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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园林植物应用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需求等现实问题，依据学科的内在特征和客观实践需求，探寻园林植物应用的基本单位。笔者提出并深化景观单元概念，基于“质-核假说”，构建以“植-境”为核，“生态-美学”为质的景观单元理论框架，提出适地适树、胞质干扰、边界交流等内在机制和基于原型与变型、生长与组织等的模式语言、景观图谱等外形表达。
关键词景观单元；“质-核”模型；模式语言； 园林植物应用
中图分类号S68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5）30-145-04
2011年教育部学科调整后，风景园林学成为一级学科，和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一起共同组成完整的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然而，风景园林学的知识主体涉及植物、生态、社会文化、工程、艺术等各个方面，与生俱来的综合性和边缘性使其处于复杂的巨系统的各学科理论之中，自身学科处于削弱和离散状态，各学科知识不能有机融合[1]，理论体系落后于实践需求。园林植物应用为风景园林学研究的六大内容之一，承继风景园林学的交叉性学科本质，其理论体系也处于离散中，要想稳健地构建园林植物应用的系统理论和搭建其自身学科体系，首要在于探寻构建学科的基石，以及园林植物应用的基本单位。
1离散
发展中的园林植物应用学科以植物景观营造为核心，包括植物多样性保护与规划、城市绿地植物规划、园林植物配置、园林植物资源认识、栽培和养护等核心内容，各内容环环相扣、层级递进，并以植物配置为纽带，与风景园林学科相连接，融入规划、设计、工程、美学、生态等各方面。然而，现状缺少植物景观营造理论[2]；或以材料代替要素，主要以植物个体为研究对象，突出园林植物个体的形、色、姿、韵[3]；或摒弃形状和尺度，借鉴植物群落概念，采用大尺度林业的样方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离散由于植物本身的综合性、普适性和主体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以人文美学为主要功能的传统园林阶段，园林植物应用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以植物物种为基础，细致到科、属、种等分类特征、生态习性、栽培要点等，特别突出园林植物个体的形、色、姿、韵。无疑，园林植物是园林植物景观的主体要素和材料：①因其自身固有的形态、色彩、姿态、质感，是最具表现力的景观材料；②不同植物种类与其后期表现、养护管理密切相关；③植物分类学有着深厚的基础，植物物种选择脱胎其中，自然产生路径依赖；④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花语、花文化等植物象征意义也以物种的形式出现，且深入民心。然而，植物物种却难以真正解答园林植物应用的关键核心，如小叶榕，可以是独木成林，做街旁行道树、办公楼前剪形的柱状体，也可以是一个盆景树桩，虽为同一物种，就如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场（语）境中，其生态意义、美学意义差距甚远，这个“字”不具有独立的生态意义、美学意义，不足以于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
随着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生态需求的发展，承续植物生态学理论，借鉴自然植物群落概念，园林植物群落演变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和研究热点[4-5]。①园林植物群落以科学的方式整体呈现种类、结构、层次和外貌，与自然植物群落可形成对接；②依据群落层次划分的“乔、灌、草”或“乔、灌”或“乔、草”等类型，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园林植物应用的模式类型及生态效益；③反映植物物种种间关系，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体现了人工干扰强度。较之园林植物个体“字”而言，园林植物群落具有“词”的意义，有了词性、词义，但同为3 m×3 m矩阵排列的9株“大王椰-台湾草”群落，处于平坦的草地、缓缓的草坡、点阵式的水面、开阔的广场，不同的“境”产生迥异的美学观感和生态意象，仅关注植物组团及物种间的关系也难以表达完整的生态、美学意义，“境”与植物必须统一为“植-境”体，才可切入风景园林学科本体。杨锐在《论“境”与“境其地”》一文中指出，“境”为风景园林的核心范畴之一，拥有空间、时间和人的三重复合字义结构。此处的“境”更偏向于由物而起的“生境”的涵义，亦指栖息地，但又隐含有由心而得的画境、情境、意境等“非物境”的涵义。
