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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布莱希特的寓意剧《四川好人》讲述了妓女沈黛欲做好人而不得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剧中人们对好人不同的判断标准以及对待好人的态度上，看出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和人类生存处境的担忧。
关键词：四川好人； 标准； 意义； 生存
《四川好人》是德国著名戏剧家、诗人布莱希特1940年完成的一部寓意剧，该剧以“好人”这一关键词为线索，写神仙找到的唯一的四川好人沈黛因为做好人而使自己陷入了绝境，为了生存，她只得以表哥隋达的身份出现。隋达冷酷无情、贪婪残忍，但却能解决沈黛遇到的各种难题，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利益。然而，“好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对于不同的人，“好人”具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意义。之前，“对于这部戏剧的解读，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布莱希特与中国（戏曲）文化的关系以及他的‘间离效果’在剧中的运用上。”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剧中各类人对于“好人”相异的判断标准和具有的意义来探讨布莱希特在《四川好人》中要表达的主题思想。
一、何谓好人
“好人”是贯穿故事戏剧始终的关键词，也是主人公孜孜追求的目标，然而，到底何谓“好人”呢？
故事一开始就采用“神仙下凡”的中国神话故事模式，写天上三位神仙为了反驳“两千年来总有人在呐喊，像现在这样的世界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没有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个好人”[2]的观点，来到人间寻找好人。对于此刻的神仙们来说，好人就意味着愿意为他们提供住的地方的人，意味着具有善良的品格和乐于助人的精神的人。历经一番曲折之后，他们找到了愿意牺牲自己赚钱的机会来提供帮助的妓女沈黛，完成了寻找好人的任务。
沈黛是一个靠卖身生存的的妓女，艰难的生活使她认为自己与“好人”这个称呼之间横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对于沈黛来说，好人的定义就是“能够守住德行，孝顺父母，诚实做人”、“不会伤天害理，损人利己，不会偷抢无依无靠的人。”但就是这些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最基本的要求，却足以剥夺沈黛生存的资本——“我很愿意做个好人，但是我怎么交付房租呢？”因此，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
而在原香烟店主刑氏、不请自来的原房东的八口之家等苦难的群众看来，好人就是可以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栖身之地的人；在沈黛的情人杨森看来，好人就是可以无条件帮助他实现飞行员梦想的人。
综上可以看出，在《四川好人》中，好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和统一的标准，不管是神还是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评判好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自己有价值的，就是好人。那么，好人的存在，到底有何意义呢？
二、好人存在的意义
三位神仙是带着发现“足够按照人的尊严生活的好人”的使命来寻找好人的，如果找到了他们认为的好人，这个世界就能继续像这个样子存在下去，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统治也就得以维持，对于神仙们来说，好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但他们不曾想过，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们已不再被崇拜，也不再有权威。
毫无疑问，对于在沈黛庇护下的穷人来说，好人的意义就是食物，就是房屋，就是走投无路时的最后归宿，也是受尽剥削和委屈后心里仅存的最后的希望。所以，当沈黛长时间消失时，他们才会如此迫切地期待她的再次出现。事实上，他们期待的，只是一个可以被他们随心随欲榨取的人罢了。
沈黛是一直想做好人的，在没有获得神仙的帮助之前，她因为自己的妓女身份，觉得自己不符合好人的标准。所以，一旦有条件时，她便毫不犹豫地扮演起起了好人的角色。然而，人心的贪婪和人性的自私使她为做好人付出的代价是最后自己也落入绝境。这段做好人的经历让她明白“正像战争必须要通过战争来消除一样，一个生活于充满着邪恶的社会环境里的人，如果想要保持其正常甚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唯有采取必要的“以恶抗恶”的方式。”于是，出于无奈，她只能以表哥隋达的面目出现用尽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屡试不爽。
于是，就像不同的人对好人的判断标准也不同一样，好人存在的意义也因主体的变化而变化。如此看来，这个世界的混乱是不言而喻的。
三、好人如何生存
