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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水端平的7子之家
谢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第四代电影中最有成就和最有国际影响的导演之一。他执导的《希望的田野》、《湘女潇潇》、《本命年》、《香魂女》等多部影片曾荣获金鸡奖、百花奖和多项国际大奖。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谢飞1942年4月出生在延安,父亲是我党著名的“五老”之一谢觉哉——解放后曾任内务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母亲是著名的女红军战士、革命老人王定国。然而作为名导、名门之后,谢飞一向很低调,他安然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乐悠悠地当着老师和导演。
其实谢家7兄弟姐妹中除了已故的大姐谢宏外,其余6人没有一个留意仕途的。谢觉哉长女谢宏生前是国家财政部一位处长,二子谢飘离休前供职于国家外贸部,三子即是谢飞,四子谢列离休前在国家远洋局工作,五子谢云离休前在解放军总参部工作,六女谢亚霞在德国从事医学工作,七子谢亚旭目前供职于国务院事务管理局。
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谢觉哉在家里提倡艰苦朴素,公私分明。解放后,斯大林给中国送了10辆吉斯车,其中一辆白色的是陈毅专用,剩下的分给了党内和一些民主党派中几位有威望的老同志,谢觉哉家里也安排一辆。车子很大,一家人都能挤在一个车里。但孩子包括妻子王定国都不能私用这辆车,只可以搭谢觉哉的便车。特殊情况需要私用,必须交钱。车是属于国务院管理局,司机也是国务院管理局派来的。用了就得记账,从谢觉哉或者王定国的工资里扣。那时候,王定国的工资是一百多元。
对待7个孩子,王定国和谢觉哉的原则是一碗水端平,绝对不会特别溺爱哪个孩子。谢觉哉在世的时候,全家人住在北京前圆恩寺的胡同里。谢家的孩子虽多,却全都在外锻炼发展。与天下所有的严父一样,谢觉哉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但他的严格却不是在小孩子的屁股上动文章。王定国从来没有看见过谢老生气或发火,家里气氛非常民主。谢老始终在跟孩子讲道理,很细致的,用他的方式告诉孩子这个事是怎样的来龙去脉,而且让孩子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在谢家,开家务会是例行的仪式。谢觉哉在世时,每逢家务会他都会将孩子们召集过来,拿出一个问题放在桌面上,让大家发表意见,说出道理来。
爱子未必真怜子
1960年,有关部门选拔谢飞到苏联留学。但谢觉哉对谢飞说,中国自己的东西都没学好,你还去什么外国?于是,谢飞去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圆了他的导演之梦。谢飞记得在电影学院时,当时的校长曾讲过,刘少奇同志的女儿来报考表演系,但表演系的几位老师看了以后对王光美同志说:这个女孩子长得是不错,但做演员还是困难一些。后来这个女孩考的是清华大学。可见,那时候不会因为是首长的子女就照顾入学的。
1962年,谢觉哉的杂文《不惑集》问世时,谢飞已经20岁了,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书。谢觉哉在赠给儿子的《不惑集》的扉页上欣然提笔:
小小的,圆圆的!拾这个,丢那个,最后捡块长方石。做啥用呢?他说:“可以写字,还可以打核桃吃!”否定之否定,好看不如有用。
一九四五年十月看飞飞在延河水边拾石子作的。今写以勉励飞飞。
父 一九六二年十月
谢老的语言虽然平实,却充满哲理,字里行间浸透着对儿子的厚爱与期望。
与谢老潜移默化的教子方法相比,王定国教育儿女的态度是“一概不操心”。谢觉哉过世后,王定国曾对所有的孩子说:“我带大你们几个,还照顾你们的父亲。现在我要自己做事情了。以后你们的事情我一个不管,你们的下一代我一个都不带。”对此,王定国的解释是:“国家是一只鼎,家庭也是一只鼎,鼎就是炒勺,好不好,看你怎么炒。经营家庭很不容易,年轻人应该自己安排生活,我着什么急?高兴就好!”
2003年,“非典”偷袭北京城,谢飞不幸染上。其时王定国恰好在杭州度假,这一消息立即被陪伴母亲度假的小儿子谢亚旭封锁起来,毕竟母亲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怎么经得起这样大的打击呢!可是,一天清晨,王定国看到一张报纸,顺手翻阅,突然看到电影导演谢飞患“非典”正在医院治疗的消息,她说:“这不是谢飞吗?谢飞没有去拍电影啊?”身边人忙解释说这个“谢飞”不是她儿子“谢飞”,王定国认真地说,“我不会弄错人的,我的儿子我还不知道?中国只有一个导演叫谢飞!”
