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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不知道什么是空气污染的时候，这里的冬天都是纯净而透明的。天空被冻得蓝湛湛的，头顶的白云扎实而饱满，清澈的光线从云朵里斜斜穿过，一束一束地照射下来，让清晨看上去像一份刚刚打开的礼物。我背上书包，系紧棉鞋的带子，像一只笨重的企鹅，跌跌撞撞地向学校跑去。气喘吁吁的我哈出一团白气，从教室后门溜进来，猛地把冻成胡萝卜的手塞到阿泽的后脖颈里。
“喂，让我进去！”我把他从凳子上推起来，费劲地跨过他的书包，进到里面我的座位上。阿泽挂着鼻涕，缩着脖子，仇恨地看着我。我和阿泽是同桌，而且是以两张课桌拼在一起的那条缝为界，在虚空里一直延伸到地面，连脚都不允许越过的那种。每天我们俩的练字本上都有好几个歪歪扭扭的字，都是越线后被对方用胳膊肘捣回来时，笔一滑写歪了的。
那时候我和外公一起生活，父母都在外地工作。我们居住的小区没有暖气，家里唯一一台空调总舍不得开，可是有朝南的小房间。天冷的时候可以坐在窗台边晒太阳，一直晒到晕晕乎乎想睡觉，眼皮上猩红一片。虽然冬天的阳光总是虚张声势，可依旧金灿灿的，温暖地充满整个房间。
冬天的早晨，我从床上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缩手缩脚地去阳台打开窗户，看放在外面花架上的一杯水有没有结成冰。如果结冰了，就拎着冻在冰里的棉线把冰块从杯子里拉出来，对着太阳看。当晶莹剔透的冰块折射出七彩的光芒时，外公就从厨房探出头来，催我赶快吃饭。挂钟滴答滴答地慢慢走，走到七点半，我就急匆匆地套上厚厚的羽绒服，在早读的铃声响起前，从后面溜进教室，把冻得冰冷的手塞进阿泽的脖颈，冷得他几乎从座位上蹿起来，吸着鼻涕不情愿地把我让进里面的座位。
和阿泽同桌，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他的书包里总是装着各种各样的书，诸如《笑猫日记》《鸡皮疙瘩》《冒险小虎队》之类的。午休的半个小时，我们经常趴在课桌上看书。也只有这时候，桌上的“三八线”才失了效。我们胳膊肘抵着胳膊肘，用手指着书里有趣的地方，捂着嘴巴偷偷地笑。小孩子的笑点总是低得难以置信，有时候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还互相指着对方的样子傻乐。看恐怖故事时，阿泽偶尔会故意在我耳边突然大喝一声，吓得我用脚踢他的腿。
因为看书多的原因，我的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在班级读。而阿泽也一样。老师总是先点我名字，随后就是阿泽上讲台朗读自己的作文。等他回到座位上时，我就不服气地说他一定是从哪本书上抄来的，还要翻给他看。阿泽也不甘示弱，一边喊着“闭嘴！”一边吸溜着鼻涕抢我的书。
每天放学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手里都会有一本向阿泽借来的书，一边走一边看。外公帮我提着书包，一起穿过泡桐树投下的浓郁树影，淡紫色的泡桐花铺满小路——已经是春天了，一直走到小区门口对面的包子铺。这家店铺换过好几茬店主，“旺兴包子”“老宅门包子”“天津包子”的招牌也换了好几块。外公牵着我的手在店门前站住，掏出两元钱买两个肉包子，再继续朝家走。外公很喜欢和我聊学校的见闻，但我捧着书看，哪有心思和他说话呢？就嗯嗯啊啊地敷衍着，况且我嘴里还塞着包子，更说不出什么来。外公叹口气，“等到下次不看路磕倒了，才能不看书呢。”那时小小的我，不懂得什么是白驹过隙，上完了小学一年级，还有二年级，三年级……似乎永远都不会毕业。如果我当时能明白有些事一旦过去就不会重来，我一定会拉着外公的衣角，认真地和他聊天，没有不耐烦的口气，没有含混不清的应付，只有笑得大声些，再大声些。
