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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由时间为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域，并在空间场域、内容构成以及表达样态等向度呈现出现实与虚拟互构、工作与生活交融以及繁荣与荒芜并存的现实图景。相较于程式化的劳动时间，青年在自由时间中拥有较高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对于自由时间的利用也成为关系青年成长发展质量的“最大变量”。当前，青年自由时间利用所面临的困境表征为空间、功能、价值、形态等不同维度的多重疏离。需要从国家社会层面以及青年个人层面协同发力，促使青年在自由时间中从消极走向积极、从被动转为主动、从无序转向有序，成为自由时间的主导者和享有者，从而真正使自由时间成为青年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积极存在。
关键词： 青年亚文化;青年自由时间;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9-0104-06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理论视域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造就了自由时间的普遍复归。青年是社会中的活跃分子，在对新生事物的天然兴趣、对自由的本能向往以及对个人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等因素的共同驱动下，成为自由时间的热烈追逐者。自由时间为青年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相较于程式化的劳动时间，青年在自由时间中拥有较高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对于自由时间的利用也成为关系青年成长发展质量的“最大变量”。深入探究当前青年自由时间的现实图景、多重疏离和治理策略，对于抵御劳动时间对自由时间的侵蚀和对抗自由时间自身的异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发挥自由时间在青年生命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促进青年发展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青年自由时间的现实图景
青年对自由时间的利用不仅关系着青年的生活质量及其健康成长，更关乎时代新人塑造的重要使命。自由时间为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域，并在空间场域、内容构成以及表达样态等向度呈现出现实与虚拟互构、工作与生活交融、繁荣与荒芜并存的现实图景。
（一）现实与虚拟互构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时间”的概念进行过深刻阐释，“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1]。自由时间作为与劳动时间相对的范畴，并不以任何“直接劳动生产”为目的，而是供人们休息娱乐、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履行社会职能的，是用于享受家庭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的时间[2]。自由时间的本质是人实现全面发展的空间，关系着人的生命质量，也是构建美好生活的现实基础。青年的意义世界正是由时间与空间融构而成，时间赋予空间以生命，空间回馈时间以价值，两者之间具有高度耦合性。青年对自由时间的诉求也蕴含着对发展空间的需要，对自由时间的充分利用必然衍生出发展空间的多维拓展。
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发展极大地拓展了青年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群体，在信息技术施魅作用下，青年个体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表现为数字化的符号，并通过一张庞大的虚拟网络实现普遍联结。青年也会本能地将现实世界中适用于自由时间的学习模式、交往法则、社会经验等迁移到虚拟世界中，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出一套契合网络社会、充分利用自由时间的生活形态。可以看出，虚拟空间不是现实空间的对立面，既不孤立也不依附于现实空间，而是呈现出有机联系、融合共生的样态。现实世界对虚拟世界会产生投射作用，虚拟空间的生活形态由现实空间的生活形态衍生而来，并且在互联网影响作用下，会产生一定异化而呈现出新的形态，渗透并反作用于现实世界的生活形态。例如，近年来兴起的网络直播可以跨越时空了解甚至参与他人的现实生活，VR技术更是可以实现在虚拟空间中创造现实世界的体验感。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相互建塑与形构，共同创造了承载青年自由时间的生活形态。
青年的全面发展指向德智体美劳各个向度，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都是青年成长发展的关键场域，不同的发展空间适配于不同的生活形态。这在客观上需要青年在个人全面发展的各个维度合理分配有限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分配不均衡或生活形态与发展空间不相匹配的问题值得警惕。
（二）工作与生活交融
在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是一对矛盾对立关系。在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视域中，自由时间是人“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 [3]。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 [4]而自由时间“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5]。这阐明了健全的人不仅仅要有物质生活，还要有精神生活。直观来看，劳动时间与物质生活相对应，自由时间与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相对应。然而，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形态变迁，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的形态都会产生一定变化。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不再仅仅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逐渐由对立走向融合，并且由融合实现共生，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现实样态。