依然以上述“大王椰-台湾草”群落为例，假设一：不再以矩阵的方式出现，而将与外界联系的边界转化为折线、流畅的曲线或自然的曲折线，即使同处于广场之境，表达的生态、美学意义亦不相同；假设二：同为矩阵形态，群落生长扩大，7株、9株、15株的大王椰，处于同一树丛尺度级别，其生态、美学意义具有相似性；当其转化为不同等级尺度的树丛、树群、树林时，生态、美学意义便产生了质的区别，表现为尺度差异。边界抽象为线形，承载了设计风格及手法，承载了人类的集体审美意识，也是如何发挥生态效益的主要思考途径之一[6]；尺度是园林植物应用的另一关键词[7]，园林植物应用存在尺度差异，这反映了“人与自然”交流的方式，也是生态过程、人文过程的景观体现。大尺度自然植物群落以“样方”法为植物层次结构的常规研究法，与其不同，园林植物应用更加关注植物景观功能和规划设计应用的对接，若去除尺度差异、形状差异，忽视边界形状意义、群落尺度意义，也就偏离了学科的本质特征，以“样方”法为基础进行的园林植物景观评价也就缺乏科学性。
1.2理论与实践应用的离散园林植物是确保城市生态质量的主要对象，占据人居环境最大的数量和空间。城市是人居环境的主要载体，拥有独特、混杂和受干扰的栖息地。面对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被称为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和熔点[8]。然而，当前城市绿化面临着城市生物多样性锐减[9]、绿地自我维持力不足[10]、风景地域性特色缺乏[11]等重大问题。一方面，忽视城市原自然植被，城市植物群落自然性、生态化不足[12-14]，乡土植物不足，地方风格缺乏[11]，而观赏型植物造景、装饰性植栽背后可能是生态破坏性建设、养护费用高、植物景观不可持续[15-16]等系列问题。另一方面，理论界倡导的“自然主义”风格的植物群落形成“杂乱的视觉”[17]，“排外来树种”与“唯乡土植物”[18]等理论在实践中也受到人们质疑。这反映了理论与实践应用的离散，人们对城市绿化语言体系的认识不足，生态性词汇缺失，“自然主义”词汇应用不当等。正如一个人语言能力的高低在于是否掌握丰富的词汇量，掌握其词性、词义，在一定的语境下能否巧妙得体地选词造句，只有正确理解园林植物应用的词量、词性、词义，掌握其构成和发展规律，才能写出切题而精彩的城市绿化文章。 模拟自然一直是风景园林实践的重要手段[19]，热带园林植物群落就是运用园林植物模拟热带自然植被类型营造的人工群落[20]。然而，对自然的模拟是神似抑或形似，隐含着生态式设计、写意式设计或规则式设计等手法差异。以热带雨林型植物景观为例，在模拟自然的过程中，相同的修饰词表达相似的目标，同一设计原型生长变化成多样的变型。然而，如何模拟，形成的原型如何分类、生长、变型，这也是园林植物应用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2探寻
基本单位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独立结构和功能的单元体，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基石，是有机融合学科内外关系的切入点和纽带，是理论与实践的共性需求。正如上文提到的“词”一样，其由语素构成，是最小的语法单位，能独立充当句子成分，成为构筑语言系统的基石，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转译交流的切入点。对于生物学而言，细胞为生物体的基本单位，细胞的认识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各种生物之间存在共同的结构基础，向上分类层进至组织、器官到生物体，并推进生物学研究以细胞为单位的更微观的分子水平，成为生物学的基石。尽管形式、尺度、内容各异，“细胞、词”均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独立结构和功能的单元体，具有基本单位的共性：客观性、完整性和功能性。
在探寻园林植物应用学科的基本单位之路上，学者们提出了各自见解。李敏在研究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特色时提出景观单元概念，指其为园林生态系统里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完整性的综合体[21]；李树华提出种植设计单元是园林种植设计中的基本单位，是植物景观营造过程中的最小组成部分，并按功能性划分为7类植物景观类型[22]；严玲璋提出以植物群落为基本单位的设计思想[5]，杨学军进一步提出“群落单位”，指出可根据基质的性质、地形、土壤类型与土壤性质、功能分区、园路等自然与人工设计要素，进行空间单元的区划，形成园林植物配置理论[4]。
在前人的基础上，依据学科的内在特征和客观实践需求，笔者进行了园林植物应用学科基本单位的探寻。
