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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基本失去全部记忆的时候，“家乡”、“军礼”和“妈妈”仍然埋藏在他脑海的最深处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座丰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倍加怀念为取得抗战胜利流血牺牲的无数中华儿女。70多年过去了，参加抗日战争并生存下来的先辈们大部分已经故去，健在的也已进入耄耋之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健在的抗日老战士的生命并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这个民族，因为他们见证了国家的苦难并奋起抗争，他们是我们民族不屈的象征，是那个时代民族优秀分子的杰出代表。我们应当记住这些人，让他们的形象进入到国家的历史和文献之中，让我们的后代能够时时想起他们，常常缅怀他们，这或许是对70年前抗日战争胜利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了。
本文记述的是我家乡河北省阳原县的一位健在的抗日老战士——九十二岁高龄的高全宽老人。
一、初识高全宽，永远的高司令
我家乡河北省阳原县是晋察冀边区北部边沿地带，属当时的察哈尔省管辖，这一带十几个县又叫察南地区，是晋察冀边区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一直是日伪与我八路军激烈争夺地区，又有大量的土匪，敌我形势犬牙交错。我小时候是听着抗日故事长大的，我知道我们那里有个打日本的老八路叫高全宽，解放后做了“大官”，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当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之后，我在偶然的机会知道他还活着。
我想见到他，这是我的心愿，基于对老人的崇敬，基于对那一段光辉而苦难历史的缅怀。
经过努力，我在医院见到了高全宽老人。遗憾的是他已基本失忆，无法进行有效的交谈。但是老人依然感动了我。
“阳原的？”字正腔圆的乡音。
他很有力地握着我的手，然后挺直腰杆，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双手抓住我的双手，抱在胸前，歪着头，长时间地注视着我，好像是在审视他手下的兵，他的眼睛很清澈，神气而坚定，严厉而亲切，充满了关爱和力量。过了一会儿，他好像力气用尽了似的，颓然地坐到沙发里，支撑了一阵子又在护工的帮助下躺回了病床。他患有心脏病、糖尿病、严重的肺纤维化、老年性脑萎缩……躺在病床上的高全宽进入了似睡非睡的状态，却出人意料清晰地喊出“妈妈”两个字。
当我即将离开的时候，老人又醒了过来，我随即向他告别，老人在护工的帮助下再次下了床，双手握着我的双手，然后又是一个标准的军礼。
他身边的人告诉我，老人见到来人都要敬礼，而且是有礼必回。在病床上这些岁月，提到家乡“阳原”、“高家背村”这些字眼就能让他激动不已。而“妈妈”则常常是他在无意识状态下脱口而出的两个字。
我虽然与高全宽老人未有实质交流，但我已充分感受到他的精神世界。当他基本失去全部记忆的时候，“家乡”、“军礼”和“妈妈”仍然埋藏在他脑海的最深处：是妈妈给了他生命，是家乡的土地养育了他，是党和军队给予了他人生的价值，这是他没有忘记的，我相信他也永远不会忘记。
从高全宽老人身上，我也更加明白了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全国胜利并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也更加明白了我们党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党。像高全宽这样的，如果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乡间一个普通农民，是共产党教育了他、培养了他、塑造了他，带领他投身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做出贡献。他对党给予的这一切有着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已经深入到了潜意识层次，成为他生命的底色和本真。我认为，我们党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按照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需要去改造一代又一代人，在高全宽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效果。
