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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骞通西域是中西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用“凿空”以示张骞开拓之功，此后“西北国始通于汉矣”[1]。而张骞也彻底打开了从汉武帝（公元前202年）开始，持续诸多王朝的古代丝绸之路。历史上，在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上，诸多士人留下了身影。作为“开拓者”的张骞，在士人固有的思想品格的影响下，克服重重困难，完成这一历史重任，被后人所铭记。
关键词：丝绸之路；张骞；人格特征
作者简介：乔佳宏（1995.1-），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文史哲基地班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史哲。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3
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汇合交融的舞台，是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不乏政治家、军事家、农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等等，他们的足迹遍及丝绸之路，其中有一些士人在丝绸之路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声名显赫。不仅如此，他们还给世人展现出一种杰出的人格魅力，本文选取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加以探讨。
张骞，既是他们中的代表，也对开创丝绸之路有“凿空”之功。他是西汉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生年及早期经历不详。汉武帝即位时，张骞已在朝廷担任侍从官。据史书记载，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2]。具有丝路上士人共有的坚韧不拔、心胸开阔，并能以信义待人的优良品质。
当时，汉武帝经营西域无疑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3]的政治目的，也有“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4]的军事用意，当然通西域的这些动机是帝王的考量，而真正出使西域的张骞本人是在什么思想抉择下做出决定并成功的呢？
一、建功立业的士大夫理想
中国古代士人中普遍流露出建功立业的思想倾向，辛弃疾的“建功立业平生梦，金戈铁马壮士悲”道出了古代士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以“诗圣”美名光照千秋的杜甫在其诗《旅夜书怀》中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他认为人的声名是要靠建功立业来显扬天下，只遗憾自己老病而无法做官。无独有偶，另一位大文豪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羡慕周瑜建功立业，自愧“早生华发”。“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更是在《从军引》中直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连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也曾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
翻开古籍，流露这种建功立业愿望的人不在少数。在丝绸之路，这个锐意进取的舞台上，郑吉、林则徐、班超、左宗棠，哪个不是胸怀天下、抱负远大？他们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渴望建功立业，幻想风云际会，以豪迈的气概、坚定的信念，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可以说，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士人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张骞也不例外，在这个根本信念的促使下，他踏上了西行之路。但如同历史上一切伟大人物一样，要演导出威武雄壮的戏剧，还得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舞台。这就是平常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西汉建国时，面临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个民族，后统称为“匈奴”。春秋战国后，匈奴跨进了阶级社会，各部形成了奴隶制小国，其国王称“单于”。楚汉战争时，冒顿单于乘机扩张势力，相继征服周围部落，灭东胡、破月氏，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强大奴隶主政权。而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率领强悍的骑兵，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领三十二万大军迎战，企图一举击溃匈奴。结果，反被冒顿围困于白登[5]（今山西大同东），七日不得食，只得采用陈平的“奇计”，暗中遣人纳贿冒顿的阏氏夫人，始得解围。刘邦一统天下的雄心遭到了挫败，英雄暮年的他再不敢用兵于北方，只好采取“和亲”以及馈赠等政策讨好匈奴。后来的惠帝、吕后和文景二帝，也贯彻了这些政策，但匈奴仍寇边不已。文帝时，匈奴甚至深入甘泉，进逼长安，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
汉武帝刘彻，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伟人。其统治时期政治统一，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进入了繁荣时代，国力相当充沛。汉武帝凭借其雄厚的财力物力，把反击匈奴的侵扰，从根上解除来自北方威胁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使一代英才俊杰张骞，得以施展宏图，建功立业。
