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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芬兰人都遭受了什么,基摩·卡里奥拉(Kimmo Kalliola)心知肚明。虽然过去十几年来他一直在诺基亚从事地理定位技术的工作—这是一份技术含量极高的工作,但还是无法阻止芬兰技术巨头经历厄运。
2012年年末,卡里奥拉和其他一万多人下了岗。
42岁的卡里奥拉是无线电工程专业的博士,他说,“我依然记得那些不眠夜。”
诺基亚曾让芬兰引以为荣,但它所面临的困境并没有变好的意思。2014年,该公司将曾经红极一时的手机业务卖给了微软。3个月内,微软就宣布裁员1.8万人,其中大部分都在芬兰。
进一步裁员正在进行;微软表示,它还将在芬兰裁员2300人,或者当地员工人数的2/3。诺基亚如今则全心发展电信基础建设业务。
大量像卡里奥拉一样的下岗员工迅速涌入芬兰经济体系,这让政策制定者头疼不已。如果放在其他国家,反倒是要皆大欢喜了。
伴随着智能手机、智能应用和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增长,全球政府正谋求培育和吸引更多高技术开发人员与工程师,以满足数字化经济体的需求。英国政府已向青少年计算机培训计划大幅投资,法国政府则谋求让编程成为国家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许多美国人也开始重新择业,加入技术产业大军。
然而,在人口仅能与美国明尼苏达州相比的芬兰,境遇则千差万别:大量技术人员被诺基亚和微软辞退,成为下岗工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策制定者和技术公司都在尝试化腐朽为神奇。
一些芬兰工人也许找不到好工作,但许多技术人员已经开始自主创业,或再次受雇于新迁入芬兰的技术公司。例如,卡里奥拉就开创了一家名为Quuppa的公司,专门提供室内地理位置定位,让自身技术和在诺基亚拓展出的人脉派上用场。
从某种程度而言,芬兰工人的这种“软着陆”还要得益于芬兰政府。就在诺基亚开始裁员之时,政府开始提供补助、创业项目和其他培训计划,以帮助成千上万的下岗技术工人自主创业。此外,受大量技术员工吸引,其他国家的公司也陆续入驻芬兰,在那里开设办公 室。
芬兰政府还迫使诺基亚(同时也向微软施压)扶持前员工,帮助其再次进入就业市场。扶持政策包括向自主创业者提供一次性拨款,允许前员工免费使用公司个别知识产权,例如闲置专利等。
芬兰经济事务部部长奥利·雷恩(Olli Reh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诺基亚和微软在削弱裁员的负面影响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芬兰仍是全球技术产业的重要据点。”
据政府官员和国家数据统计数据显示,多亏了这些努力,芬兰技术人员失业率如今比10%的芬兰全国平均失业率要低几个百分点。
里斯托·基伟普罗(Risto Kivipuro)也为这一数字做出了贡献。他曾是诺基亚终身员工。2012年时基伟普罗58岁,就在那一年,他的工作团队解散了。
一帮年轻同事说服他加入创业公司Piceasoft,该公司以移动数据迁移为业务基础,而这一技术正是团队成员在诺基亚创造出来的。通过政府扶持项目,小团队以几乎免费的价格从诺基亚获得授权许可,后者还为这群前员工提供了上万美元的创业基金。
他们还集结了同样遭遇“被下岗”的诺基亚前销售员工,从德国、中欧,甚至俄罗斯找来移动运营商,将它们变成自己的客户。
基伟普罗说:“58岁的我,要找工作都难。要是知道自主创业这么有趣,我早就离开诺基亚了。”
受大裁员影响最为严重的几个芬兰城市都在拼命吸引其他技术公司,把当地富足的技术实力作为卖点。
英国数字产品设计公司ARM Holdings和中国台湾半导体公司MediaTek都在芬兰北部城市奥卢设立了研发机构,雇佣了诺基亚之前的工程师。
奥卢市经济发展部门负责人尤哈·阿拉-莫苏拉(Juha Ala-Mursula)表示:“如果你需要完整的研发团队,那么奥卢人民绝对可以满足需求。”诺基亚几轮大裁员之后,奥卢市的生产和制造类人员都遭遇重创。
“诺基亚发生的这一幕令人感伤,但当一棵大树倒下,就要种上许多小树来取代它。”他补充说道。
然而,一些芬兰投资者和企业家却对芬兰员工的创业能力提出了质疑。他们表示,创造新公司和在大公司做优秀员工完全是两回事。
新一代芬兰创业者已经创造出不少成功的企业,特别是在移动游戏产业。例如,“愤怒的小鸟”的母公司Rovio就位于芬兰埃斯波。但这些公司往往不愿接受诺基亚前员工,它们更青睐于新近从本地大学毕业的技术专业学生。
不过,对刚从诺基亚离职,与他人共同组建移动设备类工业设计公司的佩卡·吕宁(Pekka Vayrynen)来说,能够掌控自己职业生涯的机会比其他诺基亚曾给予他的种种好处都更加弥足珍贵。他说:“在诺基亚最后的日子里,做决定花了很长时间。我们现在能够自己做主了,真是令人兴奋!”
