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盖茨与巴菲特高调宣称死后裸捐财产之后,二人又成功游说美国几十位亿万富豪捐出一半家产用于慈善。“巴比”来华举办的慈善晚宴上,中国富豪们各怀心事,情绪随着劝不劝捐的主题波动极大,“巴比”只好将慈善晚宴定为只“交流”,不劝“捐”,以此展开与中国慈善家的交流与对话,但还有受邀富豪不敢来参加慈善晚宴。对待慈善事业,中西双方差异为何如此之大?难道西方的富豪真比中国富豪乐善好施?
9月30日,在中国举行的“巴比”慈善晚宴在世界关注的目光之下悄然落幕,与前段时间高调劝捐大相径庭的是,这场慈善晚宴成为了富豪交流会,而不是“劝捐会”。巴菲特声称,慈善不仅仅是简单的捐款,建立成熟的慈善理念和行为模式并把钱用好更为重要。交流会没有成为作秀表演,也没有成为道德逼供,一切慈善活动悉由个人妥善应对。
慈善并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一个体制与文化的问题,远远比慈善本身复杂得多。慈善是巧取豪夺之后还之于民,还是惠及公众并将家庭成员排除在外:是作秀牟利,还是在上帝的恩赐下散尽财物:是对公众施舍之后夺取他人尊严还是本着一颗无欲无求的心去做慈善,每位财富领袖的心中自有答案。做企业和做慈善一个是取,一个是舍,如何处理好这种取舍关系才是慈善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美国是个垄断大王们掌控财富的国家,美国政府甚至没有货币发行权,但国家却能依据不断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使社会正常运转。洛克菲勒、摩根,梅隆等人在世界称王称霸,以巧取豪夺、慈善楷模来形容他们都不过份,这些人已经逝去,但当今能查到的都是以这些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大学,慈善机构、医院,奖学基金、美术馆等等,原因就在于美国法律有个叫“遗产税”的犀利武器,凡富人过世都必有税局来的人把钱如数取走,而且非取现金不可。为了交此税收,甚至逼的人们不得不卖掉股份,拍卖房产和手饰。在一些农村地区,过世者的家属很可能没有足够现金,只有一座漂亮的农庄,结果好端端地被分拆拍卖,抵交税款。这些垄断巨头们也最怕税局,美国政府也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方法,他们可以自觉地把财产捐赠给公益和慈善事业,凡捐出规定的数额就可免遗产税,而且所捐的基金或机构可用捐赠者名字命名。善于设计良好的制度无论是对于豪富还是普通公众来讲都是一种福音,既激励了“富二代”的创业精神,又能促使企业不断造血,还有利于普通公众的福祉,于国于民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巴菲特每年在《给股东的一封信》中几乎都会引用一句话,“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己不是财富的所有者,而只是管理者,是上帝委托他们管理的,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财富必须交还给上帝,用到上帝所需要的地方。”比尔·盖茨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长大。他们二人在信仰的驱力下,以基督的博爱主义、人道主义为信念,将赚来的巨额资产导入慈善事业,为世界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上帝的恩赐。
美国最初是一个由清教徒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国家,90%以上的公民都是基督教徒,连美元上都印着“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因此,基督信徒们有着一个信念,就是要把上帝的国度建立在现世,而不是死了之后,他们让上帝活在人间,除了让自己富裕之外,还要帮助穷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天职”观念,把个人在尘世中完成他的义务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客观上为证明世俗活动具有道德意义起了作用,新教伦理所表现的现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和发展,为资本的合理获取开辟了道路。而中国在慈善事业体制和管理上的滞后却使人们不放心将钱交给慈善组织,其传统的官本位观念和泽被乡里的地域观念都使慈善活动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内敛的、封闭的系统,而没有把慈善事业当成是一种日常的、习惯性的行为。中国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信仰的缺失造成了对金钱的追逐无度,定量的捐款成为了公示视野中的慈善表演,其最终还是导向资本的不断扩张和剥削的变本加厉。
东西方人们由于文化和信仰的差异,即使有人将财产全部捐出,也会被人疑为沽名钓誉,别有企图,这使得慈善事业日常化的进展步履艰难。从“巴比”来华的慈善晚宴中可以见到众多企业巨富们忐忑不安的心情,这反映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和现实尴尬。中国的“有闲阶级”还正在形成当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群体。此外,中国的福利、税收和制度问题,使得民间基金会无法健康成长。慈善是一种由上及下的责任,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为富且仁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些人从穷人一跃成为富人,这种巨大的身份转变背后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和痛苦,也在慈善问题上形成不同的解读方法。