当代青年的择业观、就业观更加开放多元，其劳动观念和生活观念也随之发生很大转变，他们既不拘泥于朝九晚五的工作程式，也不迷恋体制内安稳的工作生活。青年群体在职业选择时更倾向于从个人获得感与成就感出发，将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融为一体。因此，青年中涌现出诸如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音乐人等新兴群体，也成就了职场多栖的“斜杠青年”群体等典型代表。以青年人集聚的互联网文化社区“哔哩哔哩” （以下简称“B站”） 为例，“B站”UP主（uploader）最初便是以一群热爱内容创作、视频制作以及网络表达的青年人为主体构成，伴随“B站”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所带来的经济效益，UP主们实现了将兴趣“变现”，由此也具备了创造自身物质生活的能力。对于这些青年群体而言，他们把爱好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工作与生活之间以及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边界趋于模糊，在青年群体的全周期生活中很难将两者机械地区分开来。尤其是随着电子竞技员、互联网营销师等陆续被列入新职业范畴，新职业催生新业态，更为青年有机整合利用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提供了广阔天地。工作与生活之間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紧密交织。 （三）繁荣与荒芜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人们带入了消费社会，物质财富的持续增长和极大繁荣是消费社会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社会中，自由时间兼具货币属性和货物属性，既可以看作一种“财产”，也可以当作一种“商品”，人们对自由时间利用的本身也是一种消费活动。“所以对空闲时间的消费类似于礼物交换。在这里，自由时间（同时对附属及内在于休闲的一切活动而言）是含义和符号交换的材料。”[6]充实于自由时间的各类生活形态则是含义和符号的具象表达，广义上而言，也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如果说在劳动时间里，人们只是在物质交往层面生成自己的社会关系，那么在自由时间里，则是在扩大了的社会交往实践中形成包括政治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伦理关系等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2]。青年群体正处于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自我认同的诉求与相互认同的诉求互为交织，主体意识建构的需要以及人与人之间普遍联系的需要在青年群体中尤为显现[7]。在社会公共资源的持续投入、资本争相入场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主观追求等多方合力作用下，彰显了青年的社会存在，在青年的自由时间中创造了一片繁荣景象。
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并未直接带来青年精神世界的丰裕，甚至还存在消解青年信仰主流根基的风险。青年群体思维活跃、思想可塑性强，自然也成为各种社会思潮争夺的对象，青年人的聚集地通常也是意识形态碰撞、交锋、交融的重要阵地。生活的物化不可避免地会为青年亚文化滋生铺就温床，消费主义、“丧文化”“佛系文化”“饭圈文化”等青年亚文化纷纷出场，一时间收获不少拥趸。但青年的自由时间是有限的，自由生活形态的无序扩张、海量信息涌入造成的“信息过载”等现象对于青年的价值判断能力、媒介素养等综合素质带来很大考验，容易导致青年自由时间意义流失，进而呈现出形态繁荣与价值荒芜共生的现实样态。自由生活形态过于单一所造成的价值悬浮问题以及自由生活形态过于繁杂所致使的价值稀释问题都是青年自由时间利用及治理所必须观照的客观现实。
二、青年自由时间的多重疏离
即便当代青年的劳动形态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不同年龄层次、行业领域、社会阶层青年群体之间的劳动形态也会产生分化，但其实质依然是传统劳动形态的延伸和拓展。自由时间既可能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助推力量，也可能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制约因素。当前，青年自由时间利用所面临的困境表征为空间、功能、价值、形态等不同维度的多重疏离。
（一）空间维度：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相疏离
技术革新为人类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并且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过程中拓展人们的生活空间，“形而下”的生活世界和“形而上”的意义世界共同构成了青年生命活动的空间场域。在理想状态下，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并彰显出高度的空间同构性和主体同一性，生活世界为意义世界提供现实土壤，意义世界为生活世界提供价值指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却容易在资本和利益的驱使作用下沦为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工具，人为造成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之间的对立，形成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在自由时间视域中的分野。对于正处于“拔节孕穗期”的青年群体而言，发展空间既是青年存在及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其实现个人价值或目标的现实基础，因此空间环境对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至关重要，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的关键作用。如果在青年自由时间中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发生疏离，缺乏正确价值导向的生活世界就容易失序扩张，生活世界将会不断挤压意义世界的存在空间，进而产生纷繁复杂的非主流生活形态，加剧青年群体的圈层化现象，蚕食青年宝贵而有限的自由时间，威胁青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在生活世界的繁华映衬下，意义世界则显得更加荒芜。
