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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德国现实主义作家特奥多尔·施托姆的小说《白马骑者》中存在着众多违背传统德语现实主义文学纲领的陌异元素，包括奇幻现象、迷信现象、不可知的自然以及怪异者形象等。这些陌异元素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要归功于作者精心设置的多重叙事结构和双重叙事视角。陌异描写是作家在现实主义叙事困境下的一种尝试，一方面通过特定的叙事手段将陌异元素限定在现实主义文学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通过陌异展现了现代社会的发展给人内心带来的恐惧和不安，也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绝对对立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施托姆;《白马骑者》;现实主义;陌异
中图分类号：1516.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20）04-0023-08
特奥多尔·施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是德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白马骑者》（Der Schimmelreiter）是其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国内已有多个汉语译本。不过总体看来，目前国内对施托姆的作品是译介多于研究，而且研究视角大多集中在其作品的诗意现实主义特征，对其中违背现实主义文学纲领的陌异元素鲜有涉及。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内学界对德语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状况，相对滞后于近二三十年来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作为“德语现实主义经典小说中的一朵奇葩”，《白马骑者》中存在着众多的反现实主义元素。本文将着重研讨这些元素的种类、在作品中的具体形态、作品对这些陌异元素的处理方法以及陌异元素的作用功能，以期对施托姆这部名篇作更深入的解读。
1848年至1890年是德语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被称作“市民现实主义”（Btirgelicher ReaIismus）或“诗意现实主义”（Poetischer Realismus），前者侧重文学创作的主体、受众和内容，后者则突出了它的美学追求。德语现实主义对文学中的现实有明确的界定。首先，与英、法的现实主义不同，德语现实主义要求描写被“净化”（Verklfirung）的现实，主张文学“不是日常生活的赤裸裸的再现，更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和阴暗面的赤裸裸的再现”。德语现实主义者认为，“那些令人作呕的、无法以理想的形式描绘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被艺术刻画的权利”。因此，他们回避对疾病、死亡、疯癫等丑陋现象以及无产阶级的贫困、不幸和苦难的描写，主张以市民家庭和市民社会生活为中心，传递和颂扬市民阶级的价值体系、道德规范和理想诉求。其次，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德语现实主义文学遵循可信原则（Plausibilitfit），主张描写经验的、可感知的现实，强调描写对象的清晰、完整和因果关联，排斥一切虚幻的、无从阐释、验证或偶然发生的事物，正如理论家奥托·路德维希在《诗意现实主义》（Der poetische Realismus）一文中所申明的：
这是一个由创造性的想象力展现的世界。……它不是幻象世界，即不是毫无关联的世界。正相反，在这个世界里，事物之间的关联比现实世界更清晰。它不是片断的，而是一个完整、封闭的世界，所有的因果都包含其中。……在这个世界里，事物的多样性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和谐和对比变得协调一致，只是剔除了其中无关紧要的东西。一个片断的世界被塑造成完整的，其中，必要性和整体性不仅存在，还清晰可见。
德语现实主义文学纲领将一切不符合市民阶级道德理想和美学追求的事物排斥在文学可以描写的范畴之外，凸显了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这种理想在实际创作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它严重脱离了当时德国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19世纪后半叶，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使德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社会阶层随之发生变化，出现了无产阶级。城市化的推进使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失业与贫困不断加重，贫民窟逐渐成为城市的标志，更有逾百万居民被迫流离海外。同时，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铁轨和道路的铺设、隧道的开凿、桥梁的架设，破坏了自然原有的面貌。科技的发展还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时空的感知，生活节奏加快，一切变得似乎不可把控，不可透视，诚如海涅所言：
时间在烟雾腾腾的蒸汽机上不停地飞速向前翻转。……而今我们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甚至时空的基本概念都产生了动摇。铁轨扼杀了空间，留给我们的只有时间。……我们的整个存在都被生生地拉入新的轨道，翻转向前。
急剧的变革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强烈的不安和方向感的缺失是这一时期人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及人们内心强烈的陌异体验和认知危机，德语现实主义作家很难做到完全无视这一切。因此，当理论家们不断地申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时候，文学作品中的现实却一再地显露出与现实主义原则相悖的陌异面孔。这些陌异元素形式多样，有政治、历史、社会或心理方面的，也有殖民地或异域的，还有虚幻或超自然的，抑或是被现实主义文学纲领排斥在外的艺术表现方式的。总体说来，德语现实主义文学对作品中展现的陌异元素有三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对陌异元素的修复，即在作品中把违背现实主义文学纲领的元素一一修正过来。例如，对超现实元素进行理性化处理，揭穿描写对象的虚幻假象;或者使叛逆社会规范的边缘人、怪异者回归市民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或使违犯社会道德规范的人最终受到惩罚;等等。。另一种是默认陌异元素的存在。此类陌异多为偏远地区或异域文化中的新奇、有趣的人或事，或是存在于久遠的历史故事中，作者通过采用特定的叙事方法和手段，使陌异叙事成为可能。再一种是对陌异元素漠视不理。作品中虽有涉及贫困或丑陋等现象，但并未给予关注或作为话题加以探讨。
