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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自由心要野，做乐队要认真和“后海大鲨鱼”乐队的采访约在下班后的三里屯。夏夜的霓虹灯亮起，咖啡馆爵士乐声音下，乐队成员们逐个出现在这个五颜六色的世界里。
吉他手曹璞（乐队通称“曹儿”）已经开着电脑工作了很久。“水喝了好几轮了，”他说，“在做一个建筑设计的活儿，跟吊灯较劲呢。”不多时后，穿着T恤背着双肩背书包的贝斯手王静涵也来了。鼓手小武因为有事未能出席，所以主唱傅菡是最后一个出现的，一身好看的蓝色日式套装衬得她更加清瘦，很难想象她在刚结束的北京专场上挥汗如雨，释放了那么大的能量。“能问一下我们上哪个版块么？八卦是吧？我觉得Q老能挖掘出好多八卦来。”还不等我说话，她先快人快语地坐了下来。曹儿在翻看带给他们的上一期Q杂志。“Depeche Mode被诊断出得膀胱癌？这我都不知道。怎么这么多乐手得癌啊？”
傅菡点了一份香蕉船冰淇淋，曹儿在一旁说：“大晚上的什么都没吃就吃一这，你肚子完了！”美滋滋吃东西的傅菡不管，对我说：“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吧。”
“后海大鲨鱼”对于如今的乐迷来说，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乐队从最初至今，也走过了小十年。2004年5月的一个晚上，去看P.K14现场的傅菡突发奇想，和吉他手曹儿想组一个乐队。后来傅菡在后海遛弯时发现一个告示，上面写着：“谁要动我们的东西，谁就是我们的孙子我们是后海大沙（鲨）鱼。”她觉得这个怪有意思的，就把乐队名定了下来。他们俩在打口店找到了贝斯手王静涵和鼓手曹轩后，乐队成立。
组建的时候，大家什么都不会。曹儿只会随便扒拉两下吉他，傅菡也不会唱歌。王静涵原本是一个吉他手，不会弹贝斯。初期的鼓手退队后，只有后来加入、来自原“肉树”乐队的小武真正会打鼓。所以当时乐队演出的时候，都信任小武。他们写了几首英文歌，写了简单的鼓谱给小武，小武看了一眼直接就扔一边儿去了，心说“我得重新组织这个结构”。他们演出的第一首歌是“Money Fucker”。“原来特别糙，就是一朋克乐队。那是2005-2006年的时候，”曹儿说，“我们演出的时候没底，我经常演一半回头看看小武，问，‘哎，我演得对吗？’他会从一个老乐手角度来指导我们。”
那个时候，有“No Beijing”这样一个说法—Catsick Cars、哪吒、Snapline和后海大鲨鱼四支乐队，属于这个群体。“但其实No Beijing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概括起来就是我们蹭吃蹭喝。”曹儿说，“那时候还没有D-22（注：北京著名livehouse，2006-2012），老板老Michael请乐手们住高级酒店和吃饭。是Cars的守望引荐我们认识的。后来一起巡演，没人看，俩乐队互相看，在杭州灵隐寺一个酒吧。去上海Snapline是最受欢迎的。还挺好玩的。”“听着好像不太好玩。”傅菡吃完冰淇淋，开始吃薯角。“我是说吃得挺好的。”曹儿说。由于小武没有出席，曹儿就替他说了他的巡演爱好：“他就是去哪个城市都得逛景点，其余成员都喜欢在酒店待着得过且过，他不行。他喜欢玩儿摩托车，去西藏都和我们分开玩。”
早年间的“后鲨”虽然有着当时国内并不多见的标志性女孩主唱，和带有跳舞音乐的一些特征，但做出来的歌曲走向还是偏向吉他摇滚。2007年签约“摩登天空”出版的第一张同名专辑，被这样评价：“洗练直白，现场表现力足，具有跳舞音乐的明快节奏与车库音乐的原始粗糙，同时散发着怀旧的气质，具有如同上世纪80年代侦探片般的幽默与紧张。灵活的唱腔的和偏执犀利的口琴代替了舞曲中人声的机械重复，他们喜欢简单直接，也喜欢珠光宝气；喜欢精致，也倡导业余；喜欢新事物，更怀念那个曾充满生气的年代。这是一支有相当潜质的北京新摇滚乐队。”他们很像Yeah Yeah Yeahs，也正是同年的“摩登天空音乐节”，这支美国乐队站在了压轴的舞台上，在大雨中完成了演出。一直把YYYs当作自己偶像的“后鲨”在他们之前演出，王静涵说：“那是我唯一一次在雨中看演出，我们演的时候，YYYs就在舞台边上看着，特别紧张。”
