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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和德彬十几年前就有了联系。那时他还在校，已经开始试着写作。此后几年联系不多，倒是常看见他的文章。我毕业两三年后，到报社工作，编一个充斥着父亲母亲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文学副刊，而德彬那时刚走出校门不久，正面对人生的选择。我们在论坛上认识，后来加了QQ。其实我们的经历极为相似，都不善于考试，都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都是来自普通家庭，通用的几种游戏规则对我们来说都已闭合，困顿可想而知，这也让我们都沾染了不同程度的偏激，对人与事抱有怀疑和警惕。现在想来，偏激或许更能抵达真相，这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种认知方式。而和稀泥式的理性，终归显得无聊且油腻。
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现在想来，还有什么能比谋生更让人疲惫？越陌度阡，穿街越巷，去为生计奔走。刚毕业时，德彬在某局给领导写材料，属于“编外人员”——这种有年代感的词汇，将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显得愈发荒唐。在这种处境之下，德彬见识到了前所未有的悖谬。出力最多，却拿着最微薄的工资，而且这还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现实早就超出了一个年轻人的想象。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会问一句为什么，没有答案，很多人也从来不想这个问题，循着惯性，默默向前行进，就这样，一生很快就会过去。
像德彬这样的人当然不会甘心。有些问题，是环境所迫，进而想明白的，而他靠自身的聪明，也能想到未来是什么，然而，“目的是有，道路却无”，他所面临的困惑，也正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困惑。如果不是大学扩招，我们这种学渣也许不会出来上学，心也不会这么高，或许在村里早早就结婚生子，重复父辈的命运。但我们也会感谢这种际遇，如果不出来，我们也不会知道，人生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活法。想要抵达不同的活法，却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愿景，我眼见着许多人在挣扎，但没多久就放弃了。
那时我们唯一的爱好就是写作，德彬有时写到深夜，在绝望中的抵抗。在他早年的作品中，散文占了多数，一两千字的短章已经显现出不俗的面貌。他不求全，偏向于“断章取义”，截取横断面，把那些肌理呈现给读者看。他在细节上的驾驭能力，已让他完成了写作的原始积累。
二
后来，德彬辞职，远走深圳，先是考研，随后在深圳的报社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已专事写作。我辞职写作的时间比他稍早一些，据说他是受到了我的蛊惑。据说在辞职后，他父亲还抱怨他不该去考研，“还是给局长写材料有前途。”德彬委婉表达了自己的处境，父亲却说：“熬着，熬着就能转正。”这种观念在鲁国故地很有代表性，老父亲怎会知道，他笃信而又恪守的东西，已经是陈迹，而德彬只能选择默不作声。这些年来，我们只在北京有过匆匆一面，而后他又回到南方，陆续传来他在南方的消息。
毫无疑问，他面对社会是节节败退的，我也一样。在工业时代，人人都成为社会机器的零部件，个性面临着湮没的危机，想要保留自己的个性，那必然是个不合格的零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头上长角，身上有鳞，不如人家顺溜，败得也无话可说。
最终退无可退，我们各自退回家宅之中，向壁而战。这让我想起了佩索阿的失败，这个来自里斯本的会计，一生都是失败的，我在一篇随笔里说佩索阿是“办公室隔断里的项羽”，他的一生毫无世俗意义上的功业可言，只有默默领受着失败，他虽败犹荣。
三
在读到欧阳德彬的散文集《城市边缘的漫步》时，我在文本中看到了一个初到城市的年轻人形象，他在巨大的钢铁交通工具驮载下，缓缓停靠在目的地。透过车窗外丛林般的吊车臂，他望见了这座恢弘的城市，震惊之余，他茫然若失。那一刻，他所携带的乡土经验仿佛轰然塌陷。为了进入城市，初来乍到者必须先进行痛苦的身份剥离，恍若重回孩提时代。他在书中写到了这种感受：“这是一座精巧的城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晓得团簇的路灯如含苞欲放的牡丹，橙红的灯光辉映着行人和车辆的脸，我忘记了来这里的初衷，来这里的时间，所有的规则开始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不清”的精神体验，就像万物初生之时的混沌，就像宇宙大爆炸的“奇点”，一切都不确定，又都满怀新生的喜悦。他是逃离而来，逃离旧日按部就班的沉闷生活，逃离麻木而又荒唐的人群。重新开始的焦虑，也已被闯入新世界的兴奋所冲淡。
