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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金会对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引导和传播。具体途径为：建构组织域，促进教育改革在不同学区间的传播;参与政策制定，增强对教育改革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美国基金会运作模式对我国的启示：主动拓展对基础教育改革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改善项目运作，强化目标管理，提升基金会捐赠在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中的使用效益;发挥基金会在联结教育组织中的作用，促进基础教育改革的传播。
关键词：基金会;教育改革;引导;传播
在美国基础教育发展中，除了政府财政投入，基金会捐助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自美国基金会产生以来，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教育始终是基金会捐助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基金会不断调整捐助教育的策略、方式，影响力日益广泛，其对教育发展的作用早已不限于提供资金。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成为美国基础教育发展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也成为基金会捐助的重要方向。那么，在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基金会的主要作用是什么？这些作用通过什么方式实现？本文将聚焦以上问题展开分析，并尝试对我国教育基金会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建议。
一、基金会在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于基金会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界定，笔者认为美国基金会中心给出的概念最为全面和切中本质。“基金会是一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主要通过对其他非营利组织的捐助来支持教育、社会、慈善、宗教等社会公益事业。”[1]从表述中可以看出，这里的基金会是由个人、家庭、公司注资的私人基金会。虽然美国也有政府出资的政府基金会和向公众募资的社会基金会，但这两种基金会数量少、占比低，私人基金会是美国基金会绝对的主体。本文讨论基金会对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影响，也是指私人基金会。在美国，基金会是伴随着19世纪经济的繁荣发展产生的，美国银行家乔治·皮博迪（George Peobody）于1867年创立的“皮博迪基金”被公认为是第一个现代基金会。由此，基金会开始有自己的管理机构、操作规章和程序，具备了现代基金会管理架构的雏形。此后，相对零散的捐赠逐渐发展为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公益事业，社会影响力大为增加。
基金会的管理和运行有很强的独立性，其在捐助方面的理念、偏好，较少受到外界的制约和干预。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个人、家庭和公司，不会轻易接受其他主体的资金，其资金来源具有独立性，也因此不容易受到来自外界的制约。管理方面，基金会主要由受托管人委员会和专业的职员负责，其委员会成员通过自我更新来发展，新委员多由现任委员推荐。联邦及州政府也不会直接干預基金会的内部事务，只是在最低限度上通过有关的立法和规定进行监管。[2]同时，公益性是基金会的本质特征。基金会的捐赠必须用于公益目的，并且，基金会不以营利为目的，其运行成效在于公益目标的实现。虽然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个人和公司，但因为享受免税政策，也具有了一定的公共性。基金会的捐助使得社会财富流向弱势群体，这一性质与公共财政资金有相同之处。
教育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公益性的领域，备受基金会关注。自美国基金会产生以来，教育始终是其最重要的捐赠领域，在捐赠资金各种流向中排名第一。比如在1913年，新成立不久的卡耐基基金会用于教育的拨款是560万美元，而当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预算是500万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大的100家基金会的43%的资助都投向了教育领域。[2]新近的一项对美国987个基金会的研究表明，2017年、2018年基金会对教育的捐赠分别占其捐赠总量的28.9%和27.7%，居捐赠各领域的第一位。[3]
同时，随着基金会的发展，其在教育领域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深入和丰富。对于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金会有自己的理念与倾向，并凭借捐赠和多种运作方式促使受捐赠组织朝着基金会设定的方向发展，促成基金会改革理念的实现。基金会借此引导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并促进其在不同学区和州的传播。本文认为，基金会在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引导和传播两个方面，我们将进一步阐述引导和传播作用的具体表现，并探讨基金会得以发挥这两种作用的运作方式。
二、基金会引导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
对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一些大基金会有明确的主张和偏好。基金会通过对捐助对象的选择和影响表达其改革主张，并借此引导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
1基金会捐助启动资金，促动新兴教育改革的发生