当初作为妓女的沈黛希望当一个老实本分、德行高尚的好人，但当她真正成为好人时却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谁要想做好人，他就无法生存，相反，成为手段残忍、自私贪婪的隋达后，能如鱼得水，名利双收。沈黛和隋达的形象在剧中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沈德的形象（主要）体现了人性中的爱、良知、慷慨、仁慈、同情，从而成为善的象征，那么崔达则使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狡诈多端、见利忘义、冷酷无情那恶的一面。”如此对比，布莱希特在《四川好人》中要表达的批判思想就可见一斑，正如他在剧本正文前的说明里提示的那样“发生在四川省的这个故事，今天已不适用于这个地方。它适用于所有存在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地方。”所谓人剥削人，不仅指的是富人剥削穷人、资本家剥削工人，布莱希特更犀利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一向被同情的劳苦大众，正是他们对沈黛无止境地索取和剥削，才使好人也无法生存。神仙下凡是为了找到好人以维持现存秩序，然而布莱希特却让观众深刻意识到了改变世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这里，他试图通过戏剧来变革社会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一向认为“戏剧能够而且必须更多地表现世界是发展的，并且还要继续发展，任何一个阶级也不能按照它的需要给这种发展划定界限。”因此，戏剧要从“帮助解释世界的阶段，进入帮助改变世界的阶段。”这种戏剧理论，在《四川好人》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
既然好人无法生存，善良柔弱的沈黛只得扮演成粗暴凶恶的隋达。沈黛以隋达的面目成功地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毫不留情地赶走了烟店开张时在那里白吃白住最后成为她沉重负担的穷朋友，保住了小店。这次经历让沈黛初次体会到了不做好人的好处，“看见了一条出路”；第二次是为了试探她的恋人杨森，然而这让本来对爱情抱有很大热情的沈黛再一次明白自己只是被他人利用的工具，人世的险恶使他进一步泯灭了了她的善良和同情心，悲哀的处境和爱子之心不得不第三次戴上隋达的面具，后来兴隆，成为烟草大王。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布莱希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让资本家隋达随心所欲地继续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像前两次那样圆满地解决问题：因为人们在感激隋达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过善良的沈黛，时时刻刻以警惕的心理对待隋达，最终断定沈黛为隋达所害，把隋达推上了法庭。在法庭上，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隋达不得不撕下面具，恢复沈黛的身份，这就表明，在这样的世界里，坏人隋达也无法生存。
剧情发展到这里，沈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作为好人，她被人利用，受尽剥削，无法生存；而成为剥削他人的冷酷资本家之后，他受人嫉妒和监督，仍然不能与大家相安无事地继续生存。而就连一向被人们认为神通广大的神仙，在沈黛因为自己尴尬的处境向他们苦苦哀求时，他们都不能给她指出一条明确的出路，不是不想，而是神仙们自己也不知道出路何在，只能逃离一般地火速归天，留下沈黛独自迷茫和痛苦。这就使观众和读者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样的世界里，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无法生存。至此，布莱希特在剧中所要表达的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担忧也昭然若揭：不管人们如何挣扎，总是处于两难处境中，生存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诗意地栖居”就更是奢望了。这种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作为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德国作家的布莱希特的迷茫：频繁的战争，混乱的世界，时而坚定时而动摇的信仰让他看到了人们价值观的混乱，看不清国家和人类未来的出路在何方，他不知道人类该以什么样的状态生存下去。
一个世界，当人们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定义好人和判断好人时，当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无法生存时，这个世界无疑是需要改变的。然而面对这样的难题，却没有人知道答案。因此，在剧中，我们除了看到作者对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批判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作者对人类两难的生存处境的担忧。
参考文献：
[1]吴文霞.论《四川好人》中沈德的双重人格与悲剧性[J].安徽文学，2015年（2）.
[2][3][7]布莱希特.四川好人[M].丁扬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7-8、15、15、2页
[5]朱新颖.布莱希特叙事剧《四川好人》艺术特色探略[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3（9）.
[6]谢芳.好人何以变成坏人？——评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J].外国文学评论，2001（4）.
[8][9]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M].丁扬忠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179、176页.
