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晤，选定军长，提出新四军番号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反共”与“抗日”之间患得患失，国共合作抗日谈判过程异常艰难反复。自1937年2月始，周恩来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同国民党展开了长达半年的谈判。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明确表示：“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中国共产党为一致对外，提出了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建议。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再次会谈。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发表抗战宣言，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话虽如此，但蒋介石并未放弃与日本谈判，幻想和平。8月9日，应蒋介石邀请，周恩来由西安飞抵南京，共商国是。在南京的周恩来是异常忙碌的，除与国民党谈判、会见军政要员外，还要去监狱探望和营救被关押的同志。
　　四天之后，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叫嚣几个月内灭亡中国，铁蹄逼近南京，民族危难关头，停止内战共同抵御外敌的呼声日益强烈。情势的变化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事，不得不考虑共产党部队的改编、指挥、人事安排等问题。8月22日，国民党当局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正式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但对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则频设障碍、百般拦阻。最终，蒋介石勉强同意南方红军游击队单独成立一个军的要求。
　　“这支部队可以成立，但军官必须全部由政府委派。”蒋介石很强硬。
　　“这不合理！”周恩来更坚定。
　　无奈之下，蒋介石做了让步：“军官由国共双方各出一半，政府军官任正职，贵党方面任副职，至于军长……”蒋介石顿了一下，说：“由双方协议。既然国共双方都不适合出任军长，那就任命一个懂军事的无党派人士。你们去找，我们也去找，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来谈成立这支部队的事情。”说罢，蒋介石拂袖而去。
　　话不投机，谈判陷入僵局。蒋介石打的如意算盘是：双方不可能找出合适人选出任军长，因而这支部队的成立必定会搁浅。殊不知，周恩来胸有成竹，几天前便已物色到一位，他，就是叶挺。
　　周恩来之所以选择叶挺出任军长，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叶挺有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早在北伐革命时期，叶挺率领独立团忠勇善战、屡建奇功，为他所在的第四军赢得“铁军”美誉。叶挺也因指挥并取得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的大胜，被誉为“北伐名将”。但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在党内受到错误处罚，负气流亡海外，以致脱党十年。即便如此，他对中国革命的赤诚亦矢志不移。30年代初，周恩来从共产国际办事归途专往德国，与叶挺做过深入交谈，1932年，叶挺离德回到澳门。北伐初期，周恩来就与叶挺建立了友谊，经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二人交情愈加深厚。他深知叶挺为人，亦深知叶挺报国的一片赤诚。
　　1937年2月，叶挺终于怀揣报国之心，回到上海，遵照友人建议，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活动，但他拒绝在国民党军内做官。“八·一三”当日，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对上海的轰炸，心中悲愤不已。面对忧患时局，更是焦急万分。
　　8月中旬在上海，由潘汉年安排，周恩来特意约请叶挺做了一次短暂会面。这次会面，令叶挺十分激动。
　　“恩来兄！柏林一别，已经多年了。兄在柏林的肺腑之言，我至今铭记，如今只盼早日奔赴前线，抗敌御侮。”叶挺眼眶发红，握住了周恩来的手。
　　“希夷兄，我正有要事与你商谈。”见叶挺如此坦诚相见，周恩来心中十分感动。“现今，陕北红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已经基本谈妥，下一步，就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我意由你出面改编并主持这支部队，不知希夷兄意下如何？”
　　叶挺正欲回答，周恩来以手示意，继续说道：“如今，陈诚、张发奎才是蒋介石心中的人选，但我以为他二人并不愿担任这支部队的军长。你可否适时向他二人表达你愿意出面担当的意愿，然后再由陈诚出面争取蒋介石同意？”
　　见周恩来十分信任自己，将想法和盘托出，叶挺十分坦荡地回答道：“为国杀敌，正是我所期望的。既然恩来兄信得过我，我一定奋力向前，不辜负共产党的期望。”
　　“除了军长人选的问题之外，这支部队的番号也是谈判的难题，我看可以叫新四军。北伐时期，希夷兄的独立团就在第四军，新的第四军，有承继之意。‘铁军’的美誉威名远扬嘛！当然，这个番号还包含继承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深意。”说到这里，周恩来停顿了一下。
　　“不过，这支队伍的番号和军长的最终任命，还得是蒋委员长说了才算啰。”
