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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转变发展方式关键是切实推进改革
日前，吴敬琏在《中国改革》第十二期发表文章表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讲了20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深切感到“立”得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更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干脆就把创新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必须明确一个核心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提供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重税主义将毁掉中国转型大计
财经网日前发表评论家马光远博士的文章说，概括中国经济2010年的表现，有两个特点非常突出：一是GDP增长重新回到快车道；二是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首次突破8万亿元的大关已成定局。
然而，在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大关，稳坐全球第二大财政大国的时刻，税务部门的一系列举措非常令人不解，各种各样的加税措施层出不穷：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即将推出房产税的试点；为了保护环境，即将推出环境税；为了保护资源，即将推出资源税；为了控制大排量汽车，实行分层车船税等等。而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在很多场合一再表示，未来减税的空间并不大。这些表态和举措，与中央一再倡导的“结构性减税”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从企业和民众的生存境况看，仅以民企为例。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的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三维环境”：对内，宏观税负追英超美，企业负担沉重；对外，在整个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空间日益被压缩。企业要生存下去：一是压低人力成本，一些地方的企业呼吁废除《劳动合同法》，一些企业主呼吁废除最低工资，就是基于这个理由；二是逃税漏税，对于小企业而言，在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在利润空间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从国家税收中逃一点，从员工那里压一点，用秦晖的话说，就是基本靠“低法治”优势、“低环境”优势、“低人权”优势等制度禀赋生存。
也就是说，在目前经济状况好转、中央财政收入良好的情况下，无论对于企业和民众，都应该进行减税，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只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考虑产业升级，才有可能调节收入分配。如果经济一旦好转，却首先将“加税”提上日程，一味想办法从企业和老百姓口袋子里掏钱，经济转型的根基何在？收入分配的调节又何来的空间和可能？在以上两者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肯定就是一句空话。
“十二五”期间，对于中国而言，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五年，在国家财力已经足够庞大的情况下，应该坚持“结构性减税”的主旋律，给企业和民众减负，在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政府所得已经够多，继续增长只会影响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影响中国模式的转型。
收入分配不公终将危及政权稳定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日前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10年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从经济角度讲，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会产生一系列的致命后果。现在我们能够保八，主要依靠的是超强力度的财政、信贷及其所形成的投资拉动的，但这种特殊的反危机措施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今后的发展必然要转向大幅度地扩大内需，而这又只有依靠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才能实现。所以说，如果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的话，中国经济就会在若干年后再次严重失速，即使是年均6%—8%左右的增长率，也将无法保证。
从政治角度看，按照我们现有的分配格局，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5%，就会影响到稳定。因为，在我国的财政分配中，政府行政支出所占份额非常大，而老百姓要求增加民生支出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在这样一个大盘子里面，如果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财政收入随之大幅减少，“蛋糕”也就小了许多，再要同时照顾到这两个方面，还要拿出巨资维稳，那就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仍然保持政府的高支出，同时大幅压低民生支出，或者是继续保持以至提高民生支出，同时大幅度压低官员支出，或者是同时压低双方支出，或者是实行重税政策，这些都会导致许多严重问题，特别是使官民矛盾越来越尖锐。
经济增长严重下滑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个影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人心向背。低增长意味着经济状况很不好，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坚持依靠投资拉动，以至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那就更危险了。所以，今后10年内，特别是今后数年内，如果不在分配制度上实施重大改革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就将大幅度下滑，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更将开始受到严重威胁。分配制度改革已经不能再是小打小闹、不痛不痒了，而是到了必须动真格的时候了。
“保增长”与“抑通胀”孰为先？
《南方日报》报道：2009年12月5日-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0年经济后，央行随即根据经济形势将货币政策锁定在“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隔一年后，这或许已经走到终点。随着央行一改上半年的节奏，10月后相继采取加息及多次上调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调节通胀及国务院出台16条稳定物价相关措施后，专家认为，货币政策已经从适度宽松正式转向适度从紧，回收流动性将成为未来一年货币政策的主线。
随着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2011年财政和货币政策方向，已成为目前全国最关心的大事。经济观察人士认为，在通胀压力逐渐加大的背景下，防通胀将成为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趋向于收紧，财政政策则有望继续保持积极。“紧货币、松财政”政策或将正式得以确认。不过，对于目前央行加紧回收流动性的政策是否属于“紧缩货币政策”，有学者则持不同的态度。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日前称，今年中国GDP增长或至约10%。当前的通胀主要是输入性通胀，目前不会出现高额通货膨胀。樊纲称，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通货膨胀风险，但既然价格上涨不是由全面过热引起，也就不需要全面严厉的紧缩政策。
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准备金率的上调不能看成是货币政策的从紧，因为热钱进来的很多，在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况下，其实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