2.1设计语汇与景观意象世界园林的发展史也是园林植物应用基本语汇系统的发展史，具有显著特征的模式语言成为园林风格和流派的主要标志。如“松石图”、“牡丹台”、“桃花涧”、“竹径”、“梅溪”等，这种“植-境”相结合的景观单元形式已成为中国传统园林实践中的模式语言，形成具写意型图式的语言原型，进而上升为一种具有集体审美意识的景观意象，反映了中国传统园林的营造规律和人文美学追求。风景园林不同时期、风格、流派的模式语言在美学维度和生态维度上不断创新，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设计语汇。如：从法国古典主义园林典型的林荫道语汇到现代结构主义的双排绿篱、林荫道（丹·凯利，米勒庄园），到极简主义的面包圈及植栽（玛莎·施瓦茨，面包圈公园）；从自然风景园中与起伏草地相随出现的自然树丛、孤植大树等，到起伏花海、白桦树丛演绎出的新托斯卡纳风格；从布雷·马克斯结合现代抽象艺术创新出的抽象流畅、色彩鲜艳的南美热带植物景观语言，到“自然主义”风格引入野生花卉、乡土植物的金斯伯瑞“新多年生植物景观”等。上述设计语汇处于“美学-生态”维度的不同点位，为各自景观意象的典型代表，是客观的、完整的和具有功能性的园林植物应用的景观单元。
2.2适地适树与“植-境”单元论风景园林的实践规律，“适地适树”是植物在城市生境中健康成长的前提，“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郭熙《林泉高致》），唯地得草木而华、草木得地而发。“适地适树”不仅是“树与地”的关系，围绕着“树与地”的适宜性，潘剑彬进一步解析“适地适树”的地区气候条件、场地基址条件、人的功能需求的综合、多目标协调和适宜[23]。“植-境”单元体不仅反映“植物与植物之间”、“植物与场地之间”的内在适宜关系，还包涵着人类的选择。以河岸泥滩之境为例解析“植-境”单元体：①泥滩之境其植物景观类型可以是美人蕉或是梭鱼草，不同植物物种体现类似的美学情感，物种之间存在着可模拟性和可替换性；②当植物物种转化为茳草、红茅草、旱伞草或海芋之类，或黄槿、大叶榕时，同境营造出多样的单元体，显示为不同的景观美感类型和生态类型，这是人类在“美学-生态”不同维度上的选择；③倘若河岸泥滩之境的关键生态因素发生变化，如淡水转化为咸淡水，则植物景观类型定有显著差异，或转化为卤蕨、草海桐，不同境，其“植-境”单元类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④以上述的海芋为例，又可适于泥滩之境，林下之境，或小区建筑角隅之境，同植物物种配置不同的境表现出不同的生态气场。从而，真正发挥“生态-美学”效益的不是植物物种单方面，而是植物与境之间的协同性。“植-境”相互协调，才可能有良好的植物景观。基于“适地适树”，深入“植-境”单元综合研究，并以此为核心，才可理解和发挥园林植物应用的“生态-美学”综合机能。
2.3“质-核”模型与景观单元在人居环境科学体系框架内，园林植物应用的价值标的处于纯自然的生态和纯人工的美学之间，其价值取向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美学”的综合追求，城市绿化语言受“生态-美学”双向维度的影响。HGZNER H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方法，调查研究专业人员、政府管理人员、生态环保人员及普通市民等不同层次人员对待生态与美学的态度，并指出大部分人认可“生态型”语言和“美学型”语言在城市中协调共存[24-25]。Dunnet， N.借鉴Grime 的CSR三角模型[26]，比较城市中自然植被、园艺植被和人工植被三者的关系，建立资源-美学-生态之间的三角模型，提出园林植物应用维度趋势取决于管理资源方便可得性、公众对野生植被的可接受态度、自然保护的相关重要性，进而提出创新的保护性景观[13]。这些研究从城市绿化的层面指出“生态-美学”协调的重要性，城市绿化层面需要“生态-美学”共存的语言体系。“植-境”体既遵循自然规律，又融入人的意志，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机制，又有反映人类干扰强度的外型表达。当词义基本明确后，“植-境”体的词性定义标尺取决于人工干扰强度。当美学维度向量强劲时，视觉美、意韵美的机能放大，极端例子如剪型植景、造型盆景；当生态维度向量强劲时，人工干预弱化、自我维持力增强，生态机能放大、自我演替，转化为纯自然美，极端例子如自然保护区中的原生植物群落。 无论是视觉感受还是生态效应，边界形状、尺度差异反映了人的意志，体现了关于人文的设计风格及手法、空间的形态及组合、景观异质及生态效益，“植-境”体与外界的交流具有边缘效应。吴庆书从设计过程探讨了边界的意义[6]，孙凤云则以林缘面的形式评估了边界对游赏体验的影响[27]。当一个或多个“植-境”体组合构成植物空间时，边界也就成为空间模式、空间形态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不同于建筑空间“实与虚”的绝对性，一定尺度和形状的“植-境”体本身就有空间的意义。李雄在研究植物空间构成时，就提出过边界的拓扑关系、图底互锁关系等模式[3]；从而，边界形状抽象为林缘线，具有“格式塔”意义，形状指数（是吴仁武、包志毅在研究杭州太子湾公园植物空间时提出的一指标值，形状指数数值越大，空间形状变化越丰富，并指出曲折的林缘线是丰富空间形态变化的途径）反映了空间的丰富度及与外界交流时“自然-人文”的交流度。形状、尺度是设计风格、生态交流等内在涵义的外在表达，整体或模糊性地表达了“植-境”体的语言词性，是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对接的关键要素。