（二）功能维度：身体愉悦与养分汲取相疏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自由时间就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 [8]。这在客观上界定了自由时间在个体发展中所承载的重要功能，即个体通过对自由时间的合理有效利用从而达到涵养道德情操、塑造精神品格、培育审美情趣以及提升综合能力等多重功效。自由时间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既需要时刻提防劳动时间的侵蚀，更要警惕闲暇时间对其自身的异化。在财富的诱惑下，劳动时间会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侵占自由时间甚至直接伪装成自由时间，造成自由时间的萎缩化和碎片化，降低自由时间的质量。闲暇时间是自由时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却不是自由时间的全部，在自由时间中起到调节调适的关键作用。由于闲暇时间中蕴含着休闲放松的成分，因此容易被消费主义所寄生，面临着浅显化、娱乐化的风险。一旦闲暇时间成为消费主义的附庸，则有可能诱使青年过度追逐娱乐享受而忽略精神养分汲取，陷入用闲暇时间取代自由时间而加剧对物质生活的欲望，进而用更多的劳动时间换取物质享受的恶性循环，造成个体在利用自由时间过程中身体愉悦与养分汲取之间的疏离，消解了自由时间最本初的宝贵功能。
（三）价值维度：时间分配与价值排序相疏离
对自由时间的利用效率与利用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青年的生命质量，青年对自由时间的分配在一定程度而言是青年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直观体现，个体的价值排序则是价值判断的结果。人们的自由时间并不是天赋的，而是从社会的劳动时间中逐步游离出来的，自由时间因此也就具有社会性[9]。现阶段，虽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但是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社会转型期的新时代青年仍然需要承受较大的社会压力，因此自由时间依然是稀缺品。压力之下，在可供自主支配的自由时间中，有个别青年选择沉湎于电竞、短视频平台等娱乐世界逃避现实，也有个别青年通过诸如“报复式”消费、“宅式”休闲等方式对冲压力，随之催生出“佛系青年”“丧系青年”“宅青年”等不同青年群体，事实上这些自由时间的利用方式都造成了自由时间分配与价值追求之间的错位。表面上看，一个人的价值选择是个人的主观行为，实质上则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当青年的自由时间分配与社会价值需求相疏离，必然会造成青年社会属性的萎缩。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属性萎缩，整个生活只剩下个人的孤岛，那么在追逐私欲的过程中变得找不到方向和准则不足为奇，而浮躁和迷茫便在所難免，甚至突破社会底线的现象也就变得自然而然” [10]。 （四）形态维度：多维向度与全面发展相疏离
科技与经济的双重赋能打开了青年自由时间的多维面向，也创造了多元自由时间存在的文化形态。青年在自由时间中打破了原有劳动时间中常规的聚集形式，根据业缘、趣缘等各种要素重新聚集，或是线上或是线下、或是松散或是紧密地构成了各种各样的自由存在文化形态，青年聚集于不同的文化形态之下，也创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青年亚文化。虽然青年在自由时间中创造的多种文化形态指向青年全面发展的不同向度，但是一方面由于不同文化形态中青年群体分布密度不均以及青年个体形态选择失衡等原因，会出现某些文化形态相对大众而某些文化形态相对小众的情形，其中甚至不乏一些不良的青年亚文化以及负面社会思潮的渗透，因而不仅无法满足青年全面发展的需要，甚至可能会危害青年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面对眼花缭乱的文化形态，青年很容易陷入不知所选、不知所踪的迷茫境地，类似于“跟风式”参与、“表演式”认同的青年文化景观层出不穷，全面发展逐渐弱化成全面体验，进而退化为青年追求刺激、彰显个性、寻找认同的手段。如此，虽然看似“全面”，实则只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而无法做到博中有精、宽中有专，从而造成青年在自由时间中存在形态的多维向度与个体全面发展之间的疏离，悖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
三、青年自由时间的治理策略
虽然自由时间本身是一股积极的力量，但也需要青年个体、外部环境以及自由时间三者之间在一定的积极催化作用下才能激发出强大的正面效应。当前，青年自由时间面临的多重疏离需要运用合适的治理策略予以弥合。青年自由时间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以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为指导，从国家社会层面以及青年个人层面协同发力，促使青年在自由时间中从消极走向积极、从被动转为主动、从无序转向有序，成为自由时间的主导者和享有者，从而真正使自由时间成为青年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存在。
（一）国家社会层面：重塑青年自由时间的存在形态
第一，提升青年自由时间质量。正如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条件下自由时间所设想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11]。当前，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会成为制约青年自由时间大量生成的关键因素。持续发展生产力对保持青年自由时间“增量”固然重要，但通过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矛盾关系，促进青年自由时间的“提质”则显得更为重要。相对而言，青年群体抵御风险能力较弱，个人主动调整劳动时间和驾驭自由时间的能力也都受到一定限制。因此，首先要通过法律手段维护青年在劳动时间内的合法权益，并保障青年的自由时间不受侵犯。其次，与青年群体中不断涌现的新职业新业态相适应，社会各界应当着力探索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柔性转化机制，促进青年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融合。最后，政府和社会应在调节社会发展节奏中主动作为，承担起调适民众心态的社会责任，促进全社会上下“快而不躁”“忙而有序”，引导青年脱离出对“物”狭隘的、无节制的追逐。
