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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石墓门作为南朝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制规格、装饰图案、表现形式反映了当时墓葬形制、丧葬礼仪、宗教信仰、文化观念，并可以借此窥探南朝线刻艺术的发展状况。以南京栖霞区灵山大浦塘村南朝墓石门为例，通过田野考察、绘制线描图、图像学、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从美术考古视角比较分析南朝石墓门图案区域特点、时代特征、图案组合规律及发展演变轨迹，进而探究石墓门图案的内涵、功能及象征含义。
关键词：南朝;石墓门;装饰;图像;象征
中图分类号：J3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0）05-0077-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0.05.011
Abstract：Stone tomb gat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rial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with its form size， system specifications，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forms of expression reflected the forms of tomb， funeral etiquettes，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ltural concepts. It can also be used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ne carving art in Southern Dynasty. Taking the stone tomb gates in Daputang Village， Lingshan Area， Qixia District， Nanjing city as one example， this essay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regional featur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rules of pattern combination and evolution track. It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s， functions and symbolic implications of the patterns on the stone gate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 line drawing， iconography and analyzing cultural factors.
Key words：Southern Dynasty; Stone tomb gate; decoration; image; symbol
隨着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引入，尤其是不断更新的考古发掘图像材料为古代艺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美术史学研究领域得到扩展与延伸，以交叉学科为主的美术考古学成为当下艺术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势。
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也强调系统整理、陈列和出版图像遗物的必要性。[1]李淞在讨论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与走向时，也提出将“图像”而非“美术”作为美术史学科研究的主要对象。[2]以考古发掘的石刻线画资料为切入点，可以探究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线刻艺术发展情况，并且可以补充古代艺术研究链条的缺陷与不足。
南朝陵墓地表石刻与地下墓室拼镶砖画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等重要的石墓门，在墓室建筑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石墓门作为南朝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制规格、装饰图案、表现形式反映了当时墓葬形制、丧葬礼仪、宗教信仰、文化观念，石墓门上雕刻纹样组配关系体现出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并可以借此窥探南朝线刻艺术的发展状况。
南京栖霞区灵山南朝墓石墓门是迄今为止发掘、保存最完整的石墓门，成为研究南朝墓葬文化和装饰艺术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以南京栖霞区灵山大浦塘村南朝墓石门为例，通过田野考察、绘制线描图、图像学、文化因素的分析方法，从美术考古视角比较分析南朝石墓门图案区域特点、时代特征、图案组合规律及发展演变轨迹，进而探究石墓门图案的内涵、功能及象征含义。
一、石墓门基本结构
据目前考古发掘报告显示，在南京、丹阳已发掘多座设有石墓门的南朝墓，如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墓、江苏丹阳胡桥和建山南朝墓、南京郊区两座南朝墓、南京隐龙山南朝墓、南京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南朝墓等。由于这些石墓门出土时大多破损残缺、风化严重，石墓门上装饰图案漫漶不清，难以辨认，因此并未引起学界重视。2012年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队在栖霞区灵山大浦塘村发掘一座南朝贵族墓，出土一套组合完整、图案雕刻精美的石门参见南京市博物馆总馆官网：《南京市栖霞区灵山大浦塘村南朝贵族墓考古发掘》报告，石墓门现藏于南京市六朝博物馆。，成为研究南朝绘画雕刻艺术极为重要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2013年，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在栖霞区新合村狮子冲又发掘两座南朝墓，在两座墓葬内均发现刻有图案的石墓门[3]，由于多种原因，这两座墓葬在发掘途中停止，并进行保护性回填，不过考古人员对石墓门上半部分进行了拓片、绘图，留下珍贵的资料，也是研究南朝石墓门的重要参考。
