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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是一个业余作家,他写作是因为他必须写作,并没有写作之外的任何理由,正如饥饿艺术家饥饿是因为找不到适合于自己的食品一样。卡夫卡因而超越了功利的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了一个真正纯粹的作家。
作家从什么时候起有了专业与业余之分,这大概是在社会大分工之后的事情。古希腊的荷马是个行吟诗人,相当于艺人,恐怕算不得专业作家。这以后有宫廷和贵族豢养的文人和作家,而作为一门职业的作家在封建社会里却是不可能出现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有闲有钱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造纸业和印刷术的迅猛发展,专业作家的出现才真正成为可能。19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就是专业作家,他依靠稿费生活。
作家成为一门职业,依靠工资和津贴生活,这是又一类专业作家。这种专业作家制度最初产生于苏联。中国向苏联学习,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专业作家制度。当时的专业作家,大都“挂”在中国作家协会各地分会,称为“驻会作家”。也有的不是“驻会作家”,而是“挂”在各地出版社,实际上也是专业作家。据统计,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专业作家不超过300人。“文革”以后这个数字不断地扩大,究竟有多少人,这里没有统计,但看看我们的“文代会”、“作家代表大会”热闹繁荣的情景就约略可以知道了。
不过,就世界而言,却只有苏联、中国等少数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设立专业作家。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国家设立专业作家的。他们的“专业作家”不是国家设立的,而是纯粹依靠自己的稿费过日子。谁能够用稿费维持生活并因此辞去其他工作,专心于写作,谁就是“专业作家”。这样的“专业作家”,是用不着谁批准的。
据说,设立专业作家的初衷是为了提高作家的创作的水平,因为只有专门投身于某项事业,才能集中精力,才能有充裕的时间,才能创造突出的成果。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专业作家的创作成果似乎并不令人满意,尤其是在世界文学的背景和框架内看便更是如此。中国当代作家为什么离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远呢?这或许多少能说明一点问题。
其实,作家的写作成就的大小与作家专业与否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反倒是作家越专业越难以摆脱种种束缚和羁绊,创作不出真正伟大的作品,因为专业作家常常在得到经济上和时间上的保障后反而逐渐地失去了创作的热情、激情、诚实和自由。另一方面,或许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反倒是那些没有任何束缚的业余作家创作出来的。这一点,20世纪奥地利著名犹太作家卡夫卡的职业和创作,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卡夫卡大约在上中学时就有了写作的志向,以后这种志向愈来愈明确坚定,以致成了他生命和生活的中心。1903年11月9日,卡夫卡在给他中学的朋友波拉克的信中写道:“上帝不愿意我写作,我却非写不可。”卡夫卡生存的目的就是写作,“我写作,所以我存在。” 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他曾三次订婚,但最终却没有结婚;他将创作看得高于一切。写作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命立刻就会枯萎变质。卡夫卡说:“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卡夫卡就是那只被笼子寻找到了的鸟,笼子就是卡夫卡那永远挥之不去的创作宿命。但卡夫卡在大学里学的并不是文学,而是法律;他获得的是法学博士学位,而不是文学学位。大学毕业后选择一份怎样的工作?如何处理职业与写作的矛盾?这是让卡夫卡苦恼或者说痛苦了一辈子的问题。
职业与写作的矛盾长期困扰着卡夫卡。大学毕业时,卡夫卡对选择职业的要求是:“这个职位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以文学为挣钱的职业在他的心目中是剥夺文学创作的尊严。挣钱职业和写作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行业,亦为卡夫卡所否定。”在这一点上,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曾经深受卡夫卡的影响,这使布罗德也经历了一阵非常痛苦的时刻,不过,后来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卡夫卡的观点。“我(像他一样)出于对艺术的尊重,在最可厌的、远离艺术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职业中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后才走上了戏剧评论和音乐评论的道路。今天我认为卡夫卡在这一点上的严格态度是一种高尚的迷误。我后悔我自己像卡夫卡那样在办公室里任由成百上千个毫无乐趣的时辰在几乎是绝望的心情中流逝,从而亵渎了上帝崇高的造物——时间。”卡夫卡却没有像布罗德那样随机应变,自1907年10月他进保险公司供职后,一直到 1922年退休,他均在保险公司工作。保险公司里无所事事的无谓工作同他热烈而执著的创作生活简直是令人绝望的对比。卡夫卡曾给他的顶头上司普弗尔写信道:
