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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朝末年，我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有识之士积极推动社会变革，希冀救亡图存。在教育改革方面，书院的改制有其必然性。针对清末江西的书院改制，进行其内外因之分析。新式学堂的建立，有其历史功绩，书院改学堂，也有其局限性，于文章最后，提出我的看法。
关键词：清末江西；书院改制；内外因；评价
一、清代江西书院改制内因
（一）传统的教育内容是“六艺”，延至明清，书院的教学内容科举化严重。
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对书院采取怀柔政策，但“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遊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1]。实行“八股”取士，士子们热衷于科举考试。在书院教学过程中，内容越来越生硬死板，悬置于实际生活外。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清代江西书院主要有经史之学、诗赋之学、圣谕广训、字画之学等等，这些已经与急需务实人才的时代相背离。
（二）在教学方法上，也逐渐僵化单一。
有清一代，考课已成为教学主要方法，考课内容也与科举内容联系紧密，这已经与最初设置考课的目的相背离。在考课中，内容大多是“四书文、经文、作诗、经解、策、论、时艺、古学等。”其中四书文、经文和作诗考试频率最多。而且考试以写八股文为例，都要按照规定的书目来回答，僵化无创新。这种考课方式只是把学生当做背诵的机器，教学方式单一、不科学，培养不出新式人才。
（三）在教学目标上，也是重在培养科举人才。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一直深入广大学子内心，在书院进行学习，在增长自身知识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仕途的期盼。“优”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学院为了迎合科举考试，着重培养科举优秀人才。
二、清代江西书院改制外因
（一）江西社会政治局势变革。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模式受到猛烈冲击，逐渐瓦解。《马关条约》签订后，九江被迫开埠，教会有办学的权利，教会书院滋生，从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书院的变革。清政府苟延残喘，为了维持清朝统治，不得不进行外交，国际外交形势迫使清政府学习西方文化和语言。1861年，恭亲王奕等提出《统筹全局善后章程》，一方面检讨时局，另一方面建议挑选八旗子弟学习外国语言以作翻译，开办外语学堂。
（二）江西自然经济遭受冲击，人民生活条件堪忧，书院艰难维持。
江西在鸦片战争之后，经济地位严重下降，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期间，为了筹措军费，采取了“筹饷以江西为本”等政策，漕运在咸丰初年被废除，江西的田赋就日益严重，地方官吏又大肆勒折浮收，江西农民“半年糠菜半年粮”。沉重的赋税，长期的战争，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完全丧失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能力与积极性。
（三）救亡图存运动的需要。
清末民初，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积极变革，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张之洞在奏请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时强调：“特是时局不同，船炮机算诸端至今日而巧者易巧，烈者益烈。若欲应时制度，固非设学不可。”[2]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举，在变科举。”[3]全国上下强烈呼吁政治和教育改革，培养有用的人才，以便挽救国家于危亡。
三、书院改制之我见
书院的改制，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教育变革。清朝末年，清廷权衡各方利弊，在戊戌变法、洋务运动中，断断续续的进行书院的改制，最后，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 1901年9月14日）宣布書院改制为学堂。新式学堂的创办，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是普及了近代科学知识。比如说江西大学堂，设于南昌进贤门内书院街，“内开中文、历史、地理、外语、体操、植物等课程。”普及了近代科学知识。
新式学堂有包括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女子学堂等等。1907年，江西高安县“素产土布向来行销最旺，近因洋纱盛行，土布滞销”，在“实业救国”的影响，该县县令集股五百元以及典商胡玉成大力捐助创设工艺学堂，以抗衡洋纱。
二是，改革了教学方法。新式学堂的课堂讲授方法有分专业和分课程的教学，反映了工业生产的大规模化和专业分工的日益精细，比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私塾书院授徒方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新式学堂的授课对象更多，受教育的社会面也相对扩大，使那些社会较底层的子弟有受教育的机会，社会结构重新整合。
三是造就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不同于以往的士大夫和旧式学究，其中不少人视野开阔，思维敏锐，富有理想，追求进步，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他们走出学堂，奔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一支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新式学堂是国家、社会的造血机器，它们通过不断地向社会输送新鲜血液，逐步完成文化更新的伟大历史使命。
虽然新式学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对于长远的教育来看，我们需要秉持着批判的眼光。在我看来，书院最初的改制，到最后的废书院、毁书院，实在是教育之不幸。
书院改制不仅使书院在制度层面消失，而且使书院在千年发展过程中累积下来的优秀传统亦随之丧失。一直以来，针对书院改制有赞同和反对两种声音。蔡元培和胡适等人持反对意见，胡适说： “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胡适认为为适应时代需求，可通过大力挖掘与倡导书院优秀传统，将其融入到现代教育体制之中去，便就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清代，书院是在超高速的发展之中，被强令改制，成为了改革的牺牲品。书院并不是天生与新学、西学为敌，教育改革，并不一定要改学堂，可以改造旧书院、创建新型书院等等。
曾去参观过许多书院，很多书院已经沦为地方旅游景点，毫无学习之风，好一点的书院，成为规范所谓“问题少年”的场所，学生离开父母身边，实施封闭式的教学，课程有琴棋书画，但是，深入与他们交流，内心的发展及其不平衡，也没有达到我国古代书院传统文化学习的宗旨，何其悲哀！
书院是我国的瑰宝，是我国古代学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书院强调学术独立和自主探索。学习与道德修养并驾齐驱，尊师重道，师生关系和谐。更重要的是，在书院，每个人都关心国家大事，有一种文化的自信和民族的责任感。
书院已然被改制，退出了教育的主要平台，历史无法重来，但是，对书院之重要性，我们已经有了觉悟，相信有一天，书院会站在其真正的位置！
参考文献：
[1]《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卷三八三，转引自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430.
