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辙在实用性文体尤其是公文方面的成绩十分显著，《乞选用执政状》是其公文的代表之一。《乞选用执政状》中包含着苏辙才德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观点，对当时社会以及后世产生巨大影响。苏辙善于运用史料进行说理，使其文章更具有文学性和表现力，对现代公文写作具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苏辙 《乞选用执政状》 赏析
　　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嘉祐二年（1057），苏辙进士及第，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留守推官。宋哲宗即位后，入朝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因上书谏事而被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宰相蔡京掌权时，再降朝请大夫，终以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州。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对宋朝各方面进行改革。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这场变法对百姓利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苏辙竭力上书劝阻王安石，触犯到当时新党利益，被贬出朝廷。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逝世，年幼的哲宗即位，反对变法的高后垂帘听政。朝廷重新启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罢废新党及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当时朝堂上，新旧党派斗争激烈。新党中几位重要推行者如蔡确、韩缜仍然把持朝政。蔡确担任宰相时，“屡兴罗织之狱，缙绅士大夫重足而立矣”。蔡确大兴文字狱，助长了当时以文字问罪的风气。文字狱成为北宋党派之间相互争斗、排除异己的主要手段。当时的反变法派对蔡确口诛笔伐：“自知制诰为御史中丞、参知政事，皆以起狱夺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骂，而确自以为得计也。”韩缜时任右仆射，为人残狠。他曾负责宋辽河东边界交涉，在外敌欲占国土之际，无故将河东这片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土地“尽举与之，东西弃地七百里”。“河东割地”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朝野为之震惊，认为“缜为大臣，曾不为国深虑，私相往还，至受赂遗”。当时“数千家坟墓、田业皆入异域，驱迫内徙，哭声振天，至今父老痛入骨髓”。对此，苏辙直斥韩缜，认为“缜以一死为谢，犹未塞责”。孟子曾云：“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蔡确、韩缜两人在其位不司其职，把眼光困囿于个人利益，对朝堂的风气产生不良影响，有损国家利益。出于对国家的担忧以及自身责任的担负，时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乞选用执政状》。
　　《乞选用执政状》内容言简意赅，全篇思路十分清晰。首先，苏辙指出朝廷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朝廷正处于“民力困弊，海内愁怨”的状态。外部，民族矛盾突出：朝廷与西夏和北方辽国的关系十分紧张。宋神宗期间，皇帝进行军事改革，发动了多场战争。虽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但朝廷军队疲于应战，国家内耗严重;京东、河北、福建等地盗贼泛滥，社会动荡不安。二是朝廷用人存在问题。在《乞选用执政状》中，苏辙对当时的几位重臣一一评判：蔡确“愉佞刻深”，韩缜“才疏行污”，司马光、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直言朝廷大臣小臣“才短望轻”，无一能用。蔡确、韩缜是《乞选用执政状》重点批判对象。苏辙将蔡确、韩缜在两朝的表现进行对比，凸显了两人反复无常，屈膝媚上。对于他们的行为，“天下传笑以为口实”。朝廷却对这两人不降反升，将他们拔擢至高位，天下有识之士都“疑怪”不已。阐述完这两方面问题之后，苏辙直接亮明自己的建议，也就是这整篇奏折的写作目的：“賜免罢确、缜二人，别择大臣负天下之重望、有过人之高才而忠于社稷、有死无二者以代之。”《乞选用执政状》从侧面反映出苏辙的用人观一才德兼备，以德为先。以德为先，是指在德和才都合格的情况下，着重看德，德好者优先。同时，以德为先是以德才兼备为前提的，不能孤立地考察和评价。这也符合当时封建取士的传统。苏辙重视才学在为官中的作用。在个人品格方面，苏辙更为严格。他在奏章中批判蔡确、韩缜两人，“先帝之所是，确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确等亦否之，随时翻复，略无愧耻。”苏辙的这一用人观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用人重才轻德，极易造成用人失误。有德无才者，固难当大任;而有才无德者，其才足以济其奸，结果是人民受害，国家遭殃。