像今天早晨我想从床上爬起来一样(1911年2月),我简直要晕倒了,理由非常简单:我工作太超负荷了。不是因为办公室里的工作,而是因为我的其他工作。办公室扮演了一个无辜者的角色,如果我可以不去那里的话,我就可以只为我的工作而平静地生活了,不必每天去那里工作六个小时。这些工作对我的折磨你简直无法想象,尤其是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因为我自己的事情是那样的多。我意识到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有一种犯罪感,办公室对我有着最清楚、最正当的要求。然而,这对于我却意味着一种可怕的双重生活,也许只有发疯才能从中挣脱出来。
卡夫卡还说过,“写作和办公室相互排斥。写作位于内心深处,而办公室漂浮在生活的表面。这种永远的忽上忽下必然将我撕成碎片。”卡夫卡的生存就是为了写作,而要生存首先得工作。工作带来不幸,不幸刺激写作,写作耗尽了生命。卡夫卡便是在写作中耗尽了生命。“如果不写作,他就完了;而正因为完了,他才写作。”一方面,“人家付钱是要他写业务报告,结果他写了一些作品。不为公司尽最大的努力,就是对公司的欺骗”;另一方面,“他把创作力浪费在写保险公司的报告上”,他又非常痛苦。但是,卡夫卡在工伤保险公司的15年经历,足以使他看清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荒谬。在这里,贫困的工人在工伤后本该理直气壮地要求补偿损失,但却总是惶恐、胆怯地走进保险公司,接受各级官员的斥责和推诿。在这里,公文旅行令人感到真正的悲哀和恐怖。
卡夫卡的作息时间也非同一般,他自己将自己孤独地卡了起来,每天上午8点——下午2点上班,3点—7点30分睡觉;接着散步、吃饭,晚11点—凌晨3点写作。他曾在信中询问未婚妻菲莉斯,“你怎么能够容忍这样一种婚姻,丈夫大约2:30或3点从办公室回来,然后吃饭、上床睡觉,睡到晚上7点或8点,迅速而随便吃点东西,散步一小时,随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凌晨1点或2点。对此,你真的会容忍吗?”“为了我的写作,我所需要的是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这是不够的,而是要像一个死人。在这种意义上,写作是一种较之死亡更深的睡眠,正像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将死尸从坟墓中拖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使我离开我的写字台。”“只有疯狂地永远写作,度过一个个夜晚,这才是我所需要的。由此而进地狱,或是发疯,也是我所需要的,因为这是必然的、早就可以预料的结果。”这是“颠倒黑白”的拼命。
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将写作视作生命的业余作家。正因为他是一位业余作家,因此,他从不急于发表自己的作品,从不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换取稿酬或荣誉,也无意去迎合任何思潮、流派或者主义,更不必看那些评论家和读者的眼色行事。自然,他也很少对自己的作品满意过,以致于最后他给朋友布罗德留下这样一份遗嘱:“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卡夫卡是一个业余作家,他写作是因为他必须写作,并没有写作之外的任何理由,正如饥饿艺术家饥饿是因为找不到适合于自己的食品一样。卡夫卡因而超越了功利的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了一个真正纯粹的作家。
其实,卡夫卡的一生并非不存在其他可能性:譬如大学毕业时他找到一份与文学有关的工作,如编辑、记者,或自由撰稿人;或者他根据自己的志愿索性请求父母支持他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就像当年巴尔扎克所做的那样,而就卡夫卡家的经济情况而言,这并非没有可能;再或如愿地辞职或提前退休,得以迁居柏林或其他什么地方并专心从事写作;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可能”,都一一与卡夫卡擦肩而过。而一旦其中的一种“可能”成为了现实,卡夫卡也就不再是卡夫卡了;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卡夫卡决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卡夫卡。卡夫卡为他的职业工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也因而获得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和资料,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写作上的真正自由,而后者对于作家来讲也许是最重要的。