国外学界对德语现实主义文学中陌异元素的关注是近二三十年的趋势，文化学中的“相异”研究及其对“陌异”的阐释对此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相异理论认为，“相异”一词（德文Alterit/it，源于拉丁文alteritas）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表示“主客体问、主体与主体共同体问、群体问、主体与自我之间以及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的差异关系”。与“相异”直接相关的是“陌异”（德文Fremdheit，源于拉丁文alienus），如果说前者泛指“差异”，那么后者则暗含了主体对差异的评价，即“陌生”（fremd）。“陌异”同样是个相对的概念，它不是被观察客体的固有属性，而是由自我强加给被观察客体的。与自我一样作为本体的他者，只有当它成为自我观察对象的那一刻，才会与自我发生关系，成为陌异方。因此，自我和他者是相互构建的。“陌异”一词常被用于对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差异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兴盛，陌异研究在众多学科受到广泛青睐，90年代之后更呈暴发之势。人们摒弃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强调对事物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反映在文学批评界，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被主流学术界长期忽视或排斥的领域，开始注重他者体验、他者研究。在陌异视角下重新挖掘和认识德语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 《白马骑者》是德语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力作，发表于1888年，是施托姆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它讲述的是18世纪中叶德国北部弗里斯兰地区一个村庄的堤长豪克·海因（Hauke Haien）带领民众修建堤坝的故事。拥有数学天赋的豪克从小就热衷建坝技术。当上堤长后，他不顾村民的不解和阻挠，强力推行了雄心勃勃的造坝计划，并在海边扩建了大片圩田。然而孤独和疾病最终削弱了他的意志，使他没有及时补救堤坝修建中的漏洞，导致了悲剧结局：一场特大洪水冲垮了堤坝，也摧毁了他的家庭。眼见妻子和女儿被洪水吞噬，他也纵身跳入洪流。
《白马骑者》中的陌异元素有很多，概括而言，可分为四类，即奇异现象、迷信现象、不可知的自然以及怪异者形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贯穿整部小说的奇异现象描写。
关于文学中的奇幻叙事，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1939-2017）在其《奇幻文学导论》（Ein fahrung in die fantastische Literatur）中做了详尽阐述。他认为，文学中的离奇叙事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奇幻（das Fantastische）、悚异（das Umheimliche）和奇妙（das Wunder-bare）。所谓奇幻，它源于读者的一种犹豫感，面对作品中的人物经历，读者全然不知是怎么回事，在自然和超自然两种解释之间犹豫难决。作品中的人物通常也感受到这种犹豫，从而使犹豫成为作品的主题之一。奇幻就存在于这种犹豫不决的时刻。事件过后，如果作品中的人物或读者认为小说中的离奇事件可以用自然规律来解释，那么故事就由奇幻转向悚异;反之，如果现有的自然法则无法解释作品中的现象，那么故事就属于奇妙类。依据托氏理论，《白马骑者》中的超自然描写可归为奇幻和悚异类。
《白马骑者》本质上就是个鬼的传说。与白马一起坠入洪流的豪克·海因死后便成了后世传说中的野鬼。每当暴风雨来临，他的幽灵就会在海塘上不安地游荡，像末日骑士般预告死亡和毁灭的来临。这个幽灵般的形象在故事一开头就已出现。在一个月高风急的夜晚，旅行者“我”策马行进在北弗里斯兰的堤坝上，忽然问：
堤坝上迎面扑来了什么东西，虽听不到一点儿声响，但凭借暗淡的月光，我仿佛越来越清晰地看见一个黑黝黝的人影，靠近后才发现他骑在一匹瘦高的白马上，黑色的披风在他肩头迎风飞舞。疾驰而过的瞬间，他苍白的脸上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向我投来了一瞥。
他是谁？他想干什么？——这时我忽然意识到，方才我没有听到一丝马蹄和马嘶声，而这人和马是真真切切地从我身边驰骋而过的。
视觉与听觉上的相悖使旅行者惊异不已，而此后的经历更令他诧异。在随后来到的一家酒馆里，当他向在场的人们提起之前的离奇经历时，原本人声鼎沸的四座，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是白马骑者！”座中有人失声喊道，其余人也跟着引起一阵惊慌失措的骚动（261）。当在座的小学教员应旅行者的请求讲述这位生活在前一个世纪的白马骑者的故事时，人群中又有一阵强烈的不安，几乎所有人都望向了狂风呼啸的窗外，一时间连旅行者自己也“仿佛看见了那位精瘦的骑士骑在马上飞驰而过”（269）。这一连串奇异现象的描写，使读者觉得，白马骑者幽灵似乎真实存在，旅行者“我”对此也不明就里。
由小学教员讲述的白马骑者的生前故事也充满了奇幻色彩，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那匹诡异的白马。在豪克从城里购得它之前，村里就流传着，在离岸不远的小岛上，每当明月当空，烟雾弥漫中就会看见一匹白马从一堆尸骸中站起来走动。豪克的两个雇工曾亲自去探察过这一可怖的景象。当雇工看到新买来的马驹时，以为岛上的那匹白马到了身前，“它鬃毛纷披、骨瘦如柴，两个没精打采的眼珠深藏在眼窝里”（325）。随后就有人传说，岛上的那匹白马幽影不见了。令人对白马生畏的还有豪克的购马经历。他是从坝上的一个陌生人手里买下这匹马的。那人面容狡黠，“两只伸出来的手像禽爪一样”，当豪克牵马上路后，他“依旧站在那儿，双腿叉开，两臂反剪，冲着豪克发出一阵疹人的狂笑”（327-328）。这情景让村民私下传说，豪克是从魔鬼那里获得的白马，是与魔鬼做了一笔交易。在故事结尾，当豪克纵马跳入波涛，一切风平浪静之后，据说“在月光下那匹马的白色枯骨又出现在小岛上，整个村子的居民都看见了”（380）。