高全宽老人离休前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副司令员，大家称呼他高司令。在我看来，他是“永远的高司令”。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高全宽老人心灵深处，他对党和军队的忠诚就像对妈妈和家乡的思念一样，是刻骨铭心的，是永远的。
下面我将展示高司令人生经历和一些重要事迹，希望读者不仅仅从人物故事角度去理解，更应思考一下我们党为什么会有这种神奇力量，把千千万万个高全宽组织起来，培育成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思考一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应当怎样改造人和改造社会，从而更加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二、苦难的童年，苦难的中国
高全宽苦难的童年，看起来就是当时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
1923年端午节，高全宽出生在一个叫高家背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隐藏在阳原县大南山中，属于北岳恒山的余脉，山下，察南地区的母亲河——桑干河湍湍流过，丁玲的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就是这条河，故事发生的地方从这里沿着河往东走几十里就到了，那是察南地区的涿鹿县——一个更加出名的地方，黄帝在那里打败了蚩尤。
高全宽的童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用“悲惨”二字概括都是准确的。
出生八个月，生母撒手逝去。我估计九十二岁的他在病床上无意识地叫着“妈妈”的时候，他并不能想得起妈妈的模样，但是这种强烈思念和缺乏母爱所带来的无限遗憾一直伴随着他，并且在他行将走到生命最后阶段的时候更加强烈。他的父亲还年轻，不久他就有了继母，几个弟妹也出生了。高全宽在自传中写道：“家里有十一口人，十五亩地……主要靠种田来维持生活，并不困难，但继母时常打我，不给饭吃”。
据高全宽次子高德海回忆，高全宽8岁之前实际上是由比大他5岁的姐姐带着，“我姑姑带着我父亲常在村里转悠，吃百家饭，拾荒择野度日，姐弟俩春夏秋冬相依为命。”“我姑姑约12岁，经村里人说合，卖到宣化县殷家沟给人家当童养媳。我姑姑说，刚开始到陌生人家不适应，常常偷偷跑到殷家沟附近的那个山头，面对高家背村方向大哭，想家乡亲人，最挂念那个年幼不懂事的弟弟（我父亲）。好在姑夫秦太祯家也是穷苦善良人家，善待我姑姑。我姑姑出嫁后，才七八岁的父亲被奶奶收养起来”。
但是，令人痛心的是两年后奶奶也去逝了，有家不能归的高全宽只好到地主家去当长工。高全宽在自传中写道：“我八岁后随奶奶过活。”“十岁，奶奶死去，第二年十一岁至十三岁是给本区南井头地主赵老本放猪、放羊”。在地主家当长工的一些经历也让他痛苦不堪，以至于几十年后说起这一段经历，饱尝人生沧桑、经过枪林弹雨的高全宽依然流下了眼泪。 高德海回忆说：“在我父亲给人家放羊时，有一天傍晚大雨滂沱，丢失了一只羊，刚十岁多一点的父亲吓得不敢回家，天已一团漆黑，雨下个不停，远处有狼嚎。可怜的父亲饥寒交迫且惊吓无比，在别无去路的情况下，就摸到他妈妈坟地，对着他妈妈的坟大哭，直到昏睡过去。第二天清晨，一个路人发现了他，把他背回来，放在一个羊圈的草窝里。父亲经过冻饿雨淋，发了高烧，可能有谁喂过水或粥？也不记得了。若干天后父亲活过来了。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流泪了——我很少看到他流泪，当时，听故事的十几岁的我们更是哭得一塌糊涂……”
在今天，当我们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城里农民工子弟学校儿童投注关爱和支持的时候，我们看看高全宽的童年，他基本上就是社会的一个弃儿、一个童工，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带着他二三岁的弟弟艰难度日并存活下来。在高全宽苦难的童年岁月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国家和社会发挥对公民的责任，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礼记》）即使在传统中国社会来看，都是必须的。所以，无论从现代文明或是从传统中华文明角度看，当时的中国都是不成功的。
在13岁上，高全宽由他的大伯高福禄带到察哈尔省宣化县城内（现河北省宣化县）一家帽店做学徒。关于这一段经历，他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在这个过程中生活也很痛苦，每天干着打水、扫地、烧饭、洗衣、倒夜壶、接送掌柜小孙子上下学……等事情，一切均不得自由，任凭师傅摆弄，一点不周即受打骂，自己心里终日苦闷，想脱离不干，但因人小无路可走，回家去不给饭吃，又要挨打，只得忍痛等慢慢长大再说。”
