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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0）05-0057-07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0.05.008
龚艳（以下简称龚）：首先感谢上海戏剧学院的石川教授接受我们的访谈，今天参与访谈的还有上海师范大学的张隽隽老师。我想从一个比较个人化的话题切入，石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样开始收藏与策展的工作的？
石川（以下简称石）：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博。艺研院的学科优势以史论见长。一般学生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都会花在文献史料上。我白天基本泡在国家图书馆。傍晚骑自行车从白石桥、经西直门、新街口回到什刹海边上的恭王府。那时候，前、后海还没什么酒吧，但有很多旧书店和古玩市场，还有早市，能看到不少旧书刊杂志和一些有趣的旧物。早上我出门，就会去早市逛一圈。傍晚回来，又会到中国书店去泡一阵。时间长了，就能碰到好东西。有次在中国书店看到一套台湾版的《中国电影史》。这在大陆非常罕见，但标价很贵，要20块。我犹豫了半天，才咬牙买下来。结果收银员一看价签，说印错了，实际上只要2块钱，可把我给乐坏了！
那时候，我们同学都喜欢淘旧货。看谁有眼光、运气好，能淘到好东西。各种专业的人都有，淘的旧货就很杂，瓷器、书画、笔砚、乐器、小摆件，连旧家具都有人淘。有次我在早市看中一个青花橄榄瓶，表面有一层细细的冰裂纹，感觉很奇特。跟老板讨价还价，最后10块钱就买下来了。回到艺研院，去请教学陶瓷的同学，问他这是个什么东西。结果他就从器型、釉色、纹路……唏哩呼噜讲了一大堆。最后说，这是个晚清的老物件，不算贵重，但10块钱肯定超值了。
我从上海去北京念书时，只带了四箱书。回上海时变成了40箱，弄了个集装箱才运回来。这就是我淘旧货的成绩。回上海后，不敢再淘了，没地方放。直到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才把整整一面墙打成书柜，让所有的书籍和物件有了安身之所。
龚：所以这个时期您的收藏，主要是为了个人研究？
石：对，那时候淘的主要是书籍、文献、档案。我导师李少白先生经常说，读博士要走一步看十步，要为你将来的研究做准备。这里边就包括文献资料。先按照你手上的研究题目广泛搜集，然后再花时间慢慢看、慢慢消化。一个题目坚持做10年、20年，你在这个领域才敢说站得住脚。我带回上海那40箱文献，并不只是为了写博士论文，也是为后面的研究做准备的。有的东西，直到今天还在用。
龚：这中间，有涉及到实物的收藏吗？
石：实物要晚几年。说起来，还和谢晋导演有关。2005年，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都出席了，还接见了谢晋、张瑞芳、孙道临、谢铁骊等老一辈电影工作者。那次谢导回来后很兴奋，说北京搞了一个中国电影博物馆，在向他征集文物，要为他做特展。可是，他儿子谢衍有点不太乐意，说我爸爸要把东西都拿到北京去，这可不行。要搞我们就自己在上海搞一个。谢衍是想在上海建一个“谢晋电影艺术馆”。这个想法得到上海大学领导的支持。我当时在上大任教。谢晋是上大影视学院的院长，我被安排做他助理，平时负责协助他做学院方面的工作。这事定下来以后，由上大影视学院的领导出面去跟谢导讲，他也就同意了。
不过，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场地，这个计划一直拖到2008年，谢晋、谢衍父子先后去世才开始启动。上大把延长校区第二教学楼二楼的半层楼面腾出来，筹建谢晋电影纪念馆，安排我做馆长，负责筹备和布展。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从清理谢晋、谢衍父子的遗物入手，慢慢摸索着进入了电影文物的收集、整理和策展这一领域。然后就是2012—2013年做上海电影博物馆。再后来，2014年，汤晓丹导演和夫人蓝为洁老师先后逝世。他们的大儿子，国际知名的大画家汤沐黎先生委托我去他家整理他父母的遗物。这次的成果也办了一次展，社会反响很热烈。汤沐黎先生很高兴，说你们这个展有国际水平。从那以后到现在，我几乎每年都办1—2次规模比较大的电影主题展，搞得策展好像成了我的一项主业。
龚：您能很顺利地转向电影策展，我觉得主要还是跟您以前做电影史研究，在这方面有比较好的积累有关。
石：或许吧！两者关系的确很密切。学术是里子，策展是面子。所谓策展，其实就是用你的专业学识，以展览的形式，为社会提供某种高品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这是过去我们做学者比较欠缺的部分。反过来，策展多了，也对我的专业能力、学术视野和思路有比较明显的启发和拓展。我常想，如果说历史本身是有声有色的，那么以前那种传统的研究路数，充其量也只是一部黑白默片，它和那个声色俱全的历史实景之间还是存在不小的距离的。
2012年上海电影博物馆布展前，我们在上影库房里做文物调查，发现了一部1930年代联华公司的摄影机。木箱上、胶片盒上都有很清晰的“联华”字样。这家公司1937年抗戰爆发后就歇业了。也就是说，这台摄影机至少也有80多年的历史了。发现它的时候，保护得还不错。打开箱子，机身用油纸包着，生铁的机壳，没有一点锈迹。接上电源，马达还能转。看它的商标，是一款英国机型，叫NEWALL（牛尔牌）。对这种机型，老实讲，当时我真是一无所知。这让我意识到，过去我们电影史研究存在一个巨大的黑洞，就是缺了物质装备这一块。我们一天到晚谈论福柯，谈论知识考古，但对电影史领域的物质考古部分，却完全没有概念。这就是我们电影史研究中的盲点。可能是因为视野局限，也可能是因为方法论的单一。总之，通过策展，让我看到了自身的局限。现在大家谈论新史学，就是说，历史研究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所以这几年，我就特别鼓励学生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的时候，去尝试一些前人从未触及的新领域、新题目，特别是一些跨专业、跨界别的题目。想通过这种方式，去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张隽隽（以下简称张）：上海电影博物馆的前期策划，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您接手的时候是否有整体的布局规划呢？
石：我其实是中途插进去的，一开始我并没有参加。之前，听说他们已经出过几稿方案了，但都不满意，先后都流标了。是我过去一个学生，向有关领导推荐了我。那是2012年初，我当时在北海道的札幌，有一天收到上海的信息，要我马上赶回去。回来之后，上影的项目负责人约我谈了一次。当时他们还在权衡，究竟是搞一个电影博物馆还是一个电影体验馆。从商业上说，电影体验馆肯定会更好一些。但是，上海这样一个城市，是不能没有电影博物馆的。像谢晋、张瑞芳、孙道临，这些老一辈影人，他们生前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在上海建一座自己的电影博物馆。以前没条件，因为太贵了。你看上海电影博物馆，光是内部装修布展就花了一个多亿，平均一平方米一万多块人民币！这种事以前都不敢想，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为什么不搞？所以我力主要搞一座电影博物馆。