　　二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随后，叶挺按照周恩来的建议拜会陈诚。陈诚力荐叶挺，正中蒋介石下怀，得到蒋之称赞。在蒋介石眼里，叶挺不仅有极强的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早已脱离了共产党，正可借叶挺之手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掌为己用，便欣然同意。于是，军长的重担终于落到了叶挺身上。让蒋介石始料不及的是，叶挺内心始终忠于共产党。
　　就这样，比陕北红军主力的改编谈判更加一波三折、险象环生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全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终于在华中地区取得了合法地位。作为国共谈判合作抗日的中共首席代表，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担任要职的周恩来凭借政治远见，选了一位军长，还最早提议部队番号叫做“新编第四军”。
　　周恩来与叶挺在上海的这次短暂会面，成为中国抗战史中鲜为人知的一页，这次会面的时间其实仅仅十几分钟而已。
　　江南之行，确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
　　早在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就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必须放手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独立自主地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方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之后，暴露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在国际国内的种种矛盾也不断加深。 　　1939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抓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更大的分散”，使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全会最终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任务。
　　这年春天，周恩来赴江南视察新四军，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就新四军未来发展指出了新的战略方针。2月16日，周恩来由重庆飞抵桂林，一路辗转，于23日抵达皖南。其时，叶挺已在太平境内的湘潭村迎候。
　　“恩来兄，我们又见面了。”叶挺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
　　二人一路说笑，乘竹筏沿青弋江顺流而下，并由章家渡上岸，在同前来迎接的新四军军部民运部科长陈茂辉等人会面后，一行人一路步行来到云岭罗里村军部。
　　在云岭的20余天里，周恩来夜以继日，宵衣旰食。他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意见，组织座谈会，还到连队驻地了解干部战士的训练、学习和生活情况，而了解干部战士对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认识，则成为周恩来特别注重的一个方面。
　　在一系列调查研究之后，周恩来还同叶挺、项英、陈毅、粟裕、谭震林、王集成等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及各支队负责人就抗战局势进行反复商讨。
　　周恩来说：“武汉失守之后，日军没有深入进军内地，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扫荡根据地上。这样的扫荡以军事为中心，同时还涉及文化经济各个方面，侵略者妄图用这样的手段来消耗敌占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只要我们一天不把日军赶出国门，扫荡就一天不会停止。”
　　“现在中国东部已经被敌人占领了，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这里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是各类财富的集中地区。所以我们要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施政纲领，整理地方武装，只有到敌人后方去，才能得到发展的机会，才能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负！”
　　“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新四军是大有可为的。我们现在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愈是困难，愈能够显出特长，愈能得到锻炼。愈是深入群众中间，愈能够开辟根据地；愈是情况复杂，愈能够发展统一战线；愈是坚持到底，愈能影响全国和全世界。”
　　“所以，我认为新四军发展要坚持三个方向：一、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哪个地方只有日军伪军，友党友军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周恩来的讲话慷慨激昂，又深思熟虑，得到了新四军领导人的广泛赞同与支持。之后，周恩来与项英、叶挺等新四军领导人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3月14日，周恩来即将离开云岭。叶挺一直将周送到黄山脚下。分别在即，两人都有些依依不舍。麻川河的竹筏上，黄山的小补桥头，留下了两人的合影。
　　“眼下国事艰难，任重道远，愿与希夷兄共同奋斗。”周恩来握着叶挺的手告别。5月上旬，周恩来一路辗转，终于抵达重庆。
　　周恩来这次为期三周的江南之行，还缓解了项英与叶挺的工作关系。之后，新四军这支抗战队伍，在抗击侵略的战场上再立奇勋，书写了一篇又一篇的不朽传奇。 （编辑：毕 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