在2008年“爱噪音”巡演活动期间，某品牌给“后鲨”拍摄了一个纪录片。不爱说话的王静涵的家里有玩具机器猫，他妈妈还在影片中说：“我家孩子是个好孩子，不会做什么坏事。”“其实这是导演安排的。我爸拒绝采访，后来就我妈说了两句。”王静涵说。每次见到备场时候的“后鲨”，王静涵手里都拿着一大堆英语材料在看。作为英语专业毕业生以及Q的兼职翻译，他说工作量实在太大：“有些稿子写得太英国，得看好多遍才能琢磨透。排练和演出前都会干活儿。”
“那你翻译过什么离谱的东西吗？”傅菡在一旁插嘴。“翻过月经不调什么的，可能是最离谱的。”王静涵说。被问及为什么会以翻译为生存之道，他说觉得这个工作比较方便，不用跟人打交道，有个电脑就能干活。“以前确实不太和人交流，后来慢慢觉得还是应该有些联系。平常业余时间就踢踢球。”
2010年的专辑《浪潮》是“后鲨”三年后的一个大动作。在创作上更为开放，更有力，更加充满未来感。傅菡当时认为：“浪潮是一个充满力量和浪漫精神的词。这是一场人的浪潮，科技的浪潮，也代表一代又一代投身到大潮中的青年人。他们充满热情而来，然后又被下一场更大的浪潮所取代。我们所有人被这浪潮推向了从未曾经历过的时代，犹如远古的人类，手持灯火，乘着浪潮，向无限深远的未来航行。我们是一只在电子的波浪中前行的鲨鱼。”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对原始力量的崇拜，乐队前不久发行的新单曲“猛犸”带着《浪潮》的余韵，却有了些许回归吉他摇滚的感觉。“梦是什么/是白色的泡沫/是啤酒花里我们吐出的野马/带我在这世界/闪电般的奔跑”，配合着大象的嚎叫和些许非洲部落的感觉，“后鲨”们又“游”到了一个新阶段。
今年年初，他们开始了时隔两年后的第一次全国巡演。从3月18日开始，走了17个城市，做了18场演出。5月18日之后，他们觉得春季演出不够过瘾，又增加了兰州、银川、乌鲁木齐和拉萨四站。“每天都吃串儿，”傅菡说，“新疆那边太阳下山都特别晚，晚上八九点了太阳还很大。我们就那时候吃一个大串儿。其实乌鲁木齐什么的都是大城市，很多歌迷听过我们的歌。有的小孩从喀什开车5个小时带着妈妈和女朋友来看我们的演出。他们也很希望那边有音乐节，有一些北京的乐队可以过去。很多乐队不愿意去，因为路远飞机票贵。我们也是做了亏本的心理准备去的。实际上也是亏本，因为时间太长，很多时间花在路上。” 回来之后的北京专场，那一晚在“愚公移山”，全场被雾气所笼罩，人群造成汗蒸一样的局面，舞台上的“后鲨”们和观众都几近窒息。但是演出的效果相当好，源于乐队对演出的用心：“这次演出我们是想和观众有一个互动，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做了三个投影，有一个有桌子那么大。我们有些歌也是有画面感的，所以唱‘月亮上的人’这样的歌的时候，就会有投影投射到舞台上旋转的球上。那时候也会配合有宇宙星空图案的其他投影。舞台背景是我们和制作组一起DIY的。一直以来合作的团队是我们出点子，他们来执行。很多背景是我光脚丫泼墨泼出来的，荧光颜料，所以蓝色的看起来就像荧光森林一样。”傅菡说。
“猛犸”当然是全场演出的一个新高潮，乐队邀请了“嘎调”乐队的鼓手王旭和Rustic乐队的鼓手李凡来和乐队合作。原本的鼓声，加上通鼓和非洲鼓的声音，令这首歌的现场效果十分惊艳。“我们本来想找桑巴亚鼓队，但是他们忙，而且时间短，也怕合作来不及。所以就找找身边的朋友。王旭感觉挺好，既然是乐队的鼓手，那就更摇滚。李凡当时手指头上还缠着绷带，跟我们排练完了整个手都流血了，但是非洲鼓敲得不错。后来我看照片的时候，就觉得现场的时候男孩们都太帅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找了吹萨克斯的小朋友王子衡，他自己的乐队叫‘昼夜售冰’，我们是临时把他叫来的，也没什么准备。在‘Hard Heart’这首歌里，他跟我们合了一遍，我说要野起来，要一点be-bop的感觉。他一遍就过了。我们很多歌在专辑里表现也不是三大件，比如‘闪亮大都会’，专辑里设想就有萨克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所以找来其他音乐人，是想在原来的音乐基础上多一些合作，多一些可能性。新专辑的话可能在专辑里就有合作。”