2012年年末,卡里奥拉和其他一万多人下了岗。
42岁的卡里奥拉是无线电工程专业的博士,他说,“我依然记得那些不眠夜。”
诺基亚曾让芬兰引以为荣,但它所面临的困境并没有变好的意思。2014年,该公司将曾经红极一时的手机业务卖给了微软。3个月内,微软就宣布裁员1.8万人,其中大部分都在芬兰。
进一步裁员正在进行;微软表示,它还将在芬兰裁员2300人,或者当地员工人数的2/3。诺基亚如今则全心发展电信基础建设业务。
大量像卡里奥拉一样的下岗员工迅速涌入芬兰经济体系,这让政策制定者头疼不已。如果放在其他国家,反倒是要皆大欢喜了。
伴随着智能手机、智能应用和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增长,全球政府正谋求培育和吸引更多高技术开发人员与工程师,以满足数字化经济体的需求。英国政府已向青少年计算机培训计划大幅投资,法国政府则谋求让编程成为国家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许多美国人也开始重新择业,加入技术产业大军。
然而,在人口仅能与美国明尼苏达州相比的芬兰,境遇则千差万别:大量技术人员被诺基亚和微软辞退,成为下岗工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策制定者和技术公司都在尝试化腐朽为神奇。
一些芬兰工人也许找不到好工作,但许多技术人员已经开始自主创业,或再次受雇于新迁入芬兰的技术公司。例如,卡里奥拉就开创了一家名为Quuppa的公司,专门提供室内地理位置定位,让自身技术和在诺基亚拓展出的人脉派上用场。
从某种程度而言,芬兰工人的这种“软着陆”还要得益于芬兰政府。就在诺基亚开始裁员之时,政府开始提供补助、创业项目和其他培训计划,以帮助成千上万的下岗技术工人自主创业。此外,受大量技术员工吸引,其他国家的公司也陆续入驻芬兰,在那里开设办公 室。
芬兰政府还迫使诺基亚(同时也向微软施压)扶持前员工,帮助其再次进入就业市场。扶持政策包括向自主创业者提供一次性拨款,允许前员工免费使用公司个别知识产权,例如闲置专利等。
芬兰经济事务部部长奥利·雷恩(Olli Reh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诺基亚和微软在削弱裁员的负面影响方面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芬兰仍是全球技术产业的重要据点。”
据政府官员和国家数据统计数据显示,多亏了这些努力,芬兰技术人员失业率如今比10%的芬兰全国平均失业率要低几个百分点。
里斯托·基伟普罗(Risto Kivipuro)也为这一数字做出了贡献。他曾是诺基亚终身员工。2012年时基伟普罗58岁,就在那一年,他的工作团队解散了。
一帮年轻同事说服他加入创业公司Piceasoft,该公司以移动数据迁移为业务基础,而这一技术正是团队成员在诺基亚创造出来的。通过政府扶持项目,小团队以几乎免费的价格从诺基亚获得授权许可,后者还为这群前员工提供了上万美元的创业基金。
他们还集结了同样遭遇“被下岗”的诺基亚前销售员工,从德国、中欧,甚至俄罗斯找来移动运营商,将它们变成自己的客户。
基伟普罗说:“58岁的我,要找工作都难。要是知道自主创业这么有趣,我早就离开诺基亚了。”
受大裁员影响最为严重的几个芬兰城市都在拼命吸引其他技术公司,把当地富足的技术实力作为卖点。
英国数字产品设计公司ARM Holdings和中国台湾半导体公司MediaTek都在芬兰北部城市奥卢设立了研发机构,雇佣了诺基亚之前的工程师。
奥卢市经济发展部门负责人尤哈·阿拉-莫苏拉(Juha Ala-Mursula)表示:“如果你需要完整的研发团队,那么奥卢人民绝对可以满足需求。”诺基亚几轮大裁员之后,奥卢市的生产和制造类人员都遭遇重创。
“诺基亚发生的这一幕令人感伤,但当一棵大树倒下,就要种上许多小树来取代它。”他补充说道。
然而,一些芬兰投资者和企业家却对芬兰员工的创业能力提出了质疑。他们表示,创造新公司和在大公司做优秀员工完全是两回事。
新一代芬兰创业者已经创造出不少成功的企业,特别是在移动游戏产业。例如,“愤怒的小鸟”的母公司Rovio就位于芬兰埃斯波。但这些公司往往不愿接受诺基亚前员工,它们更青睐于新近从本地大学毕业的技术专业学生。
不过,对刚从诺基亚离职,与他人共同组建移动设备类工业设计公司的佩卡·吕宁(Pekka Vayrynen)来说,能够掌控自己职业生涯的机会比其他诺基亚曾给予他的种种好处都更加弥足珍贵。他说:“在诺基亚最后的日子里,做决定花了很长时间。我们现在能够自己做主了,真是令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