日前，吴敬琏在《中国改革》第十二期发表文章表示：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讲了20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收入结构，重要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等)，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在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深切感到“立”得不够。“立”什么呢？就是有利于或者是鼓励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有待建立。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先进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有的技术干脆还没有开始产业化就夭折在摇篮里，有些企业成了“小老头树”，就是长不大。这就是制度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快，你不能够做强，人家就超过去了。更糟糕的是碰到了垄断，干脆就把创新扼杀了。因此，不仅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正如科斯所说：最能激励创新、激励创造性发挥的诀窍就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本人所取得的报酬差别越小，作用越大。
总而言之，不管是破除制度性障碍，还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都有赖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基础。这两年，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向旧体制回归。对此，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必须明确一个核心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第一，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本社保、良好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尤其是基础科研体系；第二，用公私合作(PPP)的方式提供共性技术和组织竞争前开发；第三，按照外部性大小，用补需方的方式对节能、环保产品提供补贴；第四，做好规划和协调工作。
重税主义将毁掉中国转型大计
财经网日前发表评论家马光远博士的文章说，概括中国经济2010年的表现，有两个特点非常突出：一是GDP增长重新回到快车道；二是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首次突破8万亿元的大关已成定局。
然而，在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大关，稳坐全球第二大财政大国的时刻，税务部门的一系列举措非常令人不解，各种各样的加税措施层出不穷：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即将推出房产税的试点；为了保护环境，即将推出环境税；为了保护资源，即将推出资源税；为了控制大排量汽车，实行分层车船税等等。而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在很多场合一再表示，未来减税的空间并不大。这些表态和举措，与中央一再倡导的“结构性减税”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从企业和民众的生存境况看，仅以民企为例。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的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三维环境”：对内，宏观税负追英超美，企业负担沉重；对外，在整个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空间日益被压缩。企业要生存下去：一是压低人力成本，一些地方的企业呼吁废除《劳动合同法》，一些企业主呼吁废除最低工资，就是基于这个理由；二是逃税漏税，对于小企业而言，在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在利润空间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从国家税收中逃一点，从员工那里压一点，用秦晖的话说，就是基本靠“低法治”优势、“低环境”优势、“低人权”优势等制度禀赋生存。
也就是说，在目前经济状况好转、中央财政收入良好的情况下，无论对于企业和民众，都应该进行减税，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只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考虑产业升级，才有可能调节收入分配。如果经济一旦好转，却首先将“加税”提上日程，一味想办法从企业和老百姓口袋子里掏钱，经济转型的根基何在？收入分配的调节又何来的空间和可能？在以上两者都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肯定就是一句空话。
“十二五”期间，对于中国而言，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五年，在国家财力已经足够庞大的情况下，应该坚持“结构性减税”的主旋律，给企业和民众减负，在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政府所得已经够多，继续增长只会影响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影响中国模式的转型。
收入分配不公终将危及政权稳定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日前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10年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从经济角度讲，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会产生一系列的致命后果。现在我们能够保八，主要依靠的是超强力度的财政、信贷及其所形成的投资拉动的，但这种特殊的反危机措施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今后的发展必然要转向大幅度地扩大内需，而这又只有依靠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才能实现。所以说，如果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的话，中国经济就会在若干年后再次严重失速，即使是年均6%—8%左右的增长率，也将无法保证。
从政治角度看，按照我们现有的分配格局，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5%，就会影响到稳定。因为，在我国的财政分配中，政府行政支出所占份额非常大，而老百姓要求增加民生支出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在这样一个大盘子里面，如果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财政收入随之大幅减少，“蛋糕”也就小了许多，再要同时照顾到这两个方面，还要拿出巨资维稳，那就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仍然保持政府的高支出，同时大幅压低民生支出，或者是继续保持以至提高民生支出，同时大幅度压低官员支出，或者是同时压低双方支出，或者是实行重税政策，这些都会导致许多严重问题，特别是使官民矛盾越来越尖锐。
经济增长严重下滑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个影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人心向背。低增长意味着经济状况很不好，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坚持依靠投资拉动，以至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那就更危险了。所以，今后10年内，特别是今后数年内，如果不在分配制度上实施重大改革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就将大幅度下滑，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更将开始受到严重威胁。分配制度改革已经不能再是小打小闹、不痛不痒了，而是到了必须动真格的时候了。
“保增长”与“抑通胀”孰为先？
《南方日报》报道：2009年12月5日-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0年经济后，央行随即根据经济形势将货币政策锁定在“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时隔一年后，这或许已经走到终点。随着央行一改上半年的节奏，10月后相继采取加息及多次上调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调节通胀及国务院出台16条稳定物价相关措施后，专家认为，货币政策已经从适度宽松正式转向适度从紧，回收流动性将成为未来一年货币政策的主线。
随着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2011年财政和货币政策方向，已成为目前全国最关心的大事。经济观察人士认为，在通胀压力逐渐加大的背景下，防通胀将成为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趋向于收紧，财政政策则有望继续保持积极。“紧货币、松财政”政策或将正式得以确认。不过，对于目前央行加紧回收流动性的政策是否属于“紧缩货币政策”，有学者则持不同的态度。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日前称，今年中国GDP增长或至约10%。当前的通胀主要是输入性通胀，目前不会出现高额通货膨胀。樊纲称，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通货膨胀风险，但既然价格上涨不是由全面过热引起，也就不需要全面严厉的紧缩政策。
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准备金率的上调不能看成是货币政策的从紧，因为热钱进来的很多，在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况下，其实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