[2]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G].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725.
[3]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553一554页.
关键词：清末江西；书院改制；内外因；评价
一、清代江西书院改制内因
（一）传统的教育内容是“六艺”，延至明清，书院的教学内容科举化严重。
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对书院采取怀柔政策，但“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遊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1]。实行“八股”取士，士子们热衷于科举考试。在书院教学过程中，内容越来越生硬死板，悬置于实际生活外。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清代江西书院主要有经史之学、诗赋之学、圣谕广训、字画之学等等，这些已经与急需务实人才的时代相背离。
（二）在教学方法上，也逐渐僵化单一。
有清一代，考课已成为教学主要方法，考课内容也与科举内容联系紧密，这已经与最初设置考课的目的相背离。在考课中，内容大多是“四书文、经文、作诗、经解、策、论、时艺、古学等。”其中四书文、经文和作诗考试频率最多。而且考试以写八股文为例，都要按照规定的书目来回答，僵化无创新。这种考课方式只是把学生当做背诵的机器，教学方式单一、不科学，培养不出新式人才。
（三）在教学目标上，也是重在培养科举人才。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一直深入广大学子内心，在书院进行学习，在增长自身知识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仕途的期盼。“优”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学院为了迎合科举考试，着重培养科举优秀人才。
二、清代江西书院改制外因
（一）江西社会政治局势变革。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模式受到猛烈冲击，逐渐瓦解。《马关条约》签订后，九江被迫开埠，教会有办学的权利，教会书院滋生，从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书院的变革。清政府苟延残喘，为了维持清朝统治，不得不进行外交，国际外交形势迫使清政府学习西方文化和语言。1861年，恭亲王奕等提出《统筹全局善后章程》，一方面检讨时局，另一方面建议挑选八旗子弟学习外国语言以作翻译，开办外语学堂。
（二）江西自然经济遭受冲击，人民生活条件堪忧，书院艰难维持。
江西在鸦片战争之后，经济地位严重下降，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期间，为了筹措军费，采取了“筹饷以江西为本”等政策，漕运在咸丰初年被废除，江西的田赋就日益严重，地方官吏又大肆勒折浮收，江西农民“半年糠菜半年粮”。沉重的赋税，长期的战争，没有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完全丧失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能力与积极性。
（三）救亡图存运动的需要。
清末民初，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积极变革，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张之洞在奏请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时强调：“特是时局不同，船炮机算诸端至今日而巧者易巧，烈者益烈。若欲应时制度，固非设学不可。”[2]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举，在变科举。”[3]全国上下强烈呼吁政治和教育改革，培养有用的人才，以便挽救国家于危亡。
三、书院改制之我见
书院的改制，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教育变革。清朝末年，清廷权衡各方利弊，在戊戌变法、洋务运动中，断断续续的进行书院的改制，最后，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 1901年9月14日）宣布書院改制为学堂。新式学堂的创办，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是普及了近代科学知识。比如说江西大学堂，设于南昌进贤门内书院街，“内开中文、历史、地理、外语、体操、植物等课程。”普及了近代科学知识。
新式学堂有包括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女子学堂等等。1907年，江西高安县“素产土布向来行销最旺，近因洋纱盛行，土布滞销”，在“实业救国”的影响，该县县令集股五百元以及典商胡玉成大力捐助创设工艺学堂，以抗衡洋纱。
二是，改革了教学方法。新式学堂的课堂讲授方法有分专业和分课程的教学，反映了工业生产的大规模化和专业分工的日益精细，比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私塾书院授徒方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新式学堂的授课对象更多，受教育的社会面也相对扩大，使那些社会较底层的子弟有受教育的机会，社会结构重新整合。
三是造就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不同于以往的士大夫和旧式学究，其中不少人视野开阔，思维敏锐，富有理想，追求进步，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他们走出学堂，奔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一支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新式学堂是国家、社会的造血机器，它们通过不断地向社会输送新鲜血液，逐步完成文化更新的伟大历史使命。
虽然新式学堂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对于长远的教育来看，我们需要秉持着批判的眼光。在我看来，书院最初的改制，到最后的废书院、毁书院，实在是教育之不幸。
书院改制不仅使书院在制度层面消失，而且使书院在千年发展过程中累积下来的优秀传统亦随之丧失。一直以来，针对书院改制有赞同和反对两种声音。蔡元培和胡适等人持反对意见，胡适说： “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胡适认为为适应时代需求，可通过大力挖掘与倡导书院优秀传统，将其融入到现代教育体制之中去，便就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清代，书院是在超高速的发展之中，被强令改制，成为了改革的牺牲品。书院并不是天生与新学、西学为敌，教育改革，并不一定要改学堂，可以改造旧书院、创建新型书院等等。
曾去参观过许多书院，很多书院已经沦为地方旅游景点，毫无学习之风，好一点的书院，成为规范所谓“问题少年”的场所，学生离开父母身边，实施封闭式的教学，课程有琴棋书画，但是，深入与他们交流，内心的发展及其不平衡，也没有达到我国古代书院传统文化学习的宗旨，何其悲哀！
书院是我国的瑰宝，是我国古代学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书院强调学术独立和自主探索。学习与道德修养并驾齐驱，尊师重道，师生关系和谐。更重要的是，在书院，每个人都关心国家大事，有一种文化的自信和民族的责任感。
书院已然被改制，退出了教育的主要平台，历史无法重来，但是，对书院之重要性，我们已经有了觉悟，相信有一天，书院会站在其真正的位置！
参考文献：
[1]《古今图书集成·选举典·学校部》卷三八三，转引自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430.
[2]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G].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1725.
[3]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553一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