相对于成熟的改革，新兴教育改革更容易获得基金会的关注和捐助，这大大促进了新兴改革的发生、发展，丰富了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内容。处于启动阶段的新兴教育改革需要较多的投入，用于对改革举措的宣传、参与人员劳动报酬的支付等，启动阶段资金投入的充沛对于顺利开展改革活动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启动阶段的新兴教育改革却往往难以获得政府的公共财政资助。这一方面因为改革计划尚未取得成效，对于公共资金来说，投资风险太大。另一方面，政府受到科层体制的限制，决策过程较为繁杂、迟缓。相比较而言，基金会的投资决策更有弹性、更加快捷，而且基金会对于新兴改革常常有浓厚的兴趣。因此，美国教育改革者常常把基金会的资助作为启动资金。比如，纽约市的“纽约市领导学院”，用于招募和培训新的校长骨干，该学院的启动资金8000万美元就是由一家私人基金会“公立学校基金”资助的。[4]
基金会热衷于捐助新兴教育改革，但大多是在改革启动阶段提供资金。当改革顺利开展、取得成效后，基金会的捐助会适时撤出。因为取得了一定成效的改革容易赢得公共财政的支持，日常运行经费有了保障。还是以纽约市领导学院为例，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之后，到了2008年6月，纽约市教育局将领导学院选为纽约市主要的校长培训机构，领导学院每年1000万美元的运作经费自此开始由公共财政负担。“公立学校基金”因此可以停止对领导学院的投入，将资源转移到其他方面。[4]纽约市领导学院发展过程中的这一模式在基金会资助教育改革中很常见。一方面，这一模式具有可行性，改革取得成效后多数能够顺利进入公共财政预算。另一方面，基金会通常认为获赠者最终应该脱离他们的捐助，基金会并不愿意承担应该由公共财政负担的日常化融资责任。 基金会这种对于新兴改革的捐助模式行之有效，能很好地保证基金会资金的灵活度，提升其使用效率。虽然基金会的资金量无法与政府的公共教育财政经费相比，但大多捐助启动资金，且不受制于日常运行经费，因此，基金会以有限的资金对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丰富和发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基金会捐助目标明确，具有选择性
基金会对教育的捐助是有选择的，对于其所捐助的学区或改革项目，基金会都有明显的倾向。在学区选择方面，相对于传统的“学校委员会”管理模式，基金会更青睐市长或州长所控制的学区。布罗德基金会2009—2010年报明确表达了该基金会对于市长及州长所控制的学区的偏好。[5]基金会偏好市长或州长控制的学区的原因在于“这些学区比由选举委员会治理的学区更稳定、更为中央集权化”。[4]有一些突出的例子可以反映出学校治理结构的变革能够增强领导力的连续性，比如，有些城市的市长有着多个任期：芝加哥的戴利、波士顿的梅尼诺和纽约的布隆伯格。
除了直接捐助管理公立中小学的学区，基金会也大量捐助非营利机构。福特基金会教育、性别和宗教项目前主任贾尼斯·彼得罗维奇（Janice Petrovich）认为，外部组织的优势在于其创新能力。总部在洛杉矶的布罗德基金会向洛杉矶特许学校投入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资金，该基金会认为“显然洛杉矶学生的最大希望要寄托于那些表现很好的特许学校机构”。 [4]
不管捐赠学区还是捐赠非营利机构，基金会都会对接受捐赠的一方提出明确的目标要求。比如，2005年盖茨基金会向奥克兰联合学区捐赠了470万美元的资金，就附带了明确的捐助要求：“造就一个城市学区的典范，它主要由这样几个部分组成：精干的中心办公室、学校支持服务组织以及越来越多高绩效且平等的学校。”[6]
同时，基金会会持续关注捐赠目标达成的情况，希望捐赠能够获得回报。这已经成为多家基金会在捐赠管理方面共同的趋势，我们称之为“风险慈善”，比如盖茨基金会、布罗德基金会和沃顿基金会都表现出这一特点。风险慈善的概念来自风险投资，关注捐赠能够取得的效用和回报。当然，慈善捐赠的效用不是资金和利润，而是与捐赠目标的达成相关，包括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学校升学率的提高、招生情况的改善等。
为了确保捐赠目标的达成，基金会发展出多种管理举措。第一，对捐赠机构提出具体的评估标准。与风险慈善的理念相配合，基金会采用与捐赠目标相一致的评估标准来对获赠者进行评价。比如，布罗德基金会就提出：“在每一笔捐款的合约条款中，我们都要求在该捐款存续期间，可以定期从获赠者那里获得关于其向预定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这些目标或量化标准清晰地定义了我们对获赠者机构的期望……如果这些目标没有获得进展，我们可以提前终止投资。”[7]而盖茨基金会在这方面也有明确的表达，“希望受捐赠机构提高学生的毕业率和大学入学率，我们需要界定我们的组织与此类结果之间的联系”。第二，基金会派驻代表进入所捐助的非营利组织。基金会捐助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委员会中往往有来自基金会的代表，他们会代表基金会的想法，通过管理委员会会议影响非营利机构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例如，盖茨基金会的代表在“加州特许学校联盟”（California Charter School Association）、教育源公司（Edsource）、“将来的工作”（Jobs for the future）和“新学校的新领导”等机构的管理委员会中都占有席位。通过这种形式，基金会更直接地表达了其对于教育改革的设想，扩大了影响力。
三、基金会促进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广泛传播
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特点是相似的改革模式会在不同的城市学区之间传播，基金会尤其是全国性的基金会，正是促进这种传播的重要力量。那么，这种传播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尝试从“建构组织域”和“参与教育政策制定”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1基金会建构组织域，促进教育改革在不同学区间的传播
组织域的构建包括“关系”和“文化”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一个构建社会网络、连接大量组织和个体的过程，往往要通过创建新的联结或者加强已有的联结来实现。另一方面，组织域还包括特定的意义系统，或者说“域框架”。因此，建立组织域实际上意味着创建一个“场”，在参与其中的不同个体和组织之间建立日常化的联系。同时，形成一种共同的背景框架，促使有不同兴趣、思想和组织形式的参与者能够至少认同部分相同的目标。基金会能够借助多种方式，促进不同捐赠组织之间的联结，创建起广阔的组织域。这里，我们以多元提供者模式的发展为例，阐释基金会如何通过构建组织域来促进教育改革在不同学区间的传播。