在南朝大型砖室墓中，设置石墓门数量有两道与一道的区别，多重石墓门则显示出墓主人的地位及墓葬的等级。罗宗真认为“帝后一级的陵墓用两进石门，王侯一级的用一进石门，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界限区别。”[4]宿白在研究西安附近唐墓葬形制时，也将有无石墓门作为衡量墓葬等级高低的条件之一。[5]墓葬甬道内设置石墓门的规格和数量，成为判断墓葬等级的重要参考因素。从栖霞区灵山南朝墓设置一道石墓门的墓葬形制规格来看，此墓葬等级较高，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身份显赫的王室贵族，这种推断也从出土的残损石墓志中辨识出墓主的相关信息得到确证。 南京栖霞区灵山南朝墓是一座卷顶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由墓室、甬道、石墓门、排水沟、封门墙等部分构成。靠近墓室的甬道中立有一道组合完整的石墓门，石墓门为青石质地，高325cm，宽190cm，由门额、门楣、门柱、门扉、门槛等部件组成（图1）。门额与门楣由一整块青石凿刻而成，连为一体，通过浮雕与阴线刻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区分门额与门楣。
半圆形门拱竖直立于两侧门柱之上，门额正面浮雕“人”字形斗拱，门拱下部用浅浮雕成横梁、门楣区域。“六朝陵墓在建筑结构上一个重要特点是墓门均为石砌，门额呈半圆形，拱上浮雕人字拱。这种石砌的浮雕人字拱墓门，可能是陵墓墓室结构的一个标志。”[4]88门楣底部左右分别凿有两个凹槽，以榫卯结构与两扇石门、门柱扣接，两扇门扉为内向对开。石门两旁边缘切入墓壁，以作固定，防止石门倒塌。
二、石墓门图案分布及组合规律
石墓门正面雕刻有人物、动物和各种花草装饰图案，集中分布在门额、门楣、门柱、门扉、门槛;背面为素面，凹凸不平，没有图案。这些图案均采用阴线刻，远距离观察难以发现，笔者在现场考察记录基础上，采用局部拍摄，并绘制线描图，依据石门图案组合关系，复原出石墓门正面完整的线描图，以此深入分析石墓门各部位图案组配及象征含义。
门额正面浅浮雕仿木结构“人”字形斗拱，并坐于浅浮雕横梁之上。“人”字形拱上应雕有图案纹饰，但因风化严重，纹饰漫漶不清，很难辨识确切图案。横梁分为三层布局，上层线刻二方连续忍冬纹;中层是仿木结构的五块凸起的方石，中间的方石上阴线刻一对鸟，相向而立，两侧方石分别阴线刻单鸟，展翅面相内;下层横梁空白处有卷草纹装饰。
门楣正中间刻有兽面图，兽面头顶正中有双层山峰形冠，山峰顶部有一摩尼珠，左右分别生出两个牴角，口中之物类似于西王母的“戴胜”，面部左右长出鬃毛，仔细辨认可以发现兽面右下方有一只兽爪。兽面左侧线刻青龙、花草纹，右侧线刻白虎、花草纹，两侧神兽呈对称状分布。在主题图案之间空白处用莲花、蔓草飘带等纹样点缀装饰。
两侧门柱采用分格形式刻画，每格中刻画一个图案，分格处采用双直线分割，主题图案边缘以卷草纹装饰。门柱中间位置的门栓为上下分界点，分为上部图案体系，下部图案体系。左侧门柱上部从上向下依次是日神、天鹿、朱雀（凤鸟）、狮子，日神呈人首蛇身，两臂生出羽翼，双手过顶举日，日中有三足乌，为太阳的象征;左侧门柱下部从上向下依次刻画兽面、覆莲卷草纹，此兽面头顶正中有山峰形冠，左右分别生出两个牴角，面部左右长出鬃毛，口中有飘带，与门楣兽面不同之处是头顶没有摩尼宝珠，也并未发现兽爪。右侧门柱上部从上向下依次刻画月神、天鹿、朱雀（凤鸟）、白虎，月神呈人面兽身，双手过顶举着月，月中刻一蟾蜍，代表月亮;左侧门柱下部与右侧门柱下部图完全相同，呈对称分布。两侧门柱中部有一凸起的门栓，呈桥形，门栓弧面上下各分布着两个乳钉，门栓各凿一孔洞，右侧相通，左侧则不通（门闩已不存在），门栓正面及旁边刻有卷草纹;门柱边框以连续卷草纹环绕，图案雕刻精致，极具艺术表现力。门柱内侧面图案主要是由卷草纹、宝珠莲花纹、朱雀、门吏等组成，门吏为男性，留有胡须，多有秀骨清像之姿，门柱左右两内侧面图案互相对应（图2）。
①右侧门柱正面线描图 ②左侧门柱正面线描图 ③右侧门柱内侧面线描图 ④左侧门柱内侧面线描图
石墓门左侧门扉完整，门扉右上角阴线刻朱雀，呈侧面展翅欲飞状，门扉中下部阴线刻一手持剑的武士像，占据门扉2/3的空间，门扉中部右侧装饰一铺首（铺首已不在），门扉上下边缘采用环状忍冬纹装饰，左右边缘密集排列着缠枝葡萄纹，表现出强烈的连续性，不断地重复与延展（图3）。其它空白处采用莲花纹、花草纹装饰。右侧门扉残缺，只剩下三分之一，由残留下部门扉可以判断，图案与左侧门扉相同。
门槛正上面阴线刻团状莲花纹、朱雀、花草纹。以团状莲花为中心，两侧依次是喙衔仙草的朱雀、团状莲花纹、花草纹，门槛边缘刻卷草纹装饰（图4）。
三、石墓门图案组配与象征含义
石墓门在功能性与象征性上，都与墓葬空间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作为墓葬内一种建筑形式，对墓葬的空间进行划分，内部与外部空间、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封闭的空间与开放的空间。石墓门既是一件实体，又是一种绘画媒材，承载着刻画的装饰图案。而每一个图案都有其独特位置，在搭配组合时，也有严格的规制，规制背后又隐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一）兽口衔“胜”
门楣上的图案由兽面、青龙、白虎、花草纹构成一组，以兽面为中心，两侧为动物、植物纹配置，这种左右对称布局以此凸顯兽面的中心位置。这种组合并不是孤例，在栖霞区狮子冲南朝墓M2第二重石门门额与这种组合关系相似——兽面纹在“人”字拱正中间，“人”字拱左侧为朱雀、青龙、万岁，右侧为朱雀、白虎、千秋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载《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该简报指出“人”字拱两侧中部为对称分布的“飞龙”，但笔者仔细比对“飞龙”的造型和龙身上的纹饰，认为对称的“飞龙”应是青龙与白虎，即“人”字拱左侧（东）为青龙，右侧（西）为白虎，这与墓葬坐北朝南的方位相对应。，以“人”字拱中心横向观测，形成两组神兽相向，兽面为中心对称组合图案。
这种兽面纹图案组合形式还可以在同时期的北朝粟特人壁画墓中找到痕迹，如北周康业墓石门门楣上正中线刻兽面纹，左侧青龙、右侧白虎，兽面头部为山字形冠（图5），在康业墓围屏石榻榻板正面也刻有兽面纹，两侧线刻朱雀[7];北周安伽墓石门的门楣正中位置线刻的兽面，两侧刻有对称的缠枝葡萄纹[8]（图6）;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石门门额正中雕绘兽面纹，其上有摩尼宝珠，两侧分别绘两只喙衔花草的朱雀[9];北齐徐显秀墓石门门额正中也雕绘兽面，兽口衔“胜”（图7），两侧是两只喙衔花草的朱雀，具有明显的外来风格。 南朝与北朝石墓门相比，北朝石墓门基本上是采取雕刻（线刻）+彩绘的方式表现，从现在石墓门上残留的色彩看，依然能辨识出兽面的色彩组配关系和样式。在南北交界的区域，河南邓县学庄南朝墓出土一些彩色画像砖，虽然墓门原有的彩色壁画已经不存在，但陈大章临摹的卷门壁画为我们提供了兽面色彩关系的重要参考（图8），从兽面的造型结构看，口衔“胜”，“胜”上有飘带[10]，这与南京栖霞区灵山南朝墓石墓门上的兽面更为接近（图9）。