以美中富豪们对待慈善的不同态度,去评论到底美国富豪或中国富豪谁更善良,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真正应当做的是要建立严明的资产审核体系和通过中国的遗产法,用经济手段鼓励富人不得不多做善事,慢慢形成风气。慈善需要全民的参与,需要在良好的法律制度基础上建立一种文化习惯,形成慈善惯性,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9月30日,在中国举行的“巴比”慈善晚宴在世界关注的目光之下悄然落幕,与前段时间高调劝捐大相径庭的是,这场慈善晚宴成为了富豪交流会,而不是“劝捐会”。巴菲特声称,慈善不仅仅是简单的捐款,建立成熟的慈善理念和行为模式并把钱用好更为重要。交流会没有成为作秀表演,也没有成为道德逼供,一切慈善活动悉由个人妥善应对。
慈善并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一个体制与文化的问题,远远比慈善本身复杂得多。慈善是巧取豪夺之后还之于民,还是惠及公众并将家庭成员排除在外:是作秀牟利,还是在上帝的恩赐下散尽财物:是对公众施舍之后夺取他人尊严还是本着一颗无欲无求的心去做慈善,每位财富领袖的心中自有答案。做企业和做慈善一个是取,一个是舍,如何处理好这种取舍关系才是慈善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美国是个垄断大王们掌控财富的国家,美国政府甚至没有货币发行权,但国家却能依据不断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使社会正常运转。洛克菲勒、摩根,梅隆等人在世界称王称霸,以巧取豪夺、慈善楷模来形容他们都不过份,这些人已经逝去,但当今能查到的都是以这些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大学,慈善机构、医院,奖学基金、美术馆等等,原因就在于美国法律有个叫“遗产税”的犀利武器,凡富人过世都必有税局来的人把钱如数取走,而且非取现金不可。为了交此税收,甚至逼的人们不得不卖掉股份,拍卖房产和手饰。在一些农村地区,过世者的家属很可能没有足够现金,只有一座漂亮的农庄,结果好端端地被分拆拍卖,抵交税款。这些垄断巨头们也最怕税局,美国政府也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方法,他们可以自觉地把财产捐赠给公益和慈善事业,凡捐出规定的数额就可免遗产税,而且所捐的基金或机构可用捐赠者名字命名。善于设计良好的制度无论是对于豪富还是普通公众来讲都是一种福音,既激励了“富二代”的创业精神,又能促使企业不断造血,还有利于普通公众的福祉,于国于民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巴菲特每年在《给股东的一封信》中几乎都会引用一句话,“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己不是财富的所有者,而只是管理者,是上帝委托他们管理的,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财富必须交还给上帝,用到上帝所需要的地方。”比尔·盖茨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长大。他们二人在信仰的驱力下,以基督的博爱主义、人道主义为信念,将赚来的巨额资产导入慈善事业,为世界上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上帝的恩赐。
美国最初是一个由清教徒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国家,90%以上的公民都是基督教徒,连美元上都印着“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因此,基督信徒们有着一个信念,就是要把上帝的国度建立在现世,而不是死了之后,他们让上帝活在人间,除了让自己富裕之外,还要帮助穷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天职”观念,把个人在尘世中完成他的义务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客观上为证明世俗活动具有道德意义起了作用,新教伦理所表现的现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和发展,为资本的合理获取开辟了道路。而中国在慈善事业体制和管理上的滞后却使人们不放心将钱交给慈善组织,其传统的官本位观念和泽被乡里的地域观念都使慈善活动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内敛的、封闭的系统,而没有把慈善事业当成是一种日常的、习惯性的行为。中国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信仰的缺失造成了对金钱的追逐无度,定量的捐款成为了公示视野中的慈善表演,其最终还是导向资本的不断扩张和剥削的变本加厉。
东西方人们由于文化和信仰的差异,即使有人将财产全部捐出,也会被人疑为沽名钓誉,别有企图,这使得慈善事业日常化的进展步履艰难。从“巴比”来华的慈善晚宴中可以见到众多企业巨富们忐忑不安的心情,这反映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和现实尴尬。中国的“有闲阶级”还正在形成当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群体。此外,中国的福利、税收和制度问题,使得民间基金会无法健康成长。慈善是一种由上及下的责任,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为富且仁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些人从穷人一跃成为富人,这种巨大的身份转变背后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和痛苦,也在慈善问题上形成不同的解读方法。
以美中富豪们对待慈善的不同态度,去评论到底美国富豪或中国富豪谁更善良,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真正应当做的是要建立严明的资产审核体系和通过中国的遗产法,用经济手段鼓励富人不得不多做善事,慢慢形成风气。慈善需要全民的参与,需要在良好的法律制度基础上建立一种文化习惯,形成慈善惯性,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