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定山在《春申旧闻》里有一篇写“上海年景”的文章。他提到“过年”从腊月二十三送灶神上天开始。从那天起“上海人就忙起过年来了。小菜场、南纸铺，都摆满了送灶神的花轿、粽子糖、香烛、蔬果。贤惠的主妇、聪明的女仆，都凭着她们的鉴赏，选一盏花花轿儿回去。”女主人会在灶神嘴上贴上一块糖，因为灶神上天要去玉皇大帝那里奏事，在他嘴上贴一块糖，给他甜甜，他就不说坏话了。我小时候一直听母亲讲我爸爸是“灶架老爷直奏”，也就是别人问我爸爸什么事情，他都会老老实实、一五一十地告诉人家。送灶神上天就是到半夜把神马火化，再用奠酒祭神。纸灰飞得越高，也就是灶神上天越快，标志了来年运气越好。过年张贴的神画“古到唐伯虎、仇十洲的，最近也要出于钱吉生、沈心海的手笔，那才有个气派。如果是三山会馆买来的，就要招人笑话了”。


　　祭灶的传统相沿不替，唐五代不论，宋代讲风俗的书，几乎没有一本不提到此事的。除了用“糖”封住灶王的嘴外，还有用“酒”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了祭灶那一天“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纸钱，贴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那是北宋的风俗。但是不管用什么祭品，糖是不能少的。《抱朴子·微旨》提到“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狀”。灶王是每家每户的守护神，也是玉皇大帝的“情报员”（告密者）。一年到头，人们总难免说说坏话，于是想出来用糖或者用酒“封”住灶王的嘴。汪曾祺戏谑道“不过灶王爷二十三或二十四上天，到除夕才回来，在天上要呆一个星期，在玉皇大帝面前一句话也不说，玉皇大帝不觉得奇怪么？”佛教虽然在我国影响深刻，但是这样的习俗也可见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对我们生活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陈定山写到“廿三送灶一过，全上海的爆竹声便像春潮一样起来了”。说到放鞭炮，本市的“零零后”大约就没有什么印象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好几年前就全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了，年味也就更加消失殆尽了。我记忆里最盛的初四晚初五凌晨的鞭炮，尤以黄河路美食街为最。现在的年夜静悄悄了。蔡云《吴歈》说“五日财神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
　　除夕之夜，吃完年夜饭，就要张挂“喜神”。据说这是南宋南渡后留下的风俗，就是将祖宗的图像挂出来，长幼分班祭祖辞岁。大户人家人丁兴旺，更有甚者百余人，一个个给祖宗磕头，全部磕下来也要老半天，今天看来也是“盛况”。辞岁之后就是“守岁”，每家点上红烛，骰子、牌九、麻将就开始登场了。当时的上海堪称“赌国”，这一年第一次赌局是谁都不会放弃的。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正月初一“开封府放关扑三日”。那是宋代的风俗。“关扑”是一种赌戏名，北宋时很流行。苏轼《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云：“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晚上“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即关扑），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北宋政府还规定每年元宵节、冬至和寒食节这三大节日放假七天。


