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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子弟家学渊源,藏书丰富,陈小寅恪幼时便对经史子集各书均有涉猎。陈家虽然是传统世家,但是教育思想并不保守,最明显的是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举考试,而是要他们接受西式教育。陈寅恪12岁的时候就随兄长去日本留学,1909年又赴欧洲,在柏林大学等学府深造,后在哈佛大学随蓝门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
1926年,陈寅恪至清华国学院任导师,他由学术的积累期进入了勃发期,开始了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
30年代初期,陈氏史学逐渐移向第二阶段,这段时期他放弃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致力于中古文化史。在《寒柳堂集》中他这样表述研究转向的原因: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从随人而为牛后。
1949年以后,他的史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陈寅恪最后阶段的两部著作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
“教授的教授”在战争中颠沛流离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先后受聘。1926年8月,自德回国的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四大导师”的最后一位。时年陈寅恪仅37岁。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讽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不过,随着王国维跳湖自尽,梁启超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国学研究院解散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这几年,陈寅恪享受到生命中难得的几年舒心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沦陷,让事业家庭两顺的陈寅恪开始颠沛流离的迁徙生活。陈寅恪和妻子共育三女: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全家从北京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合作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授课。
1939年春,牛津大学拟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闹病,便于暑假离开昆明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全家赴英伦,但因旅费难以筹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遗憾未能成行。
何必弃父母之邦
战后,陈寅恪复到清华大学教书,直到1948年底离开。其间,他也曾去英国医治眼疾,却是无功而返。此后,眼疾伴他终生,生命后期几乎双眼失明。天意弄人,正在学术高峰期的陈寅恪只能带着目难明视的痛苦钻研学术、传道育人。
1949年国民党赴台湾前曾有“抢运学人”计划,对身在广州的陈寅恪自是念念不忘。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十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但他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
流传的说法是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
1952年,陈寅恪一家搬入中大东南区1号楼。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说,“中大有个传统,这栋楼是给学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学术崇高的象征。”同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中大迎来了史学大师陈寅恪。
靠口述艰难完成巨著
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葺白色水泥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识,还在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以保安全。当年,学校对知识分子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记忆力惊人,通过自己口述让助手黄萱记录,1953年末开始,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
家中上课阳台就是课堂
因视力原因,陈寅恪就在家中上课,家中阳台就是课堂。陈寅恪坐在椅子上,用基本不带方言的普通话带领学生在历史中穿梭邀游。1955年进入中大历史系的刘凯隆这样写道:“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那便当做临时课室使用,靠窗那边安排十来张桌椅,课椅当面放一张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陈先生便在这里为后学展开了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1957年时,选修课一周两节,但因健康原因,陈寅恪一周分上两次,每次只上一节。
大师离去
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开始,陈寅恪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也未能幸免。大字报对其口诛笔伐,有学生发难,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更有人称其“误人子弟”,这深深刺痛陈寅恪的心,他愤而致书中大校长,提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从此告别讲台生涯。
1962年6月,陈寅恪入浴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断右腿股骨,住院近7个月,股骨仍不能长合,自此长卧于床榻。当时,中山大学为他配备了三位护士进行护理。“文革”开始后,护士便被撤除。眼盲膑足的陈寅恪终日躺在床上或在木椅上静坐。但其巨著《柳如是别传》还是在1965年完成,煌煌80余万字。有人说,《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的内心寄托之作。明末清初,歌伎才女柳如是在动荡乱世,夫君降清,她力劝其殉节,后遭小人恶意逼索钱财,柳遂投缳自尽,以保气节。其实,陈寅恪晚年处境与柳如是何其相似。
1966年,“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学。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东南区1号楼被大字报覆盖。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楼,据说陈寅恪被迫搬家的原因是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房,想做指挥部使用。
5月5日,陈寅恪被迫做口头交代,但并没有“过关”,因为交代中并没有“承认错误”,而是说了许多类似“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话。于是不断逼问,直到陈寅恪不能讲话。
在不断折磨下,陈寅恪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时,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早上五点半,因为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一生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走完79年的人生历程。妻子平静地料理完他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两人离世相隔仅45天。大师已经远去,也许大师不曾远去。