阿泽拥有一整套的《哈利·波特》，厚厚的一共七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聊的都是哈利·波特、赫敏和罗恩。在初夏的一个傍晚，猝不及防地下起了一场太阳雨。雨势很大，我正愁怎么出教室，外公肯定还在校门口撑着伞等我呢。阿泽捣了捣我的胳膊，举起小时候很流行的、透明的便携式雨衣来。我俩一人一边撑起雨衣用头顶着，大喊“一、二、三”便冲进雨幕里。许多水珠在雨衣上滑落，能从里面看见折射出的金黄色夕阳的光芒，球鞋踩过清澈的积水，溅起一片片小水花来。阿泽突然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我将来要做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写出像《哈利·波特》一样了不起的书。”我丝毫没有怀疑，因为我知道他一定可以。阿泽写过那么多好作文，写一本书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从那以后，阿泽要当小说家的梦想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借《哈利·波特》看了。因为他说要留在手边自己琢磨那些精彩的故事是怎样写出来的。其实外公也会给我买课外书看，但总是不及我翻书的速度快。我不是不知道一整套《哈利·波特》的昂贵，也不是不知道那对于每个月只有两千元退休金的外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对阿泽不再借我《哈利·波特》这件事心存不满。六年的革命友谊怎能败在一套书下？练字的时候我会故意用胳膊肘撞他，让他把字寫歪，受老师批评；或者把他的作业本藏起来，让他交作业时找不到本子急得团团转……小孩子的心性就是这么幼稚和小心眼儿，谁让他不借书给我来着？以为这样就算狠狠地报复阿泽了。
终于在后来，我拥有了一整套《哈利·波特》，但这却让我很内疚很懊悔。
那是小学要毕业的初夏，我实在太想知道《哈利·波特》的结局了，因为阿泽不借书给我，我就想偷偷地从他桌肚里把《哈利·波特》系列的最后一本《死亡圣器》拿出来看完，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还回去。在一节体育课时，我趁老师不留神，迅速溜回教室。阿泽的那一全套《哈利·波特》整整齐齐地放在凌乱不堪的桌肚里，上面为了掩人耳目还装模作样地压着一本数学课本。我小心翼翼地移开数学书，找到《死亡圣器》，塞到自己书包的最里层，再把阿泽桌肚里的其他东西按原样摆好，又悄悄回到操场。
过后阿泽几乎是立即就发现书少了一本，他每天都要仔细地数一遍书的数目，有时甚至还会用袖子擦一擦封面。他把书包倒了个底朝天，一本一本地找《死亡圣器》，在不敢相信又无比确定地发现书不见了时，向全班同学连声喊着：“谁偷了我的书？”
我的手已经碰到书包里的那本《死亡圣器》，本打算还给他算了，可“偷”这个字眼，让我心里顿时慌乱起来。我像被火烫着一样缩回手，几乎是跑出了教室。走回家的路上，我终于真切又深刻地体会到了在作文里写过无数次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那本书像烫手的山芋，我带回家后，根本没心思再看，碰也不愿意再碰，甚至不敢瞥它的封面一眼。
第二天一早，班主任站在讲台上问全班同学，谁拿了阿泽的书。我很想站起来交出它，但我的腿却一直不听使唤，心脏缩成一团，剧烈地跳动着，像是要跳出胸腔。很长时间过去，班级里鸦雀无声。阿泽见书真的找不到了，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似乎马上就能哭出来。我害怕得不敢抬头，书包里像是有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能引爆。
我已经不能解释了，也不明白班主任是怎样查出是我拿了书。外公被请来学校的那天，我站在教室外面。六月的阳光稍稍有些刺眼，校服衬衫很快被汗濡湿，贴在后背。我把书交给班主任，书的封面因为我藏得太匆忙，撕了个大口子，已被我用透明胶带小心翼翼地粘好，在阳光下有一道反光的痕迹。我捏着裙摆，快要掉下眼泪，忐忑地瞧瞧外公微微有些佝偻的后背，再把充满委屈和害怕的目光移开，移到球鞋上散开的白色鞋带上去。
外公站在班主任面前，直视着她，“老师，我们家孩子是不会偷书的，我了解她，肯定是想看又没来得及还。”我不知道外公哪来的勇气与对我的信任，而我，也一下哭出声来。
过后，外公没有责怪我，甚至提都不再提这件事。只是后来，外公带我去书店买下了一整套《哈利·波特》。从书店走出来，我抱着一套书，低着头跟在外公身后。我不敢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这样和外公一前一后走在望不穿的浓郁泡桐树影里。
路过一家商店，外公领我进去，给我买了一双漂亮的白色公主皮鞋。他摸摸我的脑袋，笑着说：“小丫头要上初中了，要穿得漂漂亮亮的，不能老穿球鞋啦。”書和皮鞋明明都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可是我站在镜子前，鼻子酸酸的，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