关于作家的自由,法国当代作家萨特更是深有同感。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萨特却拒绝了这一殊荣。应当说,萨特的拒绝符合他的有关人的自由的理念:自由就其真正的本质而言是否定的,就是可以说一声“不”,虽然这种否定性也是有创造力的。萨特指出,由于他的作家职责的观念,他一向拒绝任何官方的荣誉,因此他的这次拒绝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他同样拒绝过“荣誉勋章”,也不肯进入法兰西学院,倘若列宁奖颁赠给他,他同样会拒绝。他说,作家接受这类荣誉,会使他个人所献身的事业跟颁奖的机构发生关联,而作为作家则不允许自己跟任何机构发生关联,这毕竟是最重要的。萨特认为,“政治活动应该努力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文学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文学从来就是自由的一种形式。“文学是一种行为模式,一种属于作家自由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目的在于诉诸其他个人的自由,而且最终诉诸全人类的自由集体。”对于作家而言,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自由,一种自由的思考,自由的创作心态。任何束缚或禁锢,无论是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还是荣誉职业、金钱物质,都会一点点消磨作家思想的锋芒、吞噬作家的创造力,最终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或是为金钱利益所驱动的流行文化的“写家”。一个具有原创力的作家往往并不在于他写了多少,写了什么,而在于他怎样写,如何写,因此,比较而言,时间和物质上的自由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专业作家也许得到了时间和物质上的自由,但却很容易失去了心灵的自由。这样一来,专业作家的“专业”非但没有保证作家的创作质量,反而使许多作家失去了真正自由的创作。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业余作家卡夫卡给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启示。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作家从什么时候起有了专业与业余之分,这大概是在社会大分工之后的事情。古希腊的荷马是个行吟诗人,相当于艺人,恐怕算不得专业作家。这以后有宫廷和贵族豢养的文人和作家,而作为一门职业的作家在封建社会里却是不可能出现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有闲有钱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造纸业和印刷术的迅猛发展,专业作家的出现才真正成为可能。19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就是专业作家,他依靠稿费生活。
作家成为一门职业,依靠工资和津贴生活,这是又一类专业作家。这种专业作家制度最初产生于苏联。中国向苏联学习,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专业作家制度。当时的专业作家,大都“挂”在中国作家协会各地分会,称为“驻会作家”。也有的不是“驻会作家”,而是“挂”在各地出版社,实际上也是专业作家。据统计,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专业作家不超过300人。“文革”以后这个数字不断地扩大,究竟有多少人,这里没有统计,但看看我们的“文代会”、“作家代表大会”热闹繁荣的情景就约略可以知道了。
不过,就世界而言,却只有苏联、中国等少数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设立专业作家。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国家设立专业作家的。他们的“专业作家”不是国家设立的,而是纯粹依靠自己的稿费过日子。谁能够用稿费维持生活并因此辞去其他工作,专心于写作,谁就是“专业作家”。这样的“专业作家”,是用不着谁批准的。
据说,设立专业作家的初衷是为了提高作家的创作的水平,因为只有专门投身于某项事业,才能集中精力,才能有充裕的时间,才能创造突出的成果。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专业作家的创作成果似乎并不令人满意,尤其是在世界文学的背景和框架内看便更是如此。中国当代作家为什么离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远呢?这或许多少能说明一点问题。
