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将于5月底拉开帷幕。本届双年展中国无疑是个最大的主角，除多年备受诟病的中国国家馆外，众多的平行展在吸引着大家眼球的同时更引起业内人的大量热议、责备乃至贬义。而对于由著名美术评论家王林策划的平行展《未曾呈现的声音》因为参展人数最多、最大，大家更是寄托了许多的期待和猜想。2013年5月租户组委会在重复咖啡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后，我们随机采访了王林先生。听他讲述威尼斯水城未曾呈现的声音。——编者
时间：2013年4月30日
地点：北京朝阳区再子湾路德咖啡内
徐亮VS王林
Xu Lianq VS Wang Lin
徐亮：王老师，您好！从北京媒体见面会了解了展览的一些情况，我想与您细致谈谈这次威尼斯平行展好吗？王林：好的。我在威尼斯已做过两届平行展了，在跟欧洲一些批评家、策展人接触之后，发现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并不很了解。欧洲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出版物非常有限，其介绍往往就是那么几个人、几个符号。包括像威尼斯中国馆展览在内的展览都显得比较片面、个别和零散。所以我想做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展览，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
徐亮：威尼斯双年展从创立以来一直是国际艺术的重要舞台，而中国当代艺术从1992年开始参加展览，那时是奥利瓦策划的，尽管不是主角，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策划这个展览起初的想法是什么？选择艺术家的标准是什么？
王林：重要的是威尼斯双年展近些年举办的平行展，它提供了一个民间的渠道来展示全世界自由策展人策划的当代艺术。对中国而言，不是让官方完全垄断，民间策展人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把自己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与认识加以表达，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说到选择艺术家，我强调三点：第一是问题意识。是否具有中国社会、文化、历史，中国人精神意识的针对性，这是我做多年艺术批评一直比较强调的。第二是真实性。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真实的揭示性，真实不是表象，它需要通过艺术家对于问题的反省与批判才能揭示出来，真实性是当代艺术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第三，艺术思维的智慧性。我比较看重艺术家运用各种文化资源进行创作时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智慧，智慧是人与人之间可交流、可分享的。中国当代艺术在文化资讯方面现已和世界处于同步水平，作为个体的艺术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创作呈现与众不同的思维智慧，是很值得去发现、挖掘和研究的。
徐亮：我明白，其实您挑选的标准侧重于社会性和批判性，想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状态，这是您对展览学术思考的主要方向，是吧？王林：有这方面的思考。但还应强调艺术家在面对问题时，作为创作个体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思维智慧。这种智慧来自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独特的历史文脉，这种创造力是艺术家面对种种挑战呈现出来的个性特征。这也是我特别强调的重要方面。
徐亮：这个展览的工作团队和参展人员是最为庞大的。我本人也为这个展览捏了一把汗，因为威尼斯双年展毕竟不是一般展览，要展出半年时间，各种费用又那么高。尽管已不像过去那样光环四射，但它在艺术界还是有地位的。有人觉得数量并不代表质量，不知道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王林：这不是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我选择这些艺术家，首先是认为其作品有质量、有水准。至于展览做完后人家怎么看，怎么去评价作品，那是另一个问题。展览是公共性的，应该接受同行同事和观众的评价，这无可非议。这个展览还没做呢，推测性的说法比较多，不足为凭。批评应该是对具体艺术现象的具体深入的分析，推测性说法我不太在意。规模大的展览也可能是一个很有质量的展览，规模小的展览也可能是—个很差的展览，这不是规模大小的问题。
徐亮：我听说有五、六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平行展，倒是觉得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亮相，是一个万花筒式的展示，并不是什么坏事。