汉武帝即位不久，从被抓的匈奴人口中得知，敦煌、祁连一带曾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秦汉时，其势力强大起来，攻占乌孙的土地，同匈奴发生冲突。汉初，为匈奴冒顿单于所败，国势日衰。至老上单于时，杀掉了月氏国王，被匈奴彻底征服，而继承王位的大月氏王子发誓为父报仇。月氏人经过这次国难，被迫西迁，在今新疆西北伊犁一带，重新建立了国家。汉武帝根据这一情况，决定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于是下令选拔人才，出使西域。
下令之后没人前来，谁都知道前路茫茫，不知归途，而且古人重家国，因此谁也不愿前往。而当时只有张骞站了出来，此时他年仅二十七岁。为了皇帝的重托，也为了自己的未来，渴望为国家成就这项事业。而后十三年历经坎坷、受尽磨难，信心终未见辍。最终皇天不负，回朝后的张骞在随卫青出征匈奴中因功勋卓绝官至博望侯，实现了他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
二、为皇帝分忧的君臣观念
自儒圣孔子对春秋时 “礼崩乐坏”的“臣弑君，子弑父”局面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点后，经亚圣孟子的继承与发展，再经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君臣观念一直延续整个封建社会。虽偶有臣子叛乱现象，但这种思想一直被士人所奉行。并且君臣关系逐渐沿着“君尊臣卑”的趋势演化，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古代君臣之礼由“坐礼”到“站礼”再到叔孙通制“三拜九叩”“跪礼”的变化。
儒家君臣观影响深远，王安石、杜甫皆继承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学说。杜甫继承了孟子的“仁政”思想，强调臣子的忠君；王安石则更注重以法治国，强调君应行君道、臣子要以道事君。[6] 总之，在丝绸之路上前行的士人都有这种作为儒士的忠君之道。班固奉诏修《汉书》，法显舍身求法……他们都在丝绸之路下践行着孔孟的为臣之道。
而张骞，更是恪守君臣之礼，尽忠臣之责，渴望为君主分忧。当时雄才伟略的汉武帝，开通西域其实也有自己的一番私心。历史表明，人的行为动机本身就具有复杂性，有时明晰，有时潜隐。而帝王的动机由于随时可以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在经国方略上，私欲不得不被缘饰得冠冕堂皇而变得越发复杂。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我们仍然能够推断出汉武帝的潜在动机。汉武帝通西域不但有政治、军事的考虑，也有其私欲——求仙的考虑。[7]
但是汉武帝较之燕昭王、齐威王、秦始皇等古代痴迷长生的帝王，他更热衷于敬神、求仙，赖有《史记·封禅书》，我们对汉代的求仙活动有了充分的了解。我们都知道，曾遭到秦始皇的打压而元气大伤的方士集团，到汉武帝时，由于皇帝的笃信与倡导，求仙之风又兴盛起来，其势力再度复起，亦远非前代可比。
汉武帝的求仙欲望强烈，西方昆仑山神仙信仰也一直吸引着他，使他对昆仑山充满幻想。昆仑山信仰甚至早于传统的东海齐燕神仙信仰。而且《山海经》中的《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中也有一些昆仑山的描述。因此当得知大月氏有意向匈奴复仇的消息为汉武帝西方神山求仙带来了新的契机。
恰巧此时正为汉廷侍从官的张骞，虽然官微言轻，但是知道汉武帝求仙的热情，也了解帝王的另一种心思。渴望为汉武帝分忧的他在士人传承两千余年的儒家忠君思想的支配下，做出了出使西域的决定。
三、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素以天下为己任，“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关心时政，抨击时弊，力陈己见以振世救民。这种责任心继续发展会上升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古代士人均以忧患为己任。当然，他们所忧并非个人荣辱得失，而是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疾苦。正如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死去之前尚赋《示儿》一首：“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们都能理解士人的这种忧患意识来自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社会责任感。
当然一些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士人在国家面临忧患之时会油然而生一种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操。如诸葛亮为报刘备知遇之恩，救汉室于倾覆之时，临危受命，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文天祥抗元失败，但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一直激励着后世的志士仁人。
其实不远万里西行为民请命的，还有如元代长春真人丘处机，有为西域百姓带来安定的清人左宗棠，足迹留于丝路广察民情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他们无不忧国忧民，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当然，张骞更不例外。
张骞之世，正值匈奴侵扰汉廷边境之际。这不仅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也使汉武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受挫。而屈辱的“和亲”以及馈赠等政策，更激发了张骞爱国报国的激情，遂义无反顾踏上西行之路。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爱国热情，对国家的责任感，才使他在匈奴被掳的九年间一直忍辱负重，念念不忘身上的重要使命。
四、不畏艰险的勇士精神
古代士人不屈不挠，不畏艰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道出了他们的伟大人格。中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虽身处逆境，但都有坚韧不拔，自信弥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继续奋进的精神。西汉太史公司马迁被汉武帝动腐刑，处于痛不欲生的境况，但是他写作《史记》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反而他能在逆境中用同处困厄的先贤激励自己，以超人的毅力和勇士精神，最终完成了这部伟大的史学名著。
