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深圳经济特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并在2月22日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初审，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和议论。
　　之所以引发关注、议论，是因为“条例”出台的初衷和宗旨，是通过地方立法鼓励公众乐于助人，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规定“救助人适用无过错推定”，解除有心救助他人、又恐被反咬、攀诬的后顾之忧，让更多人在他人遇到危难之际，敢于伸出援助之手。
　　所谓“救助人适用无过错推定”，即在没有证据证明救助人侵权的情况下，应默认救助人是好心施救，在这种前提下只要救助人尽到通常应注意的义务，就不必对救助不成功的后果承担责任。
　　近年来人们都喟叹社会风气江河日下，许多人对身边发生的、他人所遇到的危难视若无睹，甚至大庭广众之下有老人、病人倒地，伤者在街边流血呻吟，围观者如堵，伸出援手者却常常百无一人。
　　许多人都指出，不少围观者并非不想帮忙，而是被屡见不鲜的受援者及其家属反咬一口弄得心有余悸，唯恐一旦伸手，热心人翻成侵害人，巨额赔偿、法律责任都被一股脑压到自己头上。有媒体曾报道称，某地一名老人倒地不起，几名围观者犹豫再三，先相互拍照、留地址，彼此约定相互作证，然后才一同施救，顾虑如此，令人深思和叹息。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社会风气，且对遇到危难者及其家庭也并无好处——倘躺在地上的人伤病情势危急，如此迁延耽误，最佳抢救时机很可能就此白白错过。
　　许多人也指出，受援者及其家属攀诬救助者，动机是复杂的，有些系家人遭逢不幸后因激愤而失去辨别力和理智，更多则因救助费用、责任巨大，存着“多拉一个人下水”以摊薄负担的念头，而类似“南京老太判例”这样的司法案例，则让这类攀诬者更加胆大妄为，有恃无恐，而令无数有意伸手施援者愈发瞻前顾后，裹足不前，说到底，主要问题不在于受援者及其家属的思想、动机和行为（这是不可控的），而在于法律、法规怎样约束这种思想、动机和行为的负面效应，怎样解除有心救助者的后顾之忧。
　　很显然，“无过错推定”通过立法形式规范和固定，是解决这种后顾之忧的最佳途径，这符合国际惯例，也符合“疑罪从无”、“利益归于被告”的宏观法律精神。“条例”中免除“施救者提供无过错证据”的义务，则有助于这项新原则的切实贯彻、实施。可以说，将“无过错推定”从法律层面引入助人是非的裁判，是改善社会风气的一剂良药。
　　当然，在确定“无过错推定”原则的前提确认后，也应对新规则可能引发的一些后果，尤其是因救助者缺乏专业知识引发受援者不必要损失、伤害的可能性予以适当考虑。在许多国家所普遍施行的《志愿服务法案》中，普遍对救助者应具备怎样的专业技能、救援资质，在何等条件下救助者可无需顾忌是否具备相关专业技能、资质而直接投入救援，救援后果的责任裁定等作出翔实规定。也就是说，即将推出的“条例”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应对此加以充实、完善，最终形成一部界定如何提供紧急救援，如何划定救援界限和责任的法案，有助于受害者及时获得专业救助，从而在社会风气和科学精神、在救助者和受助者利益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平衡点。
　　责任编辑 董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