第二，加强青年文化生态治理。青年群体无时无刻不浸润在文化环境之中，社会文化风尚铸就了青年的生命基底。青年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在青年群体当中的延伸与时代映射，与社会文化既有碰撞也有融合，难以孤立于社会大文化而独自存在。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与青年亚文化的“小气候”交互影响形成了青年群体特有的文化生态，开辟了青年自由时间存在与展现的时空场域。因此，需要由上至下、由表及里加强青年文化生态治理，从特定青年亚文化内部运行的微观层面、不同青年亚文化之间交互共生的中观层面以及青年亚文化与社会文化碰撞融合的宏观层面着手，全方位肃清青年生活空间中的文化糟粕，提高青年文化鉴别能力，赋予青年自由时间清朗的文化氛围。例如，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加大对“饭圈”“黑界”“祖安文化”等涉及未成年人不良网络社交行为和现象的治理力度[12]，这些举措都是积极有益的尝试。当然，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等多种手段，提升全社会文化自律、文化自省、文化自净以及文化自救的能力，還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三，拓展自由时间存在形态。自由时间作为人的发展空间以及美好生活实现的基础，是从剩余产品中游离出来的，是剩余劳动时间的转化形态[2]。作为剩余劳动时间的转化形态，自由时间还需要经过必要的定向转化和积极形塑，才能成为促进青年的积极存在形态。党和政府、军队、学校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团体等青年工作主体应当始终聚焦政治引领与思想引领的工作重心，坚持生动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显性与隐性相统一，不断拓展青年自由时间的存在形态。由青年工作主体创设的青年自由时间存在形态应统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涵盖家庭、学校、社区等青年生活的各个场域，指向青年在自由时间中学习、消费、社交、婚恋等各个方面。如增加优质网剧、网络综艺节目等文艺作品的播出频次，再如加强农村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公共文化资源建设。拓展青年自由时间存在形态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青年自由时间形态的极大拓展和丰富为青年“消费”自由时间提供了充足的“商品”供给，避免了青年无处可选、不知所选而导致自由时间“悬浮”，进而陷入自由时间荒废或走偏的境地。另一方面，通过预设丰富的自由时间存在形态可以有效引导青年利用自由时间的理性预期，起到引领青年合理利用个人自由时间助力自身全面发展的作用。
（二）青年个人层面：培养支配自由时间的基本素养
第一，树立正确的自由时间观。从古至今，时间都是人们抒怀、赞颂、感叹的对象，对时间的珍视早已内化于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在当代，无论是对“时间都去哪了”的灵魂拷问，还是对“996工作制”的热烈讨论，都充分显现出整个社会对自由时间的强烈需求。青年需要树立正确的自由时间观，才能将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有机融合，才能将自由时间真正转化为促进自身发展成长的积极力量。其一，青年应当破除对“时间就是金钱”的狭隘认识，拓展对财富的认知广度和深度，充分认识到自由时间是一种财富，而不是变现的工具或货币本身。物质生活不是生活的全部，金钱也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向度。自由时间的根本价值不在于经济利益的增值，青年如果陷入对“物”的迷恋与崇拜，沦为金钱的奴隶，将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那么自由时间则仅仅是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其二，青年应当超越“活在当下”的局限，为“理想的我”积蓄势能，深刻理解自由时间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而不是纵欲狂欢的自由港。自由时间不意味着时间的随意支配、恣意消耗，青年应该根据实际需要理性地将其分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生活向度，为自己的人生“投资”，成为满足社会期待、契合个人理想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单向度”的人。 第二，形塑健康的审美情趣。自由时间因其开放、开源、开环的形态结构而宝贵，但也因此容易成为各种社会思潮交锋、碰撞的阵地，因此不乏一些庸俗的低级趣味思想混在其中诱导青年、博取青年眼球。如之前网络上爆发的饭圈互撕等负面文化现象就是典型例证。这对青年的文化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提出了很大考验，也是青年驾驭自由时间所必须修炼的重要素质。通过形塑自身的审美情趣，有助于激发青年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以更加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悦纳生活、塑造生活;有助于提升青年抵御不良文化侵蚀风险的能力，在多变多元、众声喧哗的纷繁世界中保持文化定力;有助于引导青年确立健康向上的价值取向，超越世俗功利从而走向更高的人生境界。青年“如果秉持一种超越性的价值，暗合美的创造规律，则至少在发展空间上占得了先机，在发展格局上占得了高位” [13]。但是，人的审美情趣并不是天赋的，也很难轻轻松松养成，唯有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方能达成。这需要青年具备一颗热爱美的心、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通过自由时间的生活实践反复锤炼，在“审美”与“审丑”的辩证交锋之中，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之中不断修炼提升自身的审美情趣。
第三，涵养事业耕耘的情怀。对于青年而言，工作和生活早已熔铸为其生命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样态，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相互建构、融合共生已成为生活的常态，如果调节不当则会导致两者之间的对立。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容易造成“白天工作越是匀速乏味，夜晚的娱乐便越是原始与刺激——反自然的技术工作对生命生理——心理生态的压缩积蓄了反弹的能量，这种积蓄越超长，则生命节律时间的自然补偿或身心调适越易畸变为现代人的发泄” [14]。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也必然会造成青年生活的撕裂，弥合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裂痕需要青年涵养自身事业耕耘的情怀，主动在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时代坐标之中确立自己的人生奋斗方向。