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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面临深刻调整。尽管普京总统引领俄罗斯实现国家复兴的决心未变，俄罗斯对外战略的调整也将紧紧围绕强国复兴这一中心展开，但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的大国发展进程遇到了诸多挑战。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强国复兴战略的重要前提就是准确判断国际发展大势，尽量“不做蠢事”。然而，近年来俄罗斯国际战略观的变化却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出现了明显落差，并成为影响俄罗斯采取正确战略决策的重要诱因。
国际战略观的六大误区
首先，俄罗斯对大国战略竞争的认识存在误区，把战略关注焦点更多地放在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而非全方位的综合国力较量上。
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是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的历史性时期。与以往以战争方式解决大国利益冲突并确定国际秩序的时代不同，当前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是全方位的综合国力竞争，其结果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更取决于它的科技创新力、文化吸引力以及制度的弹性与活力。反观俄罗斯，近年来更多的还是把国际战略竞争的重心放在地缘政治领域，“势力范围”、“缓冲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观念盛行，这可以从以杜金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学家在俄红极一时、从久加诺夫到纳瓦尔内众多俄政治家们的地缘政治论述、甚至从普京总统关于“森林中的熊”的比喻中看得异常清晰。而这也暴露出俄不具备全能项目的优势，而只拥有军事实力的单项特长。这也导致俄罗斯在大国战略竞争中存在不止一块“短板”，经济结构失衡、金融自主性低、对国际油价过度依赖等都极大限制了俄罗斯的国际战略影响。
其次，对于自身国力变化的判断以及多极化格局的认知存在偏差。
冷战结束20多年以来，世界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在全球治理、世界经济甚至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影响都在衰减。目前，俄罗斯占全球GDP的比重仅为3%左右，由于缺少现代化的制造业，它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不大。20多年来，俄罗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三化”十分明显：一是经济原材料化，即经济发展过多依赖能源原材料部门；二是出口原材料化，俄罗斯出口产品按所占比重的排序，燃料能源产品占首位；三是投资原材料化，俄罗斯投资相当部分用于采掘工业，其结果是使得俄罗斯工业中能源和原材料部门的比重日益提高。1990年，工业中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为33.5%，制造业比重为66.5%；到1995年，俄罗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例降至42.7%，而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则增至57.3%；2004年后，随着国际能源价格高企，能源工业更是快速发展，以至于能源工业比重到2006年达到67.8%，2011年达到66.4%。尽管普京执政后一再强调要实现创新型发展，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面临着制度约束、利益集团掣肘、苏联时期留下的机械设备严重陈旧等多重因素制约。例如，如今俄罗斯机器制造企业中使用的技术设备服役时间普遍超过25年，而所有经济实体部门80%的技术设备服役时间已经达到16年～35年，这导致俄罗斯同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存在技术差距，无法生产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然而，2000年～2008年经济的较快增长却使俄罗斯的决策者过于乐观地认为俄实力已经迅速恢复、有能力重夺过去的国际影响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冲击又让他们误以为美国已经丧失了“一超独霸”的地位，俄罗斯迎来了重振大国雄风的机遇。因而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决策层的一个重要判断是多极化时代已加快到来，俄罗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力量中心”发挥作用了。但他们没有或者不愿看到，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已着眼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和大国战略竞争，加速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在新能源革命、新工业革命和新军事革命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的实力地位正加速反弹，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战略格局中，美国的“一超”地位正得以重塑甚至是巩固。而与此同时，“多强”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均衡且出现新一轮分化：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很快、在中、欧、日、俄四强中迅速跃升，欧盟和日本在四强中基本保持原位，而俄罗斯的地位与影响却在加速下滑。
第三，对俄罗斯在国际秩序中角色与作用的认知存在偏差。