墓葬中石墓门门额或门楣上出现的兽面，大部分情况下两侧都配有动物或植物图案，构成一个图案组系，兽面始终在这个组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可知兽面在此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兽面在南北朝墓葬石墓门上皆有表现，且分布区域广泛，显然已成为这一时期丧葬文化和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以及墓葬艺术的重要装饰母题。
目前学界对南北朝兽面的源流颇有争议：一是認为这种兽面形象并非是中原本土所有，而是受到外来文化和宗教艺术的影响;二是认为兽面受汉魏传统乃至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演变而来，或是源于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兽面纹饰。笔者在《南北朝兽面图像源流考辩》[12]《南北朝兽面图像谱系及其传播研究》[13]两篇文章中，认为南北朝时期兽面是在延续本土传统兽面图式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裂变为多种类型，形成新的兽面组合形式。
此石墓门兽面最显著的特点是口中衔“胜”，“胜”上有飘带。“胜”又是西王母的象征，“戴胜”可以说是西王母的重要标志。在汉画像石中，“胜”也有单独表现的形式，在武梁祠正面山墙上就有“胜”形图案，一侧有榜题曰：“玉胜王者”[14]。说明这并不是简单的“蓬发而戴胜”用以束发的“簪”，而是具有“王者”“权利”“神圣”的身份象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胜”是西王母的象征符号，然而此处“胜”却成为兽面口中衔物，不难发现，这种组合方式的变化预示着西王母信仰的变迁。同时，兽面作为南朝墓葬文化瑞兽系统之一，也具有驱邪避鬼、镇墓守护的功能。
（二）日月神崇拜
石墓门两侧门柱上部第一格分别刻画对称分布的日轮、月轮。 墓葬中绘有人首蛇身托举日月的神灵图案，其身份的辨识在学术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被认为是伏羲和女蜗;二是被认为是日神羲和月神常羲。形象各异的日月神说明其在流传演变过程中的诸多变异特征，以及所具有的时代性、地域性特征。
古代文献史料中对日、月有这样的记载：《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15]后因以“蟾踆”指代日月。《论衡·说日篇》：“日中有三足乌”。《太平御览·卷四》：“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体就，穴鼻始萌（宋均注曰：穴，决也，决鼻，兔也。）”[16]。“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鸟。……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蛤焉。”[17]这种以三足乌、蟾蜍为象征的日月符号在汉代基本上已经形成图案定式，可以从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帛画，以及汉画像石上寻找到这类题材的图案踪迹。
这种在汉墓中形成的日、月装饰图案一直延续至南北朝时期，在多座画像砖壁画墓中使用，如江苏丹阳鹤仙坳、建山金家村、胡桥吴家村发掘的南朝墓，在甬道口与第一重石门间的顶部砖印壁画上均有日、月图案。[18]
又如，在公元4—6世纪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中也发现日月神托举日轮、月轮，吉林省集安市五盔坟四号墓墓室角枋间东西两侧对称的日神、月神壁画图[19]（图10），人首蛇身，龙足前后用力蹬开，龙尾摔后，臂膀生出双翼，双手过顶推举日、月，日中为三足乌，月中为蟾蜍。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集安市五盔坟四号墓日月神与此石墓门门柱两侧的日月神形象极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日轮、月轮发射出光芒，躯体（蛇身）的伸展与盘结。这说明南朝日月崇拜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即使外部形态略有差异，但是对日月神的崇拜却存在相同的理念。[21]
无论墓葬中的日月神是羲和、常羲，还是伏羲、女娲，其共同点都是以人兽合体的形象展现，这种以动物形象作为崇拜信仰的现象，无不再次体现出古人的原始朴素的自然观。这种将意义表征和具象指代相结合的图案表现手法，在古代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信仰方式。
（三）墓葬中瑞兽系统的嬗变
石墓门上整体图案的组合方式基本上呈现对称布局，有意味的是，两侧门柱上部第四方格中的主题却不同，左侧为狮子，右侧为白虎。是否是雕刻工匠无意间雕刻错误？据当时工匠雕刻水平来看，这显然不成立。那么是否是画师勾描时绘制错误？据绘画水平来看，更不会发生这种低级失误。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整体石门图案设计时，明确规定这组左右刻画神兽不同。导致这种图式对称、题材不同的原因，是否正反映出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霍巍认为以狮子为代表的神兽作为地面和地下的守护镇墓神兽，在主导地位上逐渐取代汉代传统的“四神”。[22]狮子原本作为佛教护法的神兽，却出现在墓葬中，说明随着佛教文化的全面扩展与深化，佛教文化已逐渐渗透到传统墓葬文化中。
另外，仔细观察发现，石墓门上至少有五对不同的朱雀（凤凰、凤鸟、鸟）图，分别为门柱正面、门柱内侧面、门扉、门槛、门额。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对朱雀（凤鸟）形状、动态均有所区别：门柱上的朱雀呈单脚站立姿势;门扉上的朱雀呈展翅腾飞状;门槛上的朱雀喙衔仙草;门额上朱雀（鸟）雕刻略微简单。朱雀作为“四神”之一，是神话传说中的神鸟，在中国历代都有极强的信仰。
在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拾遗记》云：“重明之鸟，……状如鸡，鸣似凤，……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23]门扉上雕刻凤鸟最早渊源应来自重明鸟之意，用于御凶辟邪，保护墓室主人的灵魂安宁。《梦溪笔谈》卷七：“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谓鸟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鸟即凤也，故谓之凤鸟。”[24]
墓葬中出现的朱雀或凤鸟等神鸟具有导引死者灵魂升天的作用，[25]而凤鸟喙衔仙草图是表现墓主人生前追求永生的思想，门扉上的朱雀可能具有驱邪避讳的功能。由此可见，“鸟”自身具有的多种寓意被人们广泛推崇，在南朝时期人们对“鸟”形象的崇拜与信仰非常重视。 （四）门扉上的图案转变