泡桐花早已落尽，我跟在外公身后，一步一步地朝家走。被树叶裁剪下来的光线覆盖了柏油路，蝉儿吱吱地叫着，一抬头就能看见外公穿着泛黄的白色汗衫的背影，他瘦得连骨头都看得见。这个场景在我脑中存在了好久，像冬天放在室外的冰，怎么也融不化。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和阿泽一起看过书。
六月末，我毕业了。我穿着洁白的校服衬衫，深蓝色的校服裙子，高及膝盖的长筒袜，还有那双好看的白色公主鞋，骄傲地站在操场红色塑胶跑道上，拍了一张毕业照。回到教室准备整理书包离开时，很长时间没有和我说过话的阿泽用胳膊捣了我一下，“看一下你的桌肚。”我侧头看向桌肚，里面整齐地放着一套《哈利·波特》！那本《死亡圣器》放在最上面，书的封面上还有那条长长的透明胶带。他小声对我说：“这套书送给你。”然后飞快地背起书包跑出教室。
我翻开书的封面，里面夹着一张淡绿色格子的作文纸，上面有熟悉的，看了几乎六年的阿泽的字迹。看完以后，我望向窗外，校园里的泡桐树刚好长到三楼教室窗外，在六月的微风中窸窸窣窣地起伏着，像是无声的海浪。
原来阿泽不愿意把书借给我看，是因为他早就想把这套书作为毕业礼物送给我。其中一本书丢了后，他着急的是不知怎么将不成套的书送人。事情向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当阿泽看见我被请家长，才反应过来是我拿的。可是他不敢向老师说明我不想偷他的书，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因此而不理睬他的我。
我望着这张作文纸末的署名，模仿“J.K.罗琳”写的“A.Z.阿泽”，又不禁笑起来，只是未免有些涩涩的。
我坐在书桌前，翻开《死亡圣器》的最后一页，最后一句话是：“伤痕已经十九年没有疼过了。一切太平。”在我心里的闪电形状的记忆印痕里，那些不愉快的、伤感的、鼻子酸酸的记忆，已经不再隐隐作痛。它们像夏日的薄冰，几分钟后，就化成水，再化成气，消失在白炽化的光线里。
可是那些美好的记忆却一直留下来，那对我来说是最为珍贵的东西。在这些岁月里，外公给了我宝贵的爱，两小无猜的阿泽带给我关于友谊的理解，关于成长的梦想。
幸好，那两套《哈利·波特》还在。
不知道阿泽现在有没有写出了不起的书，而我确实怀念他。
“喂，让我进去！”我把他从凳子上推起来，费劲地跨过他的书包，进到里面我的座位上。阿泽挂着鼻涕，缩着脖子，仇恨地看着我。我和阿泽是同桌，而且是以两张课桌拼在一起的那条缝为界，在虚空里一直延伸到地面，连脚都不允许越过的那种。每天我们俩的练字本上都有好几个歪歪扭扭的字，都是越线后被对方用胳膊肘捣回来时，笔一滑写歪了的。
那时候我和外公一起生活，父母都在外地工作。我们居住的小区没有暖气，家里唯一一台空调总舍不得开，可是有朝南的小房间。天冷的时候可以坐在窗台边晒太阳，一直晒到晕晕乎乎想睡觉，眼皮上猩红一片。虽然冬天的阳光总是虚张声势，可依旧金灿灿的，温暖地充满整个房间。
冬天的早晨，我从床上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缩手缩脚地去阳台打开窗户，看放在外面花架上的一杯水有没有结成冰。如果结冰了，就拎着冻在冰里的棉线把冰块从杯子里拉出来，对着太阳看。当晶莹剔透的冰块折射出七彩的光芒时，外公就从厨房探出头来，催我赶快吃饭。挂钟滴答滴答地慢慢走，走到七点半，我就急匆匆地套上厚厚的羽绒服，在早读的铃声响起前，从后面溜进教室，把冻得冰冷的手塞进阿泽的脖颈，冷得他几乎从座位上蹿起来，吸着鼻涕不情愿地把我让进里面的座位。
和阿泽同桌，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他的书包里总是装着各种各样的书，诸如《笑猫日记》《鸡皮疙瘩》《冒险小虎队》之类的。午休的半个小时，我们经常趴在课桌上看书。也只有这时候，桌上的“三八线”才失了效。我们胳膊肘抵着胳膊肘，用手指着书里有趣的地方，捂着嘴巴偷偷地笑。小孩子的笑点总是低得难以置信，有时候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还互相指着对方的样子傻乐。看恐怖故事时，阿泽偶尔会故意在我耳边突然大喝一声，吓得我用脚踢他的腿。
