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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憧憬着，将来有一天，为大连民族工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老设备汇聚长生街5号的遗址。与我父亲同期的开荒牛们，有他们的展台，有图片和文字展现他们的风采;让大连的后人与先人心灵对话，触摸这个民族的伟大，继承、前行……
从卖小米粥起步
幼时，我最爱看的电影是《花园街5号》，现在我最爱逛的地方是大连长生街5号，那里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虽是夕阳垂暮，仍可见落日余晖。数座矮屋旧楼，皆有市井的亲暖，遥望长街，依稀可见曾经的4路电车驶过。街道两旁少见人烟，车影重重，弯弯的老槐树依然。临街那座镶有米黄色瓷砖的二层楼房，门洞上方仍有“聚盛德切铁工厂”残迹，从右向左依稀可辨“盛、切、工”字样。这里藏着一段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曹操的本家，叫曹希舜。而我，这段故事的讲述者，某种意义上算他的后人——我们都是“海南丢”（指祖籍是山东的大连人，他们闯关东是从渤海海峡的南边被丢过来的，因而得名。），我们都自远方来。
辛亥革命前，山东平度人曹希舜从威海坐着摇摇晃晃的小舢板来到大连。不满20岁的他，经亲戚介绍到码头扛豆包，用大连老话讲就是扛大包出大力。因为身体单薄，实在吃不消，曹希舜改行扎龙灯，但一年只有一季的生意不能长远。
读过两年私塾的曹希舜便在码头支起摊子卖小米粥。码头出苦力的大多是吃住在一起的单身汉，许多人就成了小米粥摊的常客。不久，曹希舜的岳父闯关东过来，有了帮手后，生意更是兴隆。渐渐的，码头边小米粥摊子多了起来。曹希舜又改卖煮猪下货。正如当下他的女儿曹隽卿回忆：父亲从来没有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人家没有他要有，人家有了他要转，转了之后他要高。
小米粥、猪下货卖久了，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有人建议曹希舜收破烂。他便开起了“聚盛德破烂庄”，果然利润丰厚。曹希舜挑着担子四处收破烂，老人则待在家里整理分类。旧物归好类卖给专门收购的地方，碎纸卖给造纸厂，废铁卖给铁行，旧棉花重新弹过，卖给需要的人家。看着收来的棉花越来越多，曹希舜又做起了弹棉花的营生，买了轧花机，它可以把带棉花籽的生棉制成新棉。
借钱购新机
除了增加物力，曹家还添了许多人力。曹希舜的外甥韩铭传投奔来后，联系到回收废船的生意，请电焊工切割，再用剪板机切成小块分堆，卖给大连山东两地的马车队打马掌用。当时大连罕见汽车，马车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街上随处可见马车店，这门生意自然红火。
加工量越来越大，小剪板机力度不够。曹希舜带着韩铭传去大阪买进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剪板机，可以剪1.2英寸的厚铁板。机器入厂当日，许多人围观，两个大轮子立起来就有一人多高，围观者惊叹。
如此魄力，曹希舜的剪切事业攀上高峰，订货单源源不断，大连制锁厂、安治川组等都成为他的客户。聚盛德切铁工厂在大连打响名号。仅3年时间，曹希舜便还清了机器购置款，并盖起了两层楼房，即长生街5号。
有了钱，曹希舜仍保持着山东人的勤俭，平时都是一身短打扮，只在某些场合换长袍马褂，并始终与工人在一个屋里吃同样的饭菜。
曹希舜曾想开一个舍饭场，朋友劝止他：“善门易开，善门难闭。”虽然没开成舍饭场，每月初一十五，他都会在门前支大锅舍粥。
