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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反冤假错案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中立下赫赫功勋的胡耀邦，名震中国，意气风发。为那个时代的干部和年轻改革者，树立了理想主义的人生范式。
抓住理论舞台实现突破
“上访的”当中有一位是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书法家舒同。郭玉峰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舒同摸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暂住，郭玉峰听说后又让招待所的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对这位山东省委原第一书记恶狠狠地说:“郭部长指示，你从哪来就回哪去！”
郭玉峰把前来申冤的老干部气疯了。他们拿起毛笔写了无数大字报，贴满中组部大楼内外。郭部长嘿嘿冷笑，叫人撕下来，把大字报送到中央党校给胡耀邦，因为他听说文章后边的指挥是胡耀邦。胡耀邦对郭玉峰并不陌生。解放战争中，胡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郭是他下边的一个团政委。“文革”中，身为某军政委的郭到中组部“支左”，受到康生欣赏。康生说郭是全军“最优秀的政委”。胡耀邦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变成这样？胡耀邦让手下的人把大字报再送给人民日报社，然后他又开始修改一篇针对中组部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
11月27日，《人民日报》把这篇文章发了出来。当时人民日报社的勇气真是令人慨叹，总编辑胡绩伟明知道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还是自作主张发表了。那时候的人民日报社有个8字的报训:“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他们也真是这样干的。胡绩伟下令把胡耀邦送来的大字报汇编成册，取了一个题目《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送给叶剑英和邓小平。叶、邓和陈云联手行动，合力驱郭。华国锋无可奈何，问谁接替，三人回答:“胡耀邦。”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来到北京西单北大街中组部的灰色大楼。楼内楼外热闹起来，鞭炮声响成一片，门外那群衣衫破烂的上访者也都面露喜色，他们把重见天日的希望寄托在胡耀邦身上。此时，胡耀邦的党校副校长职务仍未免除，《理论动态》仍由他一手掌握。
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开头就是:“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一句话:“积案如山，步履维艰”。他举了一大堆大家心知肚明却又不敢说的例子: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个叛徒案、内蒙人民党事件、刘少奇冤案和许多由于“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案件……
“两个要求”:一是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二是“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没有我的表示，也希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靠边站”的老同志如杨士杰、张策、章蕴、蹇先任、陈野苹、曾志、何载等几十位部级局级老干部请到办公室谈心，请他们帮助挑起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但是，一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听说此事，很不以为然。他说:“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在压中央嘛！”
胡耀邦不管那些。他对中组部的干部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顶住各方压力，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他一边看一边感叹，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鸣不平，为我们国家竟然造成这么大的悲剧扼腕叹息。中组部的干部问他:“毛主席批的案子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这种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一些人的不满。汪东兴说:“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他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但是这顶大帽子没有吓倒胡耀邦。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严令报刊不要报道胡耀邦说的这些话，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传遍全国。
在胡耀邦主持组织工作一年多的日子里，他和其他部门通力合作并经中央批准，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个资本家恢复了工商业者、劳动者的身份。夏衍、楚图南等人也安排了工作。真堪称救苍生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比如，1978年2月到4月，胡耀邦昼夜不停地研究了100多个案子。其中有一个“新内蒙古人民党”的案子，曾使8.7万人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万人含冤而死，总计有34.6万人受到牵连迫害。胡耀邦一手推倒这个大冤案，使这些人全部讨还了清白。还有一个著名的“五一六”案，牵涉到成千上万“五一六分子”。胡耀邦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于是，这个陈年积案冰融雪化，不复存在了。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动作震动全国。到中组部申冤的人越来越多，有彭真、薄一波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有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家属开始鸣冤叫屈，有刘少奇一家人，有彭德怀的亲属……彭德怀的侄女把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胡耀邦的所作所为如此动人心魄，就连铁汉子也流下了眼泪。
有些案子实在太大，以胡耀邦当时的地位还无权决定这些问题，他就把这些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人手中，积极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他和其他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懈努力，在1978年11月到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最终解决了这些问题。至于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凭借自己的权力为他们平反昭雪。
在全力以赴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胡耀邦还在审阅着五天一期的《理论动态》。从1977年夏到1978年春，《理论动态》出版了40期。他非常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
全力打碎精神枷锁
然而到此时，所有的努力，还都是在治疗伤痕，还说不上与旧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时代，就更说不上了。新时代的开创者还没有从正面找到一个突破口，所以还无法给旧时代一个致命的打击。
时代转折的契机，落到了《理论动态》头上。
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1977年10月9日来到中央党校复校典礼上讲话，要求党校研究第九次（与刘少奇斗争）、第十次（与林彪斗争）、第十一次（与“四人帮”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等于让大家重新研究“文革”。叶剑英显然希望学员们打破思想禁锢，对“文革”有一个新的认识。他说，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