“我们正在排新歌，至少还有两个，大家还没听过，”曹儿接话，“风格可能更开放。现在对我们来说，什么样的歌，什么风格，越来越不重要。怎样去写一首歌比较重要。比如旋律、节奏和怎么编配。我们的歌最开始可能是先有个和弦套子，也有可能先有傅菡对着电脑哼唱的东西，最后出来的成品经过乐队的编配，可能面目全非，和最初完全不同。比如‘Bling Bling Bling’那首歌，她出个主歌，我出个副歌，本来我觉得还行；但是她去了一趟美国，旷野里打一大雷，一劈，她就把主歌部分全改了，比之前强了不知道多少，整个大换血了。过去的版本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也还会演。”
和每个乐队的主唱一样，傅菡也是个情绪化的人。写歌写不出来，就离家出走。离家出走写出来了，就回来。每首歌都是有一个刻骨铭心的东西后，才能创作出来。写歌词的她认为歌词有的时候很不重要，就一个词儿，就比如一个hello hello，放在歌里就合适。有的时候就很重要。“写好了我会朗诵歌词给他们听，然后会被曹儿打击。”她说。
今年“后鲨”给自己定的主题就是—心要野。这贯穿了他们今年1至6月的生活。“这次想做得更直接简单，大家一下就明白了。但其实为了做到直接，并不是用了直接的手段，是有很多安排之后才做到直接的效果。”傅菡说。
采访进行到45分钟的时候，我表示可以把录音关了，聊得差不多了。傅菡立刻拦住，说不行不行，正经事还没说呢！再多录点儿，并说特别喜欢听自己做电台节目时候的录音。“那你在使用微信的时候也喜欢发出去之后再听一遍么？”得到默认的回馈后，我惊了，告诉她：“我特别不喜欢听自己的采访录音。”傅菡真诚地拉住我的手，说：“你得勇敢面对自己。”
吉他手曹璞（乐队通称“曹儿”）已经开着电脑工作了很久。“水喝了好几轮了，”他说，“在做一个建筑设计的活儿，跟吊灯较劲呢。”不多时后，穿着T恤背着双肩背书包的贝斯手王静涵也来了。鼓手小武因为有事未能出席，所以主唱傅菡是最后一个出现的，一身好看的蓝色日式套装衬得她更加清瘦，很难想象她在刚结束的北京专场上挥汗如雨，释放了那么大的能量。“能问一下我们上哪个版块么？八卦是吧？我觉得Q老能挖掘出好多八卦来。”还不等我说话，她先快人快语地坐了下来。曹儿在翻看带给他们的上一期Q杂志。“Depeche Mode被诊断出得膀胱癌？这我都不知道。怎么这么多乐手得癌啊？”
傅菡点了一份香蕉船冰淇淋，曹儿在一旁说：“大晚上的什么都没吃就吃一这，你肚子完了！”美滋滋吃东西的傅菡不管，对我说：“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吧。”
“后海大鲨鱼”对于如今的乐迷来说，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乐队从最初至今，也走过了小十年。2004年5月的一个晚上，去看P.K14现场的傅菡突发奇想，和吉他手曹儿想组一个乐队。后来傅菡在后海遛弯时发现一个告示，上面写着：“谁要动我们的东西，谁就是我们的孙子我们是后海大沙（鲨）鱼。”她觉得这个怪有意思的，就把乐队名定了下来。他们俩在打口店找到了贝斯手王静涵和鼓手曹轩后，乐队成立。
组建的时候，大家什么都不会。曹儿只会随便扒拉两下吉他，傅菡也不会唱歌。王静涵原本是一个吉他手，不会弹贝斯。初期的鼓手退队后，只有后来加入、来自原“肉树”乐队的小武真正会打鼓。所以当时乐队演出的时候，都信任小武。他们写了几首英文歌，写了简单的鼓谱给小武，小武看了一眼直接就扔一边儿去了，心说“我得重新组织这个结构”。他们演出的第一首歌是“Money Fucker”。“原来特别糙，就是一朋克乐队。那是2005-2006年的时候，”曹儿说，“我们演出的时候没底，我经常演一半回头看看小武，问，‘哎，我演得对吗？’他会从一个老乐手角度来指导我们。”