王林：有一定规模才能展现出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多年来的真实面貌和种种特征。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有那么多艺术家，有三十多年的艺术历程。任何一个展览都不可能将其整体状态极其完整的呈现出来，多个平行展恰好可以弥补。我之所以想要做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展览，是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中展示出中国当代艺术复杂而丰富的真实面貌，呈现给意大利、欧洲、西方和全世界的观众，让他们不至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还是那么片面、那么局部。至于说到有什么价值，我觉得首先是呈现，力求把展览本身做好。中国当代艺术之于世界不是推出几个明星，而是要呈现当代艺术在中国文化中能够承荷何种价值，彰显何种意义。这个展览引起很多人议论，非议也好，期待也好，正是因为这个展览做了一件原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徐亮：我们现在知道这次展览总数是156人（组），您可以不可以跟我讲讲哪些作品是您觉得特别有兴趣、有力度的？
王林：展览还没有完成，艺术家的作品怎样呈现在现场，这是今天的策展人特别看重的。一个展览形成了怎样的艺术现场和艺术氛围，让每一个进入展览的观众有在地、在场的真实感受，乃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谈论你的问题还为时尚早，展览还没有布置出来。当然如果从选择作品角度来举例是可以的。比如说以收租院为题材的作品，显然与蔡国强的思路不同，有三个艺术家的创作构成了一组作品。一个是冷军，他在收租院做了三个月写生。另一位是摄影家秦文，他拍摄了背后的收租院，换一个角度改变正面形象，和我们所知的收租院有非常好的对比。然后是徐光福复制收租院，人物为彩色雕塑，经过挤压重新处理。这三件作品将曾经引起海内外很多争议的收租院重新置于差异之中，置于一个新的视野之中，我相信很多观众会对此产生兴趣。因为这一组作品具有非同寻常的信息量，它自身构成了不同角度的审视，不是把某种意识强加给观众，而是让观众在不同的比较中去产生体会。这样的展览方式也许更适合当代文化意识，即尊重观众现场发生的反应和观感。
徐亮：我们知道《收租院》是中国艺术史上很重要的作品，我曾亲自在大邑县了解过收租院的原形故事包括刘文彩老婆的一些情况。这个作品体现了当时因政党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些谬误，现在回头来看这些历史让我们体味出许多滑稽和轮回的东西，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林：另外一组作品也很有意思，是任思鸿、胡志颖、奚建军三个人各自创作的。他们分别对西方现当代艺术史作出自己的反应，从凡·高、毕加索到杜桑、安迪·沃霍、基弗尔等，以自己的方式重新阐释艺术家或其作品。艺术家对艺术史的解读与反省，表达了当代人对历史的文化态度。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给人以不一样的启发，中国艺术家与西方现当代艺术，有一种难以诉说的复杂感情，让西方的观众也好，中国的观众也好，自会有不同的体会。
徐亮：从参展名单看您把展览归为9个单元，各个单元都有它的独立意义，您是有意划分还是有其他考虑？
王林：我并不是先入为主来划分单元的。我希望展览有一定的整体性但更有个体性。首先是选择艺术家及其作品，集中起来以后，为了布展效果和观众参观的方便，我想应分出不同单元。展览有四个大厅，必须要考虑观众进入展厅后观看展览的感受，不能一锅粥。按照布展的需要，一个展厅应有两到三个题目，是根据艺术家作品所做的归纳。这些题目并非严格的逻辑分类，有它的随机性和多义性。但提供给观众一个比较有序的展览框架实属必要。这些标题就像是一个提示，便于观众去观看，也许能从中看到相互之间的联系，体会到艺术家相互不同的个性—创作个性往往是通过比较体会出来的。
徐亮：名单里面有老一代艺术家尹光中、马德升等人的作品，这些艺术家参与的考量是什么？
王林：中国当代艺术从1979年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个人展览开始，到现在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大致有三批人：第一批早期前卫到伤痕、乡土，第二批新潮美术到九十年代，第三批是世纪之交的艺术家。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三批人都同时在场，都在进行创作。在这个展览上你可以看到尹光中最近几年的作品，做的非常好。马德升的作品也很有意思。我说这个展览有一定整体但更有个体性，还有一个期待，即有一定历史性更有当下性。在选择艺术家时，只要作品不错，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不同年代的艺术家放在一起更可能产生反差，这种内部差异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展览不是要去挑战西方，我不赞成为了进入西方而挑战西方的思路。中国艺术家在具体的生存环境和自身历史文脉中进行创作，其作品自有它的独特之处。如果这种独特性有意义、有品质，我们就应该把它呈现出来。这种自主性呈现跟西方策展人可能不一样，跟官方策展人也不一样，跟这次其他平行展也不会一样。恰恰是这些不一样很重要，我就是为了不同而去威尼斯的。如果有一定规模的展览能够呈现出跟以往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当代艺术有所不同的话，我以为就是意义和价值。