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中国银行业以赚取存贷利差为主的传统业务模式遭遇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而对于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在经营中如何定位净利差指标将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
在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常常会用到NIS（Net Interest Spread，净利差）概念，这是指平均生息资产收益率与平均计息负债成本率之差。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商业银行主导型国家，净利差与存贷利差间的差别很小，近似可以运用存贷利差考察NIS。
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业，大家习惯于使用NIS来衡量一个银行的盈利能力，原因不外乎银行资产以贷款为主，利润以利息收入为主。
遗憾的是，NIS是个静态概念而非动态概念，是个总量概念而非结构概念，因此直接比较NIS来反映银行的盈利能力，不仅没有必要的解释功能，还会造成误导。
NIS信息存在失真
从与国际银行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拨开对NIS认知的一些迷雾，亦可以观察到NIS所释放信息的失真。从最近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200多个国家的存贷利差数据看，发达经济体在1%-3%不等的水平，转型经济体在4%-7%不等的水平，中国约为3.1%，呈现出竞争越是不充分的市场存贷利差就越高的特点。与之相一致，发达经济体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是国内银行的3倍-4倍。
因此，简单地比较NIS，无法反映中外银行经营能力特别是盈利能力的高低，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市场的成熟度与竞争的充分性。NIS的失真主要源于银行资产结构、社会融资结构、客户结构、市场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首先，中外银行的“重资产”与“轻资产”差异。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金融市场成熟度的差别造成贷款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和盈利中的占比不同。
一是发达经济体银行主要倚重“轻资产”，通过金融创新、结构化产品、交易类业务、中间业务、衍生品等创造收益，资产负债表轻，贷款占比不大，对于NIS依赖程度低；二是发达经济体银行直接融资占比高，再加上充分市场化竞争，存贷利差被压缩在较窄范围内。
而中资银行依靠“重资产”，贷款是银行资产的绝对主体，存贷款实行浮动上下限的管制利率，不充分的竞争和新兴经济体的常态化通胀均推高了NIS。
可见，中外银行NIS所对应的收入在损益表中所占据的地位不一样，来源不一样，风险特性不一样，投入的管理精力也不一样。以NIS判断银行盈利能力或管理水平时，只能是固化地、侧面地反映银行盈利的数量轮廓，并不能反映系统性差异的本质所在。这就相当于对比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肌肉纤维。
其次，社会融资结构的差异。从欧美经济演化历程不难看出，金融市场的发达无不以直接融资比例提高为其显著标志。比如，一直以来美国的直接融资比例在70%左右，而我国“十一五”期间直接融资比例为11.1%，2011年上升到14%，但差距仍然很大。
在发达经济体中，越是资信好的企业越是进入直接融资市场，通过发行债券、股票获得所需资金，中、低档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若资本市场层次齐全，高收益债券或俗称的垃圾债券也是选择之一），初创公司则通过创投基金。
当然，分析国外特别是美国债券市场会发现，CP（商业票据）市场主体评级普遍较高，企业债市场评级也较高，处于Tier One（第一层级）的上部，中期票据MTN评级则集中于Tier One（第一层级）的中部，即长短债务融资市场都需高信用评级。