事实上，一个人的机遇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不仅是高全宽，千千万万个像高全宽一样在困顿中寻找出路的少年，也并没有太多选择。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刚刚平息，日本已经展开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家和民族正处于深重灾难之中。任何一个人想在其中独善其身都是很难的，何况无依无靠的孩童？
稍稍长大之后的高全宽个性是相当倔强和顽强的。例如1939年初，在帽店受到一顿暴打之后他选择离开；当年冬天到张家口一家织布厂找到新的工作，两个月后又被打了一顿，他再次选择离开。我认为，他对追求没有压迫的世界是很执着的，这是他以后坚定跟着共产党走的重要品格基础。
1940年1月，不满17岁的高全宽被骗到龙烟铁矿做矿工。龙烟铁矿位于赤城、宣化、怀来三县交界处，是华北地区最早的近代钢铁企业之一，当时已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蒙疆”地区供给日本本土铁矿的主要基地。高全宽发现，这里并非“天堂”，而是一座人间地狱。当时有个劳工歌谣唱得很形象：“红石山、鬼门关，进来容易出去难。鬼子杀人不眨眼，矿工仇恨诉不完。”“手里端着糠菜饭，身上披着麻袋片。回到工棚仔细看，工友死了一大半。”后来的数据统计发现，在日寇霸占龙烟铁矿8年中，被抓骗到矿山的劳工达5万多人，死了不计其数，现在龙烟铁矿狼尾巴山下还有“万人坑”遗迹。
龙烟铁矿的工人每天干活都在16小时以上，吃的是黑豆、玉米面、花生皮、玉米秆等碎末混合做成的窝头，喝的是矿坑渗出的红泥水，身上披的是麻袋片，腿上绑块水泥袋。高全宽所在的采矿场，劳工们用耙子、铁锹将矿石装在筐内，然后拖着沉重的筐在30度左右的坡道上爬行，将矿石拖到平巷，装入运矿斗车。高全宽在自传中提到，有次劳工们向日本人要饭吃，结果被打死五六个；还有一次，有个工人说“不给吃饱饭，明天就给他停工”，这话叫工头听见，日本人就将他活埋了。
干了两个多月，高全宽去找工头结账，工头说时间太短，不能给钱。高全宽渐渐明白，实际上是不可能拿到钱的，日本监工和把头勾结，总能巧立名目，把劳工们少得可怜的工资克扣殆尽。这里有大批工头在监视劳工工作，他们都非常凶恶，稍有不满就用鞭子抽打，完全不把劳工当人看。反抗的劳工会被送到宪兵队拷打审问，那些可怜的劳工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出来。高全宽也曾经看到过，一名逃跑矿工的头颅被割下，悬挂在上工的路上示众。但是尽管如此，高全宽仍然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他在自传中写道：“决定（工钱）不要了，第二天出来，由董全斌领着在龙关杨家沟参加了八路军”。董全斌是他先前帽店当学徒时的旧友，二人到龙烟铁矿当工人也是一同来的。
高全宽的叙述很简单，让人感觉逃跑很容易。我们查阅了历史资料，实际上能从龙烟铁矿逃脱日本人魔爪非常不易，绝大部分出逃的劳工都死在了路上。铁矿在周边和内部要道上设置了层层岗哨，并架起一道道铁丝网。仅庞家堡采矿所就在出入矿区的通道上建立了十四座炮楼。白天，从炮楼射击口伸出一支支黑乎乎的枪管，封锁了劳工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晚间，炮楼上的探照灯像魔鬼的眼睛，射出一道道吓人的白光。日常，工棚外面也有牵着狼狗的宪兵、警察和便衣特务来往巡逻。在这种情况下，高全宽敢于逃出、能够逃出，足见他的胆量、决心和勇气，但同时他也是十分幸运的。
研究高司令这一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出，70多年前的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经历着多么深重的灾难！我们怎么能忘记这一段沉重的历史呢？只有深刻铭记这段历史，才能正确地看待现在，才能知道未来国家的路该怎么走。高全宽从呱呱坠地就直接面对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在重重压迫和艰难困苦之下度过孩提时代，稍稍长成之后即置生死于不顾，毅然走向不屈抗争之路，这种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坚毅果敢的品格不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具体写照吗？
三、参加八路军，投身抗日战争
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最初两年，高全宽他们主要活动于龙关县三区一带，现在属于张家口市赤城县。高全宽在自传中写道：“那时，生活虽艰苦，但没有给气受……每天东跑西奔，只是高兴，跑就跑，打就打。”1942年8月，高全宽被编入晋察冀第11军分区7团4连，担任班长。