不只是白马和它的主人，故事中豪克身边的一切似乎都被某种超自然力掌控着，笼罩在一种不祥的氛围中，比如那个临死前预言了大洪水到来的老妇特林·杨斯（Trien’Jans），她的那只被豪克在恼怒下掐死的猫，同杨斯一起被豪克夫妇收养的、最后惨死在豪克马蹄下的海鸥，被豪克从村民手里救下的狗以及豪克那个看似弱智却时常显得洞察世事的幼女等等，这些生活在豪克身边的人和畜最后都似乎中了魔咒般同豪克一起消亡了。
对于上述离奇现象，小说在叙事层面上没有给出明确解释。小学教员在讲完豪克·海因从童年至青年的成长史，要进入豪克当上堤长后被村民魔鬼化的经历前，曾申明：“我下面要跟您讲的内容，主要是为了您对整个故事有个完整的了解，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它们都不过是整个低地村民在万圣节时，在纺纱机旁的谈资而已。”（319）虽然此番话暗含了小学教员的态度，但旅行者“我”一开始就曾要求小学教员把整个故事和盘托出，至于里面什么可信，什么不可信，则由他自己甄别。不过，从始至终，旅行者都未曾表明自己对整个故事的态度，是真是假，最后只能由读者自己判定了。
除了奇幻描写，小说中还有一些令人恐惧的悚异现象，后来被书中人物阐释化解了，最为典型的就是小学教员讲述的少年豪克的一次经历。某天傍晚，豪克在浅滩上看见了令人惊恐的画面：
煙雾中一个个黑影上下走动，跟人一般高;它们动作庄重，但十分怪异、恐怖。个个都长着长长的鼻子和颈项，在冒着烟的冰缝边上徜徉……
“它们想干什么？难道它们是落水鬼的幽灵？”豪克暗自思忖。……这时，他不禁想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挪威海鬼的故事……（267-268） 不过，作品中豪克自己对此次经历做出了解释。多年后他又来到这里，面对同样的景象，他告诉女儿，“它们不过是些苍鹭和乌鸦罢了，因为是在雾气里，才显得那么巨大和可怕;它们正从裂开的冰缝中往外衔鱼”（268）。
在小说中，与奇幻现象和悚异气氛密切相关的是众多的迷信现象描写。所谓迷信，是指“不察事之真伪，惑于世俗之见而妄信之”，对某些事物迷惘而不知其究竟，却又盲目地相信其说。与豪克·海因的理性和科学思维不同，村民们更倾向于相信民间传说，相信水妖和海鬼的存在，甚至认为只有祭奉活物，“最好是个孩子，若没有，一条狗也行”（347），这样新建的大坝方能长久。他们喜欢把各种现象联系在一起，传播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什么“盛夏蝗灾”“天降血雨”，什么“教堂塔尖上的金鸡被旋风吹落”（367-368），这些暗含《圣经·启示录》中末日景象的传说被他们视作灾难来临的预兆，而不幸的源头在他们看来就是豪克的那匹白马。村民的迷信还表现在他们对带有分裂性质的神秘宗教集会的热衷，那里也是散布传言的好地方。在豪克妻子产后病危时，绝望的他曾向上帝发出质疑：“我完全了解，你做不到任何时候都能如你所愿，连你也不行。”（340）他的这番祷告很快便经过宗教集会的传播而家喻户晓，成为村民眼中他与魔鬼交易的佐证。
对于上述诸多的迷信现象，小说叙事本身的态度亦是模棱两可。正如小学教员讲故事之前，现任堤防长官跟旅行者“我”所说的：“他是我们当中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最好的，当然是以他的方式，若是与我的女管家安特耶·福尔默斯（Antje Vollmers）相比，则要差得远了。”（261）被堤防长官称为“启蒙主义者”的小学教员本人也承认，在女管家嘴里，故事完全会另外一个样子。而实际上，对于《白马骑者》所呈现的故事，读者是可以有两种阅读方式的。一种是遵循小学教员的理性阅读和理解方式，即：
修建堤坝，将潮水引向西北一新旧堤坝的交汇处形成了潜在的薄弱点→豪克·海因阻止村民凿穿新堤泄洪→旧堤崩塌→妻女被洪流吞噬→绝望中豪克与白马也跳入洪水→新堤因合理的构造完好无损。
整个事件发展过程因果逻辑合理，没有什么漏洞。但小说中也暗含着另一种迷信的解读方式，即：
村民坚信潮水是不能堵的，否则会有灾难→豪克建造新壩阻塞潮水→村民祭奉活狗以保佑新坝屹立不倒→豪克将狗救下→洪水来临，祭祀处，大坝坍塌→豪克跳入坍塌处自尽→新堤完好无损。
似乎当豪克·海因最终自我牺牲，完成了祭祀行为，新坝才得以保存，迷信的传说也借此得以应验。故事中还有其他一些迷信的说法最终得以应验，比如豪克的父亲曾以老堤防指挥为例，说“每个家族的智慧到了第三代就会衰竭”（28），结果这句话在他自己身上发生了。智力出众的豪克婚后九年方得一女，却是个弱智的孩子。不仅他的女儿，生活在他身边的其他人，几乎都是老弱病残，缺乏生命活力。再如那些被村民传说的灾难预兆也好似真的被大洪水的来临验证了。此外，在旅行者“我”的叙事层面上，似乎也验证了每当白马骑者幽灵出现，就会有堤坝坍塌的传说。在村民们声称看到白马骑者幽灵后，河对岸果真有一段堤坝被大水冲垮了（145）。
《白马骑者》中的另一陌异元素就是不可知的原始自然力。在《白马骑者》中，作为整个故事的背景依托，海洋形象早在豪克·海因的故事开始之前就已经在场了，有学者甚至把它视为作品本身的一个重要角色，它不仅参与事件当中，而且还最终决定了人物的命运。但是，与人物角色行为的有目的性不同，海洋的行为显得不可预测，似乎蕴含着一种不可预知的原始力量。生活在北弗里斯兰低地的人们，正是处在海洋与陆地的交界处，终日处于原始自然与理性文明的惊险博弈之中。
海洋作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破坏力量，在作品中有多处惊心动魄的描写。在故事一开头的狂风暴雨之夜，旅行者“我”即已切身感受到了它的威力。虽身处堤坝之上，但骇人的风暴和大海的咆哮仍使他感受到强烈的不安，臆测鬼影的显现也正是其当时心理状态的反映。在大洪水暴发之际，作品对海洋破坏魔力的展现达到了高潮：
一阵可怕的飓风怒吼着从海面上掠过……他眼前看见的只有山峦般的海浪，翻滚着冲向夜空，在这可怕的夜幕下，它们汹涌澎湃，拍打着堤岸，溅起白色的浪花咆哮而来，那声音好似发自凶猛野兽的骇人嘶嚎。（373-374）
面对原始的自然，人类有两种态度。一种如豪克·海因，试图凭借知识和智力，通过设计、建造科学合理的堤坝来阻止海洋的侵害，保护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另一种就如北弗里斯兰的村民，他们屈从于自然的威力，不是努力去优化堤坝的结构，而是迷信超自然神灵的存在，试图通过向神灵祭祀活物而获得与自然之问的和谐安宁。在原始自然同人类文明的博弈中，小说中最终胜利的似乎并非是后者。故事结局时，豪克一家葬身洪水，而蒙昧的民众却安然无恙。豪克一家的葬身之地，正是他当初阻止村民祭祀神灵的地方，这似乎验证了自然对他的惩罚，以他一家的牺牲，换得了新建的堤坝和村民集体的平安。豪克·海因在洪流中那句绝望的呐喊“上帝，带走我吧，宽恕其他人！”（143）宣告了他的最终屈服和投降。
与不可预知的海洋相似，在《白马骑者》中，主人公豪克·海因也是一个陌异的存在。他的陌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心理的和社会的。豪克一直生活在内心的封闭世界里。年少时他就绝少与人来往，经常独自一人长时间逗留在孤寂的海滩。这种自闭在他娶了老堤防长的女儿埃尔克（Elke）并当上了新任堤防指挥之后，变得越加严重。一个小农的儿子依靠婚姻获得了财富和地位，村民由此对他的妒嫉和嘲讽使他极度压抑。为了证实自己，他拼命工作，近乎自虐和疯狂。他的内心是纠结的，一方面他看不起那些愚昧无知的村民，对他们满怀敌意甚至仇恨;而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得到他们的承认。与埃尔克的相识和相知曾一度使他有了敞开心扉的对象，但当他后来发现新建的堤坝与旧堤连接处存在隐患之后，他甚至对埃尔克也隐瞒了信息，独自承受着一切压力。 豪克的孤傲和自闭使他成为村民中的异己者，成为村民眼中同海洋一样不可知的可怕存在。人们对白马的传说以及对他本人的妖魔化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恐惧心理的体现。豪克是個悲剧的存在，一个孤独的斗士，他的建坝雄心所面对的阻碍不仅是难以把控的自然，更是他周围的民众。如哈尼施（Harnisch）所言，新坝与旧坝的不合，实际上正代表了新旧势力的不相融合，暗示了豪克的宏伟计划与现实情况和民众利益的脱节，而这才是灾难发生的根源。本是村民领导者的豪克，却成了不被民众理解、接纳的怪异者、边缘人。虽然他恳求上帝带走自己，为他人牺牲，但死后他仍未被后人所接受，始终被驱逐在堤坝上，“既不生，又不死，既不属于自然，又不属于人世，既不归于海洋，又不归于陆地”，成了无处安身的孤魂野鬼。