其实,作家的写作成就的大小与作家专业与否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反倒是作家越专业越难以摆脱种种束缚和羁绊,创作不出真正伟大的作品,因为专业作家常常在得到经济上和时间上的保障后反而逐渐地失去了创作的热情、激情、诚实和自由。另一方面,或许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反倒是那些没有任何束缚的业余作家创作出来的。这一点,20世纪奥地利著名犹太作家卡夫卡的职业和创作,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卡夫卡大约在上中学时就有了写作的志向,以后这种志向愈来愈明确坚定,以致成了他生命和生活的中心。1903年11月9日,卡夫卡在给他中学的朋友波拉克的信中写道:“上帝不愿意我写作,我却非写不可。”卡夫卡生存的目的就是写作,“我写作,所以我存在。” 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他曾三次订婚,但最终却没有结婚;他将创作看得高于一切。写作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命立刻就会枯萎变质。卡夫卡说:“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卡夫卡就是那只被笼子寻找到了的鸟,笼子就是卡夫卡那永远挥之不去的创作宿命。但卡夫卡在大学里学的并不是文学,而是法律;他获得的是法学博士学位,而不是文学学位。大学毕业后选择一份怎样的工作?如何处理职业与写作的矛盾?这是让卡夫卡苦恼或者说痛苦了一辈子的问题。
职业与写作的矛盾长期困扰着卡夫卡。大学毕业时,卡夫卡对选择职业的要求是:“这个职位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以文学为挣钱的职业在他的心目中是剥夺文学创作的尊严。挣钱职业和写作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行业,亦为卡夫卡所否定。”在这一点上,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曾经深受卡夫卡的影响,这使布罗德也经历了一阵非常痛苦的时刻,不过,后来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卡夫卡的观点。“我(像他一样)出于对艺术的尊重,在最可厌的、远离艺术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职业中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后才走上了戏剧评论和音乐评论的道路。今天我认为卡夫卡在这一点上的严格态度是一种高尚的迷误。我后悔我自己像卡夫卡那样在办公室里任由成百上千个毫无乐趣的时辰在几乎是绝望的心情中流逝,从而亵渎了上帝崇高的造物——时间。”卡夫卡却没有像布罗德那样随机应变,自1907年10月他进保险公司供职后,一直到 1922年退休,他均在保险公司工作。保险公司里无所事事的无谓工作同他热烈而执著的创作生活简直是令人绝望的对比。卡夫卡曾给他的顶头上司普弗尔写信道:
像今天早晨我想从床上爬起来一样(1911年2月),我简直要晕倒了,理由非常简单:我工作太超负荷了。不是因为办公室里的工作,而是因为我的其他工作。办公室扮演了一个无辜者的角色,如果我可以不去那里的话,我就可以只为我的工作而平静地生活了,不必每天去那里工作六个小时。这些工作对我的折磨你简直无法想象,尤其是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因为我自己的事情是那样的多。我意识到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我有一种犯罪感,办公室对我有着最清楚、最正当的要求。然而,这对于我却意味着一种可怕的双重生活,也许只有发疯才能从中挣脱出来。
卡夫卡还说过,“写作和办公室相互排斥。写作位于内心深处,而办公室漂浮在生活的表面。这种永远的忽上忽下必然将我撕成碎片。”卡夫卡的生存就是为了写作,而要生存首先得工作。工作带来不幸,不幸刺激写作,写作耗尽了生命。卡夫卡便是在写作中耗尽了生命。“如果不写作,他就完了;而正因为完了,他才写作。”一方面,“人家付钱是要他写业务报告,结果他写了一些作品。不为公司尽最大的努力,就是对公司的欺骗”;另一方面,“他把创作力浪费在写保险公司的报告上”,他又非常痛苦。但是,卡夫卡在工伤保险公司的15年经历,足以使他看清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荒谬。在这里,贫困的工人在工伤后本该理直气壮地要求补偿损失,但却总是惶恐、胆怯地走进保险公司,接受各级官员的斥责和推诿。在这里,公文旅行令人感到真正的悲哀和恐怖。
卡夫卡的作息时间也非同一般,他自己将自己孤独地卡了起来,每天上午8点——下午2点上班,3点—7点30分睡觉;接着散步、吃饭,晚11点—凌晨3点写作。他曾在信中询问未婚妻菲莉斯,“你怎么能够容忍这样一种婚姻,丈夫大约2:30或3点从办公室回来,然后吃饭、上床睡觉,睡到晚上7点或8点,迅速而随便吃点东西,散步一小时,随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凌晨1点或2点。对此,你真的会容忍吗?”“为了我的写作,我所需要的是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这是不够的,而是要像一个死人。在这种意义上,写作是一种较之死亡更深的睡眠,正像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将死尸从坟墓中拖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使我离开我的写字台。”“只有疯狂地永远写作,度过一个个夜晚,这才是我所需要的。由此而进地狱,或是发疯,也是我所需要的,因为这是必然的、早就可以预料的结果。”这是“颠倒黑白”的拼命。