中国社会融资主要是商业银行的贷款，虽然可以对不同借款人进行风险定价，由于没有市场交易机制，价格发现不充分，NIS动态性不足的缺陷湮没在“重”资产负债中，基本能体现银行的收入水平，结构性、趋势性的盈利能力却难以精确测度，至少无法前瞻性测度。
第三，客户结构的差异。社会融资结构差异也造成了银行客户组成的不同。发达经济体银行的借贷企业集中在Tier Two（第二层级），并且需要规范的信用增级（包括但不限于抵质押）。而中资银行的贷款客户却集中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即企业中的Tier One，因此才会有中资商业银行的“贷大、贷长、贷垄断”的行为模式。比较中、美、日、德、英、韩等国的NIS后发现，我国银行的存贷利差基本上都高于日、德等成熟市场的水平。
鉴于负债成本依据市场供求，NIS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贷款利率，而贷款利率更多与借款人的信用级别、信贷额度和资金的紧缺程度相关，而非主要源于银行的管理。这表明了中资银行对利差盈利模式的依赖，一定程度上是被动而非主动为之。因为我国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暗含着一个“国家保险”，而这个“国家保险”是免费的。
过度追求NIS的误区
中资银行对NIS的过度追求，存在哪些误区呢？
其一，提高NIS是个伪命题。贷款利率是与借款人信用级别相联系的，并非银行主动管理的结果，因此，NIS提高或压缩，是客户信用结构的集成。而我国贷款市场的信用体系远未建立，信用价值没有市场化，信用债券市场建设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差距更为明显。
NIS过高无形中使银行在社会价值中分配了较大份额，这与金融体系作为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渠道的基本功能相左。过度追求高NIS加剧了银行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侵蚀了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也阻碍了复杂金融系统的建设。
其二，过度追求NIS助长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存款利率与资金价格水平高度相关，当然也与银行的服务和产品适宜度有关。长期较高的NIS是滋生同质化竞争的土壤，银行坐享利息收入，创新动力不足，产品种类不全。
加上银行体系的高准入门槛，使得银行竞争主要是资产特别是贷款的竞争，而这种传统产品的竞争是低水平、趋同的。银行的管理能力并没有因NIS提高而加强，反而在高收益的表面繁荣下“坐吃山空”。一旦利率市场化，新的利润来源、新的服务体系、新的产品组合没有建立，NIS的比拼注定是价格战。
其三，NIS扭曲资产负债结构。中资银行业利润80%左右来自存贷利差收入，只有20%上下来自投资收益和手续费收入，其他的中间业务收入水平更低，而存贷利差收入主要取决于信贷规模、存贷款利率和资产质量。
在经济上升周期，银行为追求高盈利，理性的选择是放弃部分资产质量，转而追求高利率，极力吸收短期存款，进行长期限放贷，增加了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脆弱性，尤其在经济下行时，“短负债、长资产（或负缺口大）”的链条可能会崩断，若银行自身的流动性接续不上，整体运营难免陷入泥淖。因此，NIS提高可能是通过让渡流动性安全来实现的。
其四，NIS助推银行整体风险上行。银行为提高盈利水平而提高NIS的途径不外乎如下两种：要么主动降低借款企业的信用级别即信用曲线的下移；要么增加贷款的期限即时间曲线的拉长。其结果是信贷资产的总体信用水平下降、期限变长，实质风险变大。
其五，高NIS与银行盈利能力的弱相关性。在制度上，对中资银行存贷比这一指标的监管十分严格，监管红线为75%，而外资银行并无此约束。由于发达经济体银行负债市场化，存款占比不大，因此存贷比很高，多数超过100%。
理论上，较高的存贷比可能自然对应较高的NIS，但事实上由于风险厌恶（不像中国的国有企业暗含国家保险）、融资结构差异和竞争格局，发达经济体银行的NIS普遍不高，但其综合盈利能力（ROE是主要指标）却很高。这表明传统依靠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对应常规竞争和简单市场，银行运营的复杂程度、风险管理能力和综合盈利能力均不高。中资银行表面上的高NIS对银行盈利的有效支撑，可能是负向的路径依赖，成为未来金融创新、全面风险管理的“绊脚石”。
因此，银行业界不应沾沾自喜银行的高NIS，这恰恰反映了银行体系的相对垄断、金融产品的简单初级和资本市场的欠发展。而银行提高NIS所带来的高盈利，往往是以让渡银行资产质量、流动性、金融创新及资源配置效率为代价的。