通过前文所列举的一系列奇异现象、迷信现象、不可预测和把控的自然以及怪异者形象的描写，《白马骑者》不仅展现了虚幻的、无从阐释验证的事物，还揭示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内心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问的陌异存在。这些违背德语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陌异元素是如何得以写入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若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为此精心设置了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
《白马骑者》具有多层叙事结构。本文前面提到的旅行者“我”以及小学教员实际上在小说中处于第二和第三叙述层次，小说的第一层叙述者是位老者，他复述的是五十多年前在曾祖母家看到的一本杂志上的故事。也就是说，白马骑者的故事是经过三次转述而成的，这本身就使故事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事实上，《白马骑者》中三个层面的叙述人都不愿意为自己叙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小学教员多次强调，自己是把听来的故事“和盘托出”（144），至于别人，可能会是另一种讲法;旅行者“我”对小学教员讲述的内容也是讳莫如深，不予置评;而作为整个故事的原始叙述者——那个老者更是直接申明，他“对这个故事的可靠性无法作出保证”（3），因为他根本记不清当时读的是哪本杂志了。这样一来，整个故事的源头都无从考证。在这种多重不定的叙事框架下，追问故事中众多离奇现象的真实与否已经没有意义。在这里，叙事内容似乎显得不再重要了，重要的反倒是叙事行为本身。小说在叙事层面上反复思忖的，不是如何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是如何组织叙事，展现非现实。
此外，《白马骑者》还具有双重叙事视角。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整部小说存在着多种矛盾关系，比如在叙述和叙述内容之间（叙述者不停地在叙事层面上修补、反思叙述内容），叙述内容与事实之间（如小学教员的理性叙事中存在迷信理解的可能）以及叙述内容之间（理性与奇幻、科学与迷信、陆地与海洋、个体与大众等等）。在这些矛盾和对立关系中，作品没有给出明确的肯定或否定。这种模棱两可、左右不定的双重视角给非现实叙事提供了空间。
《白马骑者》多重不定的叙事结构和双重叙事视角虽然违背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但恰恰是这样的叙事方式，才使其得以保持现实主义文学特征，正所谓“以破坏规则的方式又遵守了规则”。正是超然于叙事内容的框架设置和双重视角，使《白马骑者》有别于纯粹的奇幻小说。虽然故事内容充满了陌异元素，但是三个层面的叙事行为本身是现实的，叙述人在叙事层面上的言语、行为和思考也都是理性的，更不用说作品中大量的关于北弗里斯兰地区气候、地理、风俗和建坝过程的现实描写。因此，作品的整个根基是被架构在现实主义之上的。《白马骑者》向读者展示了：虽然现实主义作家不能再进行纯粹的虚幻写作，但是，只要叙事技巧得当，奇幻题材和非现实主义陌异元素仍然可以进入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对于《白马骑者》中的超自然元素，同时代现实主义作家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和凯勒（Gottfried Keller）都曾有所微辞，认为它们损害了小说中有意识、有责任心的人物形象塑造。实际上施托姆本人也深知选取此类题材的难度，所以称此次创作是“一件棘手的事情”。那么，他为何仍要创作一部如此题材的作品呢？
对于文学中超自然描写的作用，托多洛夫在他的《奇幻文学导论》中援引了彼得·彭措尔德（PeterPenzoldt）的观点，认为“对于许多作家而言，超自然因素只是一个借口，通过它，作者可以表达一些在现实主义概念下从不敢说的东西”。奇幻使得打破规则、跨越不可触碰的界限成为可能。《白马骑者》中众多超自然元素的引入，可以说是作家在现实主义叙事困境下的一种突破性尝试。虽然小说讲述的是18世纪中叶的故事，但是它所展现的科技给人的内心带来的恐惧和不安正是作家生活的时代所面临的切实问题。在施托姆研究中，学者伊姆加德·勒普林（Irmgard Roebling）最早指出，作家将小说故事放置在启蒙运动发展高潮的18世纪中叶，有其深刻用意，是借此向启蒙主义者奉行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绝对对立提出质疑。自启蒙运动以来，在对自然的观察和认识中，以理智、经验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替代了臆测和超验的认知方式，自此，奇幻、迷信和宗教信仰都被一律排斥在外。启蒙主义者认为，不再是神，而是有理性的人才是自然的立法者。人作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体，通过实验，设定参数，使自然按照人的意志发生改变，臣服于人类。这种主客体的分离以及对自然的极端物化一直是现代社会中人类进步思想的基石。但是，自19世纪末起，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人类侵犯自然的程度不断加剧，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的不可克服力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对自然的无节制掠夺造成的灾难使人们意识到单一追求启蒙理性的危险。施托姆正是通过文学创作向人们展示了这一主题。小说中的豪克·海因作为启蒙主义者的代表，他的行为始终是与自然对立的，一切追求都可浓缩为控制、改造和利用自然。为此，他排斥一切非理性的存在。他轻视自然的原始力量，鄙视未开化的民众，对自身内在的孤独与恐惧也一概予以压制。小说中，他终日策马奔驰在堤坝和田问，不断地高喊着“向前！向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终以同样的方式投入了深渊。豪克的悲剧可以被视为“科技唯一统治论的终曲”，使他失败的对手并不是什么“他人”，而是被理性排斥在外的所有陌异存在。