作者简介：
栗换（1992～ ），女，河北省驻马店人，现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关键词：四川好人； 标准； 意义； 生存
《四川好人》是德国著名戏剧家、诗人布莱希特1940年完成的一部寓意剧，该剧以“好人”这一关键词为线索，写神仙找到的唯一的四川好人沈黛因为做好人而使自己陷入了绝境，为了生存，她只得以表哥隋达的身份出现。隋达冷酷无情、贪婪残忍，但却能解决沈黛遇到的各种难题，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利益。然而，“好人”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对于不同的人，“好人”具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意义。之前，“对于这部戏剧的解读，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布莱希特与中国（戏曲）文化的关系以及他的‘间离效果’在剧中的运用上。”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剧中各类人对于“好人”相异的判断标准和具有的意义来探讨布莱希特在《四川好人》中要表达的主题思想。
一、何谓好人
“好人”是贯穿故事戏剧始终的关键词，也是主人公孜孜追求的目标，然而，到底何谓“好人”呢？
故事一开始就采用“神仙下凡”的中国神话故事模式，写天上三位神仙为了反驳“两千年来总有人在呐喊，像现在这样的世界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没有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个好人”[2]的观点，来到人间寻找好人。对于此刻的神仙们来说，好人就意味着愿意为他们提供住的地方的人，意味着具有善良的品格和乐于助人的精神的人。历经一番曲折之后，他们找到了愿意牺牲自己赚钱的机会来提供帮助的妓女沈黛，完成了寻找好人的任务。
沈黛是一个靠卖身生存的的妓女，艰难的生活使她认为自己与“好人”这个称呼之间横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对于沈黛来说，好人的定义就是“能够守住德行，孝顺父母，诚实做人”、“不会伤天害理，损人利己，不会偷抢无依无靠的人。”但就是这些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最基本的要求，却足以剥夺沈黛生存的资本——“我很愿意做个好人，但是我怎么交付房租呢？”因此，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
而在原香烟店主刑氏、不请自来的原房东的八口之家等苦难的群众看来，好人就是可以给他们提供食物和栖身之地的人；在沈黛的情人杨森看来，好人就是可以无条件帮助他实现飞行员梦想的人。
综上可以看出，在《四川好人》中，好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和统一的标准，不管是神还是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评判好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自己有价值的，就是好人。那么，好人的存在，到底有何意义呢？
二、好人存在的意义
三位神仙是带着发现“足够按照人的尊严生活的好人”的使命来寻找好人的，如果找到了他们认为的好人，这个世界就能继续像这个样子存在下去，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统治也就得以维持，对于神仙们来说，好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但他们不曾想过，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们已不再被崇拜，也不再有权威。
毫无疑问，对于在沈黛庇护下的穷人来说，好人的意义就是食物，就是房屋，就是走投无路时的最后归宿，也是受尽剥削和委屈后心里仅存的最后的希望。所以，当沈黛长时间消失时，他们才会如此迫切地期待她的再次出现。事实上，他们期待的，只是一个可以被他们随心随欲榨取的人罢了。
沈黛是一直想做好人的，在没有获得神仙的帮助之前，她因为自己的妓女身份，觉得自己不符合好人的标准。所以，一旦有条件时，她便毫不犹豫地扮演起起了好人的角色。然而，人心的贪婪和人性的自私使她为做好人付出的代价是最后自己也落入绝境。这段做好人的经历让她明白“正像战争必须要通过战争来消除一样，一个生活于充满着邪恶的社会环境里的人，如果想要保持其正常甚至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唯有采取必要的“以恶抗恶”的方式。”于是，出于无奈，她只能以表哥隋达的面目出现用尽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屡试不爽。
于是，就像不同的人对好人的判断标准也不同一样，好人存在的意义也因主体的变化而变化。如此看来，这个世界的混乱是不言而喻的。
三、好人如何生存