那个时候，有“No Beijing”这样一个说法—Catsick Cars、哪吒、Snapline和后海大鲨鱼四支乐队，属于这个群体。“但其实No Beijing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概括起来就是我们蹭吃蹭喝。”曹儿说，“那时候还没有D-22（注：北京著名livehouse，2006-2012），老板老Michael请乐手们住高级酒店和吃饭。是Cars的守望引荐我们认识的。后来一起巡演，没人看，俩乐队互相看，在杭州灵隐寺一个酒吧。去上海Snapline是最受欢迎的。还挺好玩的。”“听着好像不太好玩。”傅菡吃完冰淇淋，开始吃薯角。“我是说吃得挺好的。”曹儿说。由于小武没有出席，曹儿就替他说了他的巡演爱好：“他就是去哪个城市都得逛景点，其余成员都喜欢在酒店待着得过且过，他不行。他喜欢玩儿摩托车，去西藏都和我们分开玩。”
早年间的“后鲨”虽然有着当时国内并不多见的标志性女孩主唱，和带有跳舞音乐的一些特征，但做出来的歌曲走向还是偏向吉他摇滚。2007年签约“摩登天空”出版的第一张同名专辑，被这样评价：“洗练直白，现场表现力足，具有跳舞音乐的明快节奏与车库音乐的原始粗糙，同时散发着怀旧的气质，具有如同上世纪80年代侦探片般的幽默与紧张。灵活的唱腔的和偏执犀利的口琴代替了舞曲中人声的机械重复，他们喜欢简单直接，也喜欢珠光宝气；喜欢精致，也倡导业余；喜欢新事物，更怀念那个曾充满生气的年代。这是一支有相当潜质的北京新摇滚乐队。”他们很像Yeah Yeah Yeahs，也正是同年的“摩登天空音乐节”，这支美国乐队站在了压轴的舞台上，在大雨中完成了演出。一直把YYYs当作自己偶像的“后鲨”在他们之前演出，王静涵说：“那是我唯一一次在雨中看演出，我们演的时候，YYYs就在舞台边上看着，特别紧张。”
在2008年“爱噪音”巡演活动期间，某品牌给“后鲨”拍摄了一个纪录片。不爱说话的王静涵的家里有玩具机器猫，他妈妈还在影片中说：“我家孩子是个好孩子，不会做什么坏事。”“其实这是导演安排的。我爸拒绝采访，后来就我妈说了两句。”王静涵说。每次见到备场时候的“后鲨”，王静涵手里都拿着一大堆英语材料在看。作为英语专业毕业生以及Q的兼职翻译，他说工作量实在太大：“有些稿子写得太英国，得看好多遍才能琢磨透。排练和演出前都会干活儿。”
“那你翻译过什么离谱的东西吗？”傅菡在一旁插嘴。“翻过月经不调什么的，可能是最离谱的。”王静涵说。被问及为什么会以翻译为生存之道，他说觉得这个工作比较方便，不用跟人打交道，有个电脑就能干活。“以前确实不太和人交流，后来慢慢觉得还是应该有些联系。平常业余时间就踢踢球。”
2010年的专辑《浪潮》是“后鲨”三年后的一个大动作。在创作上更为开放，更有力，更加充满未来感。傅菡当时认为：“浪潮是一个充满力量和浪漫精神的词。这是一场人的浪潮，科技的浪潮，也代表一代又一代投身到大潮中的青年人。他们充满热情而来，然后又被下一场更大的浪潮所取代。我们所有人被这浪潮推向了从未曾经历过的时代，犹如远古的人类，手持灯火，乘着浪潮，向无限深远的未来航行。我们是一只在电子的波浪中前行的鲨鱼。”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对原始力量的崇拜，乐队前不久发行的新单曲“猛犸”带着《浪潮》的余韵，却有了些许回归吉他摇滚的感觉。“梦是什么/是白色的泡沫/是啤酒花里我们吐出的野马/带我在这世界/闪电般的奔跑”，配合着大象的嚎叫和些许非洲部落的感觉，“后鲨”们又“游”到了一个新阶段。