当时建筑土建施工就快要结束了，展厅有四层楼面，11000多平米，建筑内部结构都已经定型，但装修要等展陈和设计方案确定以后才能进行。所以我也不算从零开始，而是有一个确定的空间面积了，在前几个策展方案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构思和设计。前几个方案都有效果图，空间怎么分割、布局，展厅动线如何展开，都有一些基本的思路。等于是说，已经编好了几个筐，就看你往里面装什么货了。
我的任务是，先要为整体展陈内容提出一个基本思路，落脚在一本展陈大纲上。而一百多年的上海电影，可展的东西，可讲的故事太多了。如果像教科书那样平铺直叙，无论如何都讲不完。我和设计师商量，四层楼面，每层楼设定一个主题，比如影人、影厂、影事……影人、影厂比较容易理解。影事呢？影事是指那些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电影事件。有次开策划会，上影集团任仲伦董事长提出一个要求，让我们总结一下，上海电影对中国社会历史有哪些突出的贡献？我第一反应就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歌来自一部电影？全世界恐怕只有《义勇军进行曲》了。这算不算对社会文化历史的突出贡献？
总之，策展思路就这样慢慢展开。中间有反复的修改、讨论。有时候，我的想法会被推翻。有时候，我也会据理力争。比如说四楼第一展厅，叫“星耀苍穹”，四面墙上全是各个时期电影人的肖像。有点像古代先贤祠的感觉。设计师的创意，想用一种最浓缩的方式，把百年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电影人，都通过这个展厅呈现出来。他出了一张效果图，四壁全是高高低低的人物肖像，天花板和地面用暗色玻璃，产生多重反射的效果，让人物肖像充斥着整个展厅，造成一种星光灿烂的总体氛围。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特别棒，就确定下来。设计师说，我给你留了480多个空，尺寸规格都是固定的。接下来，就需要你把480个历史人物填充进去。
但是，出这个名单是很麻烦的。上海这么多电影人，谁上谁不上，谁上的多，谁上的少，很难摆平。搞不好就弄成光荣榜了。上影领导让我先提出一套标准，拿到集团党政会议上讨论通过后再实施。我记得第一条就是，既然是博物馆，就要“厚古薄今”。1949年前参加工作的老一代影人占55%，之后的占45%。这等于量化了“厚古薄今”这条原则。这一条大家没意见。可是，1949年后参加工作的人数也不少，而且许多都还健在，还是摆不平。那就再设一道门槛，比如要得过国际A类电影节大奖的，国内金鸡、百花、华表这种顶级奖项至少两次以上获奖，还要照顾不同工种，摄、录、美、服、化、道，还有美术片、科教片、译制片、洗印、发行……入选人的年龄最后划到了1980年代参加工作的为止，再往后的实在是无法入选了。我这个方案最后得到了集团领导的批准。后来，从开馆后的反馈看，这些标准大体上还是站得住脚的。不敢说100%让人满意，但大多数意见都还是表示肯定和认可的。
我记得，这个名单反反复复讨论了7个月才最终敲定。之所以能让人心服口服，最主要的是，你要有理有据，在扎实的事实基础上提出一套逻辑严密的方案。这方面我和我的团队也算是下足了苦功夫。从2012年4月开始，我就带着学生，在上图后面的国安宾馆包了四五个房间，住了5个多月，准备文献资料。那480人的肖像照，各单位报上来的照片，大多是八九十岁老人的照片。这哪行？又不是办护照，非要近照不可。我们办的是展览，要展现这些老影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可是各个单位都说没有。我们只好到上海图书馆，从各种杂志、文档上翻拍。开始还有一家美术公司帮我们修图，很贵，5块钱一张。但拿回来一看，效果很不好，钱花得太冤枉。就不跟他们玩了，我们自己来修图。可那时候我根本就不会用Photoshop，就找了一个学生来教我，边学边干。最后那480张图基本上我都动过手脚。我记得自己修的最满意的一张，是编剧鲁彦周的肖像。原本那张照片很旧，泛黄不说，还有各种折痕、划痕、斑点。我就试着自己修，最后效果还不错。从那之后，我就从一个PS盲，慢慢变成了一个修图高手。
张：后面布展也是您亲自参与的吗？这个方面您可以详细谈一谈吗？
石：布展的时候，我把国安宾馆的原班人马，搬到电影博物馆旁边一家快捷酒店，又住了7个月。原定2012年12月28号开馆——因为12月28日被认为是电影诞生的日子。但到10月份，我觉得无论如何来不及。因为内部装修还没完成，剩下个把月怎么够布展？好在上影的领导比较实事求是，没有硬压，而是把开馆时间顺延到2013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段时间，我天天戴一顶安全帽，在施工现场进进出出，一身上下脏兮兮的。朋友都笑话我快成包工头了。
2013年春节过后，我们开始布展了。在那之前，我们根据展陈大纲列出一份展品清单。这些展品从哪里来的呢？有三大来源：一是上影的库存，比如电影器材、图文档案（包括原始剧本、生产文件、手稿、图片、剧照、工作照、海报等等）、道具、服装等等。这部分数量最大，比如前面说的那台联华公司摄影机。这种1949年前的老摄影机后面又找到一些，最后博物馆里用了三台。还有一件，是上影工程师晏仲芳发明的“闪电效果灯”。这种灯的专利被美国买去了，后来在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侏罗纪公园》里都有过应用。它为中国影人赢得了第一座奥斯卡工程技术奖的小金人。再如，《南征北战》里的军用吉普车，《渡江侦察记》里的美式军用挎斗，巩俐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乘坐的半敞篷轿车等。 二是来自老影人或家属的捐赠。这部分量也不少。比如吴贻弓捐赠的《城南旧事》在马尼拉国际电影节的获奖证书、奖杯和奖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大奖。还有夏衍孙女沈芸捐赠的夏衍的盒式录音机和毕业证书，白杨女儿蒋晓青捐赠的白杨的丝绒旗袍和手袋等等。
三是基本是从孔网的线上拍卖会拍来的，这部分数量不算多，但都比较珍贵。我印象最深的一件，是一份桑弧导演的回忆录手稿。孔网的拍卖一般都在晚上。我让两个学生守在电脑旁，一开拍就去竞价，两个人你追我赶，最后拍到手了。价格还算合理，我记得是1500块。这部分展品以手稿、文献、图片居多。实物一般在网上很难拍到。布展完成后我们统计了一下，共有3000多件展品。每一件我们都配了中英文说明，重点展品还有二维码和感应器。使用导览器的游客走到这里，可以在耳机里听到有声介绍。
布展的时候，每件展品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摆放的。所有工作人员一律配戴白手套，把展品小心翼翼地摆放入柜。碰到摆得不理想的，我自己就会钻到展柜里去调整。那时候我人比较瘦，能在柜子里钻来钻去。我还自己动手熨烫服装。因为刚出库，有些服装不挺括，折痕很深。又不放心让别人烫，就自己动手。轻手轻脚的，温度不敢太高，还要垫上厚厚的衬布。我们还从上影道具车间请了几位师傅来帮忙。一些比较贵重的展品，像金属道具、摄影器材、机器设备、枪械一类，我们自己就不敢上手的，就得请他们来打理。
我印象中，整个博物馆最大的一件展品，就是前面说的，巩俐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用过的轿车。这辆老爷车产于1937年，原本是属于车墩拍摄基地的道具车。上影领导通过内部划拨给了博物馆。那时候差不多是布展的最尾声了，我们很早就在一楼大厅给它预留了位置。记得那天下雨，老爷车从车墩基地用拖车拖到博物馆门口。一个年轻人跳上去，把它从敞开的大门开进室内。接着擦拭车身、打蜡、抛光，最后把油箱里的汽油放空，就妥妥地归位了，一直到今天。
龚：除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之外，我们看到您也会不定期做一些其他的放映和展览，《风雨之夜》《大李小李和老李》等等。