门扉上主要由武士、朱雀、铺首三个主要元素组成，武士像无论是所占比重还是人物描绘水平都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图案组合方式也发生转变，原本占有门扉主要位置的朱雀、铺首让位于武士形象，逐渐形成“朱雀+铺首+武士像”的新图式。
虽然在汉墓中就已有持刀剑门吏形象，但其所在位置基本都是处于门扉两侧的门柱之上，且人物刻画相对生硬、概括、抽象，形体较小。而此处武士像显然已成为门扉上独立主体图案，已经替代了汉墓石门上的瑞兽主题。武士像是主体，朱雀处于辅助地位，题材的变迁、主次位序的变化，说明南朝时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人的存在价值，艺术“自觉”观念也在此时开始形成。
这位武士像手持剑，目光炯炯有神，人物刻画准确，线条流畅，飘逸洒脱，气韵生动。单从人物服饰线条来看，细、挺、劲，似在飞舞、游动，正是高古游丝描之画法，既充满力度和速度，又极富变化与律动感，体现出刚性又不失柔和。其次，对人物神情的描繪也达到了“传神写照”的水平，表现出其内在性格、气质和精神。人物的刻画不仅体现了南朝时期高超的绘画水平，更是表现出当时无名工匠精致的雕刻技艺，足可让人复原和再现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水平。
（五）植物花卉图案
石墓门的装饰花纹主要是以植物花卉为主体图案，利用莲花纹、忍冬纹、缠枝葡萄纹和缠枝卷叶的花草加以不同的变化和组合而成。莲花纹与忍冬纹在南北朝时期不仅见于墓葬装饰，还广泛应用于佛教石窟寺院以及造像碑边饰等处。
这些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纹样题材，表现出异域特色的造型方式。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区域性，结合不同载体、不同区域的文化形成各自独有的特点。缠枝与葡萄纹的结合、忍冬纹与莲花的结合、莲花与宝珠的结合等组合形式纷纷出现，还出现一些植物纹饰与动物纹饰结合的混合图案。诸葛铠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装饰艺术史上一个分水岭，那就是“花卉母题的悄然崛起，并有取代神兽母题而成为装饰主流的趋势。”[26]在这一时期，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植物花卉图案逐渐代替秦汉以来的动物图案，成为装饰的主要纹样。
石墓门各部位图案给人的感觉不是孤立的，而是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可以看出是经过周密的意匠经营。石门各部位的有机联系，各板块的有计划分割，上下、左右、前后呼应，显得有条不紊，形成多样的统一。这些图案、纹饰作为一种重要的装饰手段，营造了类似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的特定环境。
结 语
魏晋南北朝是中外文化交融的艺术变革时期，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艺术元素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和南方地区，多元文化和宗教信仰、多重因素构成了这一时期复杂的墓葬装饰文化艺术体系。墓葬装饰艺术在南北朝时期产生出新的装饰风格，正是在这一时期，外来文化艺术样式逐渐被中国本土文化吸收、借鉴，最终形成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与独特性的绘画装饰艺术。
石墓门作为南朝墓葬文化的重要承载者，是南朝墓葬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墓门的数量、规格及其装饰图案成为衡量南朝墓葬等级的重要条件之一。石墓门的图案母题在继承汉代墓室装饰主题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并结合南方地区社会文化习俗和信仰观念，进行融会、改造，形成新的图案组合系统。这些装饰图案反映了某一区域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逐渐成为代表性极强的视觉文化符号。石墓门多种图案的组合配置体现出南朝时期文化艺术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装饰题材的演变也映射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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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
关键词：南朝;石墓门;装饰;图像;象征
中图分类号：J3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0）05-0077-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0.05.011
Abstract：Stone tomb gat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rial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with its form size， system specifications，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forms of expression reflected the forms of tomb， funeral etiquettes， religious beliefs and cultural concepts. It can also be used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ne carving art in Southern Dynasty. Taking the stone tomb gates in Daputang Village， Lingshan Area， Qixia District， Nanjing city as one example， this essay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regional featur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rules of pattern combination and evolution track. It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s， functions and symbolic implications of the patterns on the stone gate with field investigation， line drawing， iconography and analyzing cultural factors.