7团是晋察冀第11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它活动于平西地区（北平西部），包括察南的一些县，如阳原、蔚县、宣化、涿鹿等等。而高全宽加入游击队所在的赤城县虽然紧邻宣化县，但它属于平北军分区，也就是第12军分区。高全宽为什么没有加入第12军分区主力部队40团，而是加入了第11军分区的主力部队7团，现在已不得而知。我的判断是，因为他是阳原人，而7团活动地区包括阳原，他在阳原一带活动便于掩护，便于开展工作，因此组织上把他编入了7团。 1941年7月，日寇为了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希望把中国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集中兵力向解放区特别是华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和“蚕食”，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封锁解放区，致使解放区日益缩小，财政经济极度困难。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从1942年1月开始，晋察冀边区实行精兵简政，缩编主力，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1943年初，晋察冀第11军分区从主力7团抽调了包括高全宽在内的40名班排干部组建北山支队，该支队活动范围包括阳原、蔚县、涿鹿、宣化等县。所谓“北山”指的是蔚县北山，也就是阳原大南山，正是高全宽家乡所在地。
北山支队成立后，深入敌占区，武装开辟北山地区，他们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向敌人的心脏。高全宽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听到了熟悉的言语，如鱼得水。北山支队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把部队分为3-5人小组，深入村庄，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他们向伪村长、村警、联络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分化瓦解敌人。在高全宽等人的努力下，部分敌伪政权转变为两面政权，表面上服从敌人，暗地里为八路军办事。同时支队惩处了一些民愤较大的汉奸，捣毁一些伪大乡，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没过多久，敌人苦心经营的一些占领区就变成了八路军的游击区，支队的力量也逐步壮大，并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高全宽次子高德海回忆说：“记不得是在哪一次战斗中，父亲膝盖上下和脚踝上下都被日本鬼子三八大盖步枪子弹贯穿，部队撤退进山的时候没法带走他，只好把他藏到一个山洞里，是当地一位大嫂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上山给他送饭换药，一直到他痊愈归队。解放后，父亲曾经回到故地寻访，但一直没有找到这位大嫂”。事实上，我们的部队之所以能够无往而不胜，最根本的原因是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爱戴。许多老红军、老八路与群众感情深厚，是因为他们深切地体会到革命的成功来源于群众的支持，甚至他们能够活下来完全是因为群众的保护，这种军民鱼水情深是在战斗中凝结而成的。
北山支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1944年4月编制的晋察冀军区战斗部队序列里，北山支队已经赫然在列。在《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中我们也查到了关于北山支队突出作用的记载，在谈到北岳区1944年反“扫荡”“清剿”时，该书写到：“第11军分区的各个游击支队，在第7团的支援下积极向北伸展……北山支队一度袭入张家口、宣化以南的武家沟煤矿、化稍营和深井据点”。北山支队政委李布德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离休前职务是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当时的北山支队队部直属三个中队，下属三个大队，高全宽在队部二中队（连）任副排长。三个大队则主要由反正过来的伪军组成。
