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现实题材热，在中国文坛已成遍及各体裁创作领域的主流风尚。单看表面，这似乎只是近年来高唱入云的理论引导和广接地气的政策扶持所催生的一个特殊结果。实际上，对于现实题材创作的提倡和推崇，既呼应着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连接着植根深远的民族精神气质和文学生活传统。
　　先秦时期提出的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以及诗可以兴观群怨之说，经历代文人的持续传述和不断阐发，凝练、提升到表征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审美价值观的高度。尽管近现代以降，把载道和言志分割为此消彼长、截然分明的对立两极，并且据此来解释文学潮流变迁的观点，也曾流行一时。不过，从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中得来的鲜活经验，更能证实：在感人至深、流传久远的优秀作品中，载道和言志往往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作为中华古典诗学基本范畴的兴、观、群、怨，也唯有在整合贯通、彼此映衬的均衡关联中，才能得到恰到好处的艺术表现。
　　这意味着：诗与文之间，仅有文体形貌表象的外在区分，而无文体功能性质的内在差别。拘泥于言志的诗，未必格调就高。执著于载道的文，也未必境界就低。脍炙人口的古今诗文经典名篇里，绝少有一味顾影自怜的言志和满篇豪言壮语的载道。最常见的，多是把载道的宏大担当和言志的深切情思，浑然铸为一体的那种饱满丰厚、极具内在张力的人格形象和精神姿态。这样的形象和姿态带给读者的，不是纯粹的微观心境的小触动，也不是宏观叙述的大道理，而是从个体中感受整体、又从整体中发现个体的一段曲折往复的精神历程。

沿着写实主潮再出发

　　百年前现代白话文学运动初兴，诗文并举，同步突破，语体、文体的革新步伐一时领先于小说和戏剧。相较之下，新诗当时所做的，主要还局限于在辞章表象上完成从文言到白话的更衣换妆。现代散文却不甘于此。它登场伊始的动作，就直捣要害，试图对两千五百年来明暗相间、显隐相映的载道为主、言志为次、超逸为辅的文学传统，进行颠覆式的反拨。按照鲁迅、郁达夫、朱自清等现场亲历者的观察与总结，散文的这步出击，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在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他体裁的新文学力作尚未竞现之际，散文已经一马当先，冲上了新旧文化对垒争锋的制高点，把“个人的发现”这面可以代表新文学阵营总体追求的大旗，稳稳地树立了起来。
　　由此，在整个新文学创作和理论的疆界内，特别是散文这里，载道和言志，或者兴观群怨等，举凡牵涉文学本体认知的古老的功能主义观念，都需要在“个人的发现”这一尺度下，接受严格的甄别：顺之者高扬，逆之者贬抑。直到左翼文学全面兴起，经由瞿秋白等人的反顾和省思，包括散文在内的新文学各体创作从一开始就迫不得已地深陷“新文艺腔”和“新八股”的小众化怪圈的偏颇，才得以清晰揭示。
　　也恰在这一时期，上海等地都市报刊媒介和出版业的迅猛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全面起步，从两个不同的维度，为新文学的创作和传播突破精英知识分子同仁群体的“专业”“行话”的小圈子，向全国各阶层民众以至国际社会的大规模延展，提供了打开通路的关键契机。以鲁迅后期杂文为典型的文体橱窗式的报刊专栏写作，1937年开始在外界面世的《红军长征记》，经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提倡而趋于兴盛的通讯文学，1950年代初一发表即风靡全国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和随后多年的年度《散文特写选》所推崇的“散文三大家”的一批样板之作，以至分别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先后引发海内外华文读者广泛瞩目的巴金的《随想录》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所有这些作品，虽然风貌各异、题旨不一，但它们都同样属于既坚守了鲜明的身份意识和自我认知，又竭力向社会化、大众化的传播和接受空间展现开放和沟通姿态的一类对话型的散文创作。
　　而对于作者和读者共处其间的同一现实境遇的把握（包括对它的寻求、定位和确认，以及确认之后用描写、叙述与阐释的方式对它进行点滴累积的完整建构），即成为勾连这种对话关系、支撑这种沟通机制的可靠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确知：当前方兴未艾的这波现实题材散文创作热潮，并非简单的随风起舞，而是迁延在散文文体自身演变的漫长历史脉络上的一道主潮的返归。
　　循着这一主潮，散文创作者面临的最大考验，不是能否从现实生活中搜集到尽可能多的素材，而是对自己所拥有的现实素材，能否形成足够深入和足够独特的理解，以支撑起向期待中的读者进行刻画和阐释这些素材的基本能力。换句话说，这就是把现实素材在作者的思想意识里加工成熟，使之转变为“客观存在充分对象化”的创作题材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到位与否，直接关联着散文写实主潮势头的涨落起伏。