多元提供者是非营利性的或营利性的私人实体，它们通常在与公共代理机构的签约安排或特许安排下參与公共教育服务。多元提供者的参与和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一种重要趋势。正如前文提到的，非营利组织等教育领域中的多元提供者是基金会偏好的一类捐助对象。
首先，基金会有助于多元提供者组织之间社会网络的建立。基金会可以通过组织会议或其他活动在其捐助的组织之间加强联结，促使不同组织形成共享信息的同伴组织群。不仅如此，具有相同目标的基金会之间的互动还有可能扩大其捐助的多元提供者组织之间的联结，有助于形成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
其次，基金会的期望和约束促成了多元提供者组织之间的目标、标准和制度的趋同，域框架逐渐融合而成。从基金会获得捐助的多元提供者组织都必须符合基金会的期望。[4]对于获赠组织或者期望赢得资助的组织，基金会的标准是它们不得不考虑的一种约束。多元提供者组织的发展目标因此逐渐趋同，并且它们也发展出相似的组织能力和制度形式，出现了制度同构，即组织在既定的领域内变得越来越相似，而且越来越服从外部体制的规则。
2基金会参与政策制定，增强对教育改革的影响力
基金会促进符合其理念的基础教育改革在全美范围传播，还有一种重要的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联邦教育政策的制定。基金会通过各种方式与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建立联系，扩大了自身在联邦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 具体而言，基金会资助有能力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知名社会团体，并通过它们，在联邦政府教育政策制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美国教育政策制定当中重要的一环是国会听证会。美国一些知名社会团体正是通过发表国会证言的方式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有些团体会频繁获得发表证言的机会。比如，美国教师工会（AFT）、首席州立学校委员会（NEA）、新教师项目（New Teacher Project）等团体都曾在国会发表证言三次或三次以上。基金会有意识增加了对经常发表证言的社会团体的资助。以盖茨基金会和布罗德基金会为例，对那些从2000年到2012年在国会露面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团体，基金会给予了充分的资助。从2005年到2010年，盖茨基金会和布罗德基金会向这些团体捐助的资金增加了1200多万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对这些团体的资金投入增加的总额”。[4]
基金会大规模捐助的增加与社会团体在听证会上倡导基金会的改革主张，这两者密切相关。例如，“新教师项目”团体在2009年发布了《小部件效应》报告，支持对教师评价进行重大改革，这正是盖茨基金会和布罗德基金会致力于推广的教育改革项目。自2009年以来，盖茨基金会已经承诺为新教师项目提供1350万美元的资助。2009年、2010年和2012年，“新教师项目”的代表在国会作证，支持教师评价方面的改革。同样，2010年，盖茨基金会为美国教师联合会提供资金，支持其开展“教师发展和评估项目”。同年，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Randi Weigarten 提供了国会证词，支持发展新的教师评估方法。[4]
综上，基金会对于持有相同主张的政治团体的资助，有助于其进一步发展，并且通过国会证言的方式使基金会的主张得以进入政策议程，在全美范围内促成相关改革的传播和发展。
四、启示与借鉴
我国的基金会产生于1980年代，近40年来，基金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8年底，我国基金会数量已达7034家，同比增加15.8%，并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8]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基金会等社会性组织在教育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协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9年2月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也指出，“推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常态化，建立健全社会参与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监管机制”。可以说，在我国教育走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作为社会公益事业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的基金会责无旁贷。但对于我国基金会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目前教育理论界仍存在不少争论。本文认为美国基金会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发挥作用的诸多方式体现了成熟的基金会的影响力，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借鉴与启发。
1基金会主动拓展基础教育改革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教育一直以来是我国基金会工作主要的甚至首选的领域，基金会中心网2011年的调查显示，全国53%的基金会涉及教育领域。[9]但从资金用途看，大多投向教育的扶贫帮困或奖优助勤项目，比如捐赠贫困学生与教师，奖励优秀学生，捐助农村薄弱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等。在近年政府大力加强教育扶贫工作且成效显著的情况下，基金会的重点从济贫奖优转移到教育其他方面已成为趋势。美国基金会介入基础教育改革覆盖到各个州，有的基金会，比如卡内基基金会和传统基金会的教育改革项目涉及全国。此外美国基金会从民间角度针对教育议题形成的项目成果，常常影响了美国的州乃至全国的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基础教育发展的进程。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基础教育改革领域是未来我国基金会可大显身手的舞台。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基金会先行先试，比如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县域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新教育基金会的“卓越课程”项目等，但还远没有形成散播之势。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历经40年，方兴未艾，基金会完全可以在遵循国家教育法规政策的前提下，发挥民间力量的优势，拓展基础教育改革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为更好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服务。
