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八大家”并不只是豪门巨贾，也不只以财力论英雄，华世奎便是因为名望位列“八大家”
　　 华家祖籍江苏无锡，系当地名门望族，明末由江苏北迁，清康熙三年（1663年）定居天津旧城鼓楼东。因门前的青石台阶九级直伸大街，故称“高台阶华家”，也由此可见其不仅有财，而且势力非同一般。
　　 清咸丰年间，华家接办了河北定兴、新城两县的盐务引岸，很快致富。后陆续开设了油坊、茶叶店等商号。与其他“八大家”不同的是，华家身兼官僚和盐商。
　　 华世奎曾任八旗官学教习、内阁中书行走、万寿庆典撰文、文源阁军机章京领班、三品章京会议政务处帮提调、政编查馆行走、政治官报局局长等要职。但华世奎在天津出名，更在于他写得一手好字。
　　 华世奎自幼习书法，其父华承彦科场不利，而对其子便寄予厚望。华世奎从四岁起便每日读书习字，练字时其父要求非常严格，偶见华世奎稍有懈怠，就拿烟袋锅往脑袋上敲。为了给华世奎校正执笔，其父还独出心裁地在他笔杆上放一个铜钱，写字时只要笔杆稍微倾斜，铜钱就会从笔杆顶头掉落下来。据说，华世奎后来可在笔杆上放10个铜钱，仍能运笔自如。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华世奎因“字”绝而仕途通达，而清朝灭亡之后，华世奎也因字而日进斗金。
　　
　　一匾两题
　　
　　 华世奎题写“天津劝业场”时，已是民国17年（1928年），那时华家早已不住东门里，自打宣统逊位，华世奎就在租借买下一幢构筑别致的小洋楼。
　　 据华家后人华泽咸回忆：求字当日，华世奎正在给弟子董凤桐和自己讲授孙过庭的《书谱》，这时仆人徐升走上楼说：德商买办高星桥派人求写“劝业场”牌匾，并求见老爷一面，不知老爷见与不见。华世奎听了，略作沉吟，淡淡地说：“请！”时至今日，这声淡淡的请，依然特别刺耳，因为按照当时惯例，凡有登门求字者，皆与账房负责人谈妥价钱即可，华世奎从不接见求写匾额的客人。但因高星桥在天津势力非同一般，华世奎却也不得不破了这条规矩。
　　 功夫不大，高星桥派来的“使者”走进书房，来者简明扼要说明“劝业场”牌匾的尺寸大小后，遂叫人端来300块现洋，非常客气地说：“区区润笔，不成敬意，馈赠先生一茶耳。”华世奎淡然一笑，颔首将此事应允下来。
　　 不料事隔几日，华世奎刚把“劝业场”牌匾写好，那位“使者”便不期而至，他又送来200块现洋，面带难色地说：“因为一时疏忽，几乎贻误大事，烦劳华先生为‘劝业场’再题‘天津’二字。”华世奎听罢，心里很不痛快，于是吩咐仆人徐升，当即铺纸研墨，挥笔题写“天津”。
　　 如今，“天津劝业场”牌匾原件存放在该商场顶楼，已作为国家文物供人们欣赏。
　　
　　比当民国总统强
　　
　　 华世奎任内阁中书行走时，与翰林徐世昌同拜户部尚书祁世长之门。祁世长晚年得一幼子，生前十分喜爱，曾拜托华世奎、徐世昌日后照料。
　　 1930年，祁世长“幼子”贫困潦倒，特由家乡来津门求助。华世奎感念师恩，赠其200块现洋，又亲自去徐世昌家代其求助。可徐世昌对于华世奎说：“你今年卖字日进斗金，我也卖字，但赚钱不多。这样吧，我照你给他的钱数，减赠一半吧。”事后，华世奎又赠其100块现洋，并以此对后人谕讽徐世昌：“你们可要好好地练字呀，字练好了，比当一任民国总统还强呀！”
　　 另外，华世奎还有一事值得一说。“伪满洲国”初立之时，溥仪想通过罗振玉跟华世奎的关系，拉华世奎下水。罗振玉曾为溥仪四处延揽人才，他曾因与华世奎私交甚厚，三番五次到华家，劝说华世奎辅佐溥仪，最后华世奎碍着老友情面，才对罗振玉说：“鄙臣患有足疾，行走不便，就不去了罢。”可私下里告诉家人：“现在的皇上是满洲国的皇上，已不是大清国的皇上了，他穿西服，勾结日本，背叛祖宗，我作为大清旧臣，绝不能背叛先朝，与其同流合污！”
　　 华世奎始终对清廷有深厚的感情，他一生不肯剪发易服，无论家里外头，总是穿长袍马褂，布袜子，两道脸的缎子鞋，脑后拖一条小辫。虽然华世奎一生终于清室，抱残守缺，但是从人品、气节方面，绝不像袁世凯、徐世昌那样胸怀野心，见风使舵，既做清朝旧臣，又当民国总统。更不像郑孝胥、罗振玉之流，为复辟大清基业唆使溥仪认贼作父，投靠日本。因此纵观其宦海沉浮的一生，其人品和鲜明的民族意识还是值得称颂的。
　　
　　耳聋归乡
　　
　　华世奎年老患重听（即耳聋）。有一次皇帝召见。华世奎跪拜之处距皇帝甚远，皇帝的问话如何应对发了愁。因此华世奎在听到转天皇上的召见后，便贿赂买通了太监。太监站在华世奎附近，皇上问话，都是由太监小声转告，他再回奏。召见退下来，内衣都湿透了。在封建王朝，回奏出了差错，不知会惹下什么大祸。如果太监转告错了，或自己听错了，那可不得了。伴君如伴虎！华世奎越想越后怕，不如及早辞官回乡吧。于是华世奎就归故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