但是在讨论中，807位学员和几百位教职员却吵得不亦乐乎。也难怪，当时很多人的脑子里还有禁区。比如胡耀邦把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的“讨论提要”中扣在刘少奇头上的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给删掉了。有的学员就厉声质问:“这个提要为什么不写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这个提要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这些学员认为，判断是非仍然应该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标准。
其实，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就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对‘文革’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胡耀邦这些话，实际上是婉转地否定了要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支持胡耀邦，他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在此期间，《理论动态》的编辑曾经问胡耀邦:“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看法？”胡耀邦回答:“实践检验是错误的。”
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在胡耀邦多次指导下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第二稿。文中说:“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在这里，实践标准已经写得很明白了。这就是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源头。
当然，学员中也有很多明白人，赞同胡耀邦的主张，认为判断“文革”的是非对错，要以实践为标准。来自上海的高级班学员，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安徽芜湖人杨西光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其后不久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把自己在讨论中的体会写成文章交给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协助胡耀邦编辑《理论动态》的孟凡，托孟凡转交胡耀邦。孟凡回忆说:“我和他（杨西光）一起到耀邦那里几次，我也向耀邦同志介绍过他的情况，耀邦同志对他的印象比较好。”
正是这场激烈的大辩论，使党校的理论家萌生了要写一篇文章的想法。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和研究室的组长孙长江商量之后都认为，两个标准是糊涂观念，要写文章说明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以实践为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党校的文章一开始的命题就是“唯一”两个字。
党校的争论，其实也是社会认识的缩影。如《人民日报》1978年1月9日发表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只能看实践。3月26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结果，报社收到的读者来信大部分持反对意见。
吴江对孙长江说:“你来写吧。”这是1978年初。文章最初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去掉了“路线是非和”这几个字，把标题简化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978年3月底，孙长江把文章写完了。吴江看了，觉得还不太够，要求孙长江再作一些充实，然后准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3月，杨西光结束了党校学习，到光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凭着他在党校参加讨论的经历，他一眼就发现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给报社写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很重要，但又觉得这篇文章局限于一般的理论讨论，联系当时实际不够，针对性不强，没有突出冲破禁区拨乱反正的问题。杨西光认为，真理标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的思想路线问题。杨西光为人一向谨慎，要干这件大事，心里有点忐忑。
孟凡在《学习时报》发表回忆说，当时杨西光到党校找到孟凡，对孟凡说，这篇文章要发，有政治风险，我们《光明日报》太小，承担不了，影响也比较小，你看《理论动态》能不能先发一下。你们那里秀才比较多，还有耀邦把关，你给疏通一下。孟凡把这件事向耀邦汇报了。正忙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仍然对《理论动态》抓得很紧，他说，可以，把稿子拿来看看。
为什么杨西光一定要《理论动态》先发表此文？孟凡说，杨西光对他说，你们已经给《人民日报》几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了，也给我们一篇嘛。孟凡说，杨西光非常希望得到党校支持，得到耀邦的支持。
这以后，杨西光心里定了下来。4月初，他请党校的孙长江来报社开会讨论稿子的修改。孙长江提出要加强稿子的现实针对性，分清路线是非。杨西光让报社的马沛文、陶凯、王强华、张义德改了几次，又让胡福明对文章进行修改，之后把文章送到党校。吴江看了这篇文章，对孙长江说:“文章还是有勇气的，但是联系实际不够，分量不够，你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吧，题目还是用我们的。”孙长江在“捏改”的过程中，增强了批评“两个凡是”的内容。改好之后，吴江又改了一道。
文章改好之后，4月底第一次送给胡耀邦审阅。胡耀邦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稿子做了修改再送胡耀邦审。5月6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编辑组在他家中开会。他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一定要仔细推敲，做到无懈可击。他看了稿子，又提出两条修改意见。8日，《理论动态》的沈宝祥把胡耀邦的意见转告孙长江，孙长江又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做了修改，这是最后定稿。
关于文章的发表署名及程序问题，有人向胡耀邦建议:先由《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第三天再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并由新华社向全国通电，这样就可以迅速蜚声全国。胡耀邦同意这个设计的考虑是，当时特别重要的文章如果要以社论形式发表，必须经中央政治局主持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审定，此人正是汪东兴，可以肯定他是决不会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若署名“特约评论员”，则不必送他审，就能避开这个障碍。于是胡耀邦自作主张批准以这种方式公开发表此文。如此重大的举动，居然没有请示华国锋或者汪东兴，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属“胆大包天”。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这篇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预定计划，第二天即11日，《光明日报》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此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在头版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将此文向全国发了通稿。