Key words：Southern Dynasty; Stone tomb gate; decoration; image; symbol
隨着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引入，尤其是不断更新的考古发掘图像材料为古代艺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美术史学研究领域得到扩展与延伸，以交叉学科为主的美术考古学成为当下艺术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势。
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也强调系统整理、陈列和出版图像遗物的必要性。[1]李淞在讨论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与走向时，也提出将“图像”而非“美术”作为美术史学科研究的主要对象。[2]以考古发掘的石刻线画资料为切入点，可以探究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线刻艺术发展情况，并且可以补充古代艺术研究链条的缺陷与不足。
南朝陵墓地表石刻与地下墓室拼镶砖画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等重要的石墓门，在墓室建筑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石墓门作为南朝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制规格、装饰图案、表现形式反映了当时墓葬形制、丧葬礼仪、宗教信仰、文化观念，石墓门上雕刻纹样组配关系体现出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并可以借此窥探南朝线刻艺术的发展状况。
南京栖霞区灵山南朝墓石墓门是迄今为止发掘、保存最完整的石墓门，成为研究南朝墓葬文化和装饰艺术的重要切入点。本文以南京栖霞区灵山大浦塘村南朝墓石门为例，通过田野考察、绘制线描图、图像学、文化因素的分析方法，从美术考古视角比较分析南朝石墓门图案区域特点、时代特征、图案组合规律及发展演变轨迹，进而探究石墓门图案的内涵、功能及象征含义。
一、石墓门基本结构
据目前考古发掘报告显示，在南京、丹阳已发掘多座设有石墓门的南朝墓，如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墓、江苏丹阳胡桥和建山南朝墓、南京郊区两座南朝墓、南京隐龙山南朝墓、南京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南朝墓等。由于这些石墓门出土时大多破损残缺、风化严重，石墓门上装饰图案漫漶不清，难以辨认，因此并未引起学界重视。2012年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队在栖霞区灵山大浦塘村发掘一座南朝贵族墓，出土一套组合完整、图案雕刻精美的石门参见南京市博物馆总馆官网：《南京市栖霞区灵山大浦塘村南朝贵族墓考古发掘》报告，石墓门现藏于南京市六朝博物馆。，成为研究南朝绘画雕刻艺术极为重要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2013年，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在栖霞区新合村狮子冲又发掘两座南朝墓，在两座墓葬内均发现刻有图案的石墓门[3]，由于多种原因，这两座墓葬在发掘途中停止，并进行保护性回填，不过考古人员对石墓门上半部分进行了拓片、绘图，留下珍贵的资料，也是研究南朝石墓门的重要参考。
在南朝大型砖室墓中，设置石墓门数量有两道与一道的区别，多重石墓门则显示出墓主人的地位及墓葬的等级。罗宗真认为“帝后一级的陵墓用两进石门，王侯一级的用一进石门，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界限区别。”[4]宿白在研究西安附近唐墓葬形制时，也将有无石墓门作为衡量墓葬等级高低的条件之一。[5]墓葬甬道内设置石墓门的规格和数量，成为判断墓葬等级的重要参考因素。从栖霞区灵山南朝墓设置一道石墓门的墓葬形制规格来看，此墓葬等级较高，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身份显赫的王室贵族，这种推断也从出土的残损石墓志中辨识出墓主的相关信息得到确证。 南京栖霞区灵山南朝墓是一座卷顶砖室墓，平面呈“凸”字形，由墓室、甬道、石墓门、排水沟、封门墙等部分构成。靠近墓室的甬道中立有一道组合完整的石墓门，石墓门为青石质地，高325cm，宽190cm，由门额、门楣、门柱、门扉、门槛等部件组成（图1）。门额与门楣由一整块青石凿刻而成，连为一体，通过浮雕与阴线刻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区分门额与门楣。
半圆形门拱竖直立于两侧门柱之上，门额正面浮雕“人”字形斗拱，门拱下部用浅浮雕成横梁、门楣区域。“六朝陵墓在建筑结构上一个重要特点是墓门均为石砌，门额呈半圆形，拱上浮雕人字拱。这种石砌的浮雕人字拱墓门，可能是陵墓墓室结构的一个标志。”[4]88门楣底部左右分别凿有两个凹槽，以榫卯结构与两扇石门、门柱扣接，两扇门扉为内向对开。石门两旁边缘切入墓壁，以作固定，防止石门倒塌。
二、石墓门图案分布及组合规律
石墓门正面雕刻有人物、动物和各种花草装饰图案，集中分布在门额、门楣、门柱、门扉、门槛;背面为素面，凹凸不平，没有图案。这些图案均采用阴线刻，远距离观察难以发现，笔者在现场考察记录基础上，采用局部拍摄，并绘制线描图，依据石门图案组合关系，复原出石墓门正面完整的线描图，以此深入分析石墓门各部位图案组配及象征含义。