石：一般情况下，我很少主动去做影展。一来能做影展的人相对比较多，不缺我一个;二来联系版权、片源、经费、场地、档期……这些事太麻烦，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所以影展这一块，一般都是我学生来做，我就在旁边敲敲边鼓。你说的那几部，因为属于“孤儿影片”或者数字化修复这一块。这也是我最近十来年的主要工作内容。
说起来，我最早接触胶片数字修复是2008年。那一年，美国的马丁·斯科西斯电影基金会联系到我，想在上海办一次电影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的学术活动。我就介绍上海电影资料馆来做中方的合作单位。那次活动规格很高，《洛城机密》的导演，好莱坞著名导演柯蒂斯·汉森专程飞来上海，和谢晋导演一起来参加了开幕式。也就是那一次，我第一次了解到胶片修复的相关问题。随后几年，我又做了一些研究和资料搜集，让一个硕士生写了一篇硕士论文。后来别人告诉我，那篇论文是国内第一篇有关电影文化遗产保护和胶片修复的学位论文。
真正开始做修复，是2014年初。那一年上海电影节要修复谢晋1960年代的经典名片《舞台姐妹》。以前国内修复的都是黑白片，彩色4K还没人做过。他们请我去做顾问。那一次，是让上海电影技术厂和意大利博洛尼亚电影修复实验室进行技术合作，以意大利方面为主，上海技术厂这边协助，主要是学习。意大利这个实验室，在胶片修复领域是全球最顶尖的专业机构。我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历史文献给他们作参考。
《舞台姐妹》是1963年文化部的重点影片，预算有50多万，比一般影片多出60%。胶片也是用外汇进口的柯达彩卷。让意大利方面了解到这些内容，他们就会去比照柯达胶片1960年代的技术参数，修复时候才会心里有数。可是，第一次样片送过来，我就觉得不对劲，色彩怎么可能这么鲜艳呢？导演阐述写得清清楚楚，摄影风格要追求“淡雅”“含蓄”。美工师、摄影师的创作阐述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而且，我知道谢导当年还有一种说法，他说这个片子是1949年以前的故事，“不能让观众看了电影以后，觉得旧社会比新社会还好”。这个估计意大利人就理解不了。所以我坚持说色彩太艳了，希望能淡化一些。
第二次送样片送来，还是觉得刺眼。但是意大利人不干了，說再淡下去就不对了。怎么办呢？我想到一个主意，就把当事人找来看，如果当事人要你改，你还有什么话说？ 当时摄影师陈震祥还在，年纪太大，来不了。作曲黄准老师也在，但住在医院里也来不了。所幸是副导演陈婵老师，演员曹银娣、徐才根老师都还在。我就让工作人员把他们都请来看样片。看完我就问他们，有没有感觉颜色太鲜艳？曹银娣老师先给了一个答案。她是主演，扮演妹妹邢月红。她说，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她们这一批戏服是从越剧院借来的，而且是全新的。当时是为了拍摄越剧电影《红楼梦》订制的，所以颜色才会这么鲜艳。当时她很少有机会能穿这么好看的服装演戏，觉得特别庆幸。她这么一说，我就傻了。不但没否定意大利的意见，反而把我的给否了。估计意大利那边乐坏了，心想你这么难搞的人，总算有人收拾你了。最后，4K数字修复的《舞台姐妹》在上海电影节公映，把谢芳和曹银娣两姐妹请到了现场，观众反应相当强烈。这也是国内第一次用4K技术修复彩色影片，最后的成绩还是相当让人满意的。
这次以后，我算是对电影修复有了一些切身感受。到了2018年，谢晋导演逝世10周年，我就向上影提出，要修复谢导的一批老影片，包括《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也包括重配方言版的《大李小李和老李》。
龚：我去看了沪语版《大李小李和老李》，虽然不是上海人，但人物说方言，我觉得影片就有了很浓厚的市井烟火气息，十分亲切。是不是每一部老片子展映的时候，都要找到这样一个不一样的点呢？
石：做方言版，并不是我的主意，而是谢晋导演生前的一个愿望。他说过，《大李小李和老李》的演员，都是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滑稽名家，但是他们的原声没有留下来，挺可惜的。这个片子原本是有沪语版的，后来找不到了。负责修复的上海电影技术厂的工作人员还专门去问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西安片库。因为胶片的原底都存放在那里。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方言版，只有普通话版。另外，1960年代有这样的规定，为了推广普通话，全国公映版本一定要用普通话版。 这些话，谢导生前说过几次。他去世后，有一年，我到瑞金医院去探望夫人徐大雯老师，她还在念叨起这件事。我心里就有点过意不去了。我就对徐老师说，您放心，谢导未了的心愿，我来替他完成。2018年是谢晋逝世十周年。這件事再不做就说不过去了。所以2017年初，有一次碰到上影任仲伦董事长，我就跟他说了。任总挺支持的，让我放手去做，碰到困难他来帮助解决。然后我又去找译制片厂的刘风厂长。配音这块我不太懂，就去请教他，请他帮我做预算。刘风挺热心，一口就答应了。不过等他做过一些研究以后，却说声道要全部重做才行。因为1960年代都是单声道，各种声音，对白、配乐、效果声混录在一个声道，没法剥离。而现在连乐谱都找不到了，怎么配乐？刘风说，这样全部做下来一共要多少多少钱，我当时就傻眼了，这么大一笔钱，上哪儿找去？没办法，只好又去找任总。后来是任总想办法用集团的创作经费帮我们解决了困难。
乐谱没了，刘风就到上海音乐学院找了一位老师，现场听，现场记，然后重新谱曲、配器，形成新一本新乐谱。这部片子的作曲是美术片厂的吴应炬老前辈。《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天书奇谭》等等很多经典美术片的曲目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刚好上海音乐学院那位老师，对吴老的音乐风格又非常熟悉，所以新谱和旧谱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演奏也是刘风找的上海爱乐乐团。他的前身正是上海电影交响乐团，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除了音乐以外，全片所有音效也都是重新做的。录音指导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同事，著名录音师詹新。最后的声效是杜比5.1立体声。
配音演员，我提出了一个“三合一”方案，就是用来自滑稽剧团和译制片厂的艺术家，跟上海籍的知名影视演员组建一个所谓“全明星阵容”。比如为男一号大李配音的是徐峥，为小李配音的是郑恺，为小李女友描云配音的是唐嫣。他们都是在上海长大的，也是我们上戏的校友，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方言。本来我还想找胡歌，不过他正在拍《南方车站的聚会》，没档期。我们还请了一些重量级大咖来加持，比如配音导演是由乔榛老师亲自挂帅，方言指导是著名滑稽演员钱程，奚美娟老师来配了女主角大李嫂子，曹可凡来配了大力士，张建亚导演也来客串了一位小角色。这些大咖全部是义务出演，成了上海影人对谢晋导演的一次集体致敬。
龚：您是一位学者型策展人，策展对于您来说不仅是一个创意的过程，也是学术研究的生发点，以及学习和接纳新事物的过程。