施托姆煞费苦心，最终完成了他的心愿，“把一个堤坝幽灵的故事写成一部庄重的、脚踏实地的小说”，借助一个通俗的鬼怪故事的非理性来启发人们对理性的反思。这不仅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如此令人惊异地合乎时宜”，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仍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施托姆;《白马骑者》;现实主义;陌异
中图分类号：1516.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20）04-0023-08
特奥多尔·施托姆（Theodor Storm，1817-1888）是德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白马骑者》（Der Schimmelreiter）是其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国内已有多个汉语译本。不过总体看来，目前国内对施托姆的作品是译介多于研究，而且研究视角大多集中在其作品的诗意现实主义特征，对其中违背现实主义文学纲领的陌异元素鲜有涉及。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内学界对德语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状况，相对滞后于近二三十年来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作为“德语现实主义经典小说中的一朵奇葩”，《白马骑者》中存在着众多的反现实主义元素。本文将着重研讨这些元素的种类、在作品中的具体形态、作品对这些陌异元素的处理方法以及陌异元素的作用功能，以期对施托姆这部名篇作更深入的解读。
1848年至1890年是德语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被称作“市民现实主义”（Btirgelicher ReaIismus）或“诗意现实主义”（Poetischer Realismus），前者侧重文学创作的主体、受众和内容，后者则突出了它的美学追求。德语现实主义对文学中的现实有明确的界定。首先，与英、法的现实主义不同，德语现实主义要求描写被“净化”（Verklfirung）的现实，主张文学“不是日常生活的赤裸裸的再现，更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和阴暗面的赤裸裸的再现”。德语现实主义者认为，“那些令人作呕的、无法以理想的形式描绘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被艺术刻画的权利”。因此，他们回避对疾病、死亡、疯癫等丑陋现象以及无产阶级的贫困、不幸和苦难的描写，主张以市民家庭和市民社会生活为中心，传递和颂扬市民阶级的价值体系、道德规范和理想诉求。其次，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德语现实主义文学遵循可信原则（Plausibilitfit），主张描写经验的、可感知的现实，强调描写对象的清晰、完整和因果关联，排斥一切虚幻的、无从阐释、验证或偶然发生的事物，正如理论家奥托·路德维希在《诗意现实主义》（Der poetische Realismus）一文中所申明的：
这是一个由创造性的想象力展现的世界。……它不是幻象世界，即不是毫无关联的世界。正相反，在这个世界里，事物之间的关联比现实世界更清晰。它不是片断的，而是一个完整、封闭的世界，所有的因果都包含其中。……在这个世界里，事物的多样性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和谐和对比变得协调一致，只是剔除了其中无关紧要的东西。一个片断的世界被塑造成完整的，其中，必要性和整体性不仅存在，还清晰可见。
德语现实主义文学纲领将一切不符合市民阶级道德理想和美学追求的事物排斥在文学可以描写的范畴之外，凸显了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这种理想在实际创作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它严重脱离了当时德国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19世纪后半叶，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使德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社会阶层随之发生变化，出现了无产阶级。城市化的推进使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失业与贫困不断加重，贫民窟逐渐成为城市的标志，更有逾百万居民被迫流离海外。同时，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铁轨和道路的铺设、隧道的开凿、桥梁的架设，破坏了自然原有的面貌。科技的发展还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时空的感知，生活节奏加快，一切变得似乎不可把控，不可透视，诚如海涅所言：
时间在烟雾腾腾的蒸汽机上不停地飞速向前翻转。……而今我们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甚至时空的基本概念都产生了动摇。铁轨扼杀了空间，留给我们的只有时间。……我们的整个存在都被生生地拉入新的轨道，翻转向前。
急剧的变革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强烈的不安和方向感的缺失是这一时期人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面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及人们内心强烈的陌异体验和认知危机，德语现实主义作家很难做到完全无视这一切。因此，当理论家们不断地申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时候，文学作品中的现实却一再地显露出与现实主义原则相悖的陌异面孔。这些陌异元素形式多样，有政治、历史、社会或心理方面的，也有殖民地或异域的，还有虚幻或超自然的，抑或是被现实主义文学纲领排斥在外的艺术表现方式的。总体说来，德语现实主义文学对作品中展现的陌异元素有三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对陌异元素的修复，即在作品中把违背现实主义文学纲领的元素一一修正过来。例如，对超现实元素进行理性化处理，揭穿描写对象的虚幻假象;或者使叛逆社会规范的边缘人、怪异者回归市民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或使违犯社会道德规范的人最终受到惩罚;等等。。另一种是默认陌异元素的存在。此类陌异多为偏远地区或异域文化中的新奇、有趣的人或事，或是存在于久遠的历史故事中，作者通过采用特定的叙事方法和手段，使陌异叙事成为可能。再一种是对陌异元素漠视不理。作品中虽有涉及贫困或丑陋等现象，但并未给予关注或作为话题加以探讨。