鲁迅先生就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8]在西域尤其是在丝绸之路上，埋头苦干的有张骞、林则徐、陈潭秋等；拼命硬干的如班超、左宗棠……丝路上的这些士人，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们埋头苦干，不畏艰险，如勇士一般奋发向上。张骞就是如此。
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百余人，由甘父作向导从陇西出发，很快进入河西走廊。正在风尘仆仆赶路的时候，遭遇匈奴骑兵包围，张骞一行全部被俘，被辗转押送到匈奴王庭，拘留了十多年。虽然被迫娶胡女为妻又生子，“然骞持汉节不失”[9]。直到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才逃脱西行。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备尝艰辛，有时饿极了只有靠甘父涉猎飞禽野兽来充饥。但当他们赶到大月氏时，大月氏已征服阿姆河流域的大夏，无心复仇了。张骞在此逗留一年多，也没能使大月氏答应与汉结盟，共同打击匈奴。遂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踏上归途。又是翻越葱岭，结果在穿越羌人居地时再次被匈奴拘捕，又扣留一年多。一直等到匈奴内乱时，他才乘机逃出，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回汉朝。此行历时十三年之久，出发时的百余人，回到长安只剩他和甘父两人。
可以说，张骞在十三年间，历经艰险，饱经磨难，两次被抓，徒步翻越沙漠、高山，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完成了汉武帝的托付，如勇士一般战胜了困难，令人钦佩。
五、一诺千金的重信守品质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华夏民族最崇尚的品质，已传承数千年。诚信之风早已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成为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从古至今，中国古代士人一直重信守诺，为后人所借鉴。
商鞅变法，城门立木，许下诺言，并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变法得以成功。秦末季布，信守诺言为人称道，所以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曾子杀猪，信守诺言……这些都成为古代士人信守诺言的行为典范。而丝路更为艰险，却没能阻止他们一路向前。丝路上的士人披荆斩棘，是因为他们曾经立下的诺言。班超、左宗棠虽奉命而为，但不达目标永不放弃；舍身求法如法显、宋云、玄奘等不求佛法誓不归还……张骞更是用他的一生来践行自己对汉武帝开拓西域的诺言。
十三年浪迹于丝绸之路的张骞回国不久，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再度踏上了西行之路。因为第一次的出使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的目的，张骞便向汉武帝建议通过西南夷地前往身毒（今印度）通西方。但是当时限于条件，张骞没能如愿到达印度。之后他再次出使西域，此行随从三百余人，浩浩荡荡顺利到达乌孙。西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携乌孙使臣回到长安，被拜为大行，即负责接待宾客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高级官员。但在获得如此功勋之后，第二年与世长辞。 张骞从公元前139年第一次出使，到公元前115年病逝前一年的归国，两次出使，共历十八年。他二十七岁时立下誓言后，用自己全部的生命来践行这一承诺，终成“凿空”之功。而张骞之后的许多士人在丝路上前赴后继，似乎都是在继续前人的事业，秉承张骞式的士人精神，这就是他们最重要最闪光的人格魅力。
注释：
[1]（西汉）司马迁：《全本史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第759 页。
[2]（西汉）司马迁：《全本史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第756页。
[3]（东汉）班固：《汉书·张骞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页。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5]史称“白登之围”。
[6]梁桂芳：《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王安石与杜甫君臣观发微》，《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版，第6期。
[7]赵雷：《张骞通西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船山学刊》，2008年版，第1期。
[8]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杂文全集·且介亭杂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9页。
[9]（东汉）班固：《汉书·张骞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
参考文献：
[1]吴晓云、黄伟、王志强、郑军志：《丝绸之路上西域历史名人》，《大陆桥·视野》，2006年第10期。
[2]梁桂芳：《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王安石与杜甫君臣观发微》，《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3]赵雷：《张骞通西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船山学刊》，2008年第1期。
[4]王世舜：《论孔子的“君臣观”》，《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5]孙立群：《古代士人的精神传统》，《人民论坛·双周刊》，2008年总第221期。
[6]白庆红：《张骞出使西域及“凿空”的内涵与意义》，《滨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14卷第3期。