石： 是的，最近五六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策展、电影文化遗产保护、老影片修复这一类工作。学术方面，主要是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做研究，写学位论文。我自己写文章或做课题就很少了。一开始的时候，也想尝试两者兼顾，但做起来困难很多。毕竟一个人时间和精力有限，不能太过分散注意力。记得曾国藩在告诫他儿子如何把学问做好时说过一句话，叫做“掘井及泉”。意思是说，做学问就好比挖水井，应该认准一个点尽可能深挖才能出水。东挖一下，西挖一下，最后满地是坑，却一滴水也挖不出来。所以你要专一，就意味着要有所取舍，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研究我可以做，学生也可以做，所以就尽量让学生去做。而策展、修复这些事，我可以做，学生做不了，当然就成了我的主业。
就像你说的，其实策展过程中，也能发现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举个例子，2017年我帮虹口的海派文化中心搞过一个展，叫“过河看影戏——北四川路与中国电影的发轫”。这个展得了上海市文博展“十大精品奖”。本来这种奖一半都是给上海博物馆这种大文博机构的，我们这种小展也有机会得奖，可见是得到了文博界同仁的认可。这个展的主题，是讲虹口电影业的兴起。做准备的时候，我发现整个1930年代上海一共才60多家影院，竟然有一半是开在四川北路这一条马路上。是不是有点奇怪？所以就把这个题目给了我一个博士生，让他去做做研究，找找答案。他后来写了一篇论文，分析了几点理由。第一，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地价比苏州河以南的黄浦地区便宜，意味着建设影院的成本更低;第二，苏州河两岸的公共交通那时已非常便捷，能在四川北路一带形成非常大的人流量。加上虹口是公共租界，居民构成层次很丰富，消费能力也很强，这些都带动了四川北路一带电影文化消费的繁荣。这部分内容，后来成为这个学生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这就是由策展来促进学术研究的一个例子。
反过来也是一样，对北四川路周边电影消费历史场景的想象和追问，又直接促成了我对“过河看影戏”的主题提炼。首先，“过河看影戏”这句话，是老一代上海人的一句俗语。意思就是到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去看影戏。说明虹口在当时电影消费中所扮演的角色。落脚到具体的展陈形式，我们就做了一张巨大的地图，有一面墙那么大，底版是1936年北四川路的地图。我们在上面把当时30多家影院的具体位置全标出来。来参观展览的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董云虎部长说，你们是下了真功夫的。
还有参观动线的设计。我当时想到了从苏州河以南通往虹口的几条有轨电车线路。因为有这些电车，苏州河两岸的交通才变得比较便利，也才为虹口带来了大量的人流客流。我们在展厅地板上画出了两条电车线，一号线，二号线，然后每一站叫什么名字，每个站点都对应着某个展区或展项。这种细节上的设计，显得别具匠心。既有扎实文献依据，又为参观者提供了清晰的参观线路。
我们还做了几个模拟场景。比方说中国最早的专业影院，虹口活动影戏院。我们参照历史图片做了一个门头，有广告灯箱，有影院标牌。里面是一个放映和休息空间，做成了老影院的样式，银幕上放映着早期的黑白默片。这个场景当时也很受欢迎。假如你没有扎实的专业修养，就很难形成类似的策展构思。
龚：最后，您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或者合格的电影策展人，应该有哪些品质？
石：首先你的专业积累要够，不然一是容易出错、出硬伤，或者容易被人忽悠，另外你也很难产生好的策展构思和灵感。其实我觉得策展也是一门技艺甚至是手艺，跟练武术、弹钢琴、下围棋没什么两样，也要讲“熟能生巧”，要做到“娴熟”。这种“娴熟”不是一般的“见多识广，博闻强记”，而是要变成一个“活的电影百科全书”。过去老师给我们讲陈寅恪，说他晚年罹患眼疾，失去了视觉。在家给学生上课，讲到某某词句，就指着书架说，东墙、西墙，第几层、第几路、什么书、第几卷、第几页。学生爬上去一翻，呀！果然就是。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真正对专业的娴熟，我想应该就是这样的。我自己虽然还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我愿意朝这个目标多多努力。 第二，你要有足够的创意能力和与众不同的想象力。你怎么用展品去讲出动听的故事。对于策展人来說，这是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你的策展能力。第三，还要具备一定的商业运营能力，有比较好的社会资源，能左右逢源，这样你才能找到办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包括经费、片源、版权、展品以及办展的场地和空间。第四，就是要掌握一些“话术”，去说服别人接受、认可你的思路和创意，这也算是一种自我营销能力。不论做胶片修复，还是办展，都要花很多钱的。你怎么去说服人家给你提供资金呢？你拿了人家的钱，给人家的回报是什么？这些问题事先都要有清晰的思路。然后你还要擅长做各类项目书、策划书一类的企划文案。我觉得我的PPT做得还OK，也都是这几年慢慢学的。比如做电影博物馆时，我们那位德国设计师，他的PPT做得绝对颠覆你的三观。看了以后，你甚至会觉得不用他的方案就是一种罪过。
这些能力，我觉得都是我作为一位高校老师、或者书斋型学者过去所欠缺的。这也让我始终在反思。比如过去你作为一个专业知识分子，一个专家学者，除了申请课题、写书、写论文、上课、带学生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来和这个社会相处？你有没有能力去为这个社会提供比别人更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现在高校里那一套绩效评价体系，把年轻人的创造力都给捆死了，整天忙着填报各种表格，拿项目，评职称，去申请这个学者、那个学者一类头衔。或许我并不反对这些，但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基本判断？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你想要的？是不是让你真心愿意为它投入精力、时间和情感的。如果你只是为了满足职称、头衔、经费、得奖这些外部诱惑，那么，它们只能成为悬浮在你生命之外的东西，成不了你的一部分。
有一次人事处的老师问我，你要不要申报晋级？我就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后来一问才知道，教授还分四个级别。我评正高已经13年了，到现在还是最低一级。按规定早就可以晋级了，可是我就放弃了。难道二级、三级的我就一定比我现在更高级？假如9月份给我晋级，难道10月份的我就比8月份的我更有价值？你不觉得这种逻辑很荒谬吗？这些年，各种诱惑也的确不少，但我为自己排了一个先后顺序，第一，要对社会有价值、有意义;第二，要个人感兴趣、有热情;第三，能有一些额外的收入。我把这三条作为面对各种诱惑时做出取舍的一个依据。假如三条同时能满足，那就是上上签，没二话，立刻扑上去;假如对社会有益，自己也有兴趣，但没什么钱可赚，那也应该义不容辞。比如修复谢晋电影就属于这种情况;还有一种中下签，就是对社会没太多价值，自己又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赚钱多，这种肯定不作为首选，但也不是不能考虑。最后就是下下签，就是又没什么价值，自己又不感兴趣，经济上还没什么收益。这种就属于蠢事。但是，你会发现，现在高校里整天填表格的事，恰恰就是属于这一类。