有人说我想颠覆已经凝固为既得利益的市场秩序，如果是这样，那是对我的夸奖。对于商业化和官方化乃至明星化、秀场化的所谓当代艺术难道不应该颠覆颠覆吗？我想当代艺术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这种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自我挑战与自我颠覆。我的任务是做好展览，至于别人怎么判断那是人家权力，关键是要让大家从展览里看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中国的策展人和批评家有责任、有义务把中国当代艺术最真实、最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我之所以强调自主性呈现，是因为中国策展人和批评家需要自主出场，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出发去选择艺术家、选择艺术作品，去做好国际展览，以形成真正的学术交流。这对于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学术思想、批评思路纳入国际语境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学术应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最终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成果。
徐亮：我特别看到您这个展览里还有老一辈雕塑家田世信的作品，历代开国皇帝的雕像，是对中国千年封建文化的思考和阐释，作品体现出来的象征意义超乎寻常，而且用的是几乎要失传的大漆工艺。
王林：当代艺术的圈子太强也太小。田世信的作品非常有力度，他是老一辈雕塑家中最为清醒、最为独立的艺术家，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挖掘超过了很多年轻人，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徐亮：回到展览的另一个方面，您感觉展览现在有什么困难？
王林：大家看到了，这个展览基本上没邀请市场明星，不是反感，而是因为他们已充分甚至过度呈现过。从经济角度来看，展览难度自然会加大，这涉及到资本和艺术的关系。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善意资本与中国当代艺术》，可以交给贵刊发表。我想中国当代艺术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这是从两个方面说的：一个是在国际交流中开始自主性的呈现中国艺术创作成果；另一个是在经历了急功近利的市场操作之后，开始回到正常健康的心态上来面对艺术和市场、学术和资本的关系。我们要心平气和、客观真实的讨论资本和学术、市场和艺术的关系，这是中国艺术批评家、策展人要面对的重要学术问题。通过相关讨论，争取使中国当代艺术有一个更正常、更健康、更具学术性的生长环境。
时间：2013年4月30日
地点：北京朝阳区再子湾路德咖啡内
徐亮VS王林
Xu Lianq VS Wang Lin
徐亮：王老师，您好！从北京媒体见面会了解了展览的一些情况，我想与您细致谈谈这次威尼斯平行展好吗？王林：好的。我在威尼斯已做过两届平行展了，在跟欧洲一些批评家、策展人接触之后，发现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并不很了解。欧洲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出版物非常有限，其介绍往往就是那么几个人、几个符号。包括像威尼斯中国馆展览在内的展览都显得比较片面、个别和零散。所以我想做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展览，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
徐亮：威尼斯双年展从创立以来一直是国际艺术的重要舞台，而中国当代艺术从1992年开始参加展览，那时是奥利瓦策划的，尽管不是主角，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策划这个展览起初的想法是什么？选择艺术家的标准是什么？
王林：重要的是威尼斯双年展近些年举办的平行展，它提供了一个民间的渠道来展示全世界自由策展人策划的当代艺术。对中国而言，不是让官方完全垄断，民间策展人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把自己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与认识加以表达，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说到选择艺术家，我强调三点：第一是问题意识。是否具有中国社会、文化、历史，中国人精神意识的针对性，这是我做多年艺术批评一直比较强调的。第二是真实性。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真实的揭示性，真实不是表象，它需要通过艺术家对于问题的反省与批判才能揭示出来，真实性是当代艺术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第三，艺术思维的智慧性。我比较看重艺术家运用各种文化资源进行创作时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智慧，智慧是人与人之间可交流、可分享的。中国当代艺术在文化资讯方面现已和世界处于同步水平，作为个体的艺术家如何通过自己的创作呈现与众不同的思维智慧，是很值得去发现、挖掘和研究的。