青年在职业选择时应当超越自我、小我，从选择安身立命的职业上升到选择终身坚守的事业，选我所爱，爱我所选;从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上升到“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时代担当，敢问是非，不计利害。用青春梦想和人生价值为劳动时间赋能，自由时间不再是劳动时间的附属品或补偿品，劳动时间也不再是自由时间的入侵者和掠夺者，从而让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由割裂走向共生、由对立转向融合，实现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同向同行、相得益彰，协同促进青年发展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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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青年亚文化;青年自由时间;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9-0104-06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理论视域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造就了自由时间的普遍复归。青年是社会中的活跃分子，在对新生事物的天然兴趣、对自由的本能向往以及对个人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等因素的共同驱动下，成为自由时间的热烈追逐者。自由时间为青年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相较于程式化的劳动时间，青年在自由时间中拥有较高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对于自由时间的利用也成为关系青年成长发展质量的“最大变量”。深入探究当前青年自由时间的现实图景、多重疏离和治理策略，对于抵御劳动时间对自由时间的侵蚀和对抗自由时间自身的异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发挥自由时间在青年生命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促进青年发展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青年自由时间的现实图景
青年对自由时间的利用不仅关系着青年的生活质量及其健康成长，更关乎时代新人塑造的重要使命。自由时间为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域，并在空间场域、内容构成以及表达样态等向度呈现出现实与虚拟互构、工作与生活交融、繁荣与荒芜并存的现实图景。
（一）现实与虚拟互构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时间”的概念进行过深刻阐释，“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1]。自由时间作为与劳动时间相对的范畴，并不以任何“直接劳动生产”为目的，而是供人们休息娱乐、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履行社会职能的，是用于享受家庭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的时间[2]。自由时间的本质是人实现全面发展的空间，关系着人的生命质量，也是构建美好生活的现实基础。青年的意义世界正是由时间与空间融构而成，时间赋予空间以生命，空间回馈时间以价值，两者之间具有高度耦合性。青年对自由时间的诉求也蕴含着对发展空间的需要，对自由时间的充分利用必然衍生出发展空间的多维拓展。
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发展极大地拓展了青年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群体，在信息技术施魅作用下，青年个体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表现为数字化的符号，并通过一张庞大的虚拟网络实现普遍联结。青年也会本能地将现实世界中适用于自由时间的学习模式、交往法则、社会经验等迁移到虚拟世界中，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出一套契合网络社会、充分利用自由时间的生活形态。可以看出，虚拟空间不是现实空间的对立面，既不孤立也不依附于现实空间，而是呈现出有机联系、融合共生的样态。现实世界对虚拟世界会产生投射作用，虚拟空间的生活形态由现实空间的生活形态衍生而来，并且在互联网影响作用下，会产生一定异化而呈现出新的形态，渗透并反作用于现实世界的生活形态。例如，近年来兴起的网络直播可以跨越时空了解甚至参与他人的现实生活，VR技术更是可以实现在虚拟空间中创造现实世界的体验感。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相互建塑与形构，共同创造了承载青年自由时间的生活形态。
青年的全面发展指向德智体美劳各个向度，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都是青年成长发展的关键场域，不同的发展空间适配于不同的生活形态。这在客观上需要青年在个人全面发展的各个维度合理分配有限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分配不均衡或生活形态与发展空间不相匹配的问题值得警惕。
（二）工作与生活交融
在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是一对矛盾对立关系。在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视域中，自由时间是人“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 [3]。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 [4]而自由时间“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5]。这阐明了健全的人不仅仅要有物质生活，还要有精神生活。直观来看，劳动时间与物质生活相对应，自由时间与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相对应。然而，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形态变迁，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的形态都会产生一定变化。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不再仅仅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逐渐由对立走向融合，并且由融合实现共生，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现实样态。