综合内在机制和外形表达，借鉴细胞学说，笔者提出“质-核”假说。以适地适树为原则的“植-境”体为核，以反映人工干扰强度的“生态-美学”为质，以与外界进行“自然-人文”交流的围合边界为“细胞膜”，核为本，质为标，膜为表型要素，构成“核心-胞质-边界”三层模式结构、具有独立结构和功能的“质-核”模型。
由此，园林植物应用基本单位的探寻，从设计语汇、景观意象、“植-境”单元到“质-核”模型，作为基本单位的“细胞”呼之欲出。基于风景园林学的本质和园林植物应用学的特征，笔者延续景观单元称谓园林植物应用的基本单位，并深化其概念内涵。景观单元（Landscape Cell）：是城市绿化中客观存在的，由一定边界围合，受人文和自然影响，由“植-境”为核、“生态-美学”为质共同构成的具有独立结构和功能、发挥景观和生态效益的单元体。
43卷30期吴刘萍园林植物应用的基本单位研究3解析
3.1基本构成景观单元“质-核”模型基本构成包括“核心-胞质-边界”三层，三层整体不可分割，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①核心层：以“植-境”的适宜度为研究内容，重点解析适地适树规律及植物层次构成规律；②胞质层：以“生态-美学”的干扰度为研究内容，研究干扰因素及干扰力，在“植-境”健康的前提下，解析设计过程是基于生态思维的美学设计，还是基于美学思维的生态性设计，语汇体系中是生态性词汇还是美学性词汇。③边界层：以“形状-尺度”的交流度为研究内容，研究边缘的美学-生态意义，边缘效应的形状-尺度差异，线型的风格意义、形状的空间意义、相邻单元的组合关系（表1）。
3.2外形表达 景观单元“质-核”模型内在机制为适地适树、胞质干扰、边界交流，外形表达有赖于“植”、“境”两大类物质要素：“乔-灌-草-藤”、“地形、水体、园道、园建”等。“植-境”体的物质性，以形、色、质反映其组织方式、构成规律，再抽象为点、线、面，细分为“边缘-结构-装饰”等功能，非物质性的审美情趣、文化意义等蕴涵于去物质特性的点、线、面之中。
3.2.1 类别与原型。依据胞质干扰度，景观单元划分为生态、美学两大类别，外形表达上也存在显著差异，生态类别景观单元重质轻形，美学类别景观单元重形轻质，依质感、形态差异划分出不同的景观单元基本原型，构成其模式语言，通过不同色彩的点、线、面绘制成景观单元二维形态图谱及三维空间图谱。
表1景观单元基本构成
结构5名称5评价5内容核心层5“植-境”体5适宜度（健康度）5适地适树规律：植物组团与生境（画境、情境、意境）的适宜性、健康性胞质层5生态质5干扰度（乡土性、稳定性、观赏性、文化性）5植物层次：乔、灌、草、藤植物之间的适宜性
地带属性：乡土植物、外来植物555稳定属性：物种多样性、自维持度5美学质55感觉属性：外貌（色、香、形、姿、质感）、季相（以视觉为主的显性情感）555文化属性：雅韵文化、乡俚文化、商业文化（以雅韵文化为主的隐性情感）边界层
5形状-尺度
5交流度（人文交流、生态交流）
5边缘的美学-生态意义，边缘效应的形状-尺度差异，线型的风格意义、形状的空间意义、相邻的组合关系
3.2.2生长与变型。生长的含义一方面是指景观单元设计过程中尺度的范围性，基本原型在一定尺度范围内，具体尺寸可变；另一方面是指设计后过程中构成要素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表达为四维季相图谱或年龄演化图谱；变型相对于基本原型而言，一方面指园林植物应用时物种的弹性选择，相似形态、色彩、质感的植物材料具可替换性，如水杉、落羽杉、池杉；另一方面对应生长的尺度范围、年龄阶段范围，不同的变型构成基本模式语言的扩展集。
3.2.3组合与空间。基于植物材料的固有特性，单元体构成具有“虚-实”之别，如“乔-草”结构为“虚”、“乔-灌-草”结构为“实”。当其构成“实”时，景观单元依据组合构成另一或“旷”或“奥”的空间，边界边缘外向效应明显；当其构成“虚”时，单元体自身构成开敞空间、覆盖空间、垂直空间等，边界边缘内向效应明显，通过进一步的组合形成或“旷”或“奥”的空间，边缘效应双向交流。
4意义
景观单元的提出对园林植物应用学科体系的构建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相对应于生物学、语言学的“细胞、词”，是构建园林植物应用学科的稳健基石。
4.1学科体系的串联与切入景观单元串联起植物材料、植物物种选择、植物群落-生境组合、植物景观空间营造、植物总体风貌及城市生物多样性等园林植物应用核心内容，并以纽带的形式与风景园林学科相连接，融入规划、设计、工程、美学、生态等各方面。