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王定国对疾病的态度非常开通,反过来安慰大家,“谢飞不会有事儿的,他没问题,我的儿子,我知道他。”王定国又回忆起当年谢飞随父母从延安到北京的一个同样是大难不死的故事。当时的谢飞肺部感染,因为敌人的扫射,他们必须藏在山洞里,洞里的空气稀薄,谢飞会窒息,但如果到洞口,就有可能被敌人的机枪扫射而死,最终王定国还是决定把他放在洞口,他也就大难不死地活了下来。王定国说,谢飞是有福气的人。老人的话,既是对大家的安慰,也是对儿子的祝福,在场的人听了无不觉得鼻子酸酸的。
不久,传来谢飞痊愈出院的好消息。王定国闻讯哈哈大笑:“我说没事就没事吧!谢飞早就好啦!人已经出院喽,没事儿了,不怕!”爱子未必要怜子,到底是经历过太多人生的风风雨雨,母亲王定国的心胸之宽广超出常人,面对突发事情时自然也就不会自乱方寸,徒增忧伤。
返璞归真的持家之道
小儿子谢亚旭16岁参军,在南京军区锻炼了14年,多次取得嘉奖。直到王定国72岁时,有关部门为了照顾好她,在征求家庭和谢亚旭本人的意见后,安排他当母亲的秘书。谢家的兄弟姐妹们虽然工作各不相同,能力各有高低,但作为谢觉哉的儿女,他们始终是认认真真地学习,踏踏实实地工作,本本分分地做人。
年已逾九旬的母亲王定国仍然精神饱满,步伐矫健,是一位忙碌的“社会活动家”。在2004年,王定国还曾经重走长征路。在瞻仰天全红军烈士陵园时,王定国听说县里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气愤至极,她大喊:“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说着,拔腿就走。对于养生,王定国的态度是“随心所欲”。也许是在长期部队行军中养成的习惯,在饮食上她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王定国最喜欢吃的是东坡肉、甜食和油炸食品。只要有事情做,王定国中午肯定不休息,连饭也不按时吃,一定要把事情干完才可以去吃饭、睡觉。如果没事情做,她随时都可以睡觉。王定国总结:“对生命要积极进攻,不能消极防御,对生活就该难得糊涂,不违背自然。”
一个家庭就如一条船,作为家庭的长辈,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把这条船引到平稳安全的航道上。小儿子谢亚旭说,“我觉得我的父母做到了。我们这一大家人,兄弟姐妹7个,那么多亲戚,这个家的整体方向没有发生变化,大家的生活都很安稳平和。父母启发开导我们如何生活好,这个‘好’的概念,其实就是那句老话‘平平淡淡才是真’”。
(责编:孙展)
谢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第四代电影中最有成就和最有国际影响的导演之一。他执导的《希望的田野》、《湘女潇潇》、《本命年》、《香魂女》等多部影片曾荣获金鸡奖、百花奖和多项国际大奖。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谢飞1942年4月出生在延安,父亲是我党著名的“五老”之一谢觉哉——解放后曾任内务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母亲是著名的女红军战士、革命老人王定国。然而作为名导、名门之后,谢飞一向很低调,他安然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乐悠悠地当着老师和导演。
其实谢家7兄弟姐妹中除了已故的大姐谢宏外,其余6人没有一个留意仕途的。谢觉哉长女谢宏生前是国家财政部一位处长,二子谢飘离休前供职于国家外贸部,三子即是谢飞,四子谢列离休前在国家远洋局工作,五子谢云离休前在解放军总参部工作,六女谢亚霞在德国从事医学工作,七子谢亚旭目前供职于国务院事务管理局。
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谢觉哉在家里提倡艰苦朴素,公私分明。解放后,斯大林给中国送了10辆吉斯车,其中一辆白色的是陈毅专用,剩下的分给了党内和一些民主党派中几位有威望的老同志,谢觉哉家里也安排一辆。车子很大,一家人都能挤在一个车里。但孩子包括妻子王定国都不能私用这辆车,只可以搭谢觉哉的便车。特殊情况需要私用,必须交钱。车是属于国务院管理局,司机也是国务院管理局派来的。用了就得记账,从谢觉哉或者王定国的工资里扣。那时候,王定国的工资是一百多元。
对待7个孩子,王定国和谢觉哉的原则是一碗水端平,绝对不会特别溺爱哪个孩子。谢觉哉在世的时候,全家人住在北京前圆恩寺的胡同里。谢家的孩子虽多,却全都在外锻炼发展。与天下所有的严父一样,谢觉哉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但他的严格却不是在小孩子的屁股上动文章。王定国从来没有看见过谢老生气或发火,家里气氛非常民主。谢老始终在跟孩子讲道理,很细致的,用他的方式告诉孩子这个事是怎样的来龙去脉,而且让孩子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在谢家,开家务会是例行的仪式。谢觉哉在世时,每逢家务会他都会将孩子们召集过来,拿出一个问题放在桌面上,让大家发表意见,说出道理来。