当代青年的择业观、就业观更加开放多元，其劳动观念和生活观念也随之发生很大转变，他们既不拘泥于朝九晚五的工作程式，也不迷恋体制内安稳的工作生活。青年群体在职业选择时更倾向于从个人获得感与成就感出发，将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融为一体。因此，青年中涌现出诸如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音乐人等新兴群体，也成就了职场多栖的“斜杠青年”群体等典型代表。以青年人集聚的互联网文化社区“哔哩哔哩” （以下简称“B站”） 为例，“B站”UP主（uploader）最初便是以一群热爱内容创作、视频制作以及网络表达的青年人为主体构成，伴随“B站”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所带来的经济效益，UP主们实现了将兴趣“变现”，由此也具备了创造自身物质生活的能力。对于这些青年群体而言，他们把爱好变成了自己的工作，工作与生活之间以及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边界趋于模糊，在青年群体的全周期生活中很难将两者机械地区分开来。尤其是随着电子竞技员、互联网营销师等陆续被列入新职业范畴，新职业催生新业态，更为青年有机整合利用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提供了广阔天地。工作与生活之間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紧密交织。 （三）繁荣与荒芜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人们带入了消费社会，物质财富的持续增长和极大繁荣是消费社会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社会中，自由时间兼具货币属性和货物属性，既可以看作一种“财产”，也可以当作一种“商品”，人们对自由时间利用的本身也是一种消费活动。“所以对空闲时间的消费类似于礼物交换。在这里，自由时间（同时对附属及内在于休闲的一切活动而言）是含义和符号交换的材料。”[6]充实于自由时间的各类生活形态则是含义和符号的具象表达，广义上而言，也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如果说在劳动时间里，人们只是在物质交往层面生成自己的社会关系，那么在自由时间里，则是在扩大了的社会交往实践中形成包括政治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伦理关系等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2]。青年群体正处于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自我认同的诉求与相互认同的诉求互为交织，主体意识建构的需要以及人与人之间普遍联系的需要在青年群体中尤为显现[7]。在社会公共资源的持续投入、资本争相入场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主观追求等多方合力作用下，彰显了青年的社会存在，在青年的自由时间中创造了一片繁荣景象。
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并未直接带来青年精神世界的丰裕，甚至还存在消解青年信仰主流根基的风险。青年群体思维活跃、思想可塑性强，自然也成为各种社会思潮争夺的对象，青年人的聚集地通常也是意识形态碰撞、交锋、交融的重要阵地。生活的物化不可避免地会为青年亚文化滋生铺就温床，消费主义、“丧文化”“佛系文化”“饭圈文化”等青年亚文化纷纷出场，一时间收获不少拥趸。但青年的自由时间是有限的，自由生活形态的无序扩张、海量信息涌入造成的“信息过载”等现象对于青年的价值判断能力、媒介素养等综合素质带来很大考验，容易导致青年自由时间意义流失，进而呈现出形态繁荣与价值荒芜共生的现实样态。自由生活形态过于单一所造成的价值悬浮问题以及自由生活形态过于繁杂所致使的价值稀释问题都是青年自由时间利用及治理所必须观照的客观现实。
二、青年自由时间的多重疏离
即便当代青年的劳动形态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不同年龄层次、行业领域、社会阶层青年群体之间的劳动形态也会产生分化，但其实质依然是传统劳动形态的延伸和拓展。自由时间既可能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助推力量，也可能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制约因素。当前，青年自由时间利用所面临的困境表征为空间、功能、价值、形态等不同维度的多重疏离。
（一）空间维度：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相疏离
技术革新为人类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能，并且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过程中拓展人们的生活空间，“形而下”的生活世界和“形而上”的意义世界共同构成了青年生命活动的空间场域。在理想状态下，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并彰显出高度的空间同构性和主体同一性，生活世界为意义世界提供现实土壤，意义世界为生活世界提供价值指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却容易在资本和利益的驱使作用下沦为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工具，人为造成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之间的对立，形成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在自由时间视域中的分野。对于正处于“拔节孕穗期”的青年群体而言，发展空间既是青年存在及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其实现个人价值或目标的现实基础，因此空间环境对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至关重要，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的关键作用。如果在青年自由时间中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发生疏离，缺乏正确价值导向的生活世界就容易失序扩张，生活世界将会不断挤压意义世界的存在空间，进而产生纷繁复杂的非主流生活形态，加剧青年群体的圈层化现象，蚕食青年宝贵而有限的自由时间，威胁青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在生活世界的繁华映衬下，意义世界则显得更加荒芜。