徐亮：我明白，其实您挑选的标准侧重于社会性和批判性，想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状态，这是您对展览学术思考的主要方向，是吧？王林：有这方面的思考。但还应强调艺术家在面对问题时，作为创作个体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思维智慧。这种智慧来自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独特的历史文脉，这种创造力是艺术家面对种种挑战呈现出来的个性特征。这也是我特别强调的重要方面。
徐亮：这个展览的工作团队和参展人员是最为庞大的。我本人也为这个展览捏了一把汗，因为威尼斯双年展毕竟不是一般展览，要展出半年时间，各种费用又那么高。尽管已不像过去那样光环四射，但它在艺术界还是有地位的。有人觉得数量并不代表质量，不知道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王林：这不是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我选择这些艺术家，首先是认为其作品有质量、有水准。至于展览做完后人家怎么看，怎么去评价作品，那是另一个问题。展览是公共性的，应该接受同行同事和观众的评价，这无可非议。这个展览还没做呢，推测性的说法比较多，不足为凭。批评应该是对具体艺术现象的具体深入的分析，推测性说法我不太在意。规模大的展览也可能是一个很有质量的展览，规模小的展览也可能是—个很差的展览，这不是规模大小的问题。
徐亮：我听说有五、六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平行展，倒是觉得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亮相，是一个万花筒式的展示，并不是什么坏事。
王林：有一定规模才能展现出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多年来的真实面貌和种种特征。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有那么多艺术家，有三十多年的艺术历程。任何一个展览都不可能将其整体状态极其完整的呈现出来，多个平行展恰好可以弥补。我之所以想要做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展览，是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中展示出中国当代艺术复杂而丰富的真实面貌，呈现给意大利、欧洲、西方和全世界的观众，让他们不至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还是那么片面、那么局部。至于说到有什么价值，我觉得首先是呈现，力求把展览本身做好。中国当代艺术之于世界不是推出几个明星，而是要呈现当代艺术在中国文化中能够承荷何种价值，彰显何种意义。这个展览引起很多人议论，非议也好，期待也好，正是因为这个展览做了一件原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徐亮：我们现在知道这次展览总数是156人（组），您可以不可以跟我讲讲哪些作品是您觉得特别有兴趣、有力度的？
王林：展览还没有完成，艺术家的作品怎样呈现在现场，这是今天的策展人特别看重的。一个展览形成了怎样的艺术现场和艺术氛围，让每一个进入展览的观众有在地、在场的真实感受，乃是最重要的。所以现在谈论你的问题还为时尚早，展览还没有布置出来。当然如果从选择作品角度来举例是可以的。比如说以收租院为题材的作品，显然与蔡国强的思路不同，有三个艺术家的创作构成了一组作品。一个是冷军，他在收租院做了三个月写生。另一位是摄影家秦文，他拍摄了背后的收租院，换一个角度改变正面形象，和我们所知的收租院有非常好的对比。然后是徐光福复制收租院，人物为彩色雕塑，经过挤压重新处理。这三件作品将曾经引起海内外很多争议的收租院重新置于差异之中，置于一个新的视野之中，我相信很多观众会对此产生兴趣。因为这一组作品具有非同寻常的信息量，它自身构成了不同角度的审视，不是把某种意识强加给观众，而是让观众在不同的比较中去产生体会。这样的展览方式也许更适合当代文化意识，即尊重观众现场发生的反应和观感。
徐亮：我们知道《收租院》是中国艺术史上很重要的作品，我曾亲自在大邑县了解过收租院的原形故事包括刘文彩老婆的一些情况。这个作品体现了当时因政党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些谬误，现在回头来看这些历史让我们体味出许多滑稽和轮回的东西，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林：另外一组作品也很有意思，是任思鸿、胡志颖、奚建军三个人各自创作的。他们分别对西方现当代艺术史作出自己的反应，从凡·高、毕加索到杜桑、安迪·沃霍、基弗尔等，以自己的方式重新阐释艺术家或其作品。艺术家对艺术史的解读与反省，表达了当代人对历史的文化态度。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给人以不一样的启发，中国艺术家与西方现当代艺术，有一种难以诉说的复杂感情，让西方的观众也好，中国的观众也好，自会有不同的体会。