与对自身实力地位和国际格局看法相伴随的，是俄罗斯对现行国际秩序充满了愤懑和不满。因而，它力图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即使不是颠覆者，也要做一个修正者，普京总统在2007年慕尼黑国际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话也对此进行了充分阐述。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俄罗斯对国际战略环境和自身处境的看法进一步“极化”。去年3月18日，普京在接受克里米亚“入俄”的讲话中火山喷发般地道出了俄罗斯人长期积蓄的愤懑与不满：“1991年，大国已不复存在，当时俄罗斯感到自己不仅被偷光了，而且还被抢光了。”普京以北约东扩和美国加紧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为例，指出尽管“俄真心希望与西方对话，希望相互关系是平等、开放且诚实的，但没看到西方为此所做的任何努力。相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别人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做决定，留给我们的都是既成事实”。他指责西方使俄罗斯“生活在层层限制之下”，表示“无法容忍这种令人发指的历史的不公正”，要求西方“必须承认俄是国际事务中自主且积极的参与者。俄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理解和尊重”。俄罗斯的不满最终以2008年的俄格战争以及2014年“收复”克里米亚的方式得以渲泄，却引起了其众多邻国的极度恐慌和担忧，并被美欧国家视为对国际法、对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粗暴侵犯。
第四，由于在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位置，俄罗斯对全球化的看法是悲观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必须面对的问题除了体制转轨外，还有如何融入全球经济、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抢占制高点。然而，产业结构的畸形决定了俄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位置。据俄海关统计，2005年，在俄对非独联体国家的出口中，能源产品占66.7%，金属及其制品占14.9%，化工产品占5.5%，原木和纸浆占3.6%，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占3.5%；而加工业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只占出口商品总量的很小部分。这使俄罗斯主要是在世界原料市场和初级制成品市场上，与许多不太发达的国家一起分享世界市场边缘地带有限的利益，制约了俄利用国际市场发展本国经济的可能性，也导致俄在融入全球化、加入WTO的问题上犹疑不决，政策往往缺乏延续性。 第五，对国际能源战略格局变化的认知没有跟上世界新能源革命步伐。
在严重畸形与落后的经济结构条件下，俄罗斯不得不依赖丰富的自然资源。目前能源等原材料部门产品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80%，机械设备出口只占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仅数量少而且逐年下降。另外，能源等原材料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保持高位，对俄罗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俄罗斯需要赚取大量外汇，用来进口大量先进的机器设备，为改变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创造条件；进口大量消费品来满足国内市场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稳定国内政局。能源产品大量出口，为增加财政收入、建立稳定基金与增加外汇储备提供了可能。曾几何时，俄罗斯认为能源是世界经济中的稀缺资源，只要掌握能源资源，就不仅可以轻松赚取大量“石油美元”，还可以将能源作为“外交武器”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这在2006年和2009年的俄乌、俄欧天然气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随着以水力压裂技术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非常规油气资源涌入国际市场，而太阳能、风能及可燃冰的开发更为国际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际能源产业链中，仅有资源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资金、技术和市场，只有将这四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立足。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恰恰是切断了俄罗斯能源产业亟需的资金和技术，而欧洲因获得了更多的液化天然气供应而减少了对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依赖，这使俄罗斯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也凸显出国际能源战略格局中的权势转移。
第六，在处理与前苏联地区国家关系方面存在失误。
尽管苏联解体已经20多年，但俄罗斯至今在处理与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关系时仍延续传统思维，把它们视为自己的“后院”、“势力范围”。比如，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要目标是对内推动商品、资金、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而对盟外经济体则提出较高的合作要求，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建立起贸易和投资壁垒。由于成员之间经济结构的高度同质以及运行规则的某些欠缺，欧亚经济联盟运行以来，产生的更多的是贸易转移效应，而非贸易创造效应，特别是随着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到来，联盟内部贸易以及与盟外经济体的贸易大幅度下降。在许多前苏联地区国家看来，俄罗斯力推欧亚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恢复俄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权，与这些国家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主权的诉求是存在深层矛盾的。在俄罗斯自身发展模式缺乏吸引力、经济发展水平缺乏带动力、对外交往方式缺乏感召力的情况下，欧亚一体化究竟能走向何方尚待观察。
影响俄罗斯未来发展进程的四大因素