龚艳：再次感谢石川教授接受《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的访谈，期待您的新的策划和展览！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0）05-0057-07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0.05.008
龚艳（以下简称龚）：首先感谢上海戏剧学院的石川教授接受我们的访谈，今天参与访谈的还有上海师范大学的张隽隽老师。我想从一个比较个人化的话题切入，石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样开始收藏与策展的工作的？
石川（以下简称石）：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博。艺研院的学科优势以史论见长。一般学生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都会花在文献史料上。我白天基本泡在国家图书馆。傍晚骑自行车从白石桥、经西直门、新街口回到什刹海边上的恭王府。那时候，前、后海还没什么酒吧，但有很多旧书店和古玩市场，还有早市，能看到不少旧书刊杂志和一些有趣的旧物。早上我出门，就会去早市逛一圈。傍晚回来，又会到中国书店去泡一阵。时间长了，就能碰到好东西。有次在中国书店看到一套台湾版的《中国电影史》。这在大陆非常罕见，但标价很贵，要20块。我犹豫了半天，才咬牙买下来。结果收银员一看价签，说印错了，实际上只要2块钱，可把我给乐坏了！
那时候，我们同学都喜欢淘旧货。看谁有眼光、运气好，能淘到好东西。各种专业的人都有，淘的旧货就很杂，瓷器、书画、笔砚、乐器、小摆件，连旧家具都有人淘。有次我在早市看中一个青花橄榄瓶，表面有一层细细的冰裂纹，感觉很奇特。跟老板讨价还价，最后10块钱就买下来了。回到艺研院，去请教学陶瓷的同学，问他这是个什么东西。结果他就从器型、釉色、纹路……唏哩呼噜讲了一大堆。最后说，这是个晚清的老物件，不算贵重，但10块钱肯定超值了。
我从上海去北京念书时，只带了四箱书。回上海时变成了40箱，弄了个集装箱才运回来。这就是我淘旧货的成绩。回上海后，不敢再淘了，没地方放。直到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才把整整一面墙打成书柜，让所有的书籍和物件有了安身之所。
龚：所以这个时期您的收藏，主要是为了个人研究？
石：对，那时候淘的主要是书籍、文献、档案。我导师李少白先生经常说，读博士要走一步看十步，要为你将来的研究做准备。这里边就包括文献资料。先按照你手上的研究题目广泛搜集，然后再花时间慢慢看、慢慢消化。一个题目坚持做10年、20年，你在这个领域才敢说站得住脚。我带回上海那40箱文献，并不只是为了写博士论文，也是为后面的研究做准备的。有的东西，直到今天还在用。
龚：这中间，有涉及到实物的收藏吗？
石：实物要晚几年。说起来，还和谢晋导演有关。2005年，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都出席了，还接见了谢晋、张瑞芳、孙道临、谢铁骊等老一辈电影工作者。那次谢导回来后很兴奋，说北京搞了一个中国电影博物馆，在向他征集文物，要为他做特展。可是，他儿子谢衍有点不太乐意，说我爸爸要把东西都拿到北京去，这可不行。要搞我们就自己在上海搞一个。谢衍是想在上海建一个“谢晋电影艺术馆”。这个想法得到上海大学领导的支持。我当时在上大任教。谢晋是上大影视学院的院长，我被安排做他助理，平时负责协助他做学院方面的工作。这事定下来以后，由上大影视学院的领导出面去跟谢导讲，他也就同意了。
不过，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场地，这个计划一直拖到2008年，谢晋、谢衍父子先后去世才开始启动。上大把延长校区第二教学楼二楼的半层楼面腾出来，筹建谢晋电影纪念馆，安排我做馆长，负责筹备和布展。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从清理谢晋、谢衍父子的遗物入手，慢慢摸索着进入了电影文物的收集、整理和策展这一领域。然后就是2012—2013年做上海电影博物馆。再后来，2014年，汤晓丹导演和夫人蓝为洁老师先后逝世。他们的大儿子，国际知名的大画家汤沐黎先生委托我去他家整理他父母的遗物。这次的成果也办了一次展，社会反响很热烈。汤沐黎先生很高兴，说你们这个展有国际水平。从那以后到现在，我几乎每年都办1—2次规模比较大的电影主题展，搞得策展好像成了我的一项主业。
龚：您能很顺利地转向电影策展，我觉得主要还是跟您以前做电影史研究，在这方面有比较好的积累有关。
石：或许吧！两者关系的确很密切。学术是里子，策展是面子。所谓策展，其实就是用你的专业学识，以展览的形式，为社会提供某种高品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这是过去我们做学者比较欠缺的部分。反过来，策展多了，也对我的专业能力、学术视野和思路有比较明显的启发和拓展。我常想，如果说历史本身是有声有色的，那么以前那种传统的研究路数，充其量也只是一部黑白默片，它和那个声色俱全的历史实景之间还是存在不小的距离的。
2012年上海电影博物馆布展前，我们在上影库房里做文物调查，发现了一部1930年代联华公司的摄影机。木箱上、胶片盒上都有很清晰的“联华”字样。这家公司1937年抗戰爆发后就歇业了。也就是说，这台摄影机至少也有80多年的历史了。发现它的时候，保护得还不错。打开箱子，机身用油纸包着，生铁的机壳，没有一点锈迹。接上电源，马达还能转。看它的商标，是一款英国机型，叫NEWALL（牛尔牌）。对这种机型，老实讲，当时我真是一无所知。这让我意识到，过去我们电影史研究存在一个巨大的黑洞，就是缺了物质装备这一块。我们一天到晚谈论福柯，谈论知识考古，但对电影史领域的物质考古部分，却完全没有概念。这就是我们电影史研究中的盲点。可能是因为视野局限，也可能是因为方法论的单一。总之，通过策展，让我看到了自身的局限。现在大家谈论新史学，就是说，历史研究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所以这几年，我就特别鼓励学生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的时候，去尝试一些前人从未触及的新领域、新题目，特别是一些跨专业、跨界别的题目。想通过这种方式，去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张隽隽（以下简称张）：上海电影博物馆的前期策划，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您接手的时候是否有整体的布局规划呢？
石：我其实是中途插进去的，一开始我并没有参加。之前，听说他们已经出过几稿方案了，但都不满意，先后都流标了。是我过去一个学生，向有关领导推荐了我。那是2012年初，我当时在北海道的札幌，有一天收到上海的信息，要我马上赶回去。回来之后，上影的项目负责人约我谈了一次。当时他们还在权衡，究竟是搞一个电影博物馆还是一个电影体验馆。从商业上说，电影体验馆肯定会更好一些。但是，上海这样一个城市，是不能没有电影博物馆的。像谢晋、张瑞芳、孙道临，这些老一辈影人，他们生前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在上海建一座自己的电影博物馆。以前没条件，因为太贵了。你看上海电影博物馆，光是内部装修布展就花了一个多亿，平均一平方米一万多块人民币！这种事以前都不敢想，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为什么不搞？所以我力主要搞一座电影博物馆。