文章说:“现在……‘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大家心知肚明，这些话正是针对的“两个凡是”。
这正是胡耀邦多时以来期待的文章。前面说过，当时力图开辟新时代的人，左思右想，一直苦于找不到攻倒“两个凡是”的突破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好与“两个凡是”形成尖锐对立。这篇文章发表，等于摊牌。所有洞悉中国政局的人都感觉到，风暴就要来临了。
历史潮流势不可挡
主张“两个凡是”的人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勃然大怒。
最先发起攻击的是吴冷西。就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当天，5月12日晚上11点，他给胡绩伟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
5月13日下午，《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的人一齐聚到胡耀邦家里商量对策，大家批驳了“砍旗”的指责。胡耀邦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吓倒的，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是无法阻挡的。他想了想又说，再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
5月17日下午，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说，这篇文章有问题。
5月18日上午，汪东兴找熊复、王殊等人谈话，说这篇文章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
5月18日晚，中宣部长张平化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负责人召到钓鱼台。他劝告大家辨别一下这篇文章，用鼻子嗅一嗅。他说，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
6月15日，汪东兴在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直接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并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字。他严厉指责胡绩伟和新华社的曾涛，要他们“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不过，令汪东兴狂怒不已的是，就在他发出警告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也立即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
过了一个多星期，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吴江写的。据胡耀邦当时的秘书梁金泉回忆，稿子写好之后送给胡耀邦看。当时因胡耀邦受到巨大压力，未在《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发表此文。胡耀邦、吴江分别通过两条线联系了《解放军报》。一是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让军报总编辑华楠组织有分量的文章，宣传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吴江是军报老作者，就把这篇文章给了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二是胡耀邦给罗瑞卿直接打了几个电话，商谈这篇文章，得到罗瑞卿支持。胡耀邦让梁金泉拿着文章“去找罗大将！”梁金泉到罗瑞卿住处，把这篇文章交给了罗瑞卿。在罗瑞卿大力支持下，这篇文章经过修改得以发表。军报发表此文，意义重大，等于代表解放军表了态。
再过一个星期，6月30日，那篇《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在《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这一切的推手，当然还是胡耀邦。
随后，在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在三中全会结束之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抓住理论舞台实现突破
“上访的”当中有一位是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书法家舒同。郭玉峰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舒同摸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暂住，郭玉峰听说后又让招待所的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对这位山东省委原第一书记恶狠狠地说:“郭部长指示，你从哪来就回哪去！”
郭玉峰把前来申冤的老干部气疯了。他们拿起毛笔写了无数大字报，贴满中组部大楼内外。郭部长嘿嘿冷笑，叫人撕下来，把大字报送到中央党校给胡耀邦，因为他听说文章后边的指挥是胡耀邦。胡耀邦对郭玉峰并不陌生。解放战争中，胡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郭是他下边的一个团政委。“文革”中，身为某军政委的郭到中组部“支左”，受到康生欣赏。康生说郭是全军“最优秀的政委”。胡耀邦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变成这样？胡耀邦让手下的人把大字报再送给人民日报社，然后他又开始修改一篇针对中组部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
11月27日，《人民日报》把这篇文章发了出来。当时人民日报社的勇气真是令人慨叹，总编辑胡绩伟明知道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还是自作主张发表了。那时候的人民日报社有个8字的报训:“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他们也真是这样干的。胡绩伟下令把胡耀邦送来的大字报汇编成册，取了一个题目《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送给叶剑英和邓小平。叶、邓和陈云联手行动，合力驱郭。华国锋无可奈何，问谁接替，三人回答:“胡耀邦。”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来到北京西单北大街中组部的灰色大楼。楼内楼外热闹起来，鞭炮声响成一片，门外那群衣衫破烂的上访者也都面露喜色，他们把重见天日的希望寄托在胡耀邦身上。此时，胡耀邦的党校副校长职务仍未免除，《理论动态》仍由他一手掌握。
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开头就是:“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一句话:“积案如山，步履维艰”。他举了一大堆大家心知肚明却又不敢说的例子: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个叛徒案、内蒙人民党事件、刘少奇冤案和许多由于“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案件……
“两个要求”:一是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二是“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没有我的表示，也希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靠边站”的老同志如杨士杰、张策、章蕴、蹇先任、陈野苹、曾志、何载等几十位部级局级老干部请到办公室谈心，请他们帮助挑起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但是，一位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听说此事，很不以为然。他说:“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在压中央嘛！”