　　大年初一很少有人早起，大街小巷堆满纸屑无人打扫，因为那天照例是不干活的。据说连债台高筑的人，那天只要在门上封条一贴，直至端午节也是无人讨债的。《清稗类钞》记载“元旦，虽极繁盛之街衢，皆闭门息业，惟见妇女进香于寺庙、游行于通衢而已。午后，则茶馆戏园游人甚多”。据陈巨来所忆，画家潘君诺于甲申（1944年）除夕夜八时就去赵叔孺家跪拜行礼，口称老师。赵还睡在床上，他就跪下磕头。向睡着的人磕头是极其不吉利的，赵叔孺来年就捐馆了。
　　《清稗类钞》记载了旧时北京人无论贫富贵贱，年初一“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谓之蒸饽饽。富贵之家，潜以金银小锞（金银锭）及宝石等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食得之者，终岁大吉。又陈几于庭，上列素肴干果之属，名天地桌，或五日或半月而撤，内城比户如是，殆即辽金拜天礼欤”。
　　正月初七即“人日”，广州旧俗“人日食粥”，即人日一早食猪肉粥。一百多年前的香港也有这样的习俗。岭南掌故家高伯雨在《听雨楼随笔》中就提到过此事。“人日”即“众人生日”，所以吃猪肉庆祝全家人生日。《容斋随笔》提到《东方朔占书》云，岁后八日。一为鸡，二为犬，三为豕，四为羊，五为牛，六为马，七为人，八为谷。大概就是上天造物的顺序，人为贵所以花了七天。《荆楚岁时记》记载了“正月初七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广东旧为楚庭，人日食粥也是楚地旧俗。笔者曾见上海博物馆藏文徵明《人日诗画卷》，画面描绘了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人日，文徵明与几位友人雅集的场面。文氏早年款书“文壁”，此画即是“文壁”款。旧时造假者以讹传讹写成“文璧”令人啼笑皆非。
　　新年后的又一大节日非元宵莫属。另一位掌故家郑逸梅在《瓶笙花影录》里有写“元宵”的文章，称其为“新年第一佳节”，而“吴中风俗，是夕家家挂灯高烧绛蜡，繁光缀天。且进汤圆，馅或糖或百果。”这样说，可能我们这里还真没有吃鲜肉汤圆的习俗。一次，台北的朋友一定要驱车带我去吃咸的汤圆，以为是稀奇的吃食。其实吴地习俗从正月十三就上灯了，十八为落灯日，十三吃粉团，十八吃糖年糕，故有“上灯圆子落灯糕”的谚语。
　　正月十五或十六还有“走百病”的风俗。《金瓶梅》第二十四回“敬济元夜戏娇姿，惠祥怒詈来旺妇”提到“于是走到屋里，换了一套绿闪红段子对衿衫儿，白挑线裙子，又用一方红绡金汗巾子搭着头，额角上贴着飞金并面花儿；金灯笼坠子，出来跟着众人走百病儿。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满，粉面朱唇”。古人云，读《金瓶梅》者，生怜悯之心，菩萨也；生畏惧之心，君子也；生欢喜之心，小人也；生效仿之心，禽兽也。其实读这一段就能见到《金瓶梅》的文学性，以及其中包含的各种名物、掌故和风俗。“走百病”就是妇女在元宵之夜，群游走桥摸钉，以求福去病。今天，我们还能常常见到有人一边走路一边摸摸路边的各种东西甚至是路边的花花草草，不知是不是从这种习俗“演化”而来。
　　《清嘉录》是民俗学的典范文本，与上面提到的《荆楚岁时记》堪称双璧。《清嘉录》记录了不少过年的情形。苏州人在正月“男妇修行者，年初皆往烧香，必经历十庙而止，谓之烧十庙香。归必炷香于家堂司命诸神之前，曰回头香”。《武林踏歌词》云“闹蛾丛里斗新妆，去点吴山十庙香”，可知烧“十庙香”的习俗不仅仅在苏州，在杭州也有。


　　郑孝胥1905年在上海筑“海藏楼”，斋名取苏轼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初在虹口寿椿里，后徙南阳路。他在1919年的日记里提到，“正月朔，阴。至虹桥路。过拔可，出观手卷十余，唯一卷中为祝枝山、董元宰、黄石斋墨迹，石斋小行书极佳。张二水长卷，王觉斯写《八关斋》一卷，又一卷用隶书写《八关斋》，张、王终有邪气。在六姨楼中食芥菜，甚美。自善钟路步归。饭后，往第一台看戏，王灵珠演《御碑亭》；贾璧云《小放牛》，肥俗不堪；有李玉奎演《雪杯圆》，声调颇美。夜，雪”。
　　旧时人们的年景，莫说是唐宋，就是百年之前的情况，亲历者也大多不在了，又无图像照片。今天我们只能从故纸堆里寻找一二，这或许就是文字所具备的力量，也是它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