关于高全宽所在北山支队的活动情况，我们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和回忆文章，收集了一些当地民间流传着的故事，这些记述和故事（特别是民间传说）虽然不一定与历史真实完全吻合，但也大致可以看出北山支队在抗击日寇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陈晰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座丰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倍加怀念为取得抗战胜利流血牺牲的无数中华儿女。70多年过去了，参加抗日战争并生存下来的先辈们大部分已经故去，健在的也已进入耄耋之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健在的抗日老战士的生命并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这个民族，因为他们见证了国家的苦难并奋起抗争，他们是我们民族不屈的象征，是那个时代民族优秀分子的杰出代表。我们应当记住这些人，让他们的形象进入到国家的历史和文献之中，让我们的后代能够时时想起他们，常常缅怀他们，这或许是对70年前抗日战争胜利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了。
本文记述的是我家乡河北省阳原县的一位健在的抗日老战士——九十二岁高龄的高全宽老人。
一、初识高全宽，永远的高司令
我家乡河北省阳原县是晋察冀边区北部边沿地带，属当时的察哈尔省管辖，这一带十几个县又叫察南地区，是晋察冀边区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一直是日伪与我八路军激烈争夺地区，又有大量的土匪，敌我形势犬牙交错。我小时候是听着抗日故事长大的，我知道我们那里有个打日本的老八路叫高全宽，解放后做了“大官”，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当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之后，我在偶然的机会知道他还活着。
我想见到他，这是我的心愿，基于对老人的崇敬，基于对那一段光辉而苦难历史的缅怀。
经过努力，我在医院见到了高全宽老人。遗憾的是他已基本失忆，无法进行有效的交谈。但是老人依然感动了我。
“阳原的？”字正腔圆的乡音。
他很有力地握着我的手，然后挺直腰杆，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双手抓住我的双手，抱在胸前，歪着头，长时间地注视着我，好像是在审视他手下的兵，他的眼睛很清澈，神气而坚定，严厉而亲切，充满了关爱和力量。过了一会儿，他好像力气用尽了似的，颓然地坐到沙发里，支撑了一阵子又在护工的帮助下躺回了病床。他患有心脏病、糖尿病、严重的肺纤维化、老年性脑萎缩……躺在病床上的高全宽进入了似睡非睡的状态，却出人意料清晰地喊出“妈妈”两个字。
当我即将离开的时候，老人又醒了过来，我随即向他告别，老人在护工的帮助下再次下了床，双手握着我的双手，然后又是一个标准的军礼。
他身边的人告诉我，老人见到来人都要敬礼，而且是有礼必回。在病床上这些岁月，提到家乡“阳原”、“高家背村”这些字眼就能让他激动不已。而“妈妈”则常常是他在无意识状态下脱口而出的两个字。
我虽然与高全宽老人未有实质交流，但我已充分感受到他的精神世界。当他基本失去全部记忆的时候，“家乡”、“军礼”和“妈妈”仍然埋藏在他脑海的最深处：是妈妈给了他生命，是家乡的土地养育了他，是党和军队给予了他人生的价值，这是他没有忘记的，我相信他也永远不会忘记。
从高全宽老人身上，我也更加明白了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全国胜利并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也更加明白了我们党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党。像高全宽这样的，如果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乡间一个普通农民，是共产党教育了他、培养了他、塑造了他，带领他投身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做出贡献。他对党给予的这一切有着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已经深入到了潜意识层次，成为他生命的底色和本真。我认为，我们党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按照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需要去改造一代又一代人，在高全宽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效果。