胡耀邦不管那些。他对中组部的干部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顶住各方压力，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他一边看一边感叹，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鸣不平，为我们国家竟然造成这么大的悲剧扼腕叹息。中组部的干部问他:“毛主席批的案子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这种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一些人的不满。汪东兴说:“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他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
但是这顶大帽子没有吓倒胡耀邦。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严令报刊不要报道胡耀邦说的这些话，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传遍全国。
在胡耀邦主持组织工作一年多的日子里，他和其他部门通力合作并经中央批准，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个资本家恢复了工商业者、劳动者的身份。夏衍、楚图南等人也安排了工作。真堪称救苍生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比如，1978年2月到4月，胡耀邦昼夜不停地研究了100多个案子。其中有一个“新内蒙古人民党”的案子，曾使8.7万人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万人含冤而死，总计有34.6万人受到牵连迫害。胡耀邦一手推倒这个大冤案，使这些人全部讨还了清白。还有一个著名的“五一六”案，牵涉到成千上万“五一六分子”。胡耀邦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于是，这个陈年积案冰融雪化，不复存在了。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动作震动全国。到中组部申冤的人越来越多，有彭真、薄一波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有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家属开始鸣冤叫屈，有刘少奇一家人，有彭德怀的亲属……彭德怀的侄女把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胡耀邦的所作所为如此动人心魄，就连铁汉子也流下了眼泪。
有些案子实在太大，以胡耀邦当时的地位还无权决定这些问题，他就把这些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人手中，积极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他和其他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懈努力，在1978年11月到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最终解决了这些问题。至于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凭借自己的权力为他们平反昭雪。
在全力以赴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胡耀邦还在审阅着五天一期的《理论动态》。从1977年夏到1978年春，《理论动态》出版了40期。他非常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
全力打碎精神枷锁
然而到此时，所有的努力，还都是在治疗伤痕，还说不上与旧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时代，就更说不上了。新时代的开创者还没有从正面找到一个突破口，所以还无法给旧时代一个致命的打击。
时代转折的契机，落到了《理论动态》头上。
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1977年10月9日来到中央党校复校典礼上讲话，要求党校研究第九次（与刘少奇斗争）、第十次（与林彪斗争）、第十一次（与“四人帮”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等于让大家重新研究“文革”。叶剑英显然希望学员们打破思想禁锢，对“文革”有一个新的认识。他说，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
但是在讨论中，807位学员和几百位教职员却吵得不亦乐乎。也难怪，当时很多人的脑子里还有禁区。比如胡耀邦把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的“讨论提要”中扣在刘少奇头上的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给删掉了。有的学员就厉声质问:“这个提要为什么不写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这个提要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这些学员认为，判断是非仍然应该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标准。
其实，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就在校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对‘文革’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胡耀邦这些话，实际上是婉转地否定了要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支持胡耀邦，他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在此期间，《理论动态》的编辑曾经问胡耀邦:“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看法？”胡耀邦回答:“实践检验是错误的。”
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在胡耀邦多次指导下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第二稿。文中说:“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在这里，实践标准已经写得很明白了。这就是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源头。
当然，学员中也有很多明白人，赞同胡耀邦的主张，认为判断“文革”的是非对错，要以实践为标准。来自上海的高级班学员，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安徽芜湖人杨西光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其后不久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把自己在讨论中的体会写成文章交给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协助胡耀邦编辑《理论动态》的孟凡，托孟凡转交胡耀邦。孟凡回忆说:“我和他（杨西光）一起到耀邦那里几次，我也向耀邦同志介绍过他的情况，耀邦同志对他的印象比较好。”
正是这场激烈的大辩论，使党校的理论家萌生了要写一篇文章的想法。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和研究室的组长孙长江商量之后都认为，两个标准是糊涂观念，要写文章说明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以实践为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党校的文章一开始的命题就是“唯一”两个字。
党校的争论，其实也是社会认识的缩影。如《人民日报》1978年1月9日发表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只能看实践。3月26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结果，报社收到的读者来信大部分持反对意见。