国外学界对德语现实主义文学中陌异元素的关注是近二三十年的趋势，文化学中的“相异”研究及其对“陌异”的阐释对此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相异理论认为，“相异”一词（德文Alterit/it，源于拉丁文alteritas）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表示“主客体问、主体与主体共同体问、群体问、主体与自我之间以及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的差异关系”。与“相异”直接相关的是“陌异”（德文Fremdheit，源于拉丁文alienus），如果说前者泛指“差异”，那么后者则暗含了主体对差异的评价，即“陌生”（fremd）。“陌异”同样是个相对的概念，它不是被观察客体的固有属性，而是由自我强加给被观察客体的。与自我一样作为本体的他者，只有当它成为自我观察对象的那一刻，才会与自我发生关系，成为陌异方。因此，自我和他者是相互构建的。“陌异”一词常被用于对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差异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兴盛，陌异研究在众多学科受到广泛青睐，90年代之后更呈暴发之势。人们摒弃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强调对事物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反映在文学批评界，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被主流学术界长期忽视或排斥的领域，开始注重他者体验、他者研究。在陌异视角下重新挖掘和认识德语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 《白马骑者》是德语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力作，发表于1888年，是施托姆创作的最后一部作品。它讲述的是18世纪中叶德国北部弗里斯兰地区一个村庄的堤长豪克·海因（Hauke Haien）带领民众修建堤坝的故事。拥有数学天赋的豪克从小就热衷建坝技术。当上堤长后，他不顾村民的不解和阻挠，强力推行了雄心勃勃的造坝计划，并在海边扩建了大片圩田。然而孤独和疾病最终削弱了他的意志，使他没有及时补救堤坝修建中的漏洞，导致了悲剧结局：一场特大洪水冲垮了堤坝，也摧毁了他的家庭。眼见妻子和女儿被洪水吞噬，他也纵身跳入洪流。
《白马骑者》中的陌异元素有很多，概括而言，可分为四类，即奇异现象、迷信现象、不可知的自然以及怪异者形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贯穿整部小说的奇异现象描写。
关于文学中的奇幻叙事，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1939-2017）在其《奇幻文学导论》（Ein fahrung in die fantastische Literatur）中做了详尽阐述。他认为，文学中的离奇叙事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奇幻（das Fantastische）、悚异（das Umheimliche）和奇妙（das Wunder-bare）。所谓奇幻，它源于读者的一种犹豫感，面对作品中的人物经历，读者全然不知是怎么回事，在自然和超自然两种解释之间犹豫难决。作品中的人物通常也感受到这种犹豫，从而使犹豫成为作品的主题之一。奇幻就存在于这种犹豫不决的时刻。事件过后，如果作品中的人物或读者认为小说中的离奇事件可以用自然规律来解释，那么故事就由奇幻转向悚异;反之，如果现有的自然法则无法解释作品中的现象，那么故事就属于奇妙类。依据托氏理论，《白马骑者》中的超自然描写可归为奇幻和悚异类。
《白马骑者》本质上就是个鬼的传说。与白马一起坠入洪流的豪克·海因死后便成了后世传说中的野鬼。每当暴风雨来临，他的幽灵就会在海塘上不安地游荡，像末日骑士般预告死亡和毁灭的来临。这个幽灵般的形象在故事一开头就已出现。在一个月高风急的夜晚，旅行者“我”策马行进在北弗里斯兰的堤坝上，忽然问：
堤坝上迎面扑来了什么东西，虽听不到一点儿声响，但凭借暗淡的月光，我仿佛越来越清晰地看见一个黑黝黝的人影，靠近后才发现他骑在一匹瘦高的白马上，黑色的披风在他肩头迎风飞舞。疾驰而过的瞬间，他苍白的脸上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向我投来了一瞥。
他是谁？他想干什么？——这时我忽然意识到，方才我没有听到一丝马蹄和马嘶声，而这人和马是真真切切地从我身边驰骋而过的。
视觉与听觉上的相悖使旅行者惊异不已，而此后的经历更令他诧异。在随后来到的一家酒馆里，当他向在场的人们提起之前的离奇经历时，原本人声鼎沸的四座，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是白马骑者！”座中有人失声喊道，其余人也跟着引起一阵惊慌失措的骚动（261）。当在座的小学教员应旅行者的请求讲述这位生活在前一个世纪的白马骑者的故事时，人群中又有一阵强烈的不安，几乎所有人都望向了狂风呼啸的窗外，一时间连旅行者自己也“仿佛看见了那位精瘦的骑士骑在马上飞驰而过”（269）。这一连串奇异现象的描写，使读者觉得，白马骑者幽灵似乎真实存在，旅行者“我”对此也不明就里。
由小学教员讲述的白马骑者的生前故事也充满了奇幻色彩，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那匹诡异的白马。在豪克从城里购得它之前，村里就流传着，在离岸不远的小岛上，每当明月当空，烟雾弥漫中就会看见一匹白马从一堆尸骸中站起来走动。豪克的两个雇工曾亲自去探察过这一可怖的景象。当雇工看到新买来的马驹时，以为岛上的那匹白马到了身前，“它鬃毛纷披、骨瘦如柴，两个没精打采的眼珠深藏在眼窝里”（325）。随后就有人传说，岛上的那匹白马幽影不见了。令人对白马生畏的还有豪克的购马经历。他是从坝上的一个陌生人手里买下这匹马的。那人面容狡黠，“两只伸出来的手像禽爪一样”，当豪克牵马上路后，他“依旧站在那儿，双腿叉开，两臂反剪，冲着豪克发出一阵疹人的狂笑”（327-328）。这情景让村民私下传说，豪克是从魔鬼那里获得的白马，是与魔鬼做了一笔交易。在故事结尾，当豪克纵马跳入波涛，一切风平浪静之后，据说“在月光下那匹马的白色枯骨又出现在小岛上，整个村子的居民都看见了”（380）。
不只是白马和它的主人，故事中豪克身边的一切似乎都被某种超自然力掌控着，笼罩在一种不祥的氛围中，比如那个临死前预言了大洪水到来的老妇特林·杨斯（Trien’Jans），她的那只被豪克在恼怒下掐死的猫，同杨斯一起被豪克夫妇收养的、最后惨死在豪克马蹄下的海鸥，被豪克从村民手里救下的狗以及豪克那个看似弱智却时常显得洞察世事的幼女等等，这些生活在豪克身边的人和畜最后都似乎中了魔咒般同豪克一起消亡了。
对于上述离奇现象，小说在叙事层面上没有给出明确解释。小学教员在讲完豪克·海因从童年至青年的成长史，要进入豪克当上堤长后被村民魔鬼化的经历前，曾申明：“我下面要跟您讲的内容，主要是为了您对整个故事有个完整的了解，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它们都不过是整个低地村民在万圣节时，在纺纱机旁的谈资而已。”（319）虽然此番话暗含了小学教员的态度，但旅行者“我”一开始就曾要求小学教员把整个故事和盘托出，至于里面什么可信，什么不可信，则由他自己甄别。不过，从始至终，旅行者都未曾表明自己对整个故事的态度，是真是假，最后只能由读者自己判定了。