因为看书多的原因，我的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在班级读。而阿泽也一样。老师总是先点我名字，随后就是阿泽上讲台朗读自己的作文。等他回到座位上时，我就不服气地说他一定是从哪本书上抄来的，还要翻给他看。阿泽也不甘示弱，一边喊着“闭嘴！”一边吸溜着鼻涕抢我的书。
每天放学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手里都会有一本向阿泽借来的书，一边走一边看。外公帮我提着书包，一起穿过泡桐树投下的浓郁树影，淡紫色的泡桐花铺满小路——已经是春天了，一直走到小区门口对面的包子铺。这家店铺换过好几茬店主，“旺兴包子”“老宅门包子”“天津包子”的招牌也换了好几块。外公牵着我的手在店门前站住，掏出两元钱买两个肉包子，再继续朝家走。外公很喜欢和我聊学校的见闻，但我捧着书看，哪有心思和他说话呢？就嗯嗯啊啊地敷衍着，况且我嘴里还塞着包子，更说不出什么来。外公叹口气，“等到下次不看路磕倒了，才能不看书呢。”那时小小的我，不懂得什么是白驹过隙，上完了小学一年级，还有二年级，三年级……似乎永远都不会毕业。如果我当时能明白有些事一旦过去就不会重来，我一定会拉着外公的衣角，认真地和他聊天，没有不耐烦的口气，没有含混不清的应付，只有笑得大声些，再大声些。
阿泽拥有一整套的《哈利·波特》，厚厚的一共七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聊的都是哈利·波特、赫敏和罗恩。在初夏的一个傍晚，猝不及防地下起了一场太阳雨。雨势很大，我正愁怎么出教室，外公肯定还在校门口撑着伞等我呢。阿泽捣了捣我的胳膊，举起小时候很流行的、透明的便携式雨衣来。我俩一人一边撑起雨衣用头顶着，大喊“一、二、三”便冲进雨幕里。许多水珠在雨衣上滑落，能从里面看见折射出的金黄色夕阳的光芒，球鞋踩过清澈的积水，溅起一片片小水花来。阿泽突然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我将来要做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写出像《哈利·波特》一样了不起的书。”我丝毫没有怀疑，因为我知道他一定可以。阿泽写过那么多好作文，写一本书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从那以后，阿泽要当小说家的梦想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借《哈利·波特》看了。因为他说要留在手边自己琢磨那些精彩的故事是怎样写出来的。其实外公也会给我买课外书看，但总是不及我翻书的速度快。我不是不知道一整套《哈利·波特》的昂贵，也不是不知道那对于每个月只有两千元退休金的外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对阿泽不再借我《哈利·波特》这件事心存不满。六年的革命友谊怎能败在一套书下？练字的时候我会故意用胳膊肘撞他，让他把字寫歪，受老师批评；或者把他的作业本藏起来，让他交作业时找不到本子急得团团转……小孩子的心性就是这么幼稚和小心眼儿，谁让他不借书给我来着？以为这样就算狠狠地报复阿泽了。
终于在后来，我拥有了一整套《哈利·波特》，但这却让我很内疚很懊悔。
那是小学要毕业的初夏，我实在太想知道《哈利·波特》的结局了，因为阿泽不借书给我，我就想偷偷地从他桌肚里把《哈利·波特》系列的最后一本《死亡圣器》拿出来看完，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还回去。在一节体育课时，我趁老师不留神，迅速溜回教室。阿泽的那一全套《哈利·波特》整整齐齐地放在凌乱不堪的桌肚里，上面为了掩人耳目还装模作样地压着一本数学课本。我小心翼翼地移开数学书，找到《死亡圣器》，塞到自己书包的最里层，再把阿泽桌肚里的其他东西按原样摆好，又悄悄回到操场。
过后阿泽几乎是立即就发现书少了一本，他每天都要仔细地数一遍书的数目，有时甚至还会用袖子擦一擦封面。他把书包倒了个底朝天，一本一本地找《死亡圣器》，在不敢相信又无比确定地发现书不见了时，向全班同学连声喊着：“谁偷了我的书？”
我的手已经碰到书包里的那本《死亡圣器》，本打算还给他算了，可“偷”这个字眼，让我心里顿时慌乱起来。我像被火烫着一样缩回手，几乎是跑出了教室。走回家的路上，我终于真切又深刻地体会到了在作文里写过无数次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那本书像烫手的山芋，我带回家后，根本没心思再看，碰也不愿意再碰，甚至不敢瞥它的封面一眼。