俄罗斯国际战略观的上述误区是由传统战略文化、既有权力结构、日益封闭的决策机制等多重原因造成的，而它也将成为影响俄罗斯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俄罗斯未来国家发展进程将受到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俄罗斯的国力变化。近年来俄罗斯的强势外交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迅速上升的经济实力，然而金融危机和国际油价暴跌动摇了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方式的脆弱性。在实力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自身定位与国家实力之间会形成怎样的落差？对大国地位的渴望与战略资源的捉襟见肘会使俄内政外交发生怎样的畸变？俄罗斯外交是否还会像近年来一样咄咄逼人？
二是俄罗斯的发展是采取孤立主义立场还是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俄罗斯的历史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曾长期受着是“全身参与”还是“置身事外”这一矛盾的困扰。苏联解体后，曾一度想要完全“融入西方”的俄罗斯却遭到西方的冷遇与压制，这使其对西方的战略意图充满了怀疑。近年来的强势复兴又使俄罗斯政治精英一度认为俄罗斯可以置身于全球化之外而独立发展，在2008年6月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梅德维杰夫就自信地表示俄罗斯是世界经济中的“安全岛”，普京也称加入WTO对俄罗斯并不一定有利，俄罗斯要重新考虑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入世”协议。但随后而至的金融危机却使这一“神话”迅速破灭，事实证明，俄罗斯不可能在世界金融海啸中“独善其身”。当前，俄罗斯战略界重新思考国家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是以欧亚一体化进程为核心“收拾旧河山”、是加速“向东转”并构建从圣彼得堡到上海的“大欧亚”、是寻找一切可能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还是确立新的身份认同并以平等一员而非“老大帝国”的姿态参与全球及地区事务，这无疑将是俄罗斯必须要做出的选择。
三是俄罗斯的发展方式。普京执政八年期间，俄罗斯的国家复兴进程可以概括为“强势崛起”。这是由于“俄罗斯是在饱经失落和屈辱之后重新崛起的，有意无意地要显示其民族志气；俄罗斯是在饱受西方战略挤压，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崛起的，因而充满怒气；俄罗斯是在连续八年经济增长超过6%、其丰富的油气资源成为威力巨大的地缘政治武器的情况下崛起的，因而自感很有底气；俄罗斯是在美国深陷反恐战争泥潭、国内政治分歧严重、经济霸权地位开始衰落的情况下崛起的，因而更具豪气”。然而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俄罗斯面临的国际环境并未因其强势崛起的“志气”、“怒气”和“豪气”而改善，反而引起了美欧和独联体国家的担忧。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俄罗斯发展的“志气”没有改变，“底气”较前下降，“怒气”和“豪气”是否也将有所收敛？
四是国内政治变化对对外政策的影响。经济形势恶化必然波及政治和社会生活，而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又必然影响对外政策调整。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恶化不可能不对国内的政治生态产生影响。与此同时，经济形势变化必然影响到利益集团的重新分化组合，军方和对外政策部门就一些国际安全问题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引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上涨。毫无疑问，经济与政治的强烈互动将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其前景究竟如何考验着普京的政治智慧。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国际战略观的六大误区
首先，俄罗斯对大国战略竞争的认识存在误区，把战略关注焦点更多地放在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而非全方位的综合国力较量上。
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是国际战略格局深刻演变的历史性时期。与以往以战争方式解决大国利益冲突并确定国际秩序的时代不同，当前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是全方位的综合国力竞争，其结果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更取决于它的科技创新力、文化吸引力以及制度的弹性与活力。反观俄罗斯，近年来更多的还是把国际战略竞争的重心放在地缘政治领域，“势力范围”、“缓冲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观念盛行，这可以从以杜金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学家在俄红极一时、从久加诺夫到纳瓦尔内众多俄政治家们的地缘政治论述、甚至从普京总统关于“森林中的熊”的比喻中看得异常清晰。而这也暴露出俄不具备全能项目的优势，而只拥有军事实力的单项特长。这也导致俄罗斯在大国战略竞争中存在不止一块“短板”，经济结构失衡、金融自主性低、对国际油价过度依赖等都极大限制了俄罗斯的国际战略影响。
其次，对于自身国力变化的判断以及多极化格局的认知存在偏差。
冷战结束20多年以来，世界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在全球治理、世界经济甚至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影响都在衰减。目前，俄罗斯占全球GDP的比重仅为3%左右，由于缺少现代化的制造业，它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不大。20多年来，俄罗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三化”十分明显：一是经济原材料化，即经济发展过多依赖能源原材料部门；二是出口原材料化，俄罗斯出口产品按所占比重的排序，燃料能源产品占首位；三是投资原材料化，俄罗斯投资相当部分用于采掘工业，其结果是使得俄罗斯工业中能源和原材料部门的比重日益提高。1990年，工业中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为33.5%，制造业比重为66.5%；到1995年，俄罗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例降至42.7%，而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比重则增至57.3%；2004年后，随着国际能源价格高企，能源工业更是快速发展，以至于能源工业比重到2006年达到67.8%，2011年达到66.4%。