吴江对孙长江说:“你来写吧。”这是1978年初。文章最初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去掉了“路线是非和”这几个字，把标题简化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978年3月底，孙长江把文章写完了。吴江看了，觉得还不太够，要求孙长江再作一些充实，然后准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3月，杨西光结束了党校学习，到光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凭着他在党校参加讨论的经历，他一眼就发现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给报社写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很重要，但又觉得这篇文章局限于一般的理论讨论，联系当时实际不够，针对性不强，没有突出冲破禁区拨乱反正的问题。杨西光认为，真理标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的思想路线问题。杨西光为人一向谨慎，要干这件大事，心里有点忐忑。
孟凡在《学习时报》发表回忆说，当时杨西光到党校找到孟凡，对孟凡说，这篇文章要发，有政治风险，我们《光明日报》太小，承担不了，影响也比较小，你看《理论动态》能不能先发一下。你们那里秀才比较多，还有耀邦把关，你给疏通一下。孟凡把这件事向耀邦汇报了。正忙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仍然对《理论动态》抓得很紧，他说，可以，把稿子拿来看看。
为什么杨西光一定要《理论动态》先发表此文？孟凡说，杨西光对他说，你们已经给《人民日报》几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了，也给我们一篇嘛。孟凡说，杨西光非常希望得到党校支持，得到耀邦的支持。
这以后，杨西光心里定了下来。4月初，他请党校的孙长江来报社开会讨论稿子的修改。孙长江提出要加强稿子的现实针对性，分清路线是非。杨西光让报社的马沛文、陶凯、王强华、张义德改了几次，又让胡福明对文章进行修改，之后把文章送到党校。吴江看了这篇文章，对孙长江说:“文章还是有勇气的，但是联系实际不够，分量不够，你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吧，题目还是用我们的。”孙长江在“捏改”的过程中，增强了批评“两个凡是”的内容。改好之后，吴江又改了一道。
文章改好之后，4月底第一次送给胡耀邦审阅。胡耀邦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稿子做了修改再送胡耀邦审。5月6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编辑组在他家中开会。他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一定要仔细推敲，做到无懈可击。他看了稿子，又提出两条修改意见。8日，《理论动态》的沈宝祥把胡耀邦的意见转告孙长江，孙长江又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做了修改，这是最后定稿。
关于文章的发表署名及程序问题，有人向胡耀邦建议:先由《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第三天再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并由新华社向全国通电，这样就可以迅速蜚声全国。胡耀邦同意这个设计的考虑是，当时特别重要的文章如果要以社论形式发表，必须经中央政治局主持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审定，此人正是汪东兴，可以肯定他是决不会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若署名“特约评论员”，则不必送他审，就能避开这个障碍。于是胡耀邦自作主张批准以这种方式公开发表此文。如此重大的举动，居然没有请示华国锋或者汪东兴，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属“胆大包天”。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这篇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预定计划，第二天即11日，《光明日报》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此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在头版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将此文向全国发了通稿。
文章说:“现在……‘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大家心知肚明，这些话正是针对的“两个凡是”。
这正是胡耀邦多时以来期待的文章。前面说过，当时力图开辟新时代的人，左思右想，一直苦于找不到攻倒“两个凡是”的突破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好与“两个凡是”形成尖锐对立。这篇文章发表，等于摊牌。所有洞悉中国政局的人都感觉到，风暴就要来临了。
历史潮流势不可挡
主张“两个凡是”的人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勃然大怒。
最先发起攻击的是吴冷西。就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当天，5月12日晚上11点，他给胡绩伟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
5月13日下午，《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的人一齐聚到胡耀邦家里商量对策，大家批驳了“砍旗”的指责。胡耀邦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吓倒的，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是无法阻挡的。他想了想又说，再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
5月17日下午，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说，这篇文章有问题。
5月18日上午，汪东兴找熊复、王殊等人谈话，说这篇文章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
5月18日晚，中宣部长张平化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负责人召到钓鱼台。他劝告大家辨别一下这篇文章，用鼻子嗅一嗅。他说，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
6月15日，汪东兴在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直接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并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字。他严厉指责胡绩伟和新华社的曾涛，要他们“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不过，令汪东兴狂怒不已的是，就在他发出警告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也立即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
过了一个多星期，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吴江写的。据胡耀邦当时的秘书梁金泉回忆，稿子写好之后送给胡耀邦看。当时因胡耀邦受到巨大压力，未在《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发表此文。胡耀邦、吴江分别通过两条线联系了《解放军报》。一是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让军报总编辑华楠组织有分量的文章，宣传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吴江是军报老作者，就把这篇文章给了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二是胡耀邦给罗瑞卿直接打了几个电话，商谈这篇文章，得到罗瑞卿支持。胡耀邦让梁金泉拿着文章“去找罗大将！”梁金泉到罗瑞卿住处，把这篇文章交给了罗瑞卿。在罗瑞卿大力支持下，这篇文章经过修改得以发表。军报发表此文，意义重大，等于代表解放军表了态。
再过一个星期，6月30日，那篇《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在《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这一切的推手，当然还是胡耀邦。
随后，在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在三中全会结束之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