当时建筑土建施工就快要结束了，展厅有四层楼面，11000多平米，建筑内部结构都已经定型，但装修要等展陈和设计方案确定以后才能进行。所以我也不算从零开始，而是有一个确定的空间面积了，在前几个策展方案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构思和设计。前几个方案都有效果图，空间怎么分割、布局，展厅动线如何展开，都有一些基本的思路。等于是说，已经编好了几个筐，就看你往里面装什么货了。
我的任务是，先要为整体展陈内容提出一个基本思路，落脚在一本展陈大纲上。而一百多年的上海电影，可展的东西，可讲的故事太多了。如果像教科书那样平铺直叙，无论如何都讲不完。我和设计师商量，四层楼面，每层楼设定一个主题，比如影人、影厂、影事……影人、影厂比较容易理解。影事呢？影事是指那些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电影事件。有次开策划会，上影集团任仲伦董事长提出一个要求，让我们总结一下，上海电影对中国社会历史有哪些突出的贡献？我第一反应就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歌来自一部电影？全世界恐怕只有《义勇军进行曲》了。这算不算对社会文化历史的突出贡献？
总之，策展思路就这样慢慢展开。中间有反复的修改、讨论。有时候，我的想法会被推翻。有时候，我也会据理力争。比如说四楼第一展厅，叫“星耀苍穹”，四面墙上全是各个时期电影人的肖像。有点像古代先贤祠的感觉。设计师的创意，想用一种最浓缩的方式，把百年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电影人，都通过这个展厅呈现出来。他出了一张效果图，四壁全是高高低低的人物肖像，天花板和地面用暗色玻璃，产生多重反射的效果，让人物肖像充斥着整个展厅，造成一种星光灿烂的总体氛围。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案特别棒，就确定下来。设计师说，我给你留了480多个空，尺寸规格都是固定的。接下来，就需要你把480个历史人物填充进去。
但是，出这个名单是很麻烦的。上海这么多电影人，谁上谁不上，谁上的多，谁上的少，很难摆平。搞不好就弄成光荣榜了。上影领导让我先提出一套标准，拿到集团党政会议上讨论通过后再实施。我记得第一条就是，既然是博物馆，就要“厚古薄今”。1949年前参加工作的老一代影人占55%，之后的占45%。这等于量化了“厚古薄今”这条原则。这一条大家没意见。可是，1949年后参加工作的人数也不少，而且许多都还健在，还是摆不平。那就再设一道门槛，比如要得过国际A类电影节大奖的，国内金鸡、百花、华表这种顶级奖项至少两次以上获奖，还要照顾不同工种，摄、录、美、服、化、道，还有美术片、科教片、译制片、洗印、发行……入选人的年龄最后划到了1980年代参加工作的为止，再往后的实在是无法入选了。我这个方案最后得到了集团领导的批准。后来，从开馆后的反馈看，这些标准大体上还是站得住脚的。不敢说100%让人满意，但大多数意见都还是表示肯定和认可的。
我记得，这个名单反反复复讨论了7个月才最终敲定。之所以能让人心服口服，最主要的是，你要有理有据，在扎实的事实基础上提出一套逻辑严密的方案。这方面我和我的团队也算是下足了苦功夫。从2012年4月开始，我就带着学生，在上图后面的国安宾馆包了四五个房间，住了5个多月，准备文献资料。那480人的肖像照，各单位报上来的照片，大多是八九十岁老人的照片。这哪行？又不是办护照，非要近照不可。我们办的是展览，要展现这些老影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可是各个单位都说没有。我们只好到上海图书馆，从各种杂志、文档上翻拍。开始还有一家美术公司帮我们修图，很贵，5块钱一张。但拿回来一看，效果很不好，钱花得太冤枉。就不跟他们玩了，我们自己来修图。可那时候我根本就不会用Photoshop，就找了一个学生来教我，边学边干。最后那480张图基本上我都动过手脚。我记得自己修的最满意的一张，是编剧鲁彦周的肖像。原本那张照片很旧，泛黄不说，还有各种折痕、划痕、斑点。我就试着自己修，最后效果还不错。从那之后，我就从一个PS盲，慢慢变成了一个修图高手。
张：后面布展也是您亲自参与的吗？这个方面您可以详细谈一谈吗？
石：布展的时候，我把国安宾馆的原班人马，搬到电影博物馆旁边一家快捷酒店，又住了7个月。原定2012年12月28号开馆——因为12月28日被认为是电影诞生的日子。但到10月份，我觉得无论如何来不及。因为内部装修还没完成，剩下个把月怎么够布展？好在上影的领导比较实事求是，没有硬压，而是把开馆时间顺延到2013年6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段时间，我天天戴一顶安全帽，在施工现场进进出出，一身上下脏兮兮的。朋友都笑话我快成包工头了。
2013年春节过后，我们开始布展了。在那之前，我们根据展陈大纲列出一份展品清单。这些展品从哪里来的呢？有三大来源：一是上影的库存，比如电影器材、图文档案（包括原始剧本、生产文件、手稿、图片、剧照、工作照、海报等等）、道具、服装等等。这部分数量最大，比如前面说的那台联华公司摄影机。这种1949年前的老摄影机后面又找到一些，最后博物馆里用了三台。还有一件，是上影工程师晏仲芳发明的“闪电效果灯”。这种灯的专利被美国买去了，后来在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侏罗纪公园》里都有过应用。它为中国影人赢得了第一座奥斯卡工程技术奖的小金人。再如，《南征北战》里的军用吉普车，《渡江侦察记》里的美式军用挎斗，巩俐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乘坐的半敞篷轿车等。 二是来自老影人或家属的捐赠。这部分量也不少。比如吴贻弓捐赠的《城南旧事》在马尼拉国际电影节的获奖证书、奖杯和奖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大奖。还有夏衍孙女沈芸捐赠的夏衍的盒式录音机和毕业证书，白杨女儿蒋晓青捐赠的白杨的丝绒旗袍和手袋等等。
三是基本是从孔网的线上拍卖会拍来的，这部分数量不算多，但都比较珍贵。我印象最深的一件，是一份桑弧导演的回忆录手稿。孔网的拍卖一般都在晚上。我让两个学生守在电脑旁，一开拍就去竞价，两个人你追我赶，最后拍到手了。价格还算合理，我记得是1500块。这部分展品以手稿、文献、图片居多。实物一般在网上很难拍到。布展完成后我们统计了一下，共有3000多件展品。每一件我们都配了中英文说明，重点展品还有二维码和感应器。使用导览器的游客走到这里，可以在耳机里听到有声介绍。
布展的时候，每件展品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摆放的。所有工作人员一律配戴白手套，把展品小心翼翼地摆放入柜。碰到摆得不理想的，我自己就会钻到展柜里去调整。那时候我人比较瘦，能在柜子里钻来钻去。我还自己动手熨烫服装。因为刚出库，有些服装不挺括，折痕很深。又不放心让别人烫，就自己动手。轻手轻脚的，温度不敢太高，还要垫上厚厚的衬布。我们还从上影道具车间请了几位师傅来帮忙。一些比较贵重的展品，像金属道具、摄影器材、机器设备、枪械一类，我们自己就不敢上手的，就得请他们来打理。
我印象中，整个博物馆最大的一件展品，就是前面说的，巩俐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用过的轿车。这辆老爷车产于1937年，原本是属于车墩拍摄基地的道具车。上影领导通过内部划拨给了博物馆。那时候差不多是布展的最尾声了，我们很早就在一楼大厅给它预留了位置。记得那天下雨，老爷车从车墩基地用拖车拖到博物馆门口。一个年轻人跳上去，把它从敞开的大门开进室内。接着擦拭车身、打蜡、抛光，最后把油箱里的汽油放空，就妥妥地归位了，一直到今天。
龚：除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之外，我们看到您也会不定期做一些其他的放映和展览，《风雨之夜》《大李小李和老李》等等。