老家乡亲也来投奔，大都被安排住在长生街5号后院。不收租金，只让他们自付水电费。曹希舜可以两手并用同时打两个算盘。家乡来人，不论是做工还是学做生意，曹希舜都要求他们学打算盘，每天晚饭后练习完才能睡觉。他告诉后辈，不管眼下用不用，艺不压身。
虽然对打工的乡亲关爱有加，工钱发放却非常严格：包吃包住包用，工钱记账，不发到手中。曹希舜担心妓院、大烟馆等各种诱惑害了年轻人。他总是谆谆教诲：“钱是赚给家中老人的，不是给你们自己花的。等你们回家乡时，账上积累的一笔算清。”
大剪板机惹祸
“在日本殖民时期，你可以做码头卖小米粥的第一人，可以做改良弹棉花机的第一人，也可以把破烂庄做到最好，成为剪马掌的第一人，但如果占据铁加工业首要地位的不是日本人，就有了经济犯的嫌疑。” 曹隽卿认为这台大剪板机给曹家带来风光无限的同时，也触犯了日本人利益，遭到了日本人的妒恨。
一天，有人来通知曹希舜，让他到警察署接受询问。日本警察署相当于鬼门关，不分青红皂白就施以酷刑。曹隽卿的二姐记得：那时父母尚住在老西屋平房，跟孩子们挤在一个炕上。父母一夜没睡，哭完说，说完哭，父亲把所有后事都交代给了母亲。
年轻的韩铭传怕舅父吃不消，替他进了警察署。曹希舜四处筹钱托人，保韩铭传出来。回到家的韩铭传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体日益虚弱。
尽管受到日本人种种打压，聚盛德切铁工厂仍保持良性运转，1939年还在沈阳开办了分厂，由韩铭传负责。也在这一年，韩铭传因受风寒病逝。“如果没有这台大剪板机，父亲的工厂照样可以养家糊口，铭传哥哥和妻女也可以安居一生，只是没有了后来大剪板机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贡献。”曹隽卿对这台机器又恨又爱，至今念念不忘。
不该被遗忘
扛过了日本人扣上的“经济犯”罪名，又遭受了苏军挎着枪的明抢后，年近花甲的曹希舜只盼平安度日，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给他们最好的教育，期望他们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医生。
直到临时政府成立，社会才逐渐安定。造船会社为了偿付聚盛德切铁工厂、春记铁工厂等三家的加工费，用存放在聚盛德切铁工厂没加工完的铁板顶替，并带着厂主们到临时政府治安委员会办理证明手续。原以为拨开乌云见晴天，没想到又遭到工人清算遭受的剥削。1946年2月7日，曹希舜离开人世，长生街5号暂时清净下来。
1948年，解放战争的炮声响起，大连作为东北工业的龙头，成了解放大军的后方供应基地，经济逐渐恢复，昔日的民族工业为支援前线默默贡献。曹隽卿的脑海里始终有这样的画面：工厂大门整日有卡车出入，铁板拉进卸下，剪切后的半成品拉出。几位老工人带着二三十个临时工人劳作。临时工不上大剪板机，只做辅助工作，他们上小机器，画线、搬铁、烧电火，有的轮着大锤砸旧铁杂铁……
生产不断，波折也不断。上世纪50年代初，有人劝曹家太太交出大剪板机，由政府经营，被她直言拒绝。曹隽卿觉得母亲仍生活在父亲的世界里，长生街5号是父亲留给她的物质世界，这里的精神是几十年来只靠自己双手打拼，挣钱养家。她不懂也不管外面的风起云涌，倔强地忙碌着，支撑着工厂。
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聚盛德切铁工厂成为运动对象，工厂大门口挂上了“大连市沙河口区五反运动办公室”和“大连市沙河口区五反第三人民法庭”两个门牌。在追查当年造船会社以铁板顶替加工费一事时，有人作了伪证，那批铁板被认定为“敌伪财产”，聚盛德切铁工厂被定为严重违法户，最终处理结论是“产不抵债”。1954年，聚盛德切铁工厂所有不动产充公，后归入大连五金机械厂（今一汽大连柴油机厂前身），继续为中国的工业建设发挥作用。