徐亮：从参展名单看您把展览归为9个单元，各个单元都有它的独立意义，您是有意划分还是有其他考虑？
王林：我并不是先入为主来划分单元的。我希望展览有一定的整体性但更有个体性。首先是选择艺术家及其作品，集中起来以后，为了布展效果和观众参观的方便，我想应分出不同单元。展览有四个大厅，必须要考虑观众进入展厅后观看展览的感受，不能一锅粥。按照布展的需要，一个展厅应有两到三个题目，是根据艺术家作品所做的归纳。这些题目并非严格的逻辑分类，有它的随机性和多义性。但提供给观众一个比较有序的展览框架实属必要。这些标题就像是一个提示，便于观众去观看，也许能从中看到相互之间的联系，体会到艺术家相互不同的个性—创作个性往往是通过比较体会出来的。
徐亮：名单里面有老一代艺术家尹光中、马德升等人的作品，这些艺术家参与的考量是什么？
王林：中国当代艺术从1979年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个人展览开始，到现在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大致有三批人：第一批早期前卫到伤痕、乡土，第二批新潮美术到九十年代，第三批是世纪之交的艺术家。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三批人都同时在场，都在进行创作。在这个展览上你可以看到尹光中最近几年的作品，做的非常好。马德升的作品也很有意思。我说这个展览有一定整体但更有个体性，还有一个期待，即有一定历史性更有当下性。在选择艺术家时，只要作品不错，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不同年代的艺术家放在一起更可能产生反差，这种内部差异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展览不是要去挑战西方，我不赞成为了进入西方而挑战西方的思路。中国艺术家在具体的生存环境和自身历史文脉中进行创作，其作品自有它的独特之处。如果这种独特性有意义、有品质，我们就应该把它呈现出来。这种自主性呈现跟西方策展人可能不一样，跟官方策展人也不一样，跟这次其他平行展也不会一样。恰恰是这些不一样很重要，我就是为了不同而去威尼斯的。如果有一定规模的展览能够呈现出跟以往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当代艺术有所不同的话，我以为就是意义和价值。有人说我想颠覆已经凝固为既得利益的市场秩序，如果是这样，那是对我的夸奖。对于商业化和官方化乃至明星化、秀场化的所谓当代艺术难道不应该颠覆颠覆吗？我想当代艺术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这种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自我挑战与自我颠覆。我的任务是做好展览，至于别人怎么判断那是人家权力，关键是要让大家从展览里看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中国的策展人和批评家有责任、有义务把中国当代艺术最真实、最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我之所以强调自主性呈现，是因为中国策展人和批评家需要自主出场，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出发去选择艺术家、选择艺术作品，去做好国际展览，以形成真正的学术交流。这对于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学术思想、批评思路纳入国际语境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学术应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最终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成果。
徐亮：我特别看到您这个展览里还有老一辈雕塑家田世信的作品，历代开国皇帝的雕像，是对中国千年封建文化的思考和阐释，作品体现出来的象征意义超乎寻常，而且用的是几乎要失传的大漆工艺。
王林：当代艺术的圈子太强也太小。田世信的作品非常有力度，他是老一辈雕塑家中最为清醒、最为独立的艺术家，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挖掘超过了很多年轻人，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徐亮：回到展览的另一个方面，您感觉展览现在有什么困难？
王林：大家看到了，这个展览基本上没邀请市场明星，不是反感，而是因为他们已充分甚至过度呈现过。从经济角度来看，展览难度自然会加大，这涉及到资本和艺术的关系。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善意资本与中国当代艺术》，可以交给贵刊发表。我想中国当代艺术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这是从两个方面说的：一个是在国际交流中开始自主性的呈现中国艺术创作成果；另一个是在经历了急功近利的市场操作之后，开始回到正常健康的心态上来面对艺术和市场、学术和资本的关系。我们要心平气和、客观真实的讨论资本和学术、市场和艺术的关系，这是中国艺术批评家、策展人要面对的重要学术问题。通过相关讨论，争取使中国当代艺术有一个更正常、更健康、更具学术性的生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