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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2010-2015年“八项规定”政策执行前后六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双重差分分析（PSM-DID），探讨“八项规定”严格执行后，三公费用的下降如何影响地方国企的经营绩效。研究表明：与民营企业相比，“八项规定”执行后地方国企的经营绩效显著上升，“八项规定”后三公费用的下降提高地方国企的经营绩效。
【关键词】三公費用 经营绩效 双重差分 八项规定
【基金项目】注：本文系重庆市会计学会2016年度会计科研课题立项资助项目“三公费用对地方国企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以上市公司为例”（项目批准编号：（2016）8号）；重庆财经学院2016年度科研课题立项资助项目“三公费用对地方国企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以重庆为例”（项目批准编号：2016KYY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03-0297-01
一、问题提出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八项规定”；2015年10月，《中央部门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对国企高管职务待遇设定“红线”。十八大、十九大政府更是剑指“三公问题”。相关政策出台是否有效控制地方国企高管的三公消费行为？三公费用减少会对地方国企经营绩效产生何种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代理观认为三公费用是企业的一种代理成本，负面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在地方国企中，由于“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管理者可能会利用手中的职务权利追求额外消费，最终导致管理者通过在职消费进行自我激励的效用远远小于公司提供给管理者作为激励政策的在职消费产生的效用；而公司监督机会主义在职消费的成本远远大于通过监督减少的机会主义在职消费，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三公费用与地方国企经营绩效负相关。
效率观认为在职消费具有隐性激励、积极合理的一面，管理层在职消费可以节约时间、提高决策效率，提高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和主观能动性，提高公司经营绩效，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三公费用与地方国企经营绩效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从2010到2015年“八项规定”政策执行前后六年之间地方国企相关数据，并通过以下方式筛选：（1）剔除金融类和ST、PT类企业；（2）剔除数据不完整的企业；（3）剔除由中央政府监督管理的企业。
（二）变量定义与衡量
（1）经营绩效的衡量
为了避免单一指标的局限性，并较好的反映企业整体的经营业绩，本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收益率（ROA），销售利润率（TTM）及每股收益（EPS）等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企业经营绩效综合指标（PEF）。通过KMO等检验，本文认为，所选数据及变量适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成分，加权平均得出综合经营绩效的计算公式如下：
F=47.988/82.391*F1+34.402/82.391*F2（1）
（2）三公费用的衡量
本文选用相对衡量指标来衡量三公费用情况。考虑到数据的可行性，借鉴以往的研究方法，本文选用销售收入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的办公费、差旅费以及业务招待费）/营业收入。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双重差分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比较处理组（或执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评估政策效果。由于我国特殊的背景，“八项规定”的执行集中在国有企业中，因此本文选择由地方国企为政策影响组，民营企业为控制组。
设定的双重差分模型如下所示：
PEFit=β0+β1SOEit+β2Yearit+β3DIDit+β4Xit+Rt+Ui+εit（2）
为进一步分析地方国企的三公费用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3）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模型如下，主要变量的定义及说明见表1：
PEFit=β0+β1Pexpit+β2Sizeit+β3Levit+β4EOCit+β5Zit+β6TATRit+εit（3）
四、实证检验
表2可以看出，在2010-2012年度地方国企中的三公费用与企业经营绩效显为负，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2013年以后系数虽为负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不显著，说明在“八项规定”政策出台之后，三公费用的下降提高了地方国企的经营绩效，这验证了前文H1假设；否定了H2假设，最终支持代理观。而在“八项规定”执行过程中，民营企业的三公费用与企业绩效虽然存在负向关系，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显著。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八项规定”执行后地方国企的经营绩效显著上升，“八项规定”后三公费用的下降提高了地方国企的经营绩效。对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完善长期绩效评价机制，以此减少在职消费甚至三公费用；完善地方国企内部治理机制，减少管理者不必要的在职消费。
参考文献：
[1]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经济研究，2005，（2）：92-100
[2]万华林.国外在职消费研究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9）：39-42