过去的终将过去，应该纪念的却不能被遗忘。两岁时遭遇父亲去世，后又经历种种变迁的曹隽卿决定寻找大剪板机。这台老机器的命运也颇坎坷：在大柴工作到2000年前后，被转让给下属企业创新零部件制造公司;后又被转给施耐莱克公司;几年前，施耐莱克公司更新设备，老剪板机彻底被淘汰。自此，它的下落无人知晓。曾操作过这台剪板机的大柴老厂留守处主任王玮，带曹隽卿来到老剪板机工作过的地方，即使空空荡荡，卻若隐若现它坚毅的身姿……
从卖小米粥起步
幼时，我最爱看的电影是《花园街5号》，现在我最爱逛的地方是大连长生街5号，那里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虽是夕阳垂暮，仍可见落日余晖。数座矮屋旧楼，皆有市井的亲暖，遥望长街，依稀可见曾经的4路电车驶过。街道两旁少见人烟，车影重重，弯弯的老槐树依然。临街那座镶有米黄色瓷砖的二层楼房，门洞上方仍有“聚盛德切铁工厂”残迹，从右向左依稀可辨“盛、切、工”字样。这里藏着一段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曹操的本家，叫曹希舜。而我，这段故事的讲述者，某种意义上算他的后人——我们都是“海南丢”（指祖籍是山东的大连人，他们闯关东是从渤海海峡的南边被丢过来的，因而得名。），我们都自远方来。
辛亥革命前，山东平度人曹希舜从威海坐着摇摇晃晃的小舢板来到大连。不满20岁的他，经亲戚介绍到码头扛豆包，用大连老话讲就是扛大包出大力。因为身体单薄，实在吃不消，曹希舜改行扎龙灯，但一年只有一季的生意不能长远。
读过两年私塾的曹希舜便在码头支起摊子卖小米粥。码头出苦力的大多是吃住在一起的单身汉，许多人就成了小米粥摊的常客。不久，曹希舜的岳父闯关东过来，有了帮手后，生意更是兴隆。渐渐的，码头边小米粥摊子多了起来。曹希舜又改卖煮猪下货。正如当下他的女儿曹隽卿回忆：父亲从来没有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人家没有他要有，人家有了他要转，转了之后他要高。
小米粥、猪下货卖久了，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有人建议曹希舜收破烂。他便开起了“聚盛德破烂庄”，果然利润丰厚。曹希舜挑着担子四处收破烂，老人则待在家里整理分类。旧物归好类卖给专门收购的地方，碎纸卖给造纸厂，废铁卖给铁行，旧棉花重新弹过，卖给需要的人家。看着收来的棉花越来越多，曹希舜又做起了弹棉花的营生，买了轧花机，它可以把带棉花籽的生棉制成新棉。
借钱购新机
除了增加物力，曹家还添了许多人力。曹希舜的外甥韩铭传投奔来后，联系到回收废船的生意，请电焊工切割，再用剪板机切成小块分堆，卖给大连山东两地的马车队打马掌用。当时大连罕见汽车，马车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街上随处可见马车店，这门生意自然红火。
加工量越来越大，小剪板机力度不够。曹希舜带着韩铭传去大阪买进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剪板机，可以剪1.2英寸的厚铁板。机器入厂当日，许多人围观，两个大轮子立起来就有一人多高，围观者惊叹。
如此魄力，曹希舜的剪切事业攀上高峰，订货单源源不断，大连制锁厂、安治川组等都成为他的客户。聚盛德切铁工厂在大连打响名号。仅3年时间，曹希舜便还清了机器购置款，并盖起了两层楼房，即长生街5号。
有了钱，曹希舜仍保持着山东人的勤俭，平时都是一身短打扮，只在某些场合换长袍马褂，并始终与工人在一个屋里吃同样的饭菜。
曹希舜曾想开一个舍饭场，朋友劝止他：“善门易开，善门难闭。”虽然没开成舍饭场，每月初一十五，他都会在门前支大锅舍粥。
老家乡亲也来投奔，大都被安排住在长生街5号后院。不收租金，只让他们自付水电费。曹希舜可以两手并用同时打两个算盘。家乡来人，不论是做工还是学做生意，曹希舜都要求他们学打算盘，每天晚饭后练习完才能睡觉。他告诉后辈，不管眼下用不用，艺不压身。
虽然对打工的乡亲关爱有加，工钱发放却非常严格：包吃包住包用，工钱记账，不发到手中。曹希舜担心妓院、大烟馆等各种诱惑害了年轻人。他总是谆谆教诲：“钱是赚给家中老人的，不是给你们自己花的。等你们回家乡时，账上积累的一笔算清。”
