西方罗曼语语境中的传播要有趣得多。这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它使我们不仅看到以英语、法语为代表的字母语言和以中文为代表的非字母语言之间的不同，而且还有语法和写作的惯例及原则的不同。正如本雅明所言，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本土语言。
诚如上述所言，我想说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不论是阅读德里达还是其他思想家，我们的读者们都需要好好做功课。这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知道我们在和谁对话，以及我们所试图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而这些隐藏着的对话者和问题似乎并没有被涵盖在翻译这一重要的过程中。最后，我认为一个有意义且有效的方式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要求大家选择一个德里达的文本，如果可能的话逐字逐句的与中译本做比较。通过对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特别是那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问题。因此，你的问题只能在具体的实践中才能回答，因为一旦文本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去判断，我相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以做出我们的判断。
L：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您觉得比较好的有关介绍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书籍，我想通过对这些介绍类书籍的阅读，我们可以更好地踏上德里达的解构之路。
B：目前，有很多关于德里达的二手材料，所以，我将会把书籍限制在我更为熟悉的英语语境中。众所周知，德里达自己的研究已经涉及很多不同的主题和领域，而且通过各种写作风格，有时甚至超出了通常的经验模式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为了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首先想提到的是Susanne Ludemann最新出版的论著的《解构的政治：雅克德里达入门新论》（Politics ofDeconstruction：ANewIntroductiontoJacquesDerrida）。相比众所周知的如乔纳森·卡勒和其他一些知名的解构思想的学者，Ludemann的书更多关注的是德里达思想的政治维度，同时很好地解释了德里达思想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哲学基础。我认为这本著作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德里达思想综述的入门者而言将会是非常有用的；而对于想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德里达思想的人而言，我推荐RodolpheGasche所著的TheTain oftheMirror，尽管许多年过去了，但我仍然认为它是最好的关于德里达哲学的著作，就我个人来说，我非常欣赏Gasche对于德里达的书写；还有一本我非常喜欢的选集FuturesofJacques Derrida也值得推荐给大家，这本选集是由理查德·兰德（RichardRand）选编。它包括了诸如WernerHamacher、GeoffreyBennington、PeterFenves等在内的论文作者，他们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对德里达思想的最佳阐释者。我通过阅读这些学者研究德里达的著作也受益匪浅。另外，出于个人的偏爱，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JoannaCallaghan和MartinMcQuillan合作出版的Lovein thePost：FromPlatotoDerrida：The ScreenplayandCommentary，这本书还包括由德里达的论著《明信片》（ThePostCard）启发而拍摄的一部电影材料。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一直对德里达的“邮政”的观点感兴趣，在我的著作中，我称之为“邮政原则”。我发现这本书的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呈现出在这种情况下，他者是如何对德里达回应的。因此，《明信片》让我反思和检查自己对德里达的理解。
我曾说过，德里达的著作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而为世界所共享，我使用英语来谈论德里达也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而对德里达的争论也有很多，有人赞美、有人批评、有人可以从中受到启发、有人却始终无法弄明白。但是我认为德里达所告诉我们的是：文本，一旦被书写，就会超越作者而依赖于它们自身和阅读而存在。由于德里达那些未发表的作品不断出现，德里达仍将是一个传奇。你知道，“传奇”这个词意味着“有待阅读之物”（somethingtoberead）。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和邮件翻译整理，并经张正平教授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