除了奇幻描写，小说中还有一些令人恐惧的悚异现象，后来被书中人物阐释化解了，最为典型的就是小学教员讲述的少年豪克的一次经历。某天傍晚，豪克在浅滩上看见了令人惊恐的画面：
煙雾中一个个黑影上下走动，跟人一般高;它们动作庄重，但十分怪异、恐怖。个个都长着长长的鼻子和颈项，在冒着烟的冰缝边上徜徉……
“它们想干什么？难道它们是落水鬼的幽灵？”豪克暗自思忖。……这时，他不禁想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挪威海鬼的故事……（267-268） 不过，作品中豪克自己对此次经历做出了解释。多年后他又来到这里，面对同样的景象，他告诉女儿，“它们不过是些苍鹭和乌鸦罢了，因为是在雾气里，才显得那么巨大和可怕;它们正从裂开的冰缝中往外衔鱼”（268）。
在小说中，与奇幻现象和悚异气氛密切相关的是众多的迷信现象描写。所谓迷信，是指“不察事之真伪，惑于世俗之见而妄信之”，对某些事物迷惘而不知其究竟，却又盲目地相信其说。与豪克·海因的理性和科学思维不同，村民们更倾向于相信民间传说，相信水妖和海鬼的存在，甚至认为只有祭奉活物，“最好是个孩子，若没有，一条狗也行”（347），这样新建的大坝方能长久。他们喜欢把各种现象联系在一起，传播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什么“盛夏蝗灾”“天降血雨”，什么“教堂塔尖上的金鸡被旋风吹落”（367-368），这些暗含《圣经·启示录》中末日景象的传说被他们视作灾难来临的预兆，而不幸的源头在他们看来就是豪克的那匹白马。村民的迷信还表现在他们对带有分裂性质的神秘宗教集会的热衷，那里也是散布传言的好地方。在豪克妻子产后病危时，绝望的他曾向上帝发出质疑：“我完全了解，你做不到任何时候都能如你所愿，连你也不行。”（340）他的这番祷告很快便经过宗教集会的传播而家喻户晓，成为村民眼中他与魔鬼交易的佐证。
对于上述诸多的迷信现象，小说叙事本身的态度亦是模棱两可。正如小学教员讲故事之前，现任堤防长官跟旅行者“我”所说的：“他是我们当中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最好的，当然是以他的方式，若是与我的女管家安特耶·福尔默斯（Antje Vollmers）相比，则要差得远了。”（261）被堤防长官称为“启蒙主义者”的小学教员本人也承认，在女管家嘴里，故事完全会另外一个样子。而实际上，对于《白马骑者》所呈现的故事，读者是可以有两种阅读方式的。一种是遵循小学教员的理性阅读和理解方式，即：
修建堤坝，将潮水引向西北一新旧堤坝的交汇处形成了潜在的薄弱点→豪克·海因阻止村民凿穿新堤泄洪→旧堤崩塌→妻女被洪流吞噬→绝望中豪克与白马也跳入洪水→新堤因合理的构造完好无损。
整个事件发展过程因果逻辑合理，没有什么漏洞。但小说中也暗含着另一种迷信的解读方式，即：
村民坚信潮水是不能堵的，否则会有灾难→豪克建造新壩阻塞潮水→村民祭奉活狗以保佑新坝屹立不倒→豪克将狗救下→洪水来临，祭祀处，大坝坍塌→豪克跳入坍塌处自尽→新堤完好无损。
似乎当豪克·海因最终自我牺牲，完成了祭祀行为，新坝才得以保存，迷信的传说也借此得以应验。故事中还有其他一些迷信的说法最终得以应验，比如豪克的父亲曾以老堤防指挥为例，说“每个家族的智慧到了第三代就会衰竭”（28），结果这句话在他自己身上发生了。智力出众的豪克婚后九年方得一女，却是个弱智的孩子。不仅他的女儿，生活在他身边的其他人，几乎都是老弱病残，缺乏生命活力。再如那些被村民传说的灾难预兆也好似真的被大洪水的来临验证了。此外，在旅行者“我”的叙事层面上，似乎也验证了每当白马骑者幽灵出现，就会有堤坝坍塌的传说。在村民们声称看到白马骑者幽灵后，河对岸果真有一段堤坝被大水冲垮了（145）。
《白马骑者》中的另一陌异元素就是不可知的原始自然力。在《白马骑者》中，作为整个故事的背景依托，海洋形象早在豪克·海因的故事开始之前就已经在场了，有学者甚至把它视为作品本身的一个重要角色，它不仅参与事件当中，而且还最终决定了人物的命运。但是，与人物角色行为的有目的性不同，海洋的行为显得不可预测，似乎蕴含着一种不可预知的原始力量。生活在北弗里斯兰低地的人们，正是处在海洋与陆地的交界处，终日处于原始自然与理性文明的惊险博弈之中。
海洋作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破坏力量，在作品中有多处惊心动魄的描写。在故事一开头的狂风暴雨之夜，旅行者“我”即已切身感受到了它的威力。虽身处堤坝之上，但骇人的风暴和大海的咆哮仍使他感受到强烈的不安，臆测鬼影的显现也正是其当时心理状态的反映。在大洪水暴发之际，作品对海洋破坏魔力的展现达到了高潮：
一阵可怕的飓风怒吼着从海面上掠过……他眼前看见的只有山峦般的海浪，翻滚着冲向夜空，在这可怕的夜幕下，它们汹涌澎湃，拍打着堤岸，溅起白色的浪花咆哮而来，那声音好似发自凶猛野兽的骇人嘶嚎。（373-374）
面对原始的自然，人类有两种态度。一种如豪克·海因，试图凭借知识和智力，通过设计、建造科学合理的堤坝来阻止海洋的侵害，保护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另一种就如北弗里斯兰的村民，他们屈从于自然的威力，不是努力去优化堤坝的结构，而是迷信超自然神灵的存在，试图通过向神灵祭祀活物而获得与自然之问的和谐安宁。在原始自然同人类文明的博弈中，小说中最终胜利的似乎并非是后者。故事结局时，豪克一家葬身洪水，而蒙昧的民众却安然无恙。豪克一家的葬身之地，正是他当初阻止村民祭祀神灵的地方，这似乎验证了自然对他的惩罚，以他一家的牺牲，换得了新建的堤坝和村民集体的平安。豪克·海因在洪流中那句绝望的呐喊“上帝，带走我吧，宽恕其他人！”（143）宣告了他的最终屈服和投降。
与不可预知的海洋相似，在《白马骑者》中，主人公豪克·海因也是一个陌异的存在。他的陌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即心理的和社会的。豪克一直生活在内心的封闭世界里。年少时他就绝少与人来往，经常独自一人长时间逗留在孤寂的海滩。这种自闭在他娶了老堤防长的女儿埃尔克（Elke）并当上了新任堤防指挥之后，变得越加严重。一个小农的儿子依靠婚姻获得了财富和地位，村民由此对他的妒嫉和嘲讽使他极度压抑。为了证实自己，他拼命工作，近乎自虐和疯狂。他的内心是纠结的，一方面他看不起那些愚昧无知的村民，对他们满怀敌意甚至仇恨;而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得到他们的承认。与埃尔克的相识和相知曾一度使他有了敞开心扉的对象，但当他后来发现新建的堤坝与旧堤连接处存在隐患之后，他甚至对埃尔克也隐瞒了信息，独自承受着一切压力。 豪克的孤傲和自闭使他成为村民中的异己者，成为村民眼中同海洋一样不可知的可怕存在。人们对白马的传说以及对他本人的妖魔化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恐惧心理的体现。豪克是個悲剧的存在，一个孤独的斗士，他的建坝雄心所面对的阻碍不仅是难以把控的自然，更是他周围的民众。如哈尼施（Harnisch）所言，新坝与旧坝的不合，实际上正代表了新旧势力的不相融合，暗示了豪克的宏伟计划与现实情况和民众利益的脱节，而这才是灾难发生的根源。本是村民领导者的豪克，却成了不被民众理解、接纳的怪异者、边缘人。虽然他恳求上帝带走自己，为他人牺牲，但死后他仍未被后人所接受，始终被驱逐在堤坝上，“既不生，又不死，既不属于自然，又不属于人世，既不归于海洋，又不归于陆地”，成了无处安身的孤魂野鬼。