大剪板机惹祸
“在日本殖民时期，你可以做码头卖小米粥的第一人，可以做改良弹棉花机的第一人，也可以把破烂庄做到最好，成为剪马掌的第一人，但如果占据铁加工业首要地位的不是日本人，就有了经济犯的嫌疑。” 曹隽卿认为这台大剪板机给曹家带来风光无限的同时，也触犯了日本人利益，遭到了日本人的妒恨。
一天，有人来通知曹希舜，让他到警察署接受询问。日本警察署相当于鬼门关，不分青红皂白就施以酷刑。曹隽卿的二姐记得：那时父母尚住在老西屋平房，跟孩子们挤在一个炕上。父母一夜没睡，哭完说，说完哭，父亲把所有后事都交代给了母亲。
年轻的韩铭传怕舅父吃不消，替他进了警察署。曹希舜四处筹钱托人，保韩铭传出来。回到家的韩铭传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体日益虚弱。
尽管受到日本人种种打压，聚盛德切铁工厂仍保持良性运转，1939年还在沈阳开办了分厂，由韩铭传负责。也在这一年，韩铭传因受风寒病逝。“如果没有这台大剪板机，父亲的工厂照样可以养家糊口，铭传哥哥和妻女也可以安居一生，只是没有了后来大剪板机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贡献。”曹隽卿对这台机器又恨又爱，至今念念不忘。
不该被遗忘
扛过了日本人扣上的“经济犯”罪名，又遭受了苏军挎着枪的明抢后，年近花甲的曹希舜只盼平安度日，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给他们最好的教育，期望他们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医生。
直到临时政府成立，社会才逐渐安定。造船会社为了偿付聚盛德切铁工厂、春记铁工厂等三家的加工费，用存放在聚盛德切铁工厂没加工完的铁板顶替，并带着厂主们到临时政府治安委员会办理证明手续。原以为拨开乌云见晴天，没想到又遭到工人清算遭受的剥削。1946年2月7日，曹希舜离开人世，长生街5号暂时清净下来。
1948年，解放战争的炮声响起，大连作为东北工业的龙头，成了解放大军的后方供应基地，经济逐渐恢复，昔日的民族工业为支援前线默默贡献。曹隽卿的脑海里始终有这样的画面：工厂大门整日有卡车出入，铁板拉进卸下，剪切后的半成品拉出。几位老工人带着二三十个临时工人劳作。临时工不上大剪板机，只做辅助工作，他们上小机器，画线、搬铁、烧电火，有的轮着大锤砸旧铁杂铁……
生产不断，波折也不断。上世纪50年代初，有人劝曹家太太交出大剪板机，由政府经营，被她直言拒绝。曹隽卿觉得母亲仍生活在父亲的世界里，长生街5号是父亲留给她的物质世界，这里的精神是几十年来只靠自己双手打拼，挣钱养家。她不懂也不管外面的风起云涌，倔强地忙碌着，支撑着工厂。
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聚盛德切铁工厂成为运动对象，工厂大门口挂上了“大连市沙河口区五反运动办公室”和“大连市沙河口区五反第三人民法庭”两个门牌。在追查当年造船会社以铁板顶替加工费一事时，有人作了伪证，那批铁板被认定为“敌伪财产”，聚盛德切铁工厂被定为严重违法户，最终处理结论是“产不抵债”。1954年，聚盛德切铁工厂所有不动产充公，后归入大连五金机械厂（今一汽大连柴油机厂前身），继续为中国的工业建设发挥作用。
过去的终将过去，应该纪念的却不能被遗忘。两岁时遭遇父亲去世，后又经历种种变迁的曹隽卿决定寻找大剪板机。这台老机器的命运也颇坎坷：在大柴工作到2000年前后，被转让给下属企业创新零部件制造公司;后又被转给施耐莱克公司;几年前，施耐莱克公司更新设备，老剪板机彻底被淘汰。自此，它的下落无人知晓。曾操作过这台剪板机的大柴老厂留守处主任王玮，带曹隽卿来到老剪板机工作过的地方，即使空空荡荡，卻若隐若现它坚毅的身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