4.2反映学科的本质特征园林植物应用的本质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人居环境学科，通过适宜度、干扰度、交流度的量化可深入探讨植物与植物之间、植物与生境之间、单元体与人之间、单元体与单元体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自然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意识，有助于学科的发展。其类别的划分、原型及变型、生长及组合的特性，为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不同场境、不同景观目标提供了适宜的语汇，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4.3反映学科的典型特征“质-核”模型涉及生态适应性选择、感官愉悦性选择（特别是视觉性之色、香、形、姿）及社会文化性选择（韵），将物质要素形态、线条、色彩、质感等材料特性转化为点、线、面抽象形式，是设计者设计思维的着力点。景观单元是最小的设计组合单元，也是工程施工组织单元、养护管理单元、游览欣赏单元，从而是园林植物应用不同阶段的研究基本单位，是发挥生态效益、美学效益、社会效益的基本单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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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散
发展中的园林植物应用学科以植物景观营造为核心，包括植物多样性保护与规划、城市绿地植物规划、园林植物配置、园林植物资源认识、栽培和养护等核心内容，各内容环环相扣、层级递进，并以植物配置为纽带，与风景园林学科相连接，融入规划、设计、工程、美学、生态等各方面。然而，现状缺少植物景观营造理论[2]；或以材料代替要素，主要以植物个体为研究对象，突出园林植物个体的形、色、姿、韵[3]；或摒弃形状和尺度，借鉴植物群落概念，采用大尺度林业的样方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离散由于植物本身的综合性、普适性和主体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以人文美学为主要功能的传统园林阶段，园林植物应用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以植物物种为基础，细致到科、属、种等分类特征、生态习性、栽培要点等，特别突出园林植物个体的形、色、姿、韵。无疑，园林植物是园林植物景观的主体要素和材料：①因其自身固有的形态、色彩、姿态、质感，是最具表现力的景观材料；②不同植物种类与其后期表现、养护管理密切相关；③植物分类学有着深厚的基础，植物物种选择脱胎其中，自然产生路径依赖；④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花语、花文化等植物象征意义也以物种的形式出现，且深入民心。然而，植物物种却难以真正解答园林植物应用的关键核心，如小叶榕，可以是独木成林，做街旁行道树、办公楼前剪形的柱状体，也可以是一个盆景树桩，虽为同一物种，就如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场（语）境中，其生态意义、美学意义差距甚远，这个“字”不具有独立的生态意义、美学意义，不足以于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
随着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生态需求的发展，承续植物生态学理论，借鉴自然植物群落概念，园林植物群落演变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和研究热点[4-5]。①园林植物群落以科学的方式整体呈现种类、结构、层次和外貌，与自然植物群落可形成对接；②依据群落层次划分的“乔、灌、草”或“乔、灌”或“乔、草”等类型，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园林植物应用的模式类型及生态效益；③反映植物物种种间关系，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体现了人工干扰强度。较之园林植物个体“字”而言，园林植物群落具有“词”的意义，有了词性、词义，但同为3 m×3 m矩阵排列的9株“大王椰-台湾草”群落，处于平坦的草地、缓缓的草坡、点阵式的水面、开阔的广场，不同的“境”产生迥异的美学观感和生态意象，仅关注植物组团及物种间的关系也难以表达完整的生态、美学意义，“境”与植物必须统一为“植-境”体，才可切入风景园林学科本体。杨锐在《论“境”与“境其地”》一文中指出，“境”为风景园林的核心范畴之一，拥有空间、时间和人的三重复合字义结构。此处的“境”更偏向于由物而起的“生境”的涵义，亦指栖息地，但又隐含有由心而得的画境、情境、意境等“非物境”的涵义。
依然以上述“大王椰-台湾草”群落为例，假设一：不再以矩阵的方式出现，而将与外界联系的边界转化为折线、流畅的曲线或自然的曲折线，即使同处于广场之境，表达的生态、美学意义亦不相同；假设二：同为矩阵形态，群落生长扩大，7株、9株、15株的大王椰，处于同一树丛尺度级别，其生态、美学意义具有相似性；当其转化为不同等级尺度的树丛、树群、树林时，生态、美学意义便产生了质的区别，表现为尺度差异。边界抽象为线形，承载了设计风格及手法，承载了人类的集体审美意识，也是如何发挥生态效益的主要思考途径之一[6]；尺度是园林植物应用的另一关键词[7]，园林植物应用存在尺度差异，这反映了“人与自然”交流的方式，也是生态过程、人文过程的景观体现。大尺度自然植物群落以“样方”法为植物层次结构的常规研究法，与其不同，园林植物应用更加关注植物景观功能和规划设计应用的对接，若去除尺度差异、形状差异，忽视边界形状意义、群落尺度意义，也就偏离了学科的本质特征，以“样方”法为基础进行的园林植物景观评价也就缺乏科学性。