德彬的中短篇小说也多以城市为背景。他笔下的地名“鸟城”频频出现，还有穷学生张潮、王姝，大学教授老茂等人物出场。应该说，张潮的身上有德彬的影子，他把自身的遭际投射到小说里。在小说《纸蝴蝶》中，鸟城大学的教授出口成章，“每一句话都带一两个专业词汇”，看上去煞是厉害。这教授刚刚还在课堂上卖弄高雅，下了课就和女学生王姝去开房了，像这类道貌岸然的人物，德彬从来不留情的。张潮喜欢用自制的陶罐封存蝴蝶标本，这似乎是对往昔记忆的祭奠。后来王姝说在老家捕到了一只蝴蝶，要做成标本寄给张潮，张潮收到的蝴蝶，却是一张鲜红的蝴蝶剪纸。张潮将这只蝴蝶封存在陶罐中，残酷而又不乏旖旎的往昔岁月隐入黑暗，他和王姝的感情也是无疾而终。而在《夜茫茫》中，张潮和王姝又成了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他们的感情还在城市的暴雨中扑朔迷离，他们两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德彬的小说中，王姝出现又消失，名字虽一样，却已是另有其人，而张潮却还是那个张潮，在王姝的身上，叠加了若干女性的影子，她们不乏对生活的美好希冀，却又被体制标准和物欲所包裹。这些情节，应该是德彬早年情感生活的投射，为时代做了密密麻麻的注脚。
四
他对权威、规矩、标准……这些东西漠不关心，并非不通世故，而是通彻之后的自觉疏离。他已经不像个山东人了，他的还乡之路，已然关闭，背离桑梓是时代的流动和纷乱，也是个体的精神选择。
而且，他对套公式般的小说也是嗤之以鼻的。试想，有哪个写作者会在写小说之前摆开姿态，像个气功师一样开始运气——“我这篇小说要探究人性的深度”，“我这篇小说要关注一下底层”，恐怕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寫作并不是一件高雅体面的事，如果他不写作，他将不知所措。像我们这种人，脸皮太薄了，很难流里流气、嬉皮笑脸地去混世。应该说，德彬和我一样，都该感谢写作，是写作保护了我们人格的独立，让我们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不必去迎合任何人。在这个令人目眩的时代，还不至于迷失。一个人守着一张桌子，还可以安安静静地独处，自己给自己做主，这应该是最为惬意的。写作的意义真有这么大？只有失败者才会这么想。在这样的时代里，失败也不那么可耻，到处通吃的赢家才是最可耻的。
好在我们的抵抗都有了不大不小的结果，日子也并没有因为漂泊而止歇，生活仍在继续。我想，德彬有信心将写作进行到底，在那座城里，德彬有自己的工作室，每天他都要从住处到工作室去，穿过南方的阔叶花木，开始一天的写作。
他的写作也不想改变这个时代，他能做到的，就是不被时代改变。
我和德彬十几年前就有了联系。那时他还在校，已经开始试着写作。此后几年联系不多，倒是常看见他的文章。我毕业两三年后，到报社工作，编一个充斥着父亲母亲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文学副刊，而德彬那时刚走出校门不久，正面对人生的选择。我们在论坛上认识，后来加了QQ。其实我们的经历极为相似，都不善于考试，都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都是来自普通家庭，通用的几种游戏规则对我们来说都已闭合，困顿可想而知，这也让我们都沾染了不同程度的偏激，对人与事抱有怀疑和警惕。现在想来，偏激或许更能抵达真相，这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种认知方式。而和稀泥式的理性，终归显得无聊且油腻。
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现在想来，还有什么能比谋生更让人疲惫？越陌度阡，穿街越巷，去为生计奔走。刚毕业时，德彬在某局给领导写材料，属于“编外人员”——这种有年代感的词汇，将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显得愈发荒唐。在这种处境之下，德彬见识到了前所未有的悖谬。出力最多，却拿着最微薄的工资，而且这还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现实早就超出了一个年轻人的想象。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会问一句为什么，没有答案，很多人也从来不想这个问题，循着惯性，默默向前行进，就这样，一生很快就会过去。
像德彬这样的人当然不会甘心。有些问题，是环境所迫，进而想明白的，而他靠自身的聪明，也能想到未来是什么，然而，“目的是有，道路却无”，他所面临的困惑，也正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困惑。如果不是大学扩招，我们这种学渣也许不会出来上学，心也不会这么高，或许在村里早早就结婚生子，重复父辈的命运。但我们也会感谢这种际遇，如果不出来，我们也不会知道，人生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活法。想要抵达不同的活法，却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愿景，我眼见着许多人在挣扎，但没多久就放弃了。