（二）功能维度：身体愉悦与养分汲取相疏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自由时间就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 [8]。这在客观上界定了自由时间在个体发展中所承载的重要功能，即个体通过对自由时间的合理有效利用从而达到涵养道德情操、塑造精神品格、培育审美情趣以及提升综合能力等多重功效。自由时间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既需要时刻提防劳动时间的侵蚀，更要警惕闲暇时间对其自身的异化。在财富的诱惑下，劳动时间会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侵占自由时间甚至直接伪装成自由时间，造成自由时间的萎缩化和碎片化，降低自由时间的质量。闲暇时间是自由时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却不是自由时间的全部，在自由时间中起到调节调适的关键作用。由于闲暇时间中蕴含着休闲放松的成分，因此容易被消费主义所寄生，面临着浅显化、娱乐化的风险。一旦闲暇时间成为消费主义的附庸，则有可能诱使青年过度追逐娱乐享受而忽略精神养分汲取，陷入用闲暇时间取代自由时间而加剧对物质生活的欲望，进而用更多的劳动时间换取物质享受的恶性循环，造成个体在利用自由时间过程中身体愉悦与养分汲取之间的疏离，消解了自由时间最本初的宝贵功能。
（三）价值维度：时间分配与价值排序相疏离
对自由时间的利用效率与利用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青年的生命质量，青年对自由时间的分配在一定程度而言是青年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直观体现，个体的价值排序则是价值判断的结果。人们的自由时间并不是天赋的，而是从社会的劳动时间中逐步游离出来的，自由时间因此也就具有社会性[9]。现阶段，虽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但是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社会转型期的新时代青年仍然需要承受较大的社会压力，因此自由时间依然是稀缺品。压力之下，在可供自主支配的自由时间中，有个别青年选择沉湎于电竞、短视频平台等娱乐世界逃避现实，也有个别青年通过诸如“报复式”消费、“宅式”休闲等方式对冲压力，随之催生出“佛系青年”“丧系青年”“宅青年”等不同青年群体，事实上这些自由时间的利用方式都造成了自由时间分配与价值追求之间的错位。表面上看，一个人的价值选择是个人的主观行为，实质上则是个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当青年的自由时间分配与社会价值需求相疏离，必然会造成青年社会属性的萎缩。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属性萎缩，整个生活只剩下个人的孤岛，那么在追逐私欲的过程中变得找不到方向和准则不足为奇，而浮躁和迷茫便在所難免，甚至突破社会底线的现象也就变得自然而然” [10]。 （四）形态维度：多维向度与全面发展相疏离
科技与经济的双重赋能打开了青年自由时间的多维面向，也创造了多元自由时间存在的文化形态。青年在自由时间中打破了原有劳动时间中常规的聚集形式，根据业缘、趣缘等各种要素重新聚集，或是线上或是线下、或是松散或是紧密地构成了各种各样的自由存在文化形态，青年聚集于不同的文化形态之下，也创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青年亚文化。虽然青年在自由时间中创造的多种文化形态指向青年全面发展的不同向度，但是一方面由于不同文化形态中青年群体分布密度不均以及青年个体形态选择失衡等原因，会出现某些文化形态相对大众而某些文化形态相对小众的情形，其中甚至不乏一些不良的青年亚文化以及负面社会思潮的渗透，因而不仅无法满足青年全面发展的需要，甚至可能会危害青年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面对眼花缭乱的文化形态，青年很容易陷入不知所选、不知所踪的迷茫境地，类似于“跟风式”参与、“表演式”认同的青年文化景观层出不穷，全面发展逐渐弱化成全面体验，进而退化为青年追求刺激、彰显个性、寻找认同的手段。如此，虽然看似“全面”，实则只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而无法做到博中有精、宽中有专，从而造成青年在自由时间中存在形态的多维向度与个体全面发展之间的疏离，悖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
三、青年自由时间的治理策略
虽然自由时间本身是一股积极的力量，但也需要青年个体、外部环境以及自由时间三者之间在一定的积极催化作用下才能激发出强大的正面效应。当前，青年自由时间面临的多重疏离需要运用合适的治理策略予以弥合。青年自由时间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以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为指导，从国家社会层面以及青年个人层面协同发力，促使青年在自由时间中从消极走向积极、从被动转为主动、从无序转向有序，成为自由时间的主导者和享有者，从而真正使自由时间成为青年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存在。
（一）国家社会层面：重塑青年自由时间的存在形态
第一，提升青年自由时间质量。正如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条件下自由时间所设想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11]。当前，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会成为制约青年自由时间大量生成的关键因素。持续发展生产力对保持青年自由时间“增量”固然重要，但通过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矛盾关系，促进青年自由时间的“提质”则显得更为重要。相对而言，青年群体抵御风险能力较弱，个人主动调整劳动时间和驾驭自由时间的能力也都受到一定限制。因此，首先要通过法律手段维护青年在劳动时间内的合法权益，并保障青年的自由时间不受侵犯。其次，与青年群体中不断涌现的新职业新业态相适应，社会各界应当着力探索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柔性转化机制，促进青年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融合。最后，政府和社会应在调节社会发展节奏中主动作为，承担起调适民众心态的社会责任，促进全社会上下“快而不躁”“忙而有序”，引导青年脱离出对“物”狭隘的、无节制的追逐。