门额正面浅浮雕仿木结构“人”字形斗拱，并坐于浅浮雕横梁之上。“人”字形拱上应雕有图案纹饰，但因风化严重，纹饰漫漶不清，很难辨识确切图案。横梁分为三层布局，上层线刻二方连续忍冬纹;中层是仿木结构的五块凸起的方石，中间的方石上阴线刻一对鸟，相向而立，两侧方石分别阴线刻单鸟，展翅面相内;下层横梁空白处有卷草纹装饰。
门楣正中间刻有兽面图，兽面头顶正中有双层山峰形冠，山峰顶部有一摩尼珠，左右分别生出两个牴角，口中之物类似于西王母的“戴胜”，面部左右长出鬃毛，仔细辨认可以发现兽面右下方有一只兽爪。兽面左侧线刻青龙、花草纹，右侧线刻白虎、花草纹，两侧神兽呈对称状分布。在主题图案之间空白处用莲花、蔓草飘带等纹样点缀装饰。
两侧门柱采用分格形式刻画，每格中刻画一个图案，分格处采用双直线分割，主题图案边缘以卷草纹装饰。门柱中间位置的门栓为上下分界点，分为上部图案体系，下部图案体系。左侧门柱上部从上向下依次是日神、天鹿、朱雀（凤鸟）、狮子，日神呈人首蛇身，两臂生出羽翼，双手过顶举日，日中有三足乌，为太阳的象征;左侧门柱下部从上向下依次刻画兽面、覆莲卷草纹，此兽面头顶正中有山峰形冠，左右分别生出两个牴角，面部左右长出鬃毛，口中有飘带，与门楣兽面不同之处是头顶没有摩尼宝珠，也并未发现兽爪。右侧门柱上部从上向下依次刻画月神、天鹿、朱雀（凤鸟）、白虎，月神呈人面兽身，双手过顶举着月，月中刻一蟾蜍，代表月亮;左侧门柱下部与右侧门柱下部图完全相同，呈对称分布。两侧门柱中部有一凸起的门栓，呈桥形，门栓弧面上下各分布着两个乳钉，门栓各凿一孔洞，右侧相通，左侧则不通（门闩已不存在），门栓正面及旁边刻有卷草纹;门柱边框以连续卷草纹环绕，图案雕刻精致，极具艺术表现力。门柱内侧面图案主要是由卷草纹、宝珠莲花纹、朱雀、门吏等组成，门吏为男性，留有胡须，多有秀骨清像之姿，门柱左右两内侧面图案互相对应（图2）。
①右侧门柱正面线描图 ②左侧门柱正面线描图 ③右侧门柱内侧面线描图 ④左侧门柱内侧面线描图
石墓门左侧门扉完整，门扉右上角阴线刻朱雀，呈侧面展翅欲飞状，门扉中下部阴线刻一手持剑的武士像，占据门扉2/3的空间，门扉中部右侧装饰一铺首（铺首已不在），门扉上下边缘采用环状忍冬纹装饰，左右边缘密集排列着缠枝葡萄纹，表现出强烈的连续性，不断地重复与延展（图3）。其它空白处采用莲花纹、花草纹装饰。右侧门扉残缺，只剩下三分之一，由残留下部门扉可以判断，图案与左侧门扉相同。
门槛正上面阴线刻团状莲花纹、朱雀、花草纹。以团状莲花为中心，两侧依次是喙衔仙草的朱雀、团状莲花纹、花草纹，门槛边缘刻卷草纹装饰（图4）。
三、石墓门图案组配与象征含义
石墓门在功能性与象征性上，都与墓葬空间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作为墓葬内一种建筑形式，对墓葬的空间进行划分，内部与外部空间、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封闭的空间与开放的空间。石墓门既是一件实体，又是一种绘画媒材，承载着刻画的装饰图案。而每一个图案都有其独特位置，在搭配组合时，也有严格的规制，规制背后又隐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一）兽口衔“胜”
门楣上的图案由兽面、青龙、白虎、花草纹构成一组，以兽面为中心，两侧为动物、植物纹配置，这种左右对称布局以此凸顯兽面的中心位置。这种组合并不是孤例，在栖霞区狮子冲南朝墓M2第二重石门门额与这种组合关系相似——兽面纹在“人”字拱正中间，“人”字拱左侧为朱雀、青龙、万岁，右侧为朱雀、白虎、千秋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载《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该简报指出“人”字拱两侧中部为对称分布的“飞龙”，但笔者仔细比对“飞龙”的造型和龙身上的纹饰，认为对称的“飞龙”应是青龙与白虎，即“人”字拱左侧（东）为青龙，右侧（西）为白虎，这与墓葬坐北朝南的方位相对应。，以“人”字拱中心横向观测，形成两组神兽相向，兽面为中心对称组合图案。
这种兽面纹图案组合形式还可以在同时期的北朝粟特人壁画墓中找到痕迹，如北周康业墓石门门楣上正中线刻兽面纹，左侧青龙、右侧白虎，兽面头部为山字形冠（图5），在康业墓围屏石榻榻板正面也刻有兽面纹，两侧线刻朱雀[7];北周安伽墓石门的门楣正中位置线刻的兽面，两侧刻有对称的缠枝葡萄纹[8]（图6）;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石门门额正中雕绘兽面纹，其上有摩尼宝珠，两侧分别绘两只喙衔花草的朱雀[9];北齐徐显秀墓石门门额正中也雕绘兽面，兽口衔“胜”（图7），两侧是两只喙衔花草的朱雀，具有明显的外来风格。 南朝与北朝石墓门相比，北朝石墓门基本上是采取雕刻（线刻）+彩绘的方式表现，从现在石墓门上残留的色彩看，依然能辨识出兽面的色彩组配关系和样式。在南北交界的区域，河南邓县学庄南朝墓出土一些彩色画像砖，虽然墓门原有的彩色壁画已经不存在，但陈大章临摹的卷门壁画为我们提供了兽面色彩关系的重要参考（图8），从兽面的造型结构看，口衔“胜”，“胜”上有飘带[10]，这与南京栖霞区灵山南朝墓石墓门上的兽面更为接近（图9）。
墓葬中石墓门门额或门楣上出现的兽面，大部分情况下两侧都配有动物或植物图案，构成一个图案组系，兽面始终在这个组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可知兽面在此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兽面在南北朝墓葬石墓门上皆有表现，且分布区域广泛，显然已成为这一时期丧葬文化和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以及墓葬艺术的重要装饰母题。