2改善项目运作，强化目标管理，提升基金会捐赠在基础教育改革实施中的使用效益
基金会在实施特定教育项目時，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捐资的形式委托社会教育机构进行运作，另一种是基金会自行运作。我国基金会以自行运作为主，“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基金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具体项目执行上，不易于发挥基金会资助中心的本质，且非专业的项目执行容易导致资金的浪费，不利于捐款的科学、有效地利用”。[10]此外，我国基金会参与教育项目时往往重投入轻产出，一般不会做项目效益评估。美国基金会则非常重视捐赠资金在教育改革项目中的使用效益，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一方面它们善于找准定位，力图做到善款效用最大化，比如，为新兴的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启动资金，推动改革的起步和初期发展，而当改革顺利实施成功获得了政府公共财政资助之后，基金会则停止捐赠，转而资助其他的改革项目，从而能够在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基金会将慈善捐赠看作一种“风险投资”，通过严格的目标管理以保证投入教育改革项目的资金能产生必要的公共收益，比如学生学业成绩和毕业生升学率的显著提升。作为目标管理的措施，基金会往往会要求受赠的教育组织定期提交预定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并且要求说明基金会捐赠与这些进展的关系;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所资助的教育改革项目做效果评价。
3发挥基金会在联结教育组织中的作用，促进基础教育改革的传播
通过组织域的构建，在不同受赠组织之间建立起紧密、深入的联结，这是美国基金会影响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我国基金会运作教育项目的时候，往往比较“封闭”，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基金会之间互不往来，以“单打独斗”为主，这在我国基金会普遍资金较少、实力较弱的情况下，很难将教育改革项目做大做强，产生广泛影响;另一方面，项目主体一般局限在一校或一县域内进行，导致实施的范围较小，项目完成后更难进行辐射与推广。在美国，基金会与受赠的教育组织之间并不是单一、孤立的关系，基金会与教育组织之间、教育组织与教育组织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结，形成了广泛的关系网络。基金会在将更多资金用于捐赠更多的组织、扩大组织域规模的同时，也致力于加强受赠教育组织之间的联结，为各类教育组织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便利。这样的联结与互动对于各种形式的教育改革在教育组织之间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扩大我国基金会在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作用，根据我国对于慈善组织管理的特点，同时借鉴美国的经验，我们认为，一方面，围绕特定的教育改革项目，政府引导基金会开展合作，联合组建项目委员会，共同运作;另一方面，基金会在改革实施过程中，主动充当组织者、协调者和推广者，将参与项目的教育机构联合起来，形成“组织域”，这样在做大做强项目的同时，促进了教育改革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Foundation Center. Foundation Fundamentals[EB/OL]. http：//foundationcenter.org/getstarted/onlinebooks//ff/text.html.
[2] 王冰.美国基金会的教育实践[D].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3] Foandation Source.Foundation Source Annual Report On Private Foundations2019[EB/OL].https：//www.foundationsource.com/resources/library/2019-annual-report-on-private-foundations/.
[4] 卡特里娜·E.巴尔克莱，杰弗里·R.赫尼格，亨利·M.莱文.公立与私立之间——城市学校改革的政治、治理和一种新的投资组合模式[M].翟静丽，龚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111，261，266.
[5] Broad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2009-2010，9[EB/OL].https：//broadfoundation.org/reports/2009-10foundationrreportseport.pdf.
[6] 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s. IRS Form 990-PF，2005[EB/OL].https：//docs.gatesfoundation.org/Documents/2005_Form_990PF_Index_Extensions.pdf.
[7] T. Bartley. How Foundations Shape Social Movements：The Construc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Field and the Rise of Forest Certification[J]. Social Problem， 2007，（3）.
