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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四卷《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他不时回顾过去的著述，谈论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评点。这既是梳理自己的思想心路，也难免拨响波澜壮阔的历史心曲，还涌动着回应现实需求的政治心潮。
“血的著作”
1964年3月24日，薄一波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到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选》热潮，毛泽东的回应别出一格：“《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革命斗争的产物，是“逼”出来的，写文章是为总结阐发中国革命在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中，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因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才换来的。
这个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为毛泽东反复谈及。他第一次明确讲这个看法，是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此后还讲，中国革命“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也因为此，毛泽东对自己的一些重要观点格外珍惜。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没有同意，让人在回复中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
“《矛盾论》不如《实践论》好”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斯诺说，不久前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学术会议，其中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毛泽东接过话头回答：“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好。《實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不久，他甚至极而言之地说：“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
在毛泽东心目中，哲学在一切学问中居于最高地位，他明确讲过：“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本人对哲学理论有很深刻的研究和深切的运用。在延安开始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错误时，他不是纠缠于一些事件的是是非非，而是告诫人们，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经验，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为纾解当时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疙瘩，他在1937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一下子牵住了提高认识水平、促进思想转变的“牛鼻子”，起到一通百通的作用。
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更为看重自己的论著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独创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就是《实践论》。他让人把这篇文章译成俄文在苏联《真理报》发表，随后又安排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并特意叮嘱，《人民日报》发表后的次日，要配发苏联《真理报》1950年12月18日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一文。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向自信和挑剔，他们评价的《实践论》，毛泽东比较在乎。当然，这也反映他对《实践论》的自信。
毛泽东评判其哲学论著，心中还有一个参照。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都是哲学大家，在他们面前，毛泽东从不造次。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对方谈到自己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当然，毛泽东也并非觉得自己在哲学上完全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1965年1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马克思讲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指《实践论》）。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把《实践论》放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来衡量，毛泽东认为是有独到贡献的。至于讲辩证法的《矛盾论》，他觉得超过前人的地方不明显。
“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
毛泽东是一位立足现实实践的政治家和永远面向未来的理论家，对旧著有时候显得不那么以为然，实际是渴望根据新的实践写出新的东西，于是他常说：“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
大体从1959年起，毛泽东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他总感到做得不够理想，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有外宾问他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上面这些想法和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著述的看法，从而使《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一再延宕。1960年出版《毛选》第四卷时，就同时编了一本《毛选》第五卷的初稿，收入毛泽东1949年至1957年的著述。但毛泽东没有管它，放在那里一直没看。1964年6月8日，陶铸、李雪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五卷，毛泽东回答：“那没有东西嘛！”
毛泽东是有终极情怀的人。他偶尔也会把自己的著述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得出的评判另有一番趣味。1965年1月9日会见斯诺时，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血的著作”
1964年3月24日，薄一波等人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到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选》热潮，毛泽东的回应别出一格：“《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所谓“血的著作”，指《毛选》是革命斗争的产物，是“逼”出来的，写文章是为总结阐发中国革命在浴血奋斗的曲折过程中，党和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因而，《毛选》的理论观点是付出巨大牺牲才换来的。
这个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为毛泽东反复谈及。他第一次明确讲这个看法，是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此后还讲，中国革命“经历过好几次失败，几起几落，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
也因为此，毛泽东对自己的一些重要观点格外珍惜。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没有同意，让人在回复中表示，“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
“《矛盾论》不如《实践论》好”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斯诺说，不久前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学术会议，其中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毛泽东接过话头回答：“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好。《實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不久，他甚至极而言之地说：“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
在毛泽东心目中，哲学在一切学问中居于最高地位，他明确讲过：“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毛泽东本人对哲学理论有很深刻的研究和深切的运用。在延安开始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错误时，他不是纠缠于一些事件的是是非非，而是告诫人们，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经验，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为纾解当时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疙瘩，他在1937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一下子牵住了提高认识水平、促进思想转变的“牛鼻子”，起到一通百通的作用。
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更为看重自己的论著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独创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就是《实践论》。他让人把这篇文章译成俄文在苏联《真理报》发表，随后又安排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并特意叮嘱，《人民日报》发表后的次日，要配发苏联《真理报》1950年12月18日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一文。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向自信和挑剔，他们评价的《实践论》，毛泽东比较在乎。当然，这也反映他对《实践论》的自信。
毛泽东评判其哲学论著，心中还有一个参照。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都是哲学大家，在他们面前，毛泽东从不造次。1961年12月5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对方谈到自己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说：“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当然，毛泽东也并非觉得自己在哲学上完全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1965年1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马克思讲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指《实践论》）。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把《实践论》放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来衡量，毛泽东认为是有独到贡献的。至于讲辩证法的《矛盾论》，他觉得超过前人的地方不明显。
“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
毛泽东是一位立足现实实践的政治家和永远面向未来的理论家，对旧著有时候显得不那么以为然，实际是渴望根据新的实践写出新的东西，于是他常说：“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
大体从1959年起，毛泽东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他总感到做得不够理想，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有外宾问他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毛泽东说：“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上面这些想法和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著述的看法，从而使《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一再延宕。1960年出版《毛选》第四卷时，就同时编了一本《毛选》第五卷的初稿，收入毛泽东1949年至1957年的著述。但毛泽东没有管它，放在那里一直没看。1964年6月8日，陶铸、李雪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五卷，毛泽东回答：“那没有东西嘛！”
毛泽东是有终极情怀的人。他偶尔也会把自己的著述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来审视，得出的评判另有一番趣味。1965年1月9日会见斯诺时，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