目前学界对南北朝兽面的源流颇有争议：一是認为这种兽面形象并非是中原本土所有，而是受到外来文化和宗教艺术的影响;二是认为兽面受汉魏传统乃至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演变而来，或是源于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兽面纹饰。笔者在《南北朝兽面图像源流考辩》[12]《南北朝兽面图像谱系及其传播研究》[13]两篇文章中，认为南北朝时期兽面是在延续本土传统兽面图式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裂变为多种类型，形成新的兽面组合形式。
此石墓门兽面最显著的特点是口中衔“胜”，“胜”上有飘带。“胜”又是西王母的象征，“戴胜”可以说是西王母的重要标志。在汉画像石中，“胜”也有单独表现的形式，在武梁祠正面山墙上就有“胜”形图案，一侧有榜题曰：“玉胜王者”[14]。说明这并不是简单的“蓬发而戴胜”用以束发的“簪”，而是具有“王者”“权利”“神圣”的身份象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胜”是西王母的象征符号，然而此处“胜”却成为兽面口中衔物，不难发现，这种组合方式的变化预示着西王母信仰的变迁。同时，兽面作为南朝墓葬文化瑞兽系统之一，也具有驱邪避鬼、镇墓守护的功能。
（二）日月神崇拜
石墓门两侧门柱上部第一格分别刻画对称分布的日轮、月轮。 墓葬中绘有人首蛇身托举日月的神灵图案，其身份的辨识在学术界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被认为是伏羲和女蜗;二是被认为是日神羲和月神常羲。形象各异的日月神说明其在流传演变过程中的诸多变异特征，以及所具有的时代性、地域性特征。
古代文献史料中对日、月有这样的记载：《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15]后因以“蟾踆”指代日月。《论衡·说日篇》：“日中有三足乌”。《太平御览·卷四》：“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体就，穴鼻始萌（宋均注曰：穴，决也，决鼻，兔也。）”[16]。“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鸟。……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蛤焉。”[17]这种以三足乌、蟾蜍为象征的日月符号在汉代基本上已经形成图案定式，可以从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帛画，以及汉画像石上寻找到这类题材的图案踪迹。
这种在汉墓中形成的日、月装饰图案一直延续至南北朝时期，在多座画像砖壁画墓中使用，如江苏丹阳鹤仙坳、建山金家村、胡桥吴家村发掘的南朝墓，在甬道口与第一重石门间的顶部砖印壁画上均有日、月图案。[18]
又如，在公元4—6世纪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中也发现日月神托举日轮、月轮，吉林省集安市五盔坟四号墓墓室角枋间东西两侧对称的日神、月神壁画图[19]（图10），人首蛇身，龙足前后用力蹬开，龙尾摔后，臂膀生出双翼，双手过顶推举日、月，日中为三足乌，月中为蟾蜍。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集安市五盔坟四号墓日月神与此石墓门门柱两侧的日月神形象极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日轮、月轮发射出光芒，躯体（蛇身）的伸展与盘结。这说明南朝日月崇拜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即使外部形态略有差异，但是对日月神的崇拜却存在相同的理念。[21]
无论墓葬中的日月神是羲和、常羲，还是伏羲、女娲，其共同点都是以人兽合体的形象展现，这种以动物形象作为崇拜信仰的现象，无不再次体现出古人的原始朴素的自然观。这种将意义表征和具象指代相结合的图案表现手法，在古代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信仰方式。
（三）墓葬中瑞兽系统的嬗变
石墓门上整体图案的组合方式基本上呈现对称布局，有意味的是，两侧门柱上部第四方格中的主题却不同，左侧为狮子，右侧为白虎。是否是雕刻工匠无意间雕刻错误？据当时工匠雕刻水平来看，这显然不成立。那么是否是画师勾描时绘制错误？据绘画水平来看，更不会发生这种低级失误。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整体石门图案设计时，明确规定这组左右刻画神兽不同。导致这种图式对称、题材不同的原因，是否正反映出外来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霍巍认为以狮子为代表的神兽作为地面和地下的守护镇墓神兽，在主导地位上逐渐取代汉代传统的“四神”。[22]狮子原本作为佛教护法的神兽，却出现在墓葬中，说明随着佛教文化的全面扩展与深化，佛教文化已逐渐渗透到传统墓葬文化中。
另外，仔细观察发现，石墓门上至少有五对不同的朱雀（凤凰、凤鸟、鸟）图，分别为门柱正面、门柱内侧面、门扉、门槛、门额。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对朱雀（凤鸟）形状、动态均有所区别：门柱上的朱雀呈单脚站立姿势;门扉上的朱雀呈展翅腾飞状;门槛上的朱雀喙衔仙草;门额上朱雀（鸟）雕刻略微简单。朱雀作为“四神”之一，是神话传说中的神鸟，在中国历代都有极强的信仰。