尽管普京执政后一再强调要实现创新型发展，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面临着制度约束、利益集团掣肘、苏联时期留下的机械设备严重陈旧等多重因素制约。例如，如今俄罗斯机器制造企业中使用的技术设备服役时间普遍超过25年，而所有经济实体部门80%的技术设备服役时间已经达到16年～35年，这导致俄罗斯同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存在技术差距，无法生产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然而，2000年～2008年经济的较快增长却使俄罗斯的决策者过于乐观地认为俄实力已经迅速恢复、有能力重夺过去的国际影响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冲击又让他们误以为美国已经丧失了“一超独霸”的地位，俄罗斯迎来了重振大国雄风的机遇。因而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决策层的一个重要判断是多极化时代已加快到来，俄罗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力量中心”发挥作用了。但他们没有或者不愿看到，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已着眼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和大国战略竞争，加速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在新能源革命、新工业革命和新军事革命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的实力地位正加速反弹，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战略格局中，美国的“一超”地位正得以重塑甚至是巩固。而与此同时，“多强”之间的发展也并不均衡且出现新一轮分化：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很快、在中、欧、日、俄四强中迅速跃升，欧盟和日本在四强中基本保持原位，而俄罗斯的地位与影响却在加速下滑。
第三，对俄罗斯在国际秩序中角色与作用的认知存在偏差。
与对自身实力地位和国际格局看法相伴随的，是俄罗斯对现行国际秩序充满了愤懑和不满。因而，它力图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即使不是颠覆者，也要做一个修正者，普京总统在2007年慕尼黑国际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话也对此进行了充分阐述。
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俄罗斯对国际战略环境和自身处境的看法进一步“极化”。去年3月18日，普京在接受克里米亚“入俄”的讲话中火山喷发般地道出了俄罗斯人长期积蓄的愤懑与不满：“1991年，大国已不复存在，当时俄罗斯感到自己不仅被偷光了，而且还被抢光了。”普京以北约东扩和美国加紧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为例，指出尽管“俄真心希望与西方对话，希望相互关系是平等、开放且诚实的，但没看到西方为此所做的任何努力。相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别人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做决定，留给我们的都是既成事实”。他指责西方使俄罗斯“生活在层层限制之下”，表示“无法容忍这种令人发指的历史的不公正”，要求西方“必须承认俄是国际事务中自主且积极的参与者。俄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得到理解和尊重”。俄罗斯的不满最终以2008年的俄格战争以及2014年“收复”克里米亚的方式得以渲泄，却引起了其众多邻国的极度恐慌和担忧，并被美欧国家视为对国际法、对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粗暴侵犯。
第四，由于在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位置，俄罗斯对全球化的看法是悲观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必须面对的问题除了体制转轨外，还有如何融入全球经济、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抢占制高点。然而，产业结构的畸形决定了俄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位置。据俄海关统计，2005年，在俄对非独联体国家的出口中，能源产品占66.7%，金属及其制品占14.9%，化工产品占5.5%，原木和纸浆占3.6%，机器设备和交通工具占3.5%；而加工业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只占出口商品总量的很小部分。这使俄罗斯主要是在世界原料市场和初级制成品市场上，与许多不太发达的国家一起分享世界市场边缘地带有限的利益，制约了俄利用国际市场发展本国经济的可能性，也导致俄在融入全球化、加入WTO的问题上犹疑不决，政策往往缺乏延续性。 第五，对国际能源战略格局变化的认知没有跟上世界新能源革命步伐。
在严重畸形与落后的经济结构条件下，俄罗斯不得不依赖丰富的自然资源。目前能源等原材料部门产品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80%，机械设备出口只占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仅数量少而且逐年下降。另外，能源等原材料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保持高位，对俄罗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俄罗斯需要赚取大量外汇，用来进口大量先进的机器设备，为改变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创造条件；进口大量消费品来满足国内市场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稳定国内政局。能源产品大量出口，为增加财政收入、建立稳定基金与增加外汇储备提供了可能。曾几何时，俄罗斯认为能源是世界经济中的稀缺资源，只要掌握能源资源，就不仅可以轻松赚取大量“石油美元”，还可以将能源作为“外交武器”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这在2006年和2009年的俄乌、俄欧天然气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随着以水力压裂技术为代表的新能源革命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非常规油气资源涌入国际市场，而太阳能、风能及可燃冰的开发更为国际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国际能源产业链中，仅有资源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资金、技术和市场，只有将这四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立足。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恰恰是切断了俄罗斯能源产业亟需的资金和技术，而欧洲因获得了更多的液化天然气供应而减少了对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依赖，这使俄罗斯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也凸显出国际能源战略格局中的权势转移。