今年年初，他们开始了时隔两年后的第一次全国巡演。从3月18日开始，走了17个城市，做了18场演出。5月18日之后，他们觉得春季演出不够过瘾，又增加了兰州、银川、乌鲁木齐和拉萨四站。“每天都吃串儿，”傅菡说，“新疆那边太阳下山都特别晚，晚上八九点了太阳还很大。我们就那时候吃一个大串儿。其实乌鲁木齐什么的都是大城市，很多歌迷听过我们的歌。有的小孩从喀什开车5个小时带着妈妈和女朋友来看我们的演出。他们也很希望那边有音乐节，有一些北京的乐队可以过去。很多乐队不愿意去，因为路远飞机票贵。我们也是做了亏本的心理准备去的。实际上也是亏本，因为时间太长，很多时间花在路上。” 回来之后的北京专场，那一晚在“愚公移山”，全场被雾气所笼罩，人群造成汗蒸一样的局面，舞台上的“后鲨”们和观众都几近窒息。但是演出的效果相当好，源于乐队对演出的用心：“这次演出我们是想和观众有一个互动，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做了三个投影，有一个有桌子那么大。我们有些歌也是有画面感的，所以唱‘月亮上的人’这样的歌的时候，就会有投影投射到舞台上旋转的球上。那时候也会配合有宇宙星空图案的其他投影。舞台背景是我们和制作组一起DIY的。一直以来合作的团队是我们出点子，他们来执行。很多背景是我光脚丫泼墨泼出来的，荧光颜料，所以蓝色的看起来就像荧光森林一样。”傅菡说。
“猛犸”当然是全场演出的一个新高潮，乐队邀请了“嘎调”乐队的鼓手王旭和Rustic乐队的鼓手李凡来和乐队合作。原本的鼓声，加上通鼓和非洲鼓的声音，令这首歌的现场效果十分惊艳。“我们本来想找桑巴亚鼓队，但是他们忙，而且时间短，也怕合作来不及。所以就找找身边的朋友。王旭感觉挺好，既然是乐队的鼓手，那就更摇滚。李凡当时手指头上还缠着绷带，跟我们排练完了整个手都流血了，但是非洲鼓敲得不错。后来我看照片的时候，就觉得现场的时候男孩们都太帅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找了吹萨克斯的小朋友王子衡，他自己的乐队叫‘昼夜售冰’，我们是临时把他叫来的，也没什么准备。在‘Hard Heart’这首歌里，他跟我们合了一遍，我说要野起来，要一点be-bop的感觉。他一遍就过了。我们很多歌在专辑里表现也不是三大件，比如‘闪亮大都会’，专辑里设想就有萨克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所以找来其他音乐人，是想在原来的音乐基础上多一些合作，多一些可能性。新专辑的话可能在专辑里就有合作。”
“我们正在排新歌，至少还有两个，大家还没听过，”曹儿接话，“风格可能更开放。现在对我们来说，什么样的歌，什么风格，越来越不重要。怎样去写一首歌比较重要。比如旋律、节奏和怎么编配。我们的歌最开始可能是先有个和弦套子，也有可能先有傅菡对着电脑哼唱的东西，最后出来的成品经过乐队的编配，可能面目全非，和最初完全不同。比如‘Bling Bling Bling’那首歌，她出个主歌，我出个副歌，本来我觉得还行；但是她去了一趟美国，旷野里打一大雷，一劈，她就把主歌部分全改了，比之前强了不知道多少，整个大换血了。过去的版本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也还会演。”
和每个乐队的主唱一样，傅菡也是个情绪化的人。写歌写不出来，就离家出走。离家出走写出来了，就回来。每首歌都是有一个刻骨铭心的东西后，才能创作出来。写歌词的她认为歌词有的时候很不重要，就一个词儿，就比如一个hello hello，放在歌里就合适。有的时候就很重要。“写好了我会朗诵歌词给他们听，然后会被曹儿打击。”她说。
今年“后鲨”给自己定的主题就是—心要野。这贯穿了他们今年1至6月的生活。“这次想做得更直接简单，大家一下就明白了。但其实为了做到直接，并不是用了直接的手段，是有很多安排之后才做到直接的效果。”傅菡说。
采访进行到45分钟的时候，我表示可以把录音关了，聊得差不多了。傅菡立刻拦住，说不行不行，正经事还没说呢！再多录点儿，并说特别喜欢听自己做电台节目时候的录音。“那你在使用微信的时候也喜欢发出去之后再听一遍么？”得到默认的回馈后，我惊了，告诉她：“我特别不喜欢听自己的采访录音。”傅菡真诚地拉住我的手，说：“你得勇敢面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