在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拾遗记》云：“重明之鸟，……状如鸡，鸣似凤，……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23]门扉上雕刻凤鸟最早渊源应来自重明鸟之意，用于御凶辟邪，保护墓室主人的灵魂安宁。《梦溪笔谈》卷七：“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谓鸟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鸟即凤也，故谓之凤鸟。”[24]
墓葬中出现的朱雀或凤鸟等神鸟具有导引死者灵魂升天的作用，[25]而凤鸟喙衔仙草图是表现墓主人生前追求永生的思想，门扉上的朱雀可能具有驱邪避讳的功能。由此可见，“鸟”自身具有的多种寓意被人们广泛推崇，在南朝时期人们对“鸟”形象的崇拜与信仰非常重视。 （四）门扉上的图案转变
门扉上主要由武士、朱雀、铺首三个主要元素组成，武士像无论是所占比重还是人物描绘水平都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图案组合方式也发生转变，原本占有门扉主要位置的朱雀、铺首让位于武士形象，逐渐形成“朱雀+铺首+武士像”的新图式。
虽然在汉墓中就已有持刀剑门吏形象，但其所在位置基本都是处于门扉两侧的门柱之上，且人物刻画相对生硬、概括、抽象，形体较小。而此处武士像显然已成为门扉上独立主体图案，已经替代了汉墓石门上的瑞兽主题。武士像是主体，朱雀处于辅助地位，题材的变迁、主次位序的变化，说明南朝时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人的存在价值，艺术“自觉”观念也在此时开始形成。
这位武士像手持剑，目光炯炯有神，人物刻画准确，线条流畅，飘逸洒脱，气韵生动。单从人物服饰线条来看，细、挺、劲，似在飞舞、游动，正是高古游丝描之画法，既充满力度和速度，又极富变化与律动感，体现出刚性又不失柔和。其次，对人物神情的描繪也达到了“传神写照”的水平，表现出其内在性格、气质和精神。人物的刻画不仅体现了南朝时期高超的绘画水平，更是表现出当时无名工匠精致的雕刻技艺，足可让人复原和再现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水平。
（五）植物花卉图案
石墓门的装饰花纹主要是以植物花卉为主体图案，利用莲花纹、忍冬纹、缠枝葡萄纹和缠枝卷叶的花草加以不同的变化和组合而成。莲花纹与忍冬纹在南北朝时期不仅见于墓葬装饰，还广泛应用于佛教石窟寺院以及造像碑边饰等处。
这些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纹样题材，表现出异域特色的造型方式。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区域性，结合不同载体、不同区域的文化形成各自独有的特点。缠枝与葡萄纹的结合、忍冬纹与莲花的结合、莲花与宝珠的结合等组合形式纷纷出现，还出现一些植物纹饰与动物纹饰结合的混合图案。诸葛铠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装饰艺术史上一个分水岭，那就是“花卉母题的悄然崛起，并有取代神兽母题而成为装饰主流的趋势。”[26]在这一时期，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植物花卉图案逐渐代替秦汉以来的动物图案，成为装饰的主要纹样。
石墓门各部位图案给人的感觉不是孤立的，而是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可以看出是经过周密的意匠经营。石门各部位的有机联系，各板块的有计划分割，上下、左右、前后呼应，显得有条不紊，形成多样的统一。这些图案、纹饰作为一种重要的装饰手段，营造了类似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的特定环境。
结 语
魏晋南北朝是中外文化交融的艺术变革时期，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艺术元素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和南方地区，多元文化和宗教信仰、多重因素构成了这一时期复杂的墓葬装饰文化艺术体系。墓葬装饰艺术在南北朝时期产生出新的装饰风格，正是在这一时期，外来文化艺术样式逐渐被中国本土文化吸收、借鉴，最终形成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与独特性的绘画装饰艺术。
石墓门作为南朝墓葬文化的重要承载者，是南朝墓葬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墓门的数量、规格及其装饰图案成为衡量南朝墓葬等级的重要条件之一。石墓门的图案母题在继承汉代墓室装饰主题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艺术的表现形式，并结合南方地区社会文化习俗和信仰观念，进行融会、改造，形成新的图案组合系统。这些装饰图案反映了某一区域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逐渐成为代表性极强的视觉文化符号。石墓门多种图案的组合配置体现出南朝时期文化艺术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装饰题材的演变也映射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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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