[7]杨斌庆：《张骞凿空与班超定远》，《世纪行》，2001年。
[8]李荣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张骞形象考述》，《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2期。
关键词：丝绸之路；张骞；人格特征
作者简介：乔佳宏（1995.1-），女，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文史哲基地班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史哲。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3
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汇合交融的舞台，是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不乏政治家、军事家、农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等等，他们的足迹遍及丝绸之路，其中有一些士人在丝绸之路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声名显赫。不仅如此，他们还给世人展现出一种杰出的人格魅力，本文选取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加以探讨。
张骞，既是他们中的代表，也对开创丝绸之路有“凿空”之功。他是西汉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生年及早期经历不详。汉武帝即位时，张骞已在朝廷担任侍从官。据史书记载，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2]。具有丝路上士人共有的坚韧不拔、心胸开阔，并能以信义待人的优良品质。
当时，汉武帝经营西域无疑有“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3]的政治目的，也有“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4]的军事用意，当然通西域的这些动机是帝王的考量，而真正出使西域的张骞本人是在什么思想抉择下做出决定并成功的呢？
一、建功立业的士大夫理想
中国古代士人中普遍流露出建功立业的思想倾向，辛弃疾的“建功立业平生梦，金戈铁马壮士悲”道出了古代士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以“诗圣”美名光照千秋的杜甫在其诗《旅夜书怀》中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他认为人的声名是要靠建功立业来显扬天下，只遗憾自己老病而无法做官。无独有偶，另一位大文豪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羡慕周瑜建功立业，自愧“早生华发”。“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更是在《从军引》中直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连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也曾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
翻开古籍，流露这种建功立业愿望的人不在少数。在丝绸之路，这个锐意进取的舞台上，郑吉、林则徐、班超、左宗棠，哪个不是胸怀天下、抱负远大？他们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渴望建功立业，幻想风云际会，以豪迈的气概、坚定的信念，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可以说，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士人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张骞也不例外，在这个根本信念的促使下，他踏上了西行之路。但如同历史上一切伟大人物一样，要演导出威武雄壮的戏剧，还得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舞台。这就是平常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西汉建国时，面临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个民族，后统称为“匈奴”。春秋战国后，匈奴跨进了阶级社会，各部形成了奴隶制小国，其国王称“单于”。楚汉战争时，冒顿单于乘机扩张势力，相继征服周围部落，灭东胡、破月氏，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强大奴隶主政权。而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率领强悍的骑兵，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领三十二万大军迎战，企图一举击溃匈奴。结果，反被冒顿围困于白登[5]（今山西大同东），七日不得食，只得采用陈平的“奇计”，暗中遣人纳贿冒顿的阏氏夫人，始得解围。刘邦一统天下的雄心遭到了挫败，英雄暮年的他再不敢用兵于北方，只好采取“和亲”以及馈赠等政策讨好匈奴。后来的惠帝、吕后和文景二帝，也贯彻了这些政策，但匈奴仍寇边不已。文帝时，匈奴甚至深入甘泉，进逼长安，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
汉武帝刘彻，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伟人。其统治时期政治统一，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进入了繁荣时代，国力相当充沛。汉武帝凭借其雄厚的财力物力，把反击匈奴的侵扰，从根上解除来自北方威胁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也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使一代英才俊杰张骞，得以施展宏图，建功立业。
汉武帝即位不久，从被抓的匈奴人口中得知，敦煌、祁连一带曾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秦汉时，其势力强大起来，攻占乌孙的土地，同匈奴发生冲突。汉初，为匈奴冒顿单于所败，国势日衰。至老上单于时，杀掉了月氏国王，被匈奴彻底征服，而继承王位的大月氏王子发誓为父报仇。月氏人经过这次国难，被迫西迁，在今新疆西北伊犁一带，重新建立了国家。汉武帝根据这一情况，决定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于是下令选拔人才，出使西域。