[8] 中華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908/20190800018807.shtml.
[9] 基金会中心.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
[10] 余乐.教育基金会参与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现状研究——以三家教育基金会为例[D].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47.
关键词：基金会;教育改革;引导;传播
在美国基础教育发展中，除了政府财政投入，基金会捐助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自美国基金会产生以来，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教育始终是基金会捐助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基金会不断调整捐助教育的策略、方式，影响力日益广泛，其对教育发展的作用早已不限于提供资金。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成为美国基础教育发展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也成为基金会捐助的重要方向。那么，在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基金会的主要作用是什么？这些作用通过什么方式实现？本文将聚焦以上问题展开分析，并尝试对我国教育基金会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建议。
一、基金会在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于基金会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界定，笔者认为美国基金会中心给出的概念最为全面和切中本质。“基金会是一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有资金并自设董事会管理工作规划的组织，主要通过对其他非营利组织的捐助来支持教育、社会、慈善、宗教等社会公益事业。”[1]从表述中可以看出，这里的基金会是由个人、家庭、公司注资的私人基金会。虽然美国也有政府出资的政府基金会和向公众募资的社会基金会，但这两种基金会数量少、占比低，私人基金会是美国基金会绝对的主体。本文讨论基金会对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影响，也是指私人基金会。在美国，基金会是伴随着19世纪经济的繁荣发展产生的，美国银行家乔治·皮博迪（George Peobody）于1867年创立的“皮博迪基金”被公认为是第一个现代基金会。由此，基金会开始有自己的管理机构、操作规章和程序，具备了现代基金会管理架构的雏形。此后，相对零散的捐赠逐渐发展为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公益事业，社会影响力大为增加。
基金会的管理和运行有很强的独立性，其在捐助方面的理念、偏好，较少受到外界的制约和干预。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个人、家庭和公司，不会轻易接受其他主体的资金，其资金来源具有独立性，也因此不容易受到来自外界的制约。管理方面，基金会主要由受托管人委员会和专业的职员负责，其委员会成员通过自我更新来发展，新委员多由现任委员推荐。联邦及州政府也不会直接干預基金会的内部事务，只是在最低限度上通过有关的立法和规定进行监管。[2]同时，公益性是基金会的本质特征。基金会的捐赠必须用于公益目的，并且，基金会不以营利为目的，其运行成效在于公益目标的实现。虽然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个人和公司，但因为享受免税政策，也具有了一定的公共性。基金会的捐助使得社会财富流向弱势群体，这一性质与公共财政资金有相同之处。
教育作为一个具有广泛公益性的领域，备受基金会关注。自美国基金会产生以来，教育始终是其最重要的捐赠领域，在捐赠资金各种流向中排名第一。比如在1913年，新成立不久的卡耐基基金会用于教育的拨款是560万美元，而当年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预算是500万美元。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最大的100家基金会的43%的资助都投向了教育领域。[2]新近的一项对美国987个基金会的研究表明，2017年、2018年基金会对教育的捐赠分别占其捐赠总量的28.9%和27.7%，居捐赠各领域的第一位。[3]
同时，随着基金会的发展，其在教育领域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深入和丰富。对于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金会有自己的理念与倾向，并凭借捐赠和多种运作方式促使受捐赠组织朝着基金会设定的方向发展，促成基金会改革理念的实现。基金会借此引导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并促进其在不同学区和州的传播。本文认为，基金会在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引导和传播两个方面，我们将进一步阐述引导和传播作用的具体表现，并探讨基金会得以发挥这两种作用的运作方式。
二、基金会引导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
对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一些大基金会有明确的主张和偏好。基金会通过对捐助对象的选择和影响表达其改革主张，并借此引导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
1基金会捐助启动资金，促动新兴教育改革的发生
相对于成熟的改革，新兴教育改革更容易获得基金会的关注和捐助，这大大促进了新兴改革的发生、发展，丰富了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内容。处于启动阶段的新兴教育改革需要较多的投入，用于对改革举措的宣传、参与人员劳动报酬的支付等，启动阶段资金投入的充沛对于顺利开展改革活动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启动阶段的新兴教育改革却往往难以获得政府的公共财政资助。这一方面因为改革计划尚未取得成效，对于公共资金来说，投资风险太大。另一方面，政府受到科层体制的限制，决策过程较为繁杂、迟缓。相比较而言，基金会的投资决策更有弹性、更加快捷，而且基金会对于新兴改革常常有浓厚的兴趣。因此，美国教育改革者常常把基金会的资助作为启动资金。比如，纽约市的“纽约市领导学院”，用于招募和培训新的校长骨干，该学院的启动资金8000万美元就是由一家私人基金会“公立学校基金”资助的。[4]