作者简介：
张力，女，1982.2，硕士研究生、重庆财经职业学院、讲师、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财务政策与经营绩效研究；籍贯：湖北。
【关键词】三公費用 经营绩效 双重差分 八项规定
【基金项目】注：本文系重庆市会计学会2016年度会计科研课题立项资助项目“三公费用对地方国企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以上市公司为例”（项目批准编号：（2016）8号）；重庆财经学院2016年度科研课题立项资助项目“三公费用对地方国企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以重庆为例”（项目批准编号：2016KYY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8）03-0297-01
一、问题提出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八项规定”；2015年10月，《中央部门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对国企高管职务待遇设定“红线”。十八大、十九大政府更是剑指“三公问题”。相关政策出台是否有效控制地方国企高管的三公消费行为？三公费用减少会对地方国企经营绩效产生何种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代理观认为三公费用是企业的一种代理成本，负面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在地方国企中，由于“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管理者可能会利用手中的职务权利追求额外消费，最终导致管理者通过在职消费进行自我激励的效用远远小于公司提供给管理者作为激励政策的在职消费产生的效用；而公司监督机会主义在职消费的成本远远大于通过监督减少的机会主义在职消费，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三公费用与地方国企经营绩效负相关。
效率观认为在职消费具有隐性激励、积极合理的一面，管理层在职消费可以节约时间、提高决策效率，提高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和主观能动性，提高公司经营绩效，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三公费用与地方国企经营绩效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从2010到2015年“八项规定”政策执行前后六年之间地方国企相关数据，并通过以下方式筛选：（1）剔除金融类和ST、PT类企业；（2）剔除数据不完整的企业；（3）剔除由中央政府监督管理的企业。
（二）变量定义与衡量
（1）经营绩效的衡量
为了避免单一指标的局限性，并较好的反映企业整体的经营业绩，本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ROE）、总资产收益率（ROA），销售利润率（TTM）及每股收益（EPS）等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企业经营绩效综合指标（PEF）。通过KMO等检验，本文认为，所选数据及变量适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成分，加权平均得出综合经营绩效的计算公式如下：
F=47.988/82.391*F1+34.402/82.391*F2（1）
（2）三公费用的衡量
本文选用相对衡量指标来衡量三公费用情况。考虑到数据的可行性，借鉴以往的研究方法，本文选用销售收入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的办公费、差旅费以及业务招待费）/营业收入。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双重差分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比较处理组（或执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评估政策效果。由于我国特殊的背景，“八项规定”的执行集中在国有企业中，因此本文选择由地方国企为政策影响组，民营企业为控制组。
设定的双重差分模型如下所示：
PEFit=β0+β1SOEit+β2Yearit+β3DIDit+β4Xit+Rt+Ui+εit（2）
为进一步分析地方国企的三公费用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3）进行实证研究。具体模型如下，主要变量的定义及说明见表1：
PEFit=β0+β1Pexpit+β2Sizeit+β3Levit+β4EOCit+β5Zit+β6TATRit+εit（3）
四、实证检验
表2可以看出，在2010-2012年度地方国企中的三公费用与企业经营绩效显为负，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2013年以后系数虽为负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不显著，说明在“八项规定”政策出台之后，三公费用的下降提高了地方国企的经营绩效，这验证了前文H1假设；否定了H2假设，最终支持代理观。而在“八项规定”执行过程中，民营企业的三公费用与企业绩效虽然存在负向关系，但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显著。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八项规定”执行后地方国企的经营绩效显著上升，“八项规定”后三公费用的下降提高了地方国企的经营绩效。对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完善长期绩效评价机制，以此减少在职消费甚至三公费用；完善地方国企内部治理机制，减少管理者不必要的在职消费。
参考文献：
[1]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经济研究，2005，（2）：92-100
[2]万华林.国外在职消费研究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9）：39-42
作者简介：
张力，女，1982.2，硕士研究生、重庆财经职业学院、讲师、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财务政策与经营绩效研究；籍贯：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