下令之后没人前来，谁都知道前路茫茫，不知归途，而且古人重家国，因此谁也不愿前往。而当时只有张骞站了出来，此时他年仅二十七岁。为了皇帝的重托，也为了自己的未来，渴望为国家成就这项事业。而后十三年历经坎坷、受尽磨难，信心终未见辍。最终皇天不负，回朝后的张骞在随卫青出征匈奴中因功勋卓绝官至博望侯，实现了他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
二、为皇帝分忧的君臣观念
自儒圣孔子对春秋时 “礼崩乐坏”的“臣弑君，子弑父”局面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点后，经亚圣孟子的继承与发展，再经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君臣观念一直延续整个封建社会。虽偶有臣子叛乱现象，但这种思想一直被士人所奉行。并且君臣关系逐渐沿着“君尊臣卑”的趋势演化，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古代君臣之礼由“坐礼”到“站礼”再到叔孙通制“三拜九叩”“跪礼”的变化。
儒家君臣观影响深远，王安石、杜甫皆继承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学说。杜甫继承了孟子的“仁政”思想，强调臣子的忠君；王安石则更注重以法治国，强调君应行君道、臣子要以道事君。[6] 总之，在丝绸之路上前行的士人都有这种作为儒士的忠君之道。班固奉诏修《汉书》，法显舍身求法……他们都在丝绸之路下践行着孔孟的为臣之道。
而张骞，更是恪守君臣之礼，尽忠臣之责，渴望为君主分忧。当时雄才伟略的汉武帝，开通西域其实也有自己的一番私心。历史表明，人的行为动机本身就具有复杂性，有时明晰，有时潜隐。而帝王的动机由于随时可以上升为国家意志、体现在经国方略上，私欲不得不被缘饰得冠冕堂皇而变得越发复杂。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我们仍然能够推断出汉武帝的潜在动机。汉武帝通西域不但有政治、军事的考虑，也有其私欲——求仙的考虑。[7]
但是汉武帝较之燕昭王、齐威王、秦始皇等古代痴迷长生的帝王，他更热衷于敬神、求仙，赖有《史记·封禅书》，我们对汉代的求仙活动有了充分的了解。我们都知道，曾遭到秦始皇的打压而元气大伤的方士集团，到汉武帝时，由于皇帝的笃信与倡导，求仙之风又兴盛起来，其势力再度复起，亦远非前代可比。
汉武帝的求仙欲望强烈，西方昆仑山神仙信仰也一直吸引着他，使他对昆仑山充满幻想。昆仑山信仰甚至早于传统的东海齐燕神仙信仰。而且《山海经》中的《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中也有一些昆仑山的描述。因此当得知大月氏有意向匈奴复仇的消息为汉武帝西方神山求仙带来了新的契机。
恰巧此时正为汉廷侍从官的张骞，虽然官微言轻，但是知道汉武帝求仙的热情，也了解帝王的另一种心思。渴望为汉武帝分忧的他在士人传承两千余年的儒家忠君思想的支配下，做出了出使西域的决定。
三、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素以天下为己任，“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关心时政，抨击时弊，力陈己见以振世救民。这种责任心继续发展会上升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古代士人均以忧患为己任。当然，他们所忧并非个人荣辱得失，而是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疾苦。正如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死去之前尚赋《示儿》一首：“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们都能理解士人的这种忧患意识来自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社会责任感。
当然一些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士人在国家面临忧患之时会油然而生一种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操。如诸葛亮为报刘备知遇之恩，救汉室于倾覆之时，临危受命，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文天祥抗元失败，但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一直激励着后世的志士仁人。
其实不远万里西行为民请命的，还有如元代长春真人丘处机，有为西域百姓带来安定的清人左宗棠，足迹留于丝路广察民情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他们无不忧国忧民，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当然，张骞更不例外。
张骞之世，正值匈奴侵扰汉廷边境之际。这不仅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也使汉武帝一统天下的雄心受挫。而屈辱的“和亲”以及馈赠等政策，更激发了张骞爱国报国的激情，遂义无反顾踏上西行之路。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爱国热情，对国家的责任感，才使他在匈奴被掳的九年间一直忍辱负重，念念不忘身上的重要使命。
四、不畏艰险的勇士精神
古代士人不屈不挠，不畏艰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道出了他们的伟大人格。中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虽身处逆境，但都有坚韧不拔，自信弥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继续奋进的精神。西汉太史公司马迁被汉武帝动腐刑，处于痛不欲生的境况，但是他写作《史记》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反而他能在逆境中用同处困厄的先贤激励自己，以超人的毅力和勇士精神，最终完成了这部伟大的史学名著。
鲁迅先生就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8]在西域尤其是在丝绸之路上，埋头苦干的有张骞、林则徐、陈潭秋等；拼命硬干的如班超、左宗棠……丝路上的这些士人，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们埋头苦干，不畏艰险，如勇士一般奋发向上。张骞就是如此。