第六，在处理与前苏联地区国家关系方面存在失误。
尽管苏联解体已经20多年，但俄罗斯至今在处理与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关系时仍延续传统思维，把它们视为自己的“后院”、“势力范围”。比如，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重要目标是对内推动商品、资金、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而对盟外经济体则提出较高的合作要求，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建立起贸易和投资壁垒。由于成员之间经济结构的高度同质以及运行规则的某些欠缺，欧亚经济联盟运行以来，产生的更多的是贸易转移效应，而非贸易创造效应，特别是随着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到来，联盟内部贸易以及与盟外经济体的贸易大幅度下降。在许多前苏联地区国家看来，俄罗斯力推欧亚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恢复俄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权，与这些国家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主权的诉求是存在深层矛盾的。在俄罗斯自身发展模式缺乏吸引力、经济发展水平缺乏带动力、对外交往方式缺乏感召力的情况下，欧亚一体化究竟能走向何方尚待观察。
影响俄罗斯未来发展进程的四大因素
俄罗斯国际战略观的上述误区是由传统战略文化、既有权力结构、日益封闭的决策机制等多重原因造成的，而它也将成为影响俄罗斯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俄罗斯未来国家发展进程将受到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
一是俄罗斯的国力变化。近年来俄罗斯的强势外交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迅速上升的经济实力，然而金融危机和国际油价暴跌动摇了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方式的脆弱性。在实力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自身定位与国家实力之间会形成怎样的落差？对大国地位的渴望与战略资源的捉襟见肘会使俄内政外交发生怎样的畸变？俄罗斯外交是否还会像近年来一样咄咄逼人？
二是俄罗斯的发展是采取孤立主义立场还是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俄罗斯的历史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俄罗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曾长期受着是“全身参与”还是“置身事外”这一矛盾的困扰。苏联解体后，曾一度想要完全“融入西方”的俄罗斯却遭到西方的冷遇与压制，这使其对西方的战略意图充满了怀疑。近年来的强势复兴又使俄罗斯政治精英一度认为俄罗斯可以置身于全球化之外而独立发展，在2008年6月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梅德维杰夫就自信地表示俄罗斯是世界经济中的“安全岛”，普京也称加入WTO对俄罗斯并不一定有利，俄罗斯要重新考虑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入世”协议。但随后而至的金融危机却使这一“神话”迅速破灭，事实证明，俄罗斯不可能在世界金融海啸中“独善其身”。当前，俄罗斯战略界重新思考国家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是以欧亚一体化进程为核心“收拾旧河山”、是加速“向东转”并构建从圣彼得堡到上海的“大欧亚”、是寻找一切可能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还是确立新的身份认同并以平等一员而非“老大帝国”的姿态参与全球及地区事务，这无疑将是俄罗斯必须要做出的选择。
三是俄罗斯的发展方式。普京执政八年期间，俄罗斯的国家复兴进程可以概括为“强势崛起”。这是由于“俄罗斯是在饱经失落和屈辱之后重新崛起的，有意无意地要显示其民族志气；俄罗斯是在饱受西方战略挤压，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崛起的，因而充满怒气；俄罗斯是在连续八年经济增长超过6%、其丰富的油气资源成为威力巨大的地缘政治武器的情况下崛起的，因而自感很有底气；俄罗斯是在美国深陷反恐战争泥潭、国内政治分歧严重、经济霸权地位开始衰落的情况下崛起的，因而更具豪气”。然而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俄罗斯面临的国际环境并未因其强势崛起的“志气”、“怒气”和“豪气”而改善，反而引起了美欧和独联体国家的担忧。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俄罗斯发展的“志气”没有改变，“底气”较前下降，“怒气”和“豪气”是否也将有所收敛？
四是国内政治变化对对外政策的影响。经济形势恶化必然波及政治和社会生活，而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又必然影响对外政策调整。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恶化不可能不对国内的政治生态产生影响。与此同时，经济形势变化必然影响到利益集团的重新分化组合，军方和对外政策部门就一些国际安全问题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引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上涨。毫无疑问，经济与政治的强烈互动将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其前景究竟如何考验着普京的政治智慧。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