当初作为妓女的沈黛希望当一个老实本分、德行高尚的好人，但当她真正成为好人时却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谁要想做好人，他就无法生存，相反，成为手段残忍、自私贪婪的隋达后，能如鱼得水，名利双收。沈黛和隋达的形象在剧中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沈德的形象（主要）体现了人性中的爱、良知、慷慨、仁慈、同情，从而成为善的象征，那么崔达则使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狡诈多端、见利忘义、冷酷无情那恶的一面。”如此对比，布莱希特在《四川好人》中要表达的批判思想就可见一斑，正如他在剧本正文前的说明里提示的那样“发生在四川省的这个故事，今天已不适用于这个地方。它适用于所有存在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地方。”所谓人剥削人，不仅指的是富人剥削穷人、资本家剥削工人，布莱希特更犀利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一向被同情的劳苦大众，正是他们对沈黛无止境地索取和剥削，才使好人也无法生存。神仙下凡是为了找到好人以维持现存秩序，然而布莱希特却让观众深刻意识到了改变世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这里，他试图通过戏剧来变革社会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一向认为“戏剧能够而且必须更多地表现世界是发展的，并且还要继续发展，任何一个阶级也不能按照它的需要给这种发展划定界限。”因此，戏剧要从“帮助解释世界的阶段，进入帮助改变世界的阶段。”这种戏剧理论，在《四川好人》中得到了很好的实践。
既然好人无法生存，善良柔弱的沈黛只得扮演成粗暴凶恶的隋达。沈黛以隋达的面目成功地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毫不留情地赶走了烟店开张时在那里白吃白住最后成为她沉重负担的穷朋友，保住了小店。这次经历让沈黛初次体会到了不做好人的好处，“看见了一条出路”；第二次是为了试探她的恋人杨森，然而这让本来对爱情抱有很大热情的沈黛再一次明白自己只是被他人利用的工具，人世的险恶使他进一步泯灭了了她的善良和同情心，悲哀的处境和爱子之心不得不第三次戴上隋达的面具，后来兴隆，成为烟草大王。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布莱希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让资本家隋达随心所欲地继续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像前两次那样圆满地解决问题：因为人们在感激隋达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过善良的沈黛，时时刻刻以警惕的心理对待隋达，最终断定沈黛为隋达所害，把隋达推上了法庭。在法庭上，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隋达不得不撕下面具，恢复沈黛的身份，这就表明，在这样的世界里，坏人隋达也无法生存。
剧情发展到这里，沈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作为好人，她被人利用，受尽剥削，无法生存；而成为剥削他人的冷酷资本家之后，他受人嫉妒和监督，仍然不能与大家相安无事地继续生存。而就连一向被人们认为神通广大的神仙，在沈黛因为自己尴尬的处境向他们苦苦哀求时，他们都不能给她指出一条明确的出路，不是不想，而是神仙们自己也不知道出路何在，只能逃离一般地火速归天，留下沈黛独自迷茫和痛苦。这就使观众和读者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样的世界里，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无法生存。至此，布莱希特在剧中所要表达的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担忧也昭然若揭：不管人们如何挣扎，总是处于两难处境中，生存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诗意地栖居”就更是奢望了。这种结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作为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德国作家的布莱希特的迷茫：频繁的战争，混乱的世界，时而坚定时而动摇的信仰让他看到了人们价值观的混乱，看不清国家和人类未来的出路在何方，他不知道人类该以什么样的状态生存下去。
一个世界，当人们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定义好人和判断好人时，当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无法生存时，这个世界无疑是需要改变的。然而面对这样的难题，却没有人知道答案。因此，在剧中，我们除了看到作者对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批判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作者对人类两难的生存处境的担忧。
参考文献：
[1]吴文霞.论《四川好人》中沈德的双重人格与悲剧性[J].安徽文学，2015年（2）.
[2][3][7]布莱希特.四川好人[M].丁扬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7-8、15、15、2页
[5]朱新颖.布莱希特叙事剧《四川好人》艺术特色探略[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3（9）.
[6]谢芳.好人何以变成坏人？——评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J].外国文学评论，2001（4）.
[8][9]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M].丁扬忠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179、176页.
作者简介：
栗换（1992～ ），女，河北省驻马店人，现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