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被迫紧缩的欧美，有学者提出一种说法，即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世界会一直如此。所以在环境骤变、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时，很多欧美企业、个人，甚至政府都极度不适，重寻定位的历程尤其坎坷。
　　“木秀于林”的中国经济，权威预测今年仍能保持9%~9.5%的高增长，加之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增长积累的家底，使得中国在应对全球经济变化时仍步履从容。
　　即便如此，前述学者的观点仍值得重视。
　　经济学界对于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普遍看法是，全年增速相较于今年会温和放缓，多数预测在8%~9%之间；对中长期发展的共识则聚焦于温和增长。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在高速增长32年后，无论是资源要素秉赋、还是体制变革的能量释放，抑或外部世界的环境变化，不太可能长时间支撑每年两位数的增长。中国很可能进入一个温和的调适期。
　　对“温和增长”理解各异，但中国此前32年高速增长的诸多条件已发生重要变化，却成为各界共识。
　　这些变化既包括国内人口红利的减弱，资源环境承载力弱化，也包括开放和体制创新空间的逐渐收窄，全球经济失衡导致的外需环境持续紧缩。
　　研究显示，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自2003年达到峰值后便逐年递减，以往依靠剩余劳动力支撑的低成本中国制造，若不升级将影响优势发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开始加速，用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面临急增——这一进一出，中国的发展成本将明显抬升。
　　同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中国依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支撑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近期社会对PM2.5空气监测指标的呼唤，便表明中国已进入一个必须关注环境成本的发展期。
　　在开放和体制创新的空间方面，32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年均9.9%的持续高速增长，入世十年增速高至两位数，这同时也意味着，未来中国发展依然要靠体制创新，但体制创新的难度会增大——容易改的地方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和改革成本。
　　而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则因全球经济不平衡而进入震荡和收缩期，鉴于不平衡的原因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中国以往发展中对外需的倚重，将面临持续的艰巨转轨。
　　凡此种种，再加之中国已站上总量全球第二的席次，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要增加六百多亿美元，一个点的绝对值远远大于十年前，中国从高速增长进入相对平缓温和的持续增长，有其必然性的一面。
　　如果认同这样一个中长期判断，那么，政府、企业乃至个人如何从已习惯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的惯性中走出来，从关注增量到同时整合存量，从关注增长到注重转型，从粗放走向集约，将比简单地延续既有惯性增长轨道更为艰难，也更有价值。
　　事实上，改革开放32年，中国从来不缺的就是GDP增长动力。国家确定的“十一五”规划年均增速为7.5%，实际增速则达11%。
　　再比如近年的调控。中央政府每年将增速指标定在8%左右，实际运行的情况是，一旦月度、季度同比增速回落到9.5%以下，来自全国各方的告急之声便会响起。
　　不可否认，这其中有中国经济和国情的特殊因素。由于增长的粗放及结构失衡，很多原本靠增长质量就可解决的问题，现在只能靠GDP的增速来支撑。比如就业，如果我们产业结构中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服务业比重能更高一些，就不会在增速稍缓时收到太多的就业“告急”。
　　应当对各个环节进行认真的审视，对各种“告急文书”细加辨认——哪些是真实的“急切”，哪些是高速增长惯性依赖，哪些是来自利益集团的诉求。
　　国家“十二五”规划将五年平均增速确定为7%，中央希望的是以一个较为适宜的增速，将各级各地政府的注意力从单一的GDP增速引导到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协调发展上来。这是明智之举。毕竟，一个协调的稳定增速，更符合国家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以及百姓的福祉。
　　从目前情况看，要如何适应可持续的增速，需要学习，更需要观念的更新和行为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