现实题材散文新动向

　　依上述背景，近年新刊的散文中，老一辈剧作家胡可的《老区山乡十日》（《长城》2018年第1期），堪称处理现实题材的力道和分寸都相当恰切的一篇佳作。这篇由前记、后记和十则逐日纪事组合成的作品，以抚今追昔的简短追溯，烘托出了一段现场进行时态的日记体记述：1957年5月作者担任石家庄军分区副政委前夕，以人大代表身份赴平山县下盘松村做农村调查，发现拥军模范戎冠秀被村干部欺压、挤兑，村里干群关系也异常恶劣，而且情况已经严重到了依靠当地干部根本无法扭转的地步。
　　作者在文中一改文艺工作者的本职，转换为熟悉农民和农村的基层政工干部的形象。其实这也称不上转换。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辈革命文艺工作者，都是多面手和实干家，一人能当好几人用，往往能文能武，做得了文章，也担得起实实在在的政治、社会和军事工作职责。赵树理创作《小二黑结婚》的由来，就是生动一例。《老区山乡十日》刊登在新近出版的文学期刊，正与当今社会大环境中有关吏治和干群关系的话题，时时曝为新闻热点的现实，形成引人深思的对位响应。而作者设置在十则日记中用来叙述、梳理事实和分析、议论问题的那个“声音”，则完全脱尽了纸上谈兵或奢言大义的知识分子文艺腔，贯穿着明快剀切的务实气派和正直坦率的批判态度。正因此，遥隔六十多年的旧事重提，并未流于单纯的讲古念旧，而是在如临其境的情景再现中，叠加、汇合进了当今社会生活的崭新画卷。 　　类似的作品，还有叶周的《父輩的来信》（《上海纪实》2018年第6期）、吴中杰的《我还未忘却翅子的扇动——怀念范伯群兄》（《上海文学》2018年第6期）、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四十年》（《上海文学》2018年第7期）、董华的《正大圣殿，我的文学之母》（《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8年第3期）、航鹰的《我的写作故事》（《天津文学》第8期）、谢大光的《从物质开始——编辑生涯忆往》（《随笔》2018年第2期）、尧山壁的《河间刘流》（《长城》2018年第5期）。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作者都用驻足当下的视角和理解，重新阐释、激活了过往岁月里的人与事。虽然就取材看，它们似乎都属忆旧，但文中实际呈现给读者的却是面对眼前现实的重重感悟。尽管也有当年信函的直引，旧时人物风采和事件细节的刻画，但在材料取舍、线索剪接、描述与评析的穿插连缀之中跃然迸发的，还是映衬在今天的社会背景和文坛语境中的认识和思绪。从文本生成的原点上，这些依托着不同素材、把握着不同主题的作家作品，都做了同样的选择：写过去并不是为了背对或者回避现在，相反，是为了在擦亮历史记忆的书写中，求得对于今天的新知新见。
　　就作品内容讲，杨遥的《下乡琐记》（《青年文学》2018年第7期）与胡可的《老区山乡十日》最为相似。同是文人下乡，2017年9月青年作家杨遥从省城到晋南山区挂职当副乡长，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去蹲点调查，而是新形势下上级组织安排万名干部下基层扶贫的整体工作的一点缩影。与前辈作家在下乡日记里的记述相仿，杨遥《下乡琐记》里显露的自我角色和认知取向的转换，也是真挚、恳切的。在乡言乡，设身处地，急农民所急，忧农村所忧，对扶贫政策施诸乡土社会底层的具体情状和切实收效，既有近距离的观察、体会，又有抽身反顾的审视、思考。像这样把自我和他者、本色和环境、熟知和陌生、切近和悠远的多个面向，都灌注在一起、扩展为一体，同样给予着力表达的写法，在近年现实题材散文创作的新潮中已成醒目气象。