　　苏辙上《乞选用执政状》之后不久，蔡确被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接下来他又一论章惇，再论安焘，三乞诛窜吕惠卿，五论蔡京，八次要求责降韩缜，接连上了《乞诛窜吕惠卿状》《乞罢蔡京开封府状》一系列奏状。皇帝也接受了苏辙的这一系列奏折，清除变法党人，吸纳更多的人才，推动了国家发展。
　　《乞选用执政状》的述理颇具特色，苏辙借用史料或前贤言论来陈述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要说的问题，使得文章言之有据，持之有故，让读者感觉人隋人理。整篇奏状运用史料的手法灵活多样，恰到好处，极大地强化了文章的表现力和形象性。
　　苏辙善于使用史料来引出自己的论点。公文开篇，苏辙便使用了“柳伉乞斩程元振”“郇谟论元载”两个史实。柳伉是唐代宗李豫年间的太常博士。当时程元振专权自恣，以私怨诬杀群臣，以致文武百官人人自危，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对朝廷越发持有戒心，不听调遣。广德元年（763）冬，吐蕃来犯，程元振隐瞒不报以致延误军机，无人前来救援，仁宗被迫逃离长安躲避敌军。事后，柳伉向皇帝上书分析此次大祸：皇帝长期以来偏信奸佞导致内外皆叛，要想铲除祸乱之源、保全宗庙社稷，就必须砍掉程元振的脑袋。“郇谟论元载”发生在代宗年间，当时宰相元载专权，贿赂公行，荒淫奢侈。郇谟用麻束发，手持竹笥、苇席，在长安大街上边行边哭。有人问他，他说：“我有三十个字，要献给皇上，如果不能用，便用这竹笥盛我的尸体，用苇席裹着扔掉。”代宗听说后，召见了他。郇谟献上那三十个字，每字论一事，多是元载的罪状。一位太常博士，一介布衣百姓，在当朝奸臣当道的时刻，不惧自身安危，直言上谏。苏辙以这两个史实引论，直接点明《乞选用执政状》的行文目的——上奏罢免不贤之臣。
　　对比手法是苏辙在《乞选用执政状》中屡次使用的一种创作技巧，苏辙擅长使用史料达到对比的效果。苏辙在《乞选用执政状》中提到：“昔淮南王反，独畏卫青、汲黯，至公孙丞相若发蒙耳。臣观今之大臣，尚未及公孙丞相远甚。”在汉武帝时期，淮南王想要图谋不轨，但他仍对当朝的执政大臣卫青、汲黯有所顾忌，不敢轻举妄动。而如今，宋朝正处于动荡时刻，内外矛盾一触即发，各位大臣“皆偷合苟容无足赖者”，没有可以像卫青、汲黯那样能够震慑敌人的人才。通过古今对比，苏辙明确指出如今大臣无能者众多，朝廷急需人才，紧扣《乞选用执政状》行文主旨。苏辙在文中还多次提及先帝宋神宗在位时的事情，以先帝之为为依据，以父子之情为激励，对皇帝上奏，既不失人臣之礼，更无教训人主之嫌，忠言而不逆耳，十分得体，也更有说服力。同时这也表明苏辙也念及先帝之遗德、遗训，既能表明自己的心迹，又能以情打动皇帝。
　　苏辙文学功底深厚，善于从浩瀚的古籍中寻找根据，发现论据，为己所用，用史料证明自己所要论证的道理。“昔汉武帝以车千秋为丞相，至于受遗诏辅少主，则不以属千秋，必得霍光、金日碑而后可。”如今，蔡确等人虽在前朝身居高位，但神宗只是让他们行文书、赴期会，大政事、大议论等重要事情并不与他们交谈，这样的先朝旧臣不值得新帝肱骨待之。苏辙引用这一史实委婉规劝皇帝罢免蔡确等人，使皇帝在分析史实的过程中认识到问题之所在，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乞选用执政状》全面地分析了朝廷所处的“至艰至危”状态，明确指出现在国家存在社会动荡、人才缺失两方面的问题，将矛头直指当时的执政大臣蔡确韩缜，要求罢免他们。这篇奏状紧密联系时政与百姓，深刻地体现了苏辙的忧国忧民之心。奏章中对当时执政大臣的抨击和批判也表现了苏辙对权势的无畏。《乞选用执政状》是苏辙忧国忧民、无畏强权的政治理念的生动再现，是后世研究苏辙及其政治理念的重要历史材料。奏折中对当时大臣的评价和时事的分析都为后世这一阶段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与此同时，《乞选用执政状》中体现的才德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观也值得我们借鉴。领导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坚持德才皆优、德才并重，不能厚此薄彼。在现代社会，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有才干、本事大的人大大增多，而注重德、品行好的人未必随之增加。我们更应该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注重个人品格的提升。
　　《乞选用执政状》以史论理的艺术手法极大地提升了其文学价值，使其在说理方面援古证今，言之有理;在表达方面暗示委婉;在言辞方面语言凝练，涵义丰富。《乞选用执政状》对从事公文写作的秘书认识和把握以史论理具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秘书要懂史、用史，从古圣先贤那里汲取丰富的营养和智慧，让公文更加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