通过前文所列举的一系列奇异现象、迷信现象、不可预测和把控的自然以及怪异者形象的描写，《白马骑者》不仅展现了虚幻的、无从阐释验证的事物，还揭示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内心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问的陌异存在。这些违背德语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陌异元素是如何得以写入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若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为此精心设置了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
《白马骑者》具有多层叙事结构。本文前面提到的旅行者“我”以及小学教员实际上在小说中处于第二和第三叙述层次，小说的第一层叙述者是位老者，他复述的是五十多年前在曾祖母家看到的一本杂志上的故事。也就是说，白马骑者的故事是经过三次转述而成的，这本身就使故事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事实上，《白马骑者》中三个层面的叙述人都不愿意为自己叙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小学教员多次强调，自己是把听来的故事“和盘托出”（144），至于别人，可能会是另一种讲法;旅行者“我”对小学教员讲述的内容也是讳莫如深，不予置评;而作为整个故事的原始叙述者——那个老者更是直接申明，他“对这个故事的可靠性无法作出保证”（3），因为他根本记不清当时读的是哪本杂志了。这样一来，整个故事的源头都无从考证。在这种多重不定的叙事框架下，追问故事中众多离奇现象的真实与否已经没有意义。在这里，叙事内容似乎显得不再重要了，重要的反倒是叙事行为本身。小说在叙事层面上反复思忖的，不是如何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是如何组织叙事，展现非现实。
此外，《白马骑者》还具有双重叙事视角。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整部小说存在着多种矛盾关系，比如在叙述和叙述内容之间（叙述者不停地在叙事层面上修补、反思叙述内容），叙述内容与事实之间（如小学教员的理性叙事中存在迷信理解的可能）以及叙述内容之间（理性与奇幻、科学与迷信、陆地与海洋、个体与大众等等）。在这些矛盾和对立关系中，作品没有给出明确的肯定或否定。这种模棱两可、左右不定的双重视角给非现实叙事提供了空间。
《白马骑者》多重不定的叙事结构和双重叙事视角虽然违背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但恰恰是这样的叙事方式，才使其得以保持现实主义文学特征，正所谓“以破坏规则的方式又遵守了规则”。正是超然于叙事内容的框架设置和双重视角，使《白马骑者》有别于纯粹的奇幻小说。虽然故事内容充满了陌异元素，但是三个层面的叙事行为本身是现实的，叙述人在叙事层面上的言语、行为和思考也都是理性的，更不用说作品中大量的关于北弗里斯兰地区气候、地理、风俗和建坝过程的现实描写。因此，作品的整个根基是被架构在现实主义之上的。《白马骑者》向读者展示了：虽然现实主义作家不能再进行纯粹的虚幻写作，但是，只要叙事技巧得当，奇幻题材和非现实主义陌异元素仍然可以进入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对于《白马骑者》中的超自然元素，同时代现实主义作家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和凯勒（Gottfried Keller）都曾有所微辞，认为它们损害了小说中有意识、有责任心的人物形象塑造。实际上施托姆本人也深知选取此类题材的难度，所以称此次创作是“一件棘手的事情”。那么，他为何仍要创作一部如此题材的作品呢？
对于文学中超自然描写的作用，托多洛夫在他的《奇幻文学导论》中援引了彼得·彭措尔德（PeterPenzoldt）的观点，认为“对于许多作家而言，超自然因素只是一个借口，通过它，作者可以表达一些在现实主义概念下从不敢说的东西”。奇幻使得打破规则、跨越不可触碰的界限成为可能。《白马骑者》中众多超自然元素的引入，可以说是作家在现实主义叙事困境下的一种突破性尝试。虽然小说讲述的是18世纪中叶的故事，但是它所展现的科技给人的内心带来的恐惧和不安正是作家生活的时代所面临的切实问题。在施托姆研究中，学者伊姆加德·勒普林（Irmgard Roebling）最早指出，作家将小说故事放置在启蒙运动发展高潮的18世纪中叶，有其深刻用意，是借此向启蒙主义者奉行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绝对对立提出质疑。自启蒙运动以来，在对自然的观察和认识中，以理智、经验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替代了臆测和超验的认知方式，自此，奇幻、迷信和宗教信仰都被一律排斥在外。启蒙主义者认为，不再是神，而是有理性的人才是自然的立法者。人作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体，通过实验，设定参数，使自然按照人的意志发生改变，臣服于人类。这种主客体的分离以及对自然的极端物化一直是现代社会中人类进步思想的基石。但是，自19世纪末起，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人类侵犯自然的程度不断加剧，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的不可克服力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对自然的无节制掠夺造成的灾难使人们意识到单一追求启蒙理性的危险。施托姆正是通过文学创作向人们展示了这一主题。小说中的豪克·海因作为启蒙主义者的代表，他的行为始终是与自然对立的，一切追求都可浓缩为控制、改造和利用自然。为此，他排斥一切非理性的存在。他轻视自然的原始力量，鄙视未开化的民众，对自身内在的孤独与恐惧也一概予以压制。小说中，他终日策马奔驰在堤坝和田问，不断地高喊着“向前！向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最终以同样的方式投入了深渊。豪克的悲剧可以被视为“科技唯一统治论的终曲”，使他失败的对手并不是什么“他人”，而是被理性排斥在外的所有陌异存在。
施托姆煞费苦心，最终完成了他的心愿，“把一个堤坝幽灵的故事写成一部庄重的、脚踏实地的小说”，借助一个通俗的鬼怪故事的非理性来启发人们对理性的反思。这不仅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如此令人惊异地合乎时宜”，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仍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