第二天一早，班主任站在讲台上问全班同学，谁拿了阿泽的书。我很想站起来交出它，但我的腿却一直不听使唤，心脏缩成一团，剧烈地跳动着，像是要跳出胸腔。很长时间过去，班级里鸦雀无声。阿泽见书真的找不到了，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似乎马上就能哭出来。我害怕得不敢抬头，书包里像是有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能引爆。
我已经不能解释了，也不明白班主任是怎样查出是我拿了书。外公被请来学校的那天，我站在教室外面。六月的阳光稍稍有些刺眼，校服衬衫很快被汗濡湿，贴在后背。我把书交给班主任，书的封面因为我藏得太匆忙，撕了个大口子，已被我用透明胶带小心翼翼地粘好，在阳光下有一道反光的痕迹。我捏着裙摆，快要掉下眼泪，忐忑地瞧瞧外公微微有些佝偻的后背，再把充满委屈和害怕的目光移开，移到球鞋上散开的白色鞋带上去。
外公站在班主任面前，直视着她，“老师，我们家孩子是不会偷书的，我了解她，肯定是想看又没来得及还。”我不知道外公哪来的勇气与对我的信任，而我，也一下哭出声来。
过后，外公没有责怪我，甚至提都不再提这件事。只是后来，外公带我去书店买下了一整套《哈利·波特》。从书店走出来，我抱着一套书，低着头跟在外公身后。我不敢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这样和外公一前一后走在望不穿的浓郁泡桐树影里。
路过一家商店，外公领我进去，给我买了一双漂亮的白色公主皮鞋。他摸摸我的脑袋，笑着说：“小丫头要上初中了，要穿得漂漂亮亮的，不能老穿球鞋啦。”書和皮鞋明明都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可是我站在镜子前，鼻子酸酸的，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
泡桐花早已落尽，我跟在外公身后，一步一步地朝家走。被树叶裁剪下来的光线覆盖了柏油路，蝉儿吱吱地叫着，一抬头就能看见外公穿着泛黄的白色汗衫的背影，他瘦得连骨头都看得见。这个场景在我脑中存在了好久，像冬天放在室外的冰，怎么也融不化。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和阿泽一起看过书。
六月末，我毕业了。我穿着洁白的校服衬衫，深蓝色的校服裙子，高及膝盖的长筒袜，还有那双好看的白色公主鞋，骄傲地站在操场红色塑胶跑道上，拍了一张毕业照。回到教室准备整理书包离开时，很长时间没有和我说过话的阿泽用胳膊捣了我一下，“看一下你的桌肚。”我侧头看向桌肚，里面整齐地放着一套《哈利·波特》！那本《死亡圣器》放在最上面，书的封面上还有那条长长的透明胶带。他小声对我说：“这套书送给你。”然后飞快地背起书包跑出教室。
我翻开书的封面，里面夹着一张淡绿色格子的作文纸，上面有熟悉的，看了几乎六年的阿泽的字迹。看完以后，我望向窗外，校园里的泡桐树刚好长到三楼教室窗外，在六月的微风中窸窸窣窣地起伏着，像是无声的海浪。
原来阿泽不愿意把书借给我看，是因为他早就想把这套书作为毕业礼物送给我。其中一本书丢了后，他着急的是不知怎么将不成套的书送人。事情向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当阿泽看见我被请家长，才反应过来是我拿的。可是他不敢向老师说明我不想偷他的书，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因此而不理睬他的我。
我望着这张作文纸末的署名，模仿“J.K.罗琳”写的“A.Z.阿泽”，又不禁笑起来，只是未免有些涩涩的。
我坐在书桌前，翻开《死亡圣器》的最后一页，最后一句话是：“伤痕已经十九年没有疼过了。一切太平。”在我心里的闪电形状的记忆印痕里，那些不愉快的、伤感的、鼻子酸酸的记忆，已经不再隐隐作痛。它们像夏日的薄冰，几分钟后，就化成水，再化成气，消失在白炽化的光线里。
可是那些美好的记忆却一直留下来，那对我来说是最为珍贵的东西。在这些岁月里，外公给了我宝贵的爱，两小无猜的阿泽带给我关于友谊的理解，关于成长的梦想。
幸好，那两套《哈利·波特》还在。
不知道阿泽现在有没有写出了不起的书，而我确实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