NIS仅是一个银行业普遍适用的财务指标，是结果性指标，不具有动态指导业务调整的功能。莫单纯追求NIS的扩大，片面追求或许换来的是风险的增加和流动性的恶化。
作者为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金融衍生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常常会用到NIS（Net Interest Spread，净利差）概念，这是指平均生息资产收益率与平均计息负债成本率之差。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商业银行主导型国家，净利差与存贷利差间的差别很小，近似可以运用存贷利差考察NIS。
在中国的商业银行业，大家习惯于使用NIS来衡量一个银行的盈利能力，原因不外乎银行资产以贷款为主，利润以利息收入为主。
遗憾的是，NIS是个静态概念而非动态概念，是个总量概念而非结构概念，因此直接比较NIS来反映银行的盈利能力，不仅没有必要的解释功能，还会造成误导。
NIS信息存在失真
从与国际银行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拨开对NIS认知的一些迷雾，亦可以观察到NIS所释放信息的失真。从最近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200多个国家的存贷利差数据看，发达经济体在1%-3%不等的水平，转型经济体在4%-7%不等的水平，中国约为3.1%，呈现出竞争越是不充分的市场存贷利差就越高的特点。与之相一致，发达经济体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是国内银行的3倍-4倍。
因此，简单地比较NIS，无法反映中外银行经营能力特别是盈利能力的高低，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市场的成熟度与竞争的充分性。NIS的失真主要源于银行资产结构、社会融资结构、客户结构、市场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首先，中外银行的“重资产”与“轻资产”差异。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金融市场成熟度的差别造成贷款在银行资产负债表和盈利中的占比不同。
一是发达经济体银行主要倚重“轻资产”，通过金融创新、结构化产品、交易类业务、中间业务、衍生品等创造收益，资产负债表轻，贷款占比不大，对于NIS依赖程度低；二是发达经济体银行直接融资占比高，再加上充分市场化竞争，存贷利差被压缩在较窄范围内。
而中资银行依靠“重资产”，贷款是银行资产的绝对主体，存贷款实行浮动上下限的管制利率，不充分的竞争和新兴经济体的常态化通胀均推高了NIS。
可见，中外银行NIS所对应的收入在损益表中所占据的地位不一样，来源不一样，风险特性不一样，投入的管理精力也不一样。以NIS判断银行盈利能力或管理水平时，只能是固化地、侧面地反映银行盈利的数量轮廓，并不能反映系统性差异的本质所在。这就相当于对比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肌肉纤维。
其次，社会融资结构的差异。从欧美经济演化历程不难看出，金融市场的发达无不以直接融资比例提高为其显著标志。比如，一直以来美国的直接融资比例在70%左右，而我国“十一五”期间直接融资比例为11.1%，2011年上升到14%，但差距仍然很大。
在发达经济体中，越是资信好的企业越是进入直接融资市场，通过发行债券、股票获得所需资金，中、低档企业通过银行贷款（若资本市场层次齐全，高收益债券或俗称的垃圾债券也是选择之一），初创公司则通过创投基金。
当然，分析国外特别是美国债券市场会发现，CP（商业票据）市场主体评级普遍较高，企业债市场评级也较高，处于Tier One（第一层级）的上部，中期票据MTN评级则集中于Tier One（第一层级）的中部，即长短债务融资市场都需高信用评级。
中国社会融资主要是商业银行的贷款，虽然可以对不同借款人进行风险定价，由于没有市场交易机制，价格发现不充分，NIS动态性不足的缺陷湮没在“重”资产负债中，基本能体现银行的收入水平，结构性、趋势性的盈利能力却难以精确测度，至少无法前瞻性测度。
第三，客户结构的差异。社会融资结构差异也造成了银行客户组成的不同。发达经济体银行的借贷企业集中在Tier Two（第二层级），并且需要规范的信用增级（包括但不限于抵质押）。而中资银行的贷款客户却集中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即企业中的Tier One，因此才会有中资商业银行的“贷大、贷长、贷垄断”的行为模式。比较中、美、日、德、英、韩等国的NIS后发现，我国银行的存贷利差基本上都高于日、德等成熟市场的水平。