高全宽老人离休前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副司令员，大家称呼他高司令。在我看来，他是“永远的高司令”。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高全宽老人心灵深处，他对党和军队的忠诚就像对妈妈和家乡的思念一样，是刻骨铭心的，是永远的。
下面我将展示高司令人生经历和一些重要事迹，希望读者不仅仅从人物故事角度去理解，更应思考一下我们党为什么会有这种神奇力量，把千千万万个高全宽组织起来，培育成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思考一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应当怎样改造人和改造社会，从而更加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二、苦难的童年，苦难的中国
高全宽苦难的童年，看起来就是当时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
1923年端午节，高全宽出生在一个叫高家背的小村子里，这个村子隐藏在阳原县大南山中，属于北岳恒山的余脉，山下，察南地区的母亲河——桑干河湍湍流过，丁玲的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就是这条河，故事发生的地方从这里沿着河往东走几十里就到了，那是察南地区的涿鹿县——一个更加出名的地方，黄帝在那里打败了蚩尤。
高全宽的童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用“悲惨”二字概括都是准确的。
出生八个月，生母撒手逝去。我估计九十二岁的他在病床上无意识地叫着“妈妈”的时候，他并不能想得起妈妈的模样，但是这种强烈思念和缺乏母爱所带来的无限遗憾一直伴随着他，并且在他行将走到生命最后阶段的时候更加强烈。他的父亲还年轻，不久他就有了继母，几个弟妹也出生了。高全宽在自传中写道：“家里有十一口人，十五亩地……主要靠种田来维持生活，并不困难，但继母时常打我，不给饭吃”。
据高全宽次子高德海回忆，高全宽8岁之前实际上是由比大他5岁的姐姐带着，“我姑姑带着我父亲常在村里转悠，吃百家饭，拾荒择野度日，姐弟俩春夏秋冬相依为命。”“我姑姑约12岁，经村里人说合，卖到宣化县殷家沟给人家当童养媳。我姑姑说，刚开始到陌生人家不适应，常常偷偷跑到殷家沟附近的那个山头，面对高家背村方向大哭，想家乡亲人，最挂念那个年幼不懂事的弟弟（我父亲）。好在姑夫秦太祯家也是穷苦善良人家，善待我姑姑。我姑姑出嫁后，才七八岁的父亲被奶奶收养起来”。
但是，令人痛心的是两年后奶奶也去逝了，有家不能归的高全宽只好到地主家去当长工。高全宽在自传中写道：“我八岁后随奶奶过活。”“十岁，奶奶死去，第二年十一岁至十三岁是给本区南井头地主赵老本放猪、放羊”。在地主家当长工的一些经历也让他痛苦不堪，以至于几十年后说起这一段经历，饱尝人生沧桑、经过枪林弹雨的高全宽依然流下了眼泪。 高德海回忆说：“在我父亲给人家放羊时，有一天傍晚大雨滂沱，丢失了一只羊，刚十岁多一点的父亲吓得不敢回家，天已一团漆黑，雨下个不停，远处有狼嚎。可怜的父亲饥寒交迫且惊吓无比，在别无去路的情况下，就摸到他妈妈坟地，对着他妈妈的坟大哭，直到昏睡过去。第二天清晨，一个路人发现了他，把他背回来，放在一个羊圈的草窝里。父亲经过冻饿雨淋，发了高烧，可能有谁喂过水或粥？也不记得了。若干天后父亲活过来了。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流泪了——我很少看到他流泪，当时，听故事的十几岁的我们更是哭得一塌糊涂……”
在今天，当我们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城里农民工子弟学校儿童投注关爱和支持的时候，我们看看高全宽的童年，他基本上就是社会的一个弃儿、一个童工，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带着他二三岁的弟弟艰难度日并存活下来。在高全宽苦难的童年岁月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国家和社会发挥对公民的责任，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礼记》）即使在传统中国社会来看，都是必须的。所以，无论从现代文明或是从传统中华文明角度看，当时的中国都是不成功的。
在13岁上，高全宽由他的大伯高福禄带到察哈尔省宣化县城内（现河北省宣化县）一家帽店做学徒。关于这一段经历，他在自传中是这样描述的：“在这个过程中生活也很痛苦，每天干着打水、扫地、烧饭、洗衣、倒夜壶、接送掌柜小孙子上下学……等事情，一切均不得自由，任凭师傅摆弄，一点不周即受打骂，自己心里终日苦闷，想脱离不干，但因人小无路可走，回家去不给饭吃，又要挨打，只得忍痛等慢慢长大再说。”