1.2理论与实践应用的离散园林植物是确保城市生态质量的主要对象，占据人居环境最大的数量和空间。城市是人居环境的主要载体，拥有独特、混杂和受干扰的栖息地。面对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被称为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和熔点[8]。然而，当前城市绿化面临着城市生物多样性锐减[9]、绿地自我维持力不足[10]、风景地域性特色缺乏[11]等重大问题。一方面，忽视城市原自然植被，城市植物群落自然性、生态化不足[12-14]，乡土植物不足，地方风格缺乏[11]，而观赏型植物造景、装饰性植栽背后可能是生态破坏性建设、养护费用高、植物景观不可持续[15-16]等系列问题。另一方面，理论界倡导的“自然主义”风格的植物群落形成“杂乱的视觉”[17]，“排外来树种”与“唯乡土植物”[18]等理论在实践中也受到人们质疑。这反映了理论与实践应用的离散，人们对城市绿化语言体系的认识不足，生态性词汇缺失，“自然主义”词汇应用不当等。正如一个人语言能力的高低在于是否掌握丰富的词汇量，掌握其词性、词义，在一定的语境下能否巧妙得体地选词造句，只有正确理解园林植物应用的词量、词性、词义，掌握其构成和发展规律，才能写出切题而精彩的城市绿化文章。 模拟自然一直是风景园林实践的重要手段[19]，热带园林植物群落就是运用园林植物模拟热带自然植被类型营造的人工群落[20]。然而，对自然的模拟是神似抑或形似，隐含着生态式设计、写意式设计或规则式设计等手法差异。以热带雨林型植物景观为例，在模拟自然的过程中，相同的修饰词表达相似的目标，同一设计原型生长变化成多样的变型。然而，如何模拟，形成的原型如何分类、生长、变型，这也是园林植物应用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2探寻
基本单位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独立结构和功能的单元体，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基石，是有机融合学科内外关系的切入点和纽带，是理论与实践的共性需求。正如上文提到的“词”一样，其由语素构成，是最小的语法单位，能独立充当句子成分，成为构筑语言系统的基石，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转译交流的切入点。对于生物学而言，细胞为生物体的基本单位，细胞的认识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各种生物之间存在共同的结构基础，向上分类层进至组织、器官到生物体，并推进生物学研究以细胞为单位的更微观的分子水平，成为生物学的基石。尽管形式、尺度、内容各异，“细胞、词”均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独立结构和功能的单元体，具有基本单位的共性：客观性、完整性和功能性。
在探寻园林植物应用学科的基本单位之路上，学者们提出了各自见解。李敏在研究园林植物配置与造景特色时提出景观单元概念，指其为园林生态系统里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完整性的综合体[21]；李树华提出种植设计单元是园林种植设计中的基本单位，是植物景观营造过程中的最小组成部分，并按功能性划分为7类植物景观类型[22]；严玲璋提出以植物群落为基本单位的设计思想[5]，杨学军进一步提出“群落单位”，指出可根据基质的性质、地形、土壤类型与土壤性质、功能分区、园路等自然与人工设计要素，进行空间单元的区划，形成园林植物配置理论[4]。
在前人的基础上，依据学科的内在特征和客观实践需求，笔者进行了园林植物应用学科基本单位的探寻。
2.1设计语汇与景观意象世界园林的发展史也是园林植物应用基本语汇系统的发展史，具有显著特征的模式语言成为园林风格和流派的主要标志。如“松石图”、“牡丹台”、“桃花涧”、“竹径”、“梅溪”等，这种“植-境”相结合的景观单元形式已成为中国传统园林实践中的模式语言，形成具写意型图式的语言原型，进而上升为一种具有集体审美意识的景观意象，反映了中国传统园林的营造规律和人文美学追求。风景园林不同时期、风格、流派的模式语言在美学维度和生态维度上不断创新，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设计语汇。如：从法国古典主义园林典型的林荫道语汇到现代结构主义的双排绿篱、林荫道（丹·凯利，米勒庄园），到极简主义的面包圈及植栽（玛莎·施瓦茨，面包圈公园）；从自然风景园中与起伏草地相随出现的自然树丛、孤植大树等，到起伏花海、白桦树丛演绎出的新托斯卡纳风格；从布雷·马克斯结合现代抽象艺术创新出的抽象流畅、色彩鲜艳的南美热带植物景观语言，到“自然主义”风格引入野生花卉、乡土植物的金斯伯瑞“新多年生植物景观”等。上述设计语汇处于“美学-生态”维度的不同点位，为各自景观意象的典型代表，是客观的、完整的和具有功能性的园林植物应用的景观单元。