基金会热衷于捐助新兴教育改革，但大多是在改革启动阶段提供资金。当改革顺利开展、取得成效后，基金会的捐助会适时撤出。因为取得了一定成效的改革容易赢得公共财政的支持，日常运行经费有了保障。还是以纽约市领导学院为例，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之后，到了2008年6月，纽约市教育局将领导学院选为纽约市主要的校长培训机构，领导学院每年1000万美元的运作经费自此开始由公共财政负担。“公立学校基金”因此可以停止对领导学院的投入，将资源转移到其他方面。[4]纽约市领导学院发展过程中的这一模式在基金会资助教育改革中很常见。一方面，这一模式具有可行性，改革取得成效后多数能够顺利进入公共财政预算。另一方面，基金会通常认为获赠者最终应该脱离他们的捐助，基金会并不愿意承担应该由公共财政负担的日常化融资责任。 基金会这种对于新兴改革的捐助模式行之有效，能很好地保证基金会资金的灵活度，提升其使用效率。虽然基金会的资金量无法与政府的公共教育财政经费相比，但大多捐助启动资金，且不受制于日常运行经费，因此，基金会以有限的资金对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丰富和发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基金会捐助目标明确，具有选择性
基金会对教育的捐助是有选择的，对于其所捐助的学区或改革项目，基金会都有明显的倾向。在学区选择方面，相对于传统的“学校委员会”管理模式，基金会更青睐市长或州长所控制的学区。布罗德基金会2009—2010年报明确表达了该基金会对于市长及州长所控制的学区的偏好。[5]基金会偏好市长或州长控制的学区的原因在于“这些学区比由选举委员会治理的学区更稳定、更为中央集权化”。[4]有一些突出的例子可以反映出学校治理结构的变革能够增强领导力的连续性，比如，有些城市的市长有着多个任期：芝加哥的戴利、波士顿的梅尼诺和纽约的布隆伯格。
除了直接捐助管理公立中小学的学区，基金会也大量捐助非营利机构。福特基金会教育、性别和宗教项目前主任贾尼斯·彼得罗维奇（Janice Petrovich）认为，外部组织的优势在于其创新能力。总部在洛杉矶的布罗德基金会向洛杉矶特许学校投入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资金，该基金会认为“显然洛杉矶学生的最大希望要寄托于那些表现很好的特许学校机构”。 [4]
不管捐赠学区还是捐赠非营利机构，基金会都会对接受捐赠的一方提出明确的目标要求。比如，2005年盖茨基金会向奥克兰联合学区捐赠了470万美元的资金，就附带了明确的捐助要求：“造就一个城市学区的典范，它主要由这样几个部分组成：精干的中心办公室、学校支持服务组织以及越来越多高绩效且平等的学校。”[6]
同时，基金会会持续关注捐赠目标达成的情况，希望捐赠能够获得回报。这已经成为多家基金会在捐赠管理方面共同的趋势，我们称之为“风险慈善”，比如盖茨基金会、布罗德基金会和沃顿基金会都表现出这一特点。风险慈善的概念来自风险投资，关注捐赠能够取得的效用和回报。当然，慈善捐赠的效用不是资金和利润，而是与捐赠目标的达成相关，包括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学校升学率的提高、招生情况的改善等。
为了确保捐赠目标的达成，基金会发展出多种管理举措。第一，对捐赠机构提出具体的评估标准。与风险慈善的理念相配合，基金会采用与捐赠目标相一致的评估标准来对获赠者进行评价。比如，布罗德基金会就提出：“在每一笔捐款的合约条款中，我们都要求在该捐款存续期间，可以定期从获赠者那里获得关于其向预定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这些目标或量化标准清晰地定义了我们对获赠者机构的期望……如果这些目标没有获得进展，我们可以提前终止投资。”[7]而盖茨基金会在这方面也有明确的表达，“希望受捐赠机构提高学生的毕业率和大学入学率，我们需要界定我们的组织与此类结果之间的联系”。第二，基金会派驻代表进入所捐助的非营利组织。基金会捐助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委员会中往往有来自基金会的代表，他们会代表基金会的想法，通过管理委员会会议影响非营利机构的政策和发展方向。例如，盖茨基金会的代表在“加州特许学校联盟”（California Charter School Association）、教育源公司（Edsource）、“将来的工作”（Jobs for the future）和“新学校的新领导”等机构的管理委员会中都占有席位。通过这种形式，基金会更直接地表达了其对于教育改革的设想，扩大了影响力。
三、基金会促进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广泛传播
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特点是相似的改革模式会在不同的城市学区之间传播，基金会尤其是全国性的基金会，正是促进这种传播的重要力量。那么，这种传播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尝试从“建构组织域”和“参与教育政策制定”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1基金会建构组织域，促进教育改革在不同学区间的传播
组织域的构建包括“关系”和“文化”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一个构建社会网络、连接大量组织和个体的过程，往往要通过创建新的联结或者加强已有的联结来实现。另一方面，组织域还包括特定的意义系统，或者说“域框架”。因此，建立组织域实际上意味着创建一个“场”，在参与其中的不同个体和组织之间建立日常化的联系。同时，形成一种共同的背景框架，促使有不同兴趣、思想和组织形式的参与者能够至少认同部分相同的目标。基金会能够借助多种方式，促进不同捐赠组织之间的联结，创建起广阔的组织域。这里，我们以多元提供者模式的发展为例，阐释基金会如何通过构建组织域来促进教育改革在不同学区间的传播。
多元提供者是非营利性的或营利性的私人实体，它们通常在与公共代理机构的签约安排或特许安排下參与公共教育服务。多元提供者的参与和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一种重要趋势。正如前文提到的，非营利组织等教育领域中的多元提供者是基金会偏好的一类捐助对象。
首先，基金会有助于多元提供者组织之间社会网络的建立。基金会可以通过组织会议或其他活动在其捐助的组织之间加强联结，促使不同组织形成共享信息的同伴组织群。不仅如此，具有相同目标的基金会之间的互动还有可能扩大其捐助的多元提供者组织之间的联结，有助于形成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