事实上，一个人的机遇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不仅是高全宽，千千万万个像高全宽一样在困顿中寻找出路的少年，也并没有太多选择。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刚刚平息，日本已经展开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家和民族正处于深重灾难之中。任何一个人想在其中独善其身都是很难的，何况无依无靠的孩童？
稍稍长大之后的高全宽个性是相当倔强和顽强的。例如1939年初，在帽店受到一顿暴打之后他选择离开；当年冬天到张家口一家织布厂找到新的工作，两个月后又被打了一顿，他再次选择离开。我认为，他对追求没有压迫的世界是很执着的，这是他以后坚定跟着共产党走的重要品格基础。
1940年1月，不满17岁的高全宽被骗到龙烟铁矿做矿工。龙烟铁矿位于赤城、宣化、怀来三县交界处，是华北地区最早的近代钢铁企业之一，当时已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蒙疆”地区供给日本本土铁矿的主要基地。高全宽发现，这里并非“天堂”，而是一座人间地狱。当时有个劳工歌谣唱得很形象：“红石山、鬼门关，进来容易出去难。鬼子杀人不眨眼，矿工仇恨诉不完。”“手里端着糠菜饭，身上披着麻袋片。回到工棚仔细看，工友死了一大半。”后来的数据统计发现，在日寇霸占龙烟铁矿8年中，被抓骗到矿山的劳工达5万多人，死了不计其数，现在龙烟铁矿狼尾巴山下还有“万人坑”遗迹。
龙烟铁矿的工人每天干活都在16小时以上，吃的是黑豆、玉米面、花生皮、玉米秆等碎末混合做成的窝头，喝的是矿坑渗出的红泥水，身上披的是麻袋片，腿上绑块水泥袋。高全宽所在的采矿场，劳工们用耙子、铁锹将矿石装在筐内，然后拖着沉重的筐在30度左右的坡道上爬行，将矿石拖到平巷，装入运矿斗车。高全宽在自传中提到，有次劳工们向日本人要饭吃，结果被打死五六个；还有一次，有个工人说“不给吃饱饭，明天就给他停工”，这话叫工头听见，日本人就将他活埋了。
干了两个多月，高全宽去找工头结账，工头说时间太短，不能给钱。高全宽渐渐明白，实际上是不可能拿到钱的，日本监工和把头勾结，总能巧立名目，把劳工们少得可怜的工资克扣殆尽。这里有大批工头在监视劳工工作，他们都非常凶恶，稍有不满就用鞭子抽打，完全不把劳工当人看。反抗的劳工会被送到宪兵队拷打审问，那些可怜的劳工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出来。高全宽也曾经看到过，一名逃跑矿工的头颅被割下，悬挂在上工的路上示众。但是尽管如此，高全宽仍然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他在自传中写道：“决定（工钱）不要了，第二天出来，由董全斌领着在龙关杨家沟参加了八路军”。董全斌是他先前帽店当学徒时的旧友，二人到龙烟铁矿当工人也是一同来的。
高全宽的叙述很简单，让人感觉逃跑很容易。我们查阅了历史资料，实际上能从龙烟铁矿逃脱日本人魔爪非常不易，绝大部分出逃的劳工都死在了路上。铁矿在周边和内部要道上设置了层层岗哨，并架起一道道铁丝网。仅庞家堡采矿所就在出入矿区的通道上建立了十四座炮楼。白天，从炮楼射击口伸出一支支黑乎乎的枪管，封锁了劳工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晚间，炮楼上的探照灯像魔鬼的眼睛，射出一道道吓人的白光。日常，工棚外面也有牵着狼狗的宪兵、警察和便衣特务来往巡逻。在这种情况下，高全宽敢于逃出、能够逃出，足见他的胆量、决心和勇气，但同时他也是十分幸运的。
研究高司令这一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出，70多年前的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经历着多么深重的灾难！我们怎么能忘记这一段沉重的历史呢？只有深刻铭记这段历史，才能正确地看待现在，才能知道未来国家的路该怎么走。高全宽从呱呱坠地就直接面对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在重重压迫和艰难困苦之下度过孩提时代，稍稍长成之后即置生死于不顾，毅然走向不屈抗争之路，这种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坚毅果敢的品格不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具体写照吗？
三、参加八路军，投身抗日战争
在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最初两年，高全宽他们主要活动于龙关县三区一带，现在属于张家口市赤城县。高全宽在自传中写道：“那时，生活虽艰苦，但没有给气受……每天东跑西奔，只是高兴，跑就跑，打就打。”1942年8月，高全宽被编入晋察冀第11军分区7团4连，担任班长。