2.2适地适树与“植-境”单元论风景园林的实践规律，“适地适树”是植物在城市生境中健康成长的前提，“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郭熙《林泉高致》），唯地得草木而华、草木得地而发。“适地适树”不仅是“树与地”的关系，围绕着“树与地”的适宜性，潘剑彬进一步解析“适地适树”的地区气候条件、场地基址条件、人的功能需求的综合、多目标协调和适宜[23]。“植-境”单元体不仅反映“植物与植物之间”、“植物与场地之间”的内在适宜关系，还包涵着人类的选择。以河岸泥滩之境为例解析“植-境”单元体：①泥滩之境其植物景观类型可以是美人蕉或是梭鱼草，不同植物物种体现类似的美学情感，物种之间存在着可模拟性和可替换性；②当植物物种转化为茳草、红茅草、旱伞草或海芋之类，或黄槿、大叶榕时，同境营造出多样的单元体，显示为不同的景观美感类型和生态类型，这是人类在“美学-生态”不同维度上的选择；③倘若河岸泥滩之境的关键生态因素发生变化，如淡水转化为咸淡水，则植物景观类型定有显著差异，或转化为卤蕨、草海桐，不同境，其“植-境”单元类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④以上述的海芋为例，又可适于泥滩之境，林下之境，或小区建筑角隅之境，同植物物种配置不同的境表现出不同的生态气场。从而，真正发挥“生态-美学”效益的不是植物物种单方面，而是植物与境之间的协同性。“植-境”相互协调，才可能有良好的植物景观。基于“适地适树”，深入“植-境”单元综合研究，并以此为核心，才可理解和发挥园林植物应用的“生态-美学”综合机能。
2.3“质-核”模型与景观单元在人居环境科学体系框架内，园林植物应用的价值标的处于纯自然的生态和纯人工的美学之间，其价值取向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美学”的综合追求，城市绿化语言受“生态-美学”双向维度的影响。HGZNER H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方法，调查研究专业人员、政府管理人员、生态环保人员及普通市民等不同层次人员对待生态与美学的态度，并指出大部分人认可“生态型”语言和“美学型”语言在城市中协调共存[24-25]。Dunnet， N.借鉴Grime 的CSR三角模型[26]，比较城市中自然植被、园艺植被和人工植被三者的关系，建立资源-美学-生态之间的三角模型，提出园林植物应用维度趋势取决于管理资源方便可得性、公众对野生植被的可接受态度、自然保护的相关重要性，进而提出创新的保护性景观[13]。这些研究从城市绿化的层面指出“生态-美学”协调的重要性，城市绿化层面需要“生态-美学”共存的语言体系。“植-境”体既遵循自然规律，又融入人的意志，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机制，又有反映人类干扰强度的外型表达。当词义基本明确后，“植-境”体的词性定义标尺取决于人工干扰强度。当美学维度向量强劲时，视觉美、意韵美的机能放大，极端例子如剪型植景、造型盆景；当生态维度向量强劲时，人工干预弱化、自我维持力增强，生态机能放大、自我演替，转化为纯自然美，极端例子如自然保护区中的原生植物群落。 无论是视觉感受还是生态效应，边界形状、尺度差异反映了人的意志，体现了关于人文的设计风格及手法、空间的形态及组合、景观异质及生态效益，“植-境”体与外界的交流具有边缘效应。吴庆书从设计过程探讨了边界的意义[6]，孙凤云则以林缘面的形式评估了边界对游赏体验的影响[27]。当一个或多个“植-境”体组合构成植物空间时，边界也就成为空间模式、空间形态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不同于建筑空间“实与虚”的绝对性，一定尺度和形状的“植-境”体本身就有空间的意义。李雄在研究植物空间构成时，就提出过边界的拓扑关系、图底互锁关系等模式[3]；从而，边界形状抽象为林缘线，具有“格式塔”意义，形状指数（是吴仁武、包志毅在研究杭州太子湾公园植物空间时提出的一指标值，形状指数数值越大，空间形状变化越丰富，并指出曲折的林缘线是丰富空间形态变化的途径）反映了空间的丰富度及与外界交流时“自然-人文”的交流度。形状、尺度是设计风格、生态交流等内在涵义的外在表达，整体或模糊性地表达了“植-境”体的语言词性，是与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对接的关键要素。
综合内在机制和外形表达，借鉴细胞学说，笔者提出“质-核”假说。以适地适树为原则的“植-境”体为核，以反映人工干扰强度的“生态-美学”为质，以与外界进行“自然-人文”交流的围合边界为“细胞膜”，核为本，质为标，膜为表型要素，构成“核心-胞质-边界”三层模式结构、具有独立结构和功能的“质-核”模型。
由此，园林植物应用基本单位的探寻，从设计语汇、景观意象、“植-境”单元到“质-核”模型，作为基本单位的“细胞”呼之欲出。基于风景园林学的本质和园林植物应用学的特征，笔者延续景观单元称谓园林植物应用的基本单位，并深化其概念内涵。景观单元（Landscape Cell）：是城市绿化中客观存在的，由一定边界围合，受人文和自然影响，由“植-境”为核、“生态-美学”为质共同构成的具有独立结构和功能、发挥景观和生态效益的单元体。