石：一般情况下，我很少主动去做影展。一来能做影展的人相对比较多，不缺我一个;二来联系版权、片源、经费、场地、档期……这些事太麻烦，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所以影展这一块，一般都是我学生来做，我就在旁边敲敲边鼓。你说的那几部，因为属于“孤儿影片”或者数字化修复这一块。这也是我最近十来年的主要工作内容。
说起来，我最早接触胶片数字修复是2008年。那一年，美国的马丁·斯科西斯电影基金会联系到我，想在上海办一次电影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的学术活动。我就介绍上海电影资料馆来做中方的合作单位。那次活动规格很高，《洛城机密》的导演，好莱坞著名导演柯蒂斯·汉森专程飞来上海，和谢晋导演一起来参加了开幕式。也就是那一次，我第一次了解到胶片修复的相关问题。随后几年，我又做了一些研究和资料搜集，让一个硕士生写了一篇硕士论文。后来别人告诉我，那篇论文是国内第一篇有关电影文化遗产保护和胶片修复的学位论文。
真正开始做修复，是2014年初。那一年上海电影节要修复谢晋1960年代的经典名片《舞台姐妹》。以前国内修复的都是黑白片，彩色4K还没人做过。他们请我去做顾问。那一次，是让上海电影技术厂和意大利博洛尼亚电影修复实验室进行技术合作，以意大利方面为主，上海技术厂这边协助，主要是学习。意大利这个实验室，在胶片修复领域是全球最顶尖的专业机构。我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历史文献给他们作参考。
《舞台姐妹》是1963年文化部的重点影片，预算有50多万，比一般影片多出60%。胶片也是用外汇进口的柯达彩卷。让意大利方面了解到这些内容，他们就会去比照柯达胶片1960年代的技术参数，修复时候才会心里有数。可是，第一次样片送过来，我就觉得不对劲，色彩怎么可能这么鲜艳呢？导演阐述写得清清楚楚，摄影风格要追求“淡雅”“含蓄”。美工师、摄影师的创作阐述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而且，我知道谢导当年还有一种说法，他说这个片子是1949年以前的故事，“不能让观众看了电影以后，觉得旧社会比新社会还好”。这个估计意大利人就理解不了。所以我坚持说色彩太艳了，希望能淡化一些。
第二次送样片送来，还是觉得刺眼。但是意大利人不干了，說再淡下去就不对了。怎么办呢？我想到一个主意，就把当事人找来看，如果当事人要你改，你还有什么话说？ 当时摄影师陈震祥还在，年纪太大，来不了。作曲黄准老师也在，但住在医院里也来不了。所幸是副导演陈婵老师，演员曹银娣、徐才根老师都还在。我就让工作人员把他们都请来看样片。看完我就问他们，有没有感觉颜色太鲜艳？曹银娣老师先给了一个答案。她是主演，扮演妹妹邢月红。她说，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她们这一批戏服是从越剧院借来的，而且是全新的。当时是为了拍摄越剧电影《红楼梦》订制的，所以颜色才会这么鲜艳。当时她很少有机会能穿这么好看的服装演戏，觉得特别庆幸。她这么一说，我就傻了。不但没否定意大利的意见，反而把我的给否了。估计意大利那边乐坏了，心想你这么难搞的人，总算有人收拾你了。最后，4K数字修复的《舞台姐妹》在上海电影节公映，把谢芳和曹银娣两姐妹请到了现场，观众反应相当强烈。这也是国内第一次用4K技术修复彩色影片，最后的成绩还是相当让人满意的。
这次以后，我算是对电影修复有了一些切身感受。到了2018年，谢晋导演逝世10周年，我就向上影提出，要修复谢导的一批老影片，包括《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也包括重配方言版的《大李小李和老李》。
龚：我去看了沪语版《大李小李和老李》，虽然不是上海人，但人物说方言，我觉得影片就有了很浓厚的市井烟火气息，十分亲切。是不是每一部老片子展映的时候，都要找到这样一个不一样的点呢？
石：做方言版，并不是我的主意，而是谢晋导演生前的一个愿望。他说过，《大李小李和老李》的演员，都是当时上海首屈一指的滑稽名家，但是他们的原声没有留下来，挺可惜的。这个片子原本是有沪语版的，后来找不到了。负责修复的上海电影技术厂的工作人员还专门去问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西安片库。因为胶片的原底都存放在那里。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方言版，只有普通话版。另外，1960年代有这样的规定，为了推广普通话，全国公映版本一定要用普通话版。 这些话，谢导生前说过几次。他去世后，有一年，我到瑞金医院去探望夫人徐大雯老师，她还在念叨起这件事。我心里就有点过意不去了。我就对徐老师说，您放心，谢导未了的心愿，我来替他完成。2018年是谢晋逝世十周年。這件事再不做就说不过去了。所以2017年初，有一次碰到上影任仲伦董事长，我就跟他说了。任总挺支持的，让我放手去做，碰到困难他来帮助解决。然后我又去找译制片厂的刘风厂长。配音这块我不太懂，就去请教他，请他帮我做预算。刘风挺热心，一口就答应了。不过等他做过一些研究以后，却说声道要全部重做才行。因为1960年代都是单声道，各种声音，对白、配乐、效果声混录在一个声道，没法剥离。而现在连乐谱都找不到了，怎么配乐？刘风说，这样全部做下来一共要多少多少钱，我当时就傻眼了，这么大一笔钱，上哪儿找去？没办法，只好又去找任总。后来是任总想办法用集团的创作经费帮我们解决了困难。
乐谱没了，刘风就到上海音乐学院找了一位老师，现场听，现场记，然后重新谱曲、配器，形成新一本新乐谱。这部片子的作曲是美术片厂的吴应炬老前辈。《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天书奇谭》等等很多经典美术片的曲目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刚好上海音乐学院那位老师，对吴老的音乐风格又非常熟悉，所以新谱和旧谱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演奏也是刘风找的上海爱乐乐团。他的前身正是上海电影交响乐团，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除了音乐以外，全片所有音效也都是重新做的。录音指导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同事，著名录音师詹新。最后的声效是杜比5.1立体声。
配音演员，我提出了一个“三合一”方案，就是用来自滑稽剧团和译制片厂的艺术家，跟上海籍的知名影视演员组建一个所谓“全明星阵容”。比如为男一号大李配音的是徐峥，为小李配音的是郑恺，为小李女友描云配音的是唐嫣。他们都是在上海长大的，也是我们上戏的校友，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方言。本来我还想找胡歌，不过他正在拍《南方车站的聚会》，没档期。我们还请了一些重量级大咖来加持，比如配音导演是由乔榛老师亲自挂帅，方言指导是著名滑稽演员钱程，奚美娟老师来配了女主角大李嫂子，曹可凡来配了大力士，张建亚导演也来客串了一位小角色。这些大咖全部是义务出演，成了上海影人对谢晋导演的一次集体致敬。
龚：您是一位学者型策展人，策展对于您来说不仅是一个创意的过程，也是学术研究的生发点，以及学习和接纳新事物的过程。