爱子未必真怜子
1960年,有关部门选拔谢飞到苏联留学。但谢觉哉对谢飞说,中国自己的东西都没学好,你还去什么外国?于是,谢飞去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圆了他的导演之梦。谢飞记得在电影学院时,当时的校长曾讲过,刘少奇同志的女儿来报考表演系,但表演系的几位老师看了以后对王光美同志说:这个女孩子长得是不错,但做演员还是困难一些。后来这个女孩考的是清华大学。可见,那时候不会因为是首长的子女就照顾入学的。
1962年,谢觉哉的杂文《不惑集》问世时,谢飞已经20岁了,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书。谢觉哉在赠给儿子的《不惑集》的扉页上欣然提笔:
小小的,圆圆的!拾这个,丢那个,最后捡块长方石。做啥用呢?他说:“可以写字,还可以打核桃吃!”否定之否定,好看不如有用。
一九四五年十月看飞飞在延河水边拾石子作的。今写以勉励飞飞。
父 一九六二年十月
谢老的语言虽然平实,却充满哲理,字里行间浸透着对儿子的厚爱与期望。
与谢老潜移默化的教子方法相比,王定国教育儿女的态度是“一概不操心”。谢觉哉过世后,王定国曾对所有的孩子说:“我带大你们几个,还照顾你们的父亲。现在我要自己做事情了。以后你们的事情我一个不管,你们的下一代我一个都不带。”对此,王定国的解释是:“国家是一只鼎,家庭也是一只鼎,鼎就是炒勺,好不好,看你怎么炒。经营家庭很不容易,年轻人应该自己安排生活,我着什么急?高兴就好!”
2003年,“非典”偷袭北京城,谢飞不幸染上。其时王定国恰好在杭州度假,这一消息立即被陪伴母亲度假的小儿子谢亚旭封锁起来,毕竟母亲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怎么经得起这样大的打击呢!可是,一天清晨,王定国看到一张报纸,顺手翻阅,突然看到电影导演谢飞患“非典”正在医院治疗的消息,她说:“这不是谢飞吗?谢飞没有去拍电影啊?”身边人忙解释说这个“谢飞”不是她儿子“谢飞”,王定国认真地说,“我不会弄错人的,我的儿子我还不知道?中国只有一个导演叫谢飞!”
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王定国对疾病的态度非常开通,反过来安慰大家,“谢飞不会有事儿的,他没问题,我的儿子,我知道他。”王定国又回忆起当年谢飞随父母从延安到北京的一个同样是大难不死的故事。当时的谢飞肺部感染,因为敌人的扫射,他们必须藏在山洞里,洞里的空气稀薄,谢飞会窒息,但如果到洞口,就有可能被敌人的机枪扫射而死,最终王定国还是决定把他放在洞口,他也就大难不死地活了下来。王定国说,谢飞是有福气的人。老人的话,既是对大家的安慰,也是对儿子的祝福,在场的人听了无不觉得鼻子酸酸的。
不久,传来谢飞痊愈出院的好消息。王定国闻讯哈哈大笑:“我说没事就没事吧!谢飞早就好啦!人已经出院喽,没事儿了,不怕!”爱子未必要怜子,到底是经历过太多人生的风风雨雨,母亲王定国的心胸之宽广超出常人,面对突发事情时自然也就不会自乱方寸,徒增忧伤。
返璞归真的持家之道
小儿子谢亚旭16岁参军,在南京军区锻炼了14年,多次取得嘉奖。直到王定国72岁时,有关部门为了照顾好她,在征求家庭和谢亚旭本人的意见后,安排他当母亲的秘书。谢家的兄弟姐妹们虽然工作各不相同,能力各有高低,但作为谢觉哉的儿女,他们始终是认认真真地学习,踏踏实实地工作,本本分分地做人。
年已逾九旬的母亲王定国仍然精神饱满,步伐矫健,是一位忙碌的“社会活动家”。在2004年,王定国还曾经重走长征路。在瞻仰天全红军烈士陵园时,王定国听说县里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气愤至极,她大喊:“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说着,拔腿就走。对于养生,王定国的态度是“随心所欲”。也许是在长期部队行军中养成的习惯,在饮食上她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王定国最喜欢吃的是东坡肉、甜食和油炸食品。只要有事情做,王定国中午肯定不休息,连饭也不按时吃,一定要把事情干完才可以去吃饭、睡觉。如果没事情做,她随时都可以睡觉。王定国总结:“对生命要积极进攻,不能消极防御,对生活就该难得糊涂,不违背自然。”
一个家庭就如一条船,作为家庭的长辈,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把这条船引到平稳安全的航道上。小儿子谢亚旭说,“我觉得我的父母做到了。我们这一大家人,兄弟姐妹7个,那么多亲戚,这个家的整体方向没有发生变化,大家的生活都很安稳平和。父母启发开导我们如何生活好,这个‘好’的概念,其实就是那句老话‘平平淡淡才是真’”。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