其次，基金会的期望和约束促成了多元提供者组织之间的目标、标准和制度的趋同，域框架逐渐融合而成。从基金会获得捐助的多元提供者组织都必须符合基金会的期望。[4]对于获赠组织或者期望赢得资助的组织，基金会的标准是它们不得不考虑的一种约束。多元提供者组织的发展目标因此逐渐趋同，并且它们也发展出相似的组织能力和制度形式，出现了制度同构，即组织在既定的领域内变得越来越相似，而且越来越服从外部体制的规则。
2基金会参与政策制定，增强对教育改革的影响力
基金会促进符合其理念的基础教育改革在全美范围传播，还有一种重要的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联邦教育政策的制定。基金会通过各种方式与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建立联系，扩大了自身在联邦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 具体而言，基金会资助有能力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知名社会团体，并通过它们，在联邦政府教育政策制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美国教育政策制定当中重要的一环是国会听证会。美国一些知名社会团体正是通过发表国会证言的方式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有些团体会频繁获得发表证言的机会。比如，美国教师工会（AFT）、首席州立学校委员会（NEA）、新教师项目（New Teacher Project）等团体都曾在国会发表证言三次或三次以上。基金会有意识增加了对经常发表证言的社会团体的资助。以盖茨基金会和布罗德基金会为例，对那些从2000年到2012年在国会露面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团体，基金会给予了充分的资助。从2005年到2010年，盖茨基金会和布罗德基金会向这些团体捐助的资金增加了1200多万美元，“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对这些团体的资金投入增加的总额”。[4]
基金会大规模捐助的增加与社会团体在听证会上倡导基金会的改革主张，这两者密切相关。例如，“新教师项目”团体在2009年发布了《小部件效应》报告，支持对教师评价进行重大改革，这正是盖茨基金会和布罗德基金会致力于推广的教育改革项目。自2009年以来，盖茨基金会已经承诺为新教师项目提供1350万美元的资助。2009年、2010年和2012年，“新教师项目”的代表在国会作证，支持教师评价方面的改革。同样，2010年，盖茨基金会为美国教师联合会提供资金，支持其开展“教师发展和评估项目”。同年，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Randi Weigarten 提供了国会证词，支持发展新的教师评估方法。[4]
综上，基金会对于持有相同主张的政治团体的资助，有助于其进一步发展，并且通过国会证言的方式使基金会的主张得以进入政策议程，在全美范围内促成相关改革的传播和发展。
四、启示与借鉴
我国的基金会产生于1980年代，近40年来，基金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8年底，我国基金会数量已达7034家，同比增加15.8%，并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8]我国政府一直重视基金会等社会性组织在教育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协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9年2月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也指出，“推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常态化，建立健全社会参与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监管机制”。可以说，在我国教育走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作为社会公益事业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的基金会责无旁贷。但对于我国基金会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目前教育理论界仍存在不少争论。本文认为美国基金会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发挥作用的诸多方式体现了成熟的基金会的影响力，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借鉴与启发。
1基金会主动拓展基础教育改革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教育一直以来是我国基金会工作主要的甚至首选的领域，基金会中心网2011年的调查显示，全国53%的基金会涉及教育领域。[9]但从资金用途看，大多投向教育的扶贫帮困或奖优助勤项目，比如捐赠贫困学生与教师，奖励优秀学生，捐助农村薄弱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等。在近年政府大力加强教育扶贫工作且成效显著的情况下，基金会的重点从济贫奖优转移到教育其他方面已成为趋势。美国基金会介入基础教育改革覆盖到各个州，有的基金会，比如卡内基基金会和传统基金会的教育改革项目涉及全国。此外美国基金会从民间角度针对教育议题形成的项目成果，常常影响了美国的州乃至全国的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基础教育发展的进程。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基础教育改革领域是未来我国基金会可大显身手的舞台。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基金会先行先试，比如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的“县域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项目、新教育基金会的“卓越课程”项目等，但还远没有形成散播之势。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历经40年，方兴未艾，基金会完全可以在遵循国家教育法规政策的前提下，发挥民间力量的优势，拓展基础教育改革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为更好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服务。
