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并非如我们所想，是由高等学府中云集的名家大师来奏完最华彩的乐章。在一些中学，现代观念的引入与教育教学改革行为的生根发芽，惠及学校师生，进而影响到众多的普通人，才使得时代稳步前行，不可逆转。
　　早在上世纪初，新思想就已在中学开始显露，特别是在很多敢领风气之先的学校。当时卓有成就的教育家，无一不秉承着继往开来的态度，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维持与传达，更着眼于未来的学校品格与气质的塑造。本期选题，我们能看到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学校里斑驳的阅读生态，我们或许会羡慕那时的师资，有那么多的名师硕儒传授学问、刷新思想，不进益也难；我们或许会感慨时代的复杂，文白之争、新旧思想的缠绕，让中国教育的历程充满坎坷。无论时代怎样变换，共同的一点是知识分子们对中等教育的重视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说起来，对精英而言这是一件多么没有“效益”的事啊——高水平的师资与社会精英力量的介入，使得中等教育的发展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那种理想主义的教育信仰，塑造“全人”的教育宗旨也与当今一些学校以升学率为先，对创造与自由的扼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重要的是，一种氛围的熏陶与价值观的形成对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老教育家林砺儒先生说得好，“中等教育的任务就是引导少年人格到各方面去”。教育并非以培养名家为目的，而是将“人格的活力”引向正确的地方去，那么这无疑是一种开放的教育，在其指引下，才能够培养青少年广阔与自由的心灵气质。以民国时期的苏州一中、东大附中、商务印书馆等学校与文化机构为例，雅彦俊集，自的文化个性成为教育史上一个有意味的话题。正是在这种氛围的滋养下，才孕育培养出像叶圣陶、顾颉刚、巴金、胡风、陈云等著名的学子……这是一个有足够聚合力的“文化磁场”，其连带的文化与心理效应无疑是巨大的。
　　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杜威。2001年新课改启动时，杜威浮出历史水面并非偶然。作为20世纪世界教育影响最大的思想资源，杜威的理论中蕴含了不少合理的命题。例如我们现在都强调教育要尊重和热爱儿童，关注学生的潜能及其发展；应该让学生学会探索和创造性的学习；要注意课程内容与儿童生活、真实情境的关联；要改变以课本、课堂、老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这些理论和杜威的理论是相通的，而他的理论也仍然能够为当下的教育改革提供积极影响。
　　新课改将教材的作用定位为——为学习者提供一种学习和建构的资源，为师生对话、共同创造生成性知识搭建平台，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这种教材观与之前相比无疑是深化了许多。教材不是法典，不是唯一的教学资源，不是游离于学生经验之外的纯书本知识的载体，也不能够代替具体的人而独自承担起教学设计者与组织者的角色。借助这样的教材观念，中学生的阅读才能真正沟连起日常的语言生活，体现出作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心灵成长。
　　不同的教材观生成了不同的教学关系，优秀的教师能够对教材的绝对权威去魅，多发挥一些个性的演绎，面对复杂多变的教育情景及时增删、延展固有观念，拓展课程资源，创造出一种师生对话的氛围，使我们的教学更加鲜活生动。这种专业自主不仅是外界赋予的权利，也是教师教学生活的内在追求。
　　理想的教育将世界变成孩子们的教科书而不是将教科书变成孩子的全部世界——这是每一个关注教育的人心底切切实实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