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简介：
　　山西人。生于1976年。
　　19岁开始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
　　22岁到北广学习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节目。现为《东方时空·时空连线》主持人。《新闻调查》栏目出镜记者。
　　活着本身就是为了活着，这并不羞耻。我以前只是能接受这种活着，但是我现在赞美这种活着。
　　
　　上学的时候，我是那种既不聪明也不反叛的人，裹在人群里面，能够得到表达自己的机会很少。
　　
　　小时候，我是一个比较寡言的人，不太会表达，看到别人也都是很羞涩。比如说，我在路上看到邻居或者熟人过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躲在角落里，等人家走过了，我再出来，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跟他打招呼。那时候，如果要让我单独去公共场合，我做不到。
　　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更沉默了。我没有朋友，拒绝跟别人交流，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每天最晚一个进来，最早一个走。我对人群比较反感,对他们说话的方式还有谈话的内容都很敏感，他们聊的东西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比如，我清楚这两个人本来是彼此仇视的，但是一见面，他们却满脸堆笑、寒喧。在我眼里，这是很丑陋的，我就觉得很难忍受，不知道人为什么这样。
　　那个时候，我经常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到山里去，我妈妈觉得很奇怪，这孩子干吗呢？她还跟踪过一次。我在房间里种过苔藓，因为山西是一个很贫瘠的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植被，河流很浑浊，更谈不上什么花了。只能挖苔藓回来，把它种在盆里面，起码能看得见一些绿色。
　　其实，像我这个状态的小孩在世界上最多了，我们在学校里，既不是特别聪明，特别出色的，也不是落后生，我们裹在人群里面，能够得到表达自己的机会最少，因为我们既不可能像落后的孩子那样招人讨厌和注意，也不可能像优秀出色的孩子那样得到那么多的表扬。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沉默。
　　但是每个人都渴望能表达自己。我那个时候写日记，我在日记的扉页这样写：能够呆在一个最静寂的角落里，但是能听到最热烈的声音。
　　当年，我妈妈经常跟我姥姥说：这孩子长大会不会有问题，不爱说话，也不爱笑。
　　
　　跟抽象的人交流比跟具体的人交流容易多了，受众是最好的雇主，他们最公平。
　　
　　我第一次在许多人面前表达自己，是通过一个职业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且面对的是抽象的人群。
　　在19岁的时候，我开始接触广播，这是我踏入传媒的开始，我发现了能表达自己的最初的一种方式，而且从发现我的方式之后，我就决心不再脱离它。因为它让我知道了作为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什么。
　　1990年，我考上了湖南大学，是会计专业。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多人都会选择读会计专业，这个专业好像也很适合女性，不会有太大的风险。我却很难应付得了这门功课，整个的学习过程给我的自尊心带来很大的挫伤，我觉得我已经够努力了，但是我永远不能有我的同学们那么好。
　　


　　在那以前，我惟一的跟外界交流的渠道就是听收音机，我妈妈给我买的“红灯”牌录音机，能听到 “亚洲之声”这样的电台。我羡慕里面说话的人，人可以用这种方式对外人说话，我觉得非常亲切。我写信给他们，内容大概是很喜欢他们，感谢他们带给我安慰。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被邀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做一档节目，我自己写的文字，然后加上我自己喜欢的音乐，我用了那个年龄能够想到的所有好方式去做，效果还不错。那个节目做了三个月，这个过程中我明白了一件事：跟一个抽象的人去交流，要比跟具体的人交流容易得多，而且要贴近的多。从我做节目的第一天，我就感觉到了，只需要敞开内心就够了，非常简单，我喜欢这种交流方式。大众是最好的雇主，他们非常公平，付出多少，就得回多少。慢慢的，我开始建立一种对人群的信任。那个时候，我还在学校，我对学生时代没有任何眷恋。因为我过的是一种集体生活，人际关系当中，永远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社会因素。幸运的是我在学校后半时期的生活全都寄托在工作上了。
　　在我最初工作的那三年：我只做我的事情，其它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也没有热心去跟更多的人交流。我的节目从来都被评为最差的那个等级。因为可能我从来没跟领导去谈过，说我这个节目是怎么难做出来，没有沟通，他们都认为我的节目是最容易做的。
　　对我来讲，所谓的寂寞，或者没有人理睬，都是太习以为常的事情。那时，我一个人在长沙工作，我听不懂这个地方的方言，没有任何朋友，在这个城市的边上租了一间房子住。在这个城市，我惟一可以赖以生存的，就是这个工作，除了它，我没有别的任何愿望。
　　
　　我做了一个减法，把那些多余的姿态，无用的情绪都减掉了，生活简单了，生命却丰富了。
　　
　　让我真正从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就是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做出镜记者。在报道SARS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新闻调查》把我的自我意识降到了最低点，做记者是能够让我做到忘我的程度。以前在演播室做主持的时候，我得很刻意地问自己：今天妆好吗，衣服得体吗？现在做记者了，采访的时候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脸上很可能沾满被风扬起的土，但没有关系，我不介意，我相信电视观众也不会介意。做主持人，总感觉自己是盆栽植物，免不了自怨自艾，而做记者，感觉自己就成了一头被放回森林的野兽，突然就强大了。
　　


　　我经历并报道了SARS的全过程，我变得相信别人，我相信那些搞防疫的，相信那些医生，他们是很寂寞的，他们能得到什么呢？得不到什么。
　　SARS捣乱的时候，我因为去过危重病房采访，被隔离在酒店。酒店下面一个有篮球场，第一天，我从窗前望去，都是年轻健壮的男孩子在打篮球，看到他们我感觉特别镇定和安慰； 第二天，没有人了，看到的是他们晾的衣服；第三天衣服也没有了，篮球场变成了一片死寂；到第四天，酒店通知我们说：对你们的服务已经停止，然后所有的服务生都撤走了。宾馆的门口拉了隔离带的，不允许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我们有专用电梯，电梯里面只有我们住的那个楼层的灯是亮着的，其它的全用木板封上，因为我们不可以到其它的楼层去。那个时候，车行驶在北京，大街上空空荡荡的，没有见过那样的北京。就觉得北京像一个被煮沸的锅一样，被盖子盖上了。真不知道怎么就遭遇了这么大一个事儿呢？那个时候我想：要是我能再见到我的朋友，我一定要紧紧地拥抱他们。
　　有一天晚上，从病区采访回来，我在房间洗脸，闭上眼睛，涂洗面奶的时候，那个瞬间我感觉好像被死神抚摸了一下。睁开眼睛，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人的大脑皮层里会分泌一种叫“力比多”的物质，它会让人产生愉悦感，让你去工作，恋爱，让人上瘾。我以前老觉得生命有时候就是个骗局，好像生命就只是为了分泌一种叫“力比多”的物质。但就在被死神抚摸脸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那个“力比多”就是生命本身，而在此以前我一直否定生命的意义。但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你必须调动全身所有的机能和细胞去活着，你的生命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以前我就会觉得这很卑微，现在看来却是特别庄严。其实余华很早已经说过，他说活着本身就是为了活着，这并不羞耻。我以前只是能接受这种活着，但是我现在赞美这种活着。
　　SARS逆转了我自以为不可逆转的性格。有些人我从前根本不会去交际，认为他们属于另外一部分，但现在我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感情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每一种都无可厚非。
　　我做了一个减法，把那些多余的姿态，无用的情绪都减掉了，生活简单了，生命却丰富了。以前我总是跟自我在一起，现在，我知道我跟很多人在一起，人应该跟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