2改善项目运作，强化目标管理，提升基金会捐赠在基础教育改革实施中的使用效益
基金会在实施特定教育项目時，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捐资的形式委托社会教育机构进行运作，另一种是基金会自行运作。我国基金会以自行运作为主，“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基金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具体项目执行上，不易于发挥基金会资助中心的本质，且非专业的项目执行容易导致资金的浪费，不利于捐款的科学、有效地利用”。[10]此外，我国基金会参与教育项目时往往重投入轻产出，一般不会做项目效益评估。美国基金会则非常重视捐赠资金在教育改革项目中的使用效益，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一方面它们善于找准定位，力图做到善款效用最大化，比如，为新兴的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启动资金，推动改革的起步和初期发展，而当改革顺利实施成功获得了政府公共财政资助之后，基金会则停止捐赠，转而资助其他的改革项目，从而能够在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基金会将慈善捐赠看作一种“风险投资”，通过严格的目标管理以保证投入教育改革项目的资金能产生必要的公共收益，比如学生学业成绩和毕业生升学率的显著提升。作为目标管理的措施，基金会往往会要求受赠的教育组织定期提交预定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并且要求说明基金会捐赠与这些进展的关系;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所资助的教育改革项目做效果评价。
3发挥基金会在联结教育组织中的作用，促进基础教育改革的传播
通过组织域的构建，在不同受赠组织之间建立起紧密、深入的联结，这是美国基金会影响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我国基金会运作教育项目的时候，往往比较“封闭”，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基金会之间互不往来，以“单打独斗”为主，这在我国基金会普遍资金较少、实力较弱的情况下，很难将教育改革项目做大做强，产生广泛影响;另一方面，项目主体一般局限在一校或一县域内进行，导致实施的范围较小，项目完成后更难进行辐射与推广。在美国，基金会与受赠的教育组织之间并不是单一、孤立的关系，基金会与教育组织之间、教育组织与教育组织之间都有密切的联结，形成了广泛的关系网络。基金会在将更多资金用于捐赠更多的组织、扩大组织域规模的同时，也致力于加强受赠教育组织之间的联结，为各类教育组织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便利。这样的联结与互动对于各种形式的教育改革在教育组织之间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扩大我国基金会在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作用，根据我国对于慈善组织管理的特点，同时借鉴美国的经验，我们认为，一方面，围绕特定的教育改革项目，政府引导基金会开展合作，联合组建项目委员会，共同运作;另一方面，基金会在改革实施过程中，主动充当组织者、协调者和推广者，将参与项目的教育机构联合起来，形成“组织域”，这样在做大做强项目的同时，促进了教育改革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Foundation Center. Foundation Fundamentals[EB/OL]. http：//foundationcenter.org/getstarted/onlinebooks//ff/text.html.
[2] 王冰.美国基金会的教育实践[D].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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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卡特里娜·E.巴尔克莱，杰弗里·R.赫尼格，亨利·M.莱文.公立与私立之间——城市学校改革的政治、治理和一种新的投资组合模式[M].翟静丽，龚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111，261，266.
[5] Broad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2009-2010，9[EB/OL].https：//broadfoundation.org/reports/2009-10foundationrreportseport.pdf.
[6] 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s. IRS Form 990-PF，2005[EB/OL].https：//docs.gatesfoundation.org/Documents/2005_Form_990PF_Index_Extensions.pdf.
[7] T. Bartley. How Foundations Shape Social Movements：The Construc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Field and the Rise of Forest Certification[J]. Social Problem， 2007，（3）.
[8] 中華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908/20190800018807.shtml.
[9] 基金会中心.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201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
[10] 余乐.教育基金会参与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现状研究——以三家教育基金会为例[D].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