43卷30期吴刘萍园林植物应用的基本单位研究3解析
3.1基本构成景观单元“质-核”模型基本构成包括“核心-胞质-边界”三层，三层整体不可分割，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①核心层：以“植-境”的适宜度为研究内容，重点解析适地适树规律及植物层次构成规律；②胞质层：以“生态-美学”的干扰度为研究内容，研究干扰因素及干扰力，在“植-境”健康的前提下，解析设计过程是基于生态思维的美学设计，还是基于美学思维的生态性设计，语汇体系中是生态性词汇还是美学性词汇。③边界层：以“形状-尺度”的交流度为研究内容，研究边缘的美学-生态意义，边缘效应的形状-尺度差异，线型的风格意义、形状的空间意义、相邻单元的组合关系（表1）。
3.2外形表达 景观单元“质-核”模型内在机制为适地适树、胞质干扰、边界交流，外形表达有赖于“植”、“境”两大类物质要素：“乔-灌-草-藤”、“地形、水体、园道、园建”等。“植-境”体的物质性，以形、色、质反映其组织方式、构成规律，再抽象为点、线、面，细分为“边缘-结构-装饰”等功能，非物质性的审美情趣、文化意义等蕴涵于去物质特性的点、线、面之中。
3.2.1 类别与原型。依据胞质干扰度，景观单元划分为生态、美学两大类别，外形表达上也存在显著差异，生态类别景观单元重质轻形，美学类别景观单元重形轻质，依质感、形态差异划分出不同的景观单元基本原型，构成其模式语言，通过不同色彩的点、线、面绘制成景观单元二维形态图谱及三维空间图谱。
表1景观单元基本构成
结构5名称5评价5内容核心层5“植-境”体5适宜度（健康度）5适地适树规律：植物组团与生境（画境、情境、意境）的适宜性、健康性胞质层5生态质5干扰度（乡土性、稳定性、观赏性、文化性）5植物层次：乔、灌、草、藤植物之间的适宜性
地带属性：乡土植物、外来植物555稳定属性：物种多样性、自维持度5美学质55感觉属性：外貌（色、香、形、姿、质感）、季相（以视觉为主的显性情感）555文化属性：雅韵文化、乡俚文化、商业文化（以雅韵文化为主的隐性情感）边界层
5形状-尺度
5交流度（人文交流、生态交流）
5边缘的美学-生态意义，边缘效应的形状-尺度差异，线型的风格意义、形状的空间意义、相邻的组合关系
3.2.2生长与变型。生长的含义一方面是指景观单元设计过程中尺度的范围性，基本原型在一定尺度范围内，具体尺寸可变；另一方面是指设计后过程中构成要素植物本身的生长特性，表达为四维季相图谱或年龄演化图谱；变型相对于基本原型而言，一方面指园林植物应用时物种的弹性选择，相似形态、色彩、质感的植物材料具可替换性，如水杉、落羽杉、池杉；另一方面对应生长的尺度范围、年龄阶段范围，不同的变型构成基本模式语言的扩展集。
3.2.3组合与空间。基于植物材料的固有特性，单元体构成具有“虚-实”之别，如“乔-草”结构为“虚”、“乔-灌-草”结构为“实”。当其构成“实”时，景观单元依据组合构成另一或“旷”或“奥”的空间，边界边缘外向效应明显；当其构成“虚”时，单元体自身构成开敞空间、覆盖空间、垂直空间等，边界边缘内向效应明显，通过进一步的组合形成或“旷”或“奥”的空间，边缘效应双向交流。
4意义
景观单元的提出对园林植物应用学科体系的构建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相对应于生物学、语言学的“细胞、词”，是构建园林植物应用学科的稳健基石。
4.1学科体系的串联与切入景观单元串联起植物材料、植物物种选择、植物群落-生境组合、植物景观空间营造、植物总体风貌及城市生物多样性等园林植物应用核心内容，并以纽带的形式与风景园林学科相连接，融入规划、设计、工程、美学、生态等各方面。
4.2反映学科的本质特征园林植物应用的本质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人居环境学科，通过适宜度、干扰度、交流度的量化可深入探讨植物与植物之间、植物与生境之间、单元体与人之间、单元体与单元体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自然的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意识，有助于学科的发展。其类别的划分、原型及变型、生长及组合的特性，为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不同场境、不同景观目标提供了适宜的语汇，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4.3反映学科的典型特征“质-核”模型涉及生态适应性选择、感官愉悦性选择（特别是视觉性之色、香、形、姿）及社会文化性选择（韵），将物质要素形态、线条、色彩、质感等材料特性转化为点、线、面抽象形式，是设计者设计思维的着力点。景观单元是最小的设计组合单元，也是工程施工组织单元、养护管理单元、游览欣赏单元，从而是园林植物应用不同阶段的研究基本单位，是发挥生态效益、美学效益、社会效益的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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