在守成与创新中前行

　　许多面目陈旧的散文之所以让人读来感觉单薄，缺少小说、诗歌和戏剧里常有的那种丰沛、细腻、深沉的韵味，症结就在于它们在写法上多走了偏执一端的路线，溺于单摆浮搁的抒情、描写或议论。近年，主张散文创作要跨界越境，灵活借取小说、诗歌、戏剧等体裁表现手法的声浪时时响起。相应地，散文新作里，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在叙述布局和情思走向上，着意构造繁复状态的尝试。诗化、小说化和戏剧化的探索，曾多次旋风似地席卷散文创作的一隅。每次探索，都会有少数奇异的收获，也会有大量的浪费。因而，这样的探索，总是乍起乍落，来去匆匆，把宁静的散文创作园地接着留给守成的耕耘者。
　　所谓散文的小说化和戏剧化，通常的策略是涉足小说、戏剧的常规素材，并且直接抓取、直接呈现它们，同时，作者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戏剧化、情境化了的角色形象也直接介入作品，从而形成一种作者裸面出镜、本色出演的小说化或戏剧化散文的艺术效果。冯骥才的《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收获》2018年第6期）和蒋韵的《青梅》（《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8年第8期）这两部写实散文的厚重之作，对上述手法仰重不少。文本面貌相对质朴，篇幅分量也轻得多的这类新作中，较可观的则有维摩的《旧楼浮光》（《天涯》2018年第6期）、陈年喜的《峡河》《我那些年的矿山生活》（《天涯》2018年第1期）。
　　而于坚的《治多采风记》（《散文》2018年第4期）、沈念的《一树悲凉》（《散文》海外版2018年12期）、雷平阳的《在闻一多殉难处周围三则》（《钟山》2018年第6期）、汤世杰的《万树梅花一布衣》（《人民文学》2018年第12期）、南子的《游牧者的归途》（《清明》2018年第4期），这些篇章所做的，却是朝着素来古朴、中庸的纪游散文肌体里，注入了诗的细切敏感和指向发散的现实洞察力。在形式的设置或选材取向上走得更远、也做得更巧的，是傅菲的《灯光》（《花城》2018年第6期）《墨离师傅》（《天涯》2018年第4期）、毛晨雨的《地志三篇》（《花城》2018年第3期），还有张策的《寻找吴天标》（《美文》上半月刊2018年6月号）。
　　正如散文创作一线的朋友们经常争论的那样，在某一作者某一时刻的具体创作行为中，是不可能兼容守成与创新两种姿态、两种追求的。因为具体的某一动作，只能是在进退上下或行止动静中取其一端、占其一点。一篇作品的守成甚至复古，丝毫不妨害一位作家追求创新的整体艺术形象。反之亦然。在守成和创新之间，会有实际创作表现和具体作品成果的优劣之分，而绝无恒定的价值等级之差。事实上，对散文也罢，对别的文学体裁以至文学创作之外的其他行为、其他事业也罢，所谓传统和突破传统的各种创新求变的可能，归结到底，并不是一条路的两个相反走向，或者一个动作的起落收放这两种相反的姿态，而是内在于每一步行进、每一个动作各局部细节的那种相悖相依和相反相成之势。
　　真正的创新和真正的守成，最终都不会落实在把传统和反传统彻底对立起来的地方。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如果彻底离开传统，我们势必寸步难行。如果彻底杜绝创新，我们将踏不出自己的脚印，无法表明此时此地我们在场或由此经过的任何一点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