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将写作视作生命的业余作家。正因为他是一位业余作家,因此,他从不急于发表自己的作品,从不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换取稿酬或荣誉,也无意去迎合任何思潮、流派或者主义,更不必看那些评论家和读者的眼色行事。自然,他也很少对自己的作品满意过,以致于最后他给朋友布罗德留下这样一份遗嘱:“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卡夫卡是一个业余作家,他写作是因为他必须写作,并没有写作之外的任何理由,正如饥饿艺术家饥饿是因为找不到适合于自己的食品一样。卡夫卡因而超越了功利的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了一个真正纯粹的作家。
其实,卡夫卡的一生并非不存在其他可能性:譬如大学毕业时他找到一份与文学有关的工作,如编辑、记者,或自由撰稿人;或者他根据自己的志愿索性请求父母支持他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就像当年巴尔扎克所做的那样,而就卡夫卡家的经济情况而言,这并非没有可能;再或如愿地辞职或提前退休,得以迁居柏林或其他什么地方并专心从事写作;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可能”,都一一与卡夫卡擦肩而过。而一旦其中的一种“可能”成为了现实,卡夫卡也就不再是卡夫卡了;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卡夫卡决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卡夫卡。卡夫卡为他的职业工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也因而获得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和资料,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写作上的真正自由,而后者对于作家来讲也许是最重要的。
关于作家的自由,法国当代作家萨特更是深有同感。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萨特却拒绝了这一殊荣。应当说,萨特的拒绝符合他的有关人的自由的理念:自由就其真正的本质而言是否定的,就是可以说一声“不”,虽然这种否定性也是有创造力的。萨特指出,由于他的作家职责的观念,他一向拒绝任何官方的荣誉,因此他的这次拒绝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他同样拒绝过“荣誉勋章”,也不肯进入法兰西学院,倘若列宁奖颁赠给他,他同样会拒绝。他说,作家接受这类荣誉,会使他个人所献身的事业跟颁奖的机构发生关联,而作为作家则不允许自己跟任何机构发生关联,这毕竟是最重要的。萨特认为,“政治活动应该努力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文学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文学从来就是自由的一种形式。“文学是一种行为模式,一种属于作家自由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目的在于诉诸其他个人的自由,而且最终诉诸全人类的自由集体。”对于作家而言,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自由,一种自由的思考,自由的创作心态。任何束缚或禁锢,无论是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还是荣誉职业、金钱物质,都会一点点消磨作家思想的锋芒、吞噬作家的创造力,最终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或是为金钱利益所驱动的流行文化的“写家”。一个具有原创力的作家往往并不在于他写了多少,写了什么,而在于他怎样写,如何写,因此,比较而言,时间和物质上的自由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专业作家也许得到了时间和物质上的自由,但却很容易失去了心灵的自由。这样一来,专业作家的“专业”非但没有保证作家的创作质量,反而使许多作家失去了真正自由的创作。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业余作家卡夫卡给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启示。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