鉴于负债成本依据市场供求，NIS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贷款利率，而贷款利率更多与借款人的信用级别、信贷额度和资金的紧缺程度相关，而非主要源于银行的管理。这表明了中资银行对利差盈利模式的依赖，一定程度上是被动而非主动为之。因为我国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暗含着一个“国家保险”，而这个“国家保险”是免费的。
过度追求NIS的误区
中资银行对NIS的过度追求，存在哪些误区呢？
其一，提高NIS是个伪命题。贷款利率是与借款人信用级别相联系的，并非银行主动管理的结果，因此，NIS提高或压缩，是客户信用结构的集成。而我国贷款市场的信用体系远未建立，信用价值没有市场化，信用债券市场建设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差距更为明显。
NIS过高无形中使银行在社会价值中分配了较大份额，这与金融体系作为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渠道的基本功能相左。过度追求高NIS加剧了银行与实体经济的背离，侵蚀了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也阻碍了复杂金融系统的建设。
其二，过度追求NIS助长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存款利率与资金价格水平高度相关，当然也与银行的服务和产品适宜度有关。长期较高的NIS是滋生同质化竞争的土壤，银行坐享利息收入，创新动力不足，产品种类不全。
加上银行体系的高准入门槛，使得银行竞争主要是资产特别是贷款的竞争，而这种传统产品的竞争是低水平、趋同的。银行的管理能力并没有因NIS提高而加强，反而在高收益的表面繁荣下“坐吃山空”。一旦利率市场化，新的利润来源、新的服务体系、新的产品组合没有建立，NIS的比拼注定是价格战。
其三，NIS扭曲资产负债结构。中资银行业利润80%左右来自存贷利差收入，只有20%上下来自投资收益和手续费收入，其他的中间业务收入水平更低，而存贷利差收入主要取决于信贷规模、存贷款利率和资产质量。
在经济上升周期，银行为追求高盈利，理性的选择是放弃部分资产质量，转而追求高利率，极力吸收短期存款，进行长期限放贷，增加了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脆弱性，尤其在经济下行时，“短负债、长资产（或负缺口大）”的链条可能会崩断，若银行自身的流动性接续不上，整体运营难免陷入泥淖。因此，NIS提高可能是通过让渡流动性安全来实现的。
其四，NIS助推银行整体风险上行。银行为提高盈利水平而提高NIS的途径不外乎如下两种：要么主动降低借款企业的信用级别即信用曲线的下移；要么增加贷款的期限即时间曲线的拉长。其结果是信贷资产的总体信用水平下降、期限变长，实质风险变大。
其五，高NIS与银行盈利能力的弱相关性。在制度上，对中资银行存贷比这一指标的监管十分严格，监管红线为75%，而外资银行并无此约束。由于发达经济体银行负债市场化，存款占比不大，因此存贷比很高，多数超过100%。
理论上，较高的存贷比可能自然对应较高的NIS，但事实上由于风险厌恶（不像中国的国有企业暗含国家保险）、融资结构差异和竞争格局，发达经济体银行的NIS普遍不高，但其综合盈利能力（ROE是主要指标）却很高。这表明传统依靠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对应常规竞争和简单市场，银行运营的复杂程度、风险管理能力和综合盈利能力均不高。中资银行表面上的高NIS对银行盈利的有效支撑，可能是负向的路径依赖，成为未来金融创新、全面风险管理的“绊脚石”。
因此，银行业界不应沾沾自喜银行的高NIS，这恰恰反映了银行体系的相对垄断、金融产品的简单初级和资本市场的欠发展。而银行提高NIS所带来的高盈利，往往是以让渡银行资产质量、流动性、金融创新及资源配置效率为代价的。
NIS仅是一个银行业普遍适用的财务指标，是结果性指标，不具有动态指导业务调整的功能。莫单纯追求NIS的扩大，片面追求或许换来的是风险的增加和流动性的恶化。
作者为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金融衍生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