7团是晋察冀第11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它活动于平西地区（北平西部），包括察南的一些县，如阳原、蔚县、宣化、涿鹿等等。而高全宽加入游击队所在的赤城县虽然紧邻宣化县，但它属于平北军分区，也就是第12军分区。高全宽为什么没有加入第12军分区主力部队40团，而是加入了第11军分区的主力部队7团，现在已不得而知。我的判断是，因为他是阳原人，而7团活动地区包括阳原，他在阳原一带活动便于掩护，便于开展工作，因此组织上把他编入了7团。 1941年7月，日寇为了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希望把中国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集中兵力向解放区特别是华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和“蚕食”，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封锁解放区，致使解放区日益缩小，财政经济极度困难。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从1942年1月开始，晋察冀边区实行精兵简政，缩编主力，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1943年初，晋察冀第11军分区从主力7团抽调了包括高全宽在内的40名班排干部组建北山支队，该支队活动范围包括阳原、蔚县、涿鹿、宣化等县。所谓“北山”指的是蔚县北山，也就是阳原大南山，正是高全宽家乡所在地。
北山支队成立后，深入敌占区，武装开辟北山地区，他们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向敌人的心脏。高全宽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听到了熟悉的言语，如鱼得水。北山支队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把部队分为3-5人小组，深入村庄，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他们向伪村长、村警、联络员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分化瓦解敌人。在高全宽等人的努力下，部分敌伪政权转变为两面政权，表面上服从敌人，暗地里为八路军办事。同时支队惩处了一些民愤较大的汉奸，捣毁一些伪大乡，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没过多久，敌人苦心经营的一些占领区就变成了八路军的游击区，支队的力量也逐步壮大，并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高全宽次子高德海回忆说：“记不得是在哪一次战斗中，父亲膝盖上下和脚踝上下都被日本鬼子三八大盖步枪子弹贯穿，部队撤退进山的时候没法带走他，只好把他藏到一个山洞里，是当地一位大嫂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上山给他送饭换药，一直到他痊愈归队。解放后，父亲曾经回到故地寻访，但一直没有找到这位大嫂”。事实上，我们的部队之所以能够无往而不胜，最根本的原因是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爱戴。许多老红军、老八路与群众感情深厚，是因为他们深切地体会到革命的成功来源于群众的支持，甚至他们能够活下来完全是因为群众的保护，这种军民鱼水情深是在战斗中凝结而成的。
北山支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1944年4月编制的晋察冀军区战斗部队序列里，北山支队已经赫然在列。在《晋察冀军区抗日战争史》中我们也查到了关于北山支队突出作用的记载，在谈到北岳区1944年反“扫荡”“清剿”时，该书写到：“第11军分区的各个游击支队，在第7团的支援下积极向北伸展……北山支队一度袭入张家口、宣化以南的武家沟煤矿、化稍营和深井据点”。北山支队政委李布德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离休前职务是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当时的北山支队队部直属三个中队，下属三个大队，高全宽在队部二中队（连）任副排长。三个大队则主要由反正过来的伪军组成。
关于高全宽所在北山支队的活动情况，我们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和回忆文章，收集了一些当地民间流传着的故事，这些记述和故事（特别是民间传说）虽然不一定与历史真实完全吻合，但也大致可以看出北山支队在抗击日寇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陈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