石： 是的，最近五六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策展、电影文化遗产保护、老影片修复这一类工作。学术方面，主要是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做研究，写学位论文。我自己写文章或做课题就很少了。一开始的时候，也想尝试两者兼顾，但做起来困难很多。毕竟一个人时间和精力有限，不能太过分散注意力。记得曾国藩在告诫他儿子如何把学问做好时说过一句话，叫做“掘井及泉”。意思是说，做学问就好比挖水井，应该认准一个点尽可能深挖才能出水。东挖一下，西挖一下，最后满地是坑，却一滴水也挖不出来。所以你要专一，就意味着要有所取舍，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研究我可以做，学生也可以做，所以就尽量让学生去做。而策展、修复这些事，我可以做，学生做不了，当然就成了我的主业。
就像你说的，其实策展过程中，也能发现一些新的学术生长点。举个例子，2017年我帮虹口的海派文化中心搞过一个展，叫“过河看影戏——北四川路与中国电影的发轫”。这个展得了上海市文博展“十大精品奖”。本来这种奖一半都是给上海博物馆这种大文博机构的，我们这种小展也有机会得奖，可见是得到了文博界同仁的认可。这个展的主题，是讲虹口电影业的兴起。做准备的时候，我发现整个1930年代上海一共才60多家影院，竟然有一半是开在四川北路这一条马路上。是不是有点奇怪？所以就把这个题目给了我一个博士生，让他去做做研究，找找答案。他后来写了一篇论文，分析了几点理由。第一，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地价比苏州河以南的黄浦地区便宜，意味着建设影院的成本更低;第二，苏州河两岸的公共交通那时已非常便捷，能在四川北路一带形成非常大的人流量。加上虹口是公共租界，居民构成层次很丰富，消费能力也很强，这些都带动了四川北路一带电影文化消费的繁荣。这部分内容，后来成为这个学生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这就是由策展来促进学术研究的一个例子。
反过来也是一样，对北四川路周边电影消费历史场景的想象和追问，又直接促成了我对“过河看影戏”的主题提炼。首先，“过河看影戏”这句话，是老一代上海人的一句俗语。意思就是到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去看影戏。说明虹口在当时电影消费中所扮演的角色。落脚到具体的展陈形式，我们就做了一张巨大的地图，有一面墙那么大，底版是1936年北四川路的地图。我们在上面把当时30多家影院的具体位置全标出来。来参观展览的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董云虎部长说，你们是下了真功夫的。
还有参观动线的设计。我当时想到了从苏州河以南通往虹口的几条有轨电车线路。因为有这些电车，苏州河两岸的交通才变得比较便利，也才为虹口带来了大量的人流客流。我们在展厅地板上画出了两条电车线，一号线，二号线，然后每一站叫什么名字，每个站点都对应着某个展区或展项。这种细节上的设计，显得别具匠心。既有扎实文献依据，又为参观者提供了清晰的参观线路。
我们还做了几个模拟场景。比方说中国最早的专业影院，虹口活动影戏院。我们参照历史图片做了一个门头，有广告灯箱，有影院标牌。里面是一个放映和休息空间，做成了老影院的样式，银幕上放映着早期的黑白默片。这个场景当时也很受欢迎。假如你没有扎实的专业修养，就很难形成类似的策展构思。
龚：最后，您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或者合格的电影策展人，应该有哪些品质？
石：首先你的专业积累要够，不然一是容易出错、出硬伤，或者容易被人忽悠，另外你也很难产生好的策展构思和灵感。其实我觉得策展也是一门技艺甚至是手艺，跟练武术、弹钢琴、下围棋没什么两样，也要讲“熟能生巧”，要做到“娴熟”。这种“娴熟”不是一般的“见多识广，博闻强记”，而是要变成一个“活的电影百科全书”。过去老师给我们讲陈寅恪，说他晚年罹患眼疾，失去了视觉。在家给学生上课，讲到某某词句，就指着书架说，东墙、西墙，第几层、第几路、什么书、第几卷、第几页。学生爬上去一翻，呀！果然就是。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真正对专业的娴熟，我想应该就是这样的。我自己虽然还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我愿意朝这个目标多多努力。 第二，你要有足够的创意能力和与众不同的想象力。你怎么用展品去讲出动听的故事。对于策展人来說，这是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你的策展能力。第三，还要具备一定的商业运营能力，有比较好的社会资源，能左右逢源，这样你才能找到办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包括经费、片源、版权、展品以及办展的场地和空间。第四，就是要掌握一些“话术”，去说服别人接受、认可你的思路和创意，这也算是一种自我营销能力。不论做胶片修复，还是办展，都要花很多钱的。你怎么去说服人家给你提供资金呢？你拿了人家的钱，给人家的回报是什么？这些问题事先都要有清晰的思路。然后你还要擅长做各类项目书、策划书一类的企划文案。我觉得我的PPT做得还OK，也都是这几年慢慢学的。比如做电影博物馆时，我们那位德国设计师，他的PPT做得绝对颠覆你的三观。看了以后，你甚至会觉得不用他的方案就是一种罪过。
这些能力，我觉得都是我作为一位高校老师、或者书斋型学者过去所欠缺的。这也让我始终在反思。比如过去你作为一个专业知识分子，一个专家学者，除了申请课题、写书、写论文、上课、带学生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来和这个社会相处？你有没有能力去为这个社会提供比别人更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现在高校里那一套绩效评价体系，把年轻人的创造力都给捆死了，整天忙着填报各种表格，拿项目，评职称，去申请这个学者、那个学者一类头衔。或许我并不反对这些，但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基本判断？这个东西究竟是不是你想要的？是不是让你真心愿意为它投入精力、时间和情感的。如果你只是为了满足职称、头衔、经费、得奖这些外部诱惑，那么，它们只能成为悬浮在你生命之外的东西，成不了你的一部分。
有一次人事处的老师问我，你要不要申报晋级？我就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后来一问才知道，教授还分四个级别。我评正高已经13年了，到现在还是最低一级。按规定早就可以晋级了，可是我就放弃了。难道二级、三级的我就一定比我现在更高级？假如9月份给我晋级，难道10月份的我就比8月份的我更有价值？你不觉得这种逻辑很荒谬吗？这些年，各种诱惑也的确不少，但我为自己排了一个先后顺序，第一，要对社会有价值、有意义;第二，要个人感兴趣、有热情;第三，能有一些额外的收入。我把这三条作为面对各种诱惑时做出取舍的一个依据。假如三条同时能满足，那就是上上签，没二话，立刻扑上去;假如对社会有益，自己也有兴趣，但没什么钱可赚，那也应该义不容辞。比如修复谢晋电影就属于这种情况;还有一种中下签，就是对社会没太多价值，自己又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赚钱多，这种肯定不作为首选，但也不是不能考虑。最后就是下下签，就是又没什么价值，自己又不感兴趣，经济上还没什么收益。这种就属于蠢事。但是，你会发现，现在高校里整天填表格的事，恰恰就是属于这一类。
龚艳：再次感谢石川教授接受《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的访谈，期待您的新的策划和展览！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