1926年,陈寅恪至清华国学院任导师,他由学术的积累期进入了勃发期,开始了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
30年代初期,陈氏史学逐渐移向第二阶段,这段时期他放弃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致力于中古文化史。在《寒柳堂集》中他这样表述研究转向的原因: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从随人而为牛后。
1949年以后,他的史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陈寅恪最后阶段的两部著作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
“教授的教授”在战争中颠沛流离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先后受聘。1926年8月,自德回国的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四大导师”的最后一位。时年陈寅恪仅37岁。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讽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不过,随着王国维跳湖自尽,梁启超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国学研究院解散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这几年,陈寅恪享受到生命中难得的几年舒心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沦陷,让事业家庭两顺的陈寅恪开始颠沛流离的迁徙生活。陈寅恪和妻子共育三女: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全家从北京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合作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授课。
1939年春,牛津大学拟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闹病,便于暑假离开昆明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全家赴英伦,但因旅费难以筹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遗憾未能成行。
何必弃父母之邦
战后,陈寅恪复到清华大学教书,直到1948年底离开。其间,他也曾去英国医治眼疾,却是无功而返。此后,眼疾伴他终生,生命后期几乎双眼失明。天意弄人,正在学术高峰期的陈寅恪只能带着目难明视的痛苦钻研学术、传道育人。
1949年国民党赴台湾前曾有“抢运学人”计划,对身在广州的陈寅恪自是念念不忘。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十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但他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
流传的说法是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
1952年,陈寅恪一家搬入中大东南区1号楼。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说,“中大有个传统,这栋楼是给学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学术崇高的象征。”同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中大迎来了史学大师陈寅恪。
靠口述艰难完成巨著
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葺白色水泥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识,还在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以保安全。当年,学校对知识分子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陈寅恪记忆力惊人,通过自己口述让助手黄萱记录,1953年末开始,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
家中上课阳台就是课堂
因视力原因,陈寅恪就在家中上课,家中阳台就是课堂。陈寅恪坐在椅子上,用基本不带方言的普通话带领学生在历史中穿梭邀游。1955年进入中大历史系的刘凯隆这样写道:“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那便当做临时课室使用,靠窗那边安排十来张桌椅,课椅当面放一张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陈先生便在这里为后学展开了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1957年时,选修课一周两节,但因健康原因,陈寅恪一周分上两次,每次只上一节。
大师离去
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开始,陈寅恪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也未能幸免。大字报对其口诛笔伐,有学生发难,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更有人称其“误人子弟”,这深深刺痛陈寅恪的心,他愤而致书中大校长,提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从此告别讲台生涯。
1962年6月,陈寅恪入浴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断右腿股骨,住院近7个月,股骨仍不能长合,自此长卧于床榻。当时,中山大学为他配备了三位护士进行护理。“文革”开始后,护士便被撤除。眼盲膑足的陈寅恪终日躺在床上或在木椅上静坐。但其巨著《柳如是别传》还是在1965年完成,煌煌80余万字。有人说,《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的内心寄托之作。明末清初,歌伎才女柳如是在动荡乱世,夫君降清,她力劝其殉节,后遭小人恶意逼索钱财,柳遂投缳自尽,以保气节。其实,陈寅恪晚年处境与柳如是何其相似。
1966年,“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学。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东南区1号楼被大字报覆盖。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楼,据说陈寅恪被迫搬家的原因是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房,想做指挥部使用。
5月5日,陈寅恪被迫做口头交代,但并没有“过关”,因为交代中并没有“承认错误”,而是说了许多类似“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的话。于是不断逼问,直到陈寅恪不能讲话。
在不断折磨下,陈寅恪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时,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早上五点半,因为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一生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走完79年的人生历程。妻子平静地料理完他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两人离世相隔仅45天。大师已经远去,也许大师不曾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