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百余人，由甘父作向导从陇西出发，很快进入河西走廊。正在风尘仆仆赶路的时候，遭遇匈奴骑兵包围，张骞一行全部被俘，被辗转押送到匈奴王庭，拘留了十多年。虽然被迫娶胡女为妻又生子，“然骞持汉节不失”[9]。直到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才逃脱西行。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备尝艰辛，有时饿极了只有靠甘父涉猎飞禽野兽来充饥。但当他们赶到大月氏时，大月氏已征服阿姆河流域的大夏，无心复仇了。张骞在此逗留一年多，也没能使大月氏答应与汉结盟，共同打击匈奴。遂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踏上归途。又是翻越葱岭，结果在穿越羌人居地时再次被匈奴拘捕，又扣留一年多。一直等到匈奴内乱时，他才乘机逃出，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回汉朝。此行历时十三年之久，出发时的百余人，回到长安只剩他和甘父两人。
可以说，张骞在十三年间，历经艰险，饱经磨难，两次被抓，徒步翻越沙漠、高山，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完成了汉武帝的托付，如勇士一般战胜了困难，令人钦佩。
五、一诺千金的重信守品质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强。”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华夏民族最崇尚的品质，已传承数千年。诚信之风早已融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血液，成为文化基因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从古至今，中国古代士人一直重信守诺，为后人所借鉴。
商鞅变法，城门立木，许下诺言，并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变法得以成功。秦末季布，信守诺言为人称道，所以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曾子杀猪，信守诺言……这些都成为古代士人信守诺言的行为典范。而丝路更为艰险，却没能阻止他们一路向前。丝路上的士人披荆斩棘，是因为他们曾经立下的诺言。班超、左宗棠虽奉命而为，但不达目标永不放弃；舍身求法如法显、宋云、玄奘等不求佛法誓不归还……张骞更是用他的一生来践行自己对汉武帝开拓西域的诺言。
十三年浪迹于丝绸之路的张骞回国不久，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再度踏上了西行之路。因为第一次的出使并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攻打匈奴的目的，张骞便向汉武帝建议通过西南夷地前往身毒（今印度）通西方。但是当时限于条件，张骞没能如愿到达印度。之后他再次出使西域，此行随从三百余人，浩浩荡荡顺利到达乌孙。西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携乌孙使臣回到长安，被拜为大行，即负责接待宾客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高级官员。但在获得如此功勋之后，第二年与世长辞。 张骞从公元前139年第一次出使，到公元前115年病逝前一年的归国，两次出使，共历十八年。他二十七岁时立下誓言后，用自己全部的生命来践行这一承诺，终成“凿空”之功。而张骞之后的许多士人在丝路上前赴后继，似乎都是在继续前人的事业，秉承张骞式的士人精神，这就是他们最重要最闪光的人格魅力。
注释：
[1]（西汉）司马迁：《全本史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第759 页。
[2]（西汉）司马迁：《全本史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第756页。
[3]（东汉）班固：《汉书·张骞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页。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5]史称“白登之围”。
[6]梁桂芳：《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王安石与杜甫君臣观发微》，《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版，第6期。
[7]赵雷：《张骞通西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船山学刊》，2008年版，第1期。
[8]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杂文全集·且介亭杂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9页。
[9]（东汉）班固：《汉书·张骞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
参考文献：
[1]吴晓云、黄伟、王志强、郑军志：《丝绸之路上西域历史名人》，《大陆桥·视野》，2006年第10期。
[2]梁桂芳：《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王安石与杜甫君臣观发微》，《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3]赵雷：《张骞通西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船山学刊》，2008年第1期。
[4]王世舜：《论孔子的“君臣观”》，《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5]孙立群：《古代士人的精神传统》，《人民论坛·双周刊》，2008年总第221期。
[6]白庆红：《张骞出使西域及“凿空”的内涵与意义》，《滨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14卷第3期。
[7]杨斌庆：《张骞凿空与班超定远》，《世纪行》，2001年。
[8]李荣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张骞形象考述》，《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