那时我们唯一的爱好就是写作，德彬有时写到深夜，在绝望中的抵抗。在他早年的作品中，散文占了多数，一两千字的短章已经显现出不俗的面貌。他不求全，偏向于“断章取义”，截取横断面，把那些肌理呈现给读者看。他在细节上的驾驭能力，已让他完成了写作的原始积累。
二
后来，德彬辞职，远走深圳，先是考研，随后在深圳的报社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已专事写作。我辞职写作的时间比他稍早一些，据说他是受到了我的蛊惑。据说在辞职后，他父亲还抱怨他不该去考研，“还是给局长写材料有前途。”德彬委婉表达了自己的处境，父亲却说：“熬着，熬着就能转正。”这种观念在鲁国故地很有代表性，老父亲怎会知道，他笃信而又恪守的东西，已经是陈迹，而德彬只能选择默不作声。这些年来，我们只在北京有过匆匆一面，而后他又回到南方，陆续传来他在南方的消息。
毫无疑问，他面对社会是节节败退的，我也一样。在工业时代，人人都成为社会机器的零部件，个性面临着湮没的危机，想要保留自己的个性，那必然是个不合格的零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头上长角，身上有鳞，不如人家顺溜，败得也无话可说。
最终退无可退，我们各自退回家宅之中，向壁而战。这让我想起了佩索阿的失败，这个来自里斯本的会计，一生都是失败的，我在一篇随笔里说佩索阿是“办公室隔断里的项羽”，他的一生毫无世俗意义上的功业可言，只有默默领受着失败，他虽败犹荣。
三
在读到欧阳德彬的散文集《城市边缘的漫步》时，我在文本中看到了一个初到城市的年轻人形象，他在巨大的钢铁交通工具驮载下，缓缓停靠在目的地。透过车窗外丛林般的吊车臂，他望见了这座恢弘的城市，震惊之余，他茫然若失。那一刻，他所携带的乡土经验仿佛轰然塌陷。为了进入城市，初来乍到者必须先进行痛苦的身份剥离，恍若重回孩提时代。他在书中写到了这种感受：“这是一座精巧的城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晓得团簇的路灯如含苞欲放的牡丹，橙红的灯光辉映着行人和车辆的脸，我忘记了来这里的初衷，来这里的时间，所有的规则开始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不清”的精神体验，就像万物初生之时的混沌，就像宇宙大爆炸的“奇点”，一切都不确定，又都满怀新生的喜悦。他是逃离而来，逃离旧日按部就班的沉闷生活，逃离麻木而又荒唐的人群。重新开始的焦虑，也已被闯入新世界的兴奋所冲淡。
德彬的中短篇小说也多以城市为背景。他笔下的地名“鸟城”频频出现，还有穷学生张潮、王姝，大学教授老茂等人物出场。应该说，张潮的身上有德彬的影子，他把自身的遭际投射到小说里。在小说《纸蝴蝶》中，鸟城大学的教授出口成章，“每一句话都带一两个专业词汇”，看上去煞是厉害。这教授刚刚还在课堂上卖弄高雅，下了课就和女学生王姝去开房了，像这类道貌岸然的人物，德彬从来不留情的。张潮喜欢用自制的陶罐封存蝴蝶标本，这似乎是对往昔记忆的祭奠。后来王姝说在老家捕到了一只蝴蝶，要做成标本寄给张潮，张潮收到的蝴蝶，却是一张鲜红的蝴蝶剪纸。张潮将这只蝴蝶封存在陶罐中，残酷而又不乏旖旎的往昔岁月隐入黑暗，他和王姝的感情也是无疾而终。而在《夜茫茫》中，张潮和王姝又成了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他们的感情还在城市的暴雨中扑朔迷离，他们两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德彬的小说中，王姝出现又消失，名字虽一样，却已是另有其人，而张潮却还是那个张潮，在王姝的身上，叠加了若干女性的影子，她们不乏对生活的美好希冀，却又被体制标准和物欲所包裹。这些情节，应该是德彬早年情感生活的投射，为时代做了密密麻麻的注脚。
四
他对权威、规矩、标准……这些东西漠不关心，并非不通世故，而是通彻之后的自觉疏离。他已经不像个山东人了，他的还乡之路，已然关闭，背离桑梓是时代的流动和纷乱，也是个体的精神选择。
而且，他对套公式般的小说也是嗤之以鼻的。试想，有哪个写作者会在写小说之前摆开姿态，像个气功师一样开始运气——“我这篇小说要探究人性的深度”，“我这篇小说要关注一下底层”，恐怕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寫作并不是一件高雅体面的事，如果他不写作，他将不知所措。像我们这种人，脸皮太薄了，很难流里流气、嬉皮笑脸地去混世。应该说，德彬和我一样，都该感谢写作，是写作保护了我们人格的独立，让我们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不必去迎合任何人。在这个令人目眩的时代，还不至于迷失。一个人守着一张桌子，还可以安安静静地独处，自己给自己做主，这应该是最为惬意的。写作的意义真有这么大？只有失败者才会这么想。在这样的时代里，失败也不那么可耻，到处通吃的赢家才是最可耻的。
好在我们的抵抗都有了不大不小的结果，日子也并没有因为漂泊而止歇，生活仍在继续。我想，德彬有信心将写作进行到底，在那座城里，德彬有自己的工作室，每天他都要从住处到工作室去，穿过南方的阔叶花木，开始一天的写作。
他的写作也不想改变这个时代，他能做到的，就是不被时代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