第二，加强青年文化生态治理。青年群体无时无刻不浸润在文化环境之中，社会文化风尚铸就了青年的生命基底。青年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在青年群体当中的延伸与时代映射，与社会文化既有碰撞也有融合，难以孤立于社会大文化而独自存在。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与青年亚文化的“小气候”交互影响形成了青年群体特有的文化生态，开辟了青年自由时间存在与展现的时空场域。因此，需要由上至下、由表及里加强青年文化生态治理，从特定青年亚文化内部运行的微观层面、不同青年亚文化之间交互共生的中观层面以及青年亚文化与社会文化碰撞融合的宏观层面着手，全方位肃清青年生活空间中的文化糟粕，提高青年文化鉴别能力，赋予青年自由时间清朗的文化氛围。例如，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加大对“饭圈”“黑界”“祖安文化”等涉及未成年人不良网络社交行为和现象的治理力度[12]，这些举措都是积极有益的尝试。当然，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等多种手段，提升全社会文化自律、文化自省、文化自净以及文化自救的能力，還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三，拓展自由时间存在形态。自由时间作为人的发展空间以及美好生活实现的基础，是从剩余产品中游离出来的，是剩余劳动时间的转化形态[2]。作为剩余劳动时间的转化形态，自由时间还需要经过必要的定向转化和积极形塑，才能成为促进青年的积极存在形态。党和政府、军队、学校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团体等青年工作主体应当始终聚焦政治引领与思想引领的工作重心，坚持生动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显性与隐性相统一，不断拓展青年自由时间的存在形态。由青年工作主体创设的青年自由时间存在形态应统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涵盖家庭、学校、社区等青年生活的各个场域，指向青年在自由时间中学习、消费、社交、婚恋等各个方面。如增加优质网剧、网络综艺节目等文艺作品的播出频次，再如加强农村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公共文化资源建设。拓展青年自由时间存在形态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青年自由时间形态的极大拓展和丰富为青年“消费”自由时间提供了充足的“商品”供给，避免了青年无处可选、不知所选而导致自由时间“悬浮”，进而陷入自由时间荒废或走偏的境地。另一方面，通过预设丰富的自由时间存在形态可以有效引导青年利用自由时间的理性预期，起到引领青年合理利用个人自由时间助力自身全面发展的作用。
（二）青年个人层面：培养支配自由时间的基本素养
第一，树立正确的自由时间观。从古至今，时间都是人们抒怀、赞颂、感叹的对象，对时间的珍视早已内化于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在当代，无论是对“时间都去哪了”的灵魂拷问，还是对“996工作制”的热烈讨论，都充分显现出整个社会对自由时间的强烈需求。青年需要树立正确的自由时间观，才能将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有机融合，才能将自由时间真正转化为促进自身发展成长的积极力量。其一，青年应当破除对“时间就是金钱”的狭隘认识，拓展对财富的认知广度和深度，充分认识到自由时间是一种财富，而不是变现的工具或货币本身。物质生活不是生活的全部，金钱也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向度。自由时间的根本价值不在于经济利益的增值，青年如果陷入对“物”的迷恋与崇拜，沦为金钱的奴隶，将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那么自由时间则仅仅是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其二，青年应当超越“活在当下”的局限，为“理想的我”积蓄势能，深刻理解自由时间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而不是纵欲狂欢的自由港。自由时间不意味着时间的随意支配、恣意消耗，青年应该根据实际需要理性地将其分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生活向度，为自己的人生“投资”，成为满足社会期待、契合个人理想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单向度”的人。 第二，形塑健康的审美情趣。自由时间因其开放、开源、开环的形态结构而宝贵，但也因此容易成为各种社会思潮交锋、碰撞的阵地，因此不乏一些庸俗的低级趣味思想混在其中诱导青年、博取青年眼球。如之前网络上爆发的饭圈互撕等负面文化现象就是典型例证。这对青年的文化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提出了很大考验，也是青年驾驭自由时间所必须修炼的重要素质。通过形塑自身的审美情趣，有助于激发青年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以更加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悦纳生活、塑造生活;有助于提升青年抵御不良文化侵蚀风险的能力，在多变多元、众声喧哗的纷繁世界中保持文化定力;有助于引导青年确立健康向上的价值取向，超越世俗功利从而走向更高的人生境界。青年“如果秉持一种超越性的价值，暗合美的创造规律，则至少在发展空间上占得了先机，在发展格局上占得了高位” [13]。但是，人的审美情趣并不是天赋的，也很难轻轻松松养成，唯有持续学习、终身学习方能达成。这需要青年具备一颗热爱美的心、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通过自由时间的生活实践反复锤炼，在“审美”与“审丑”的辩证交锋之中，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之中不断修炼提升自身的审美情趣。
第三，涵养事业耕耘的情怀。对于青年而言，工作和生活早已熔铸为其生命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样态，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相互建构、融合共生已成为生活的常态，如果调节不当则会导致两者之间的对立。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容易造成“白天工作越是匀速乏味，夜晚的娱乐便越是原始与刺激——反自然的技术工作对生命生理——心理生态的压缩积蓄了反弹的能量，这种积蓄越超长，则生命节律时间的自然补偿或身心调适越易畸变为现代人的发泄” [14]。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也必然会造成青年生活的撕裂，弥合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裂痕需要青年涵养自身事业耕耘的情怀，主动在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时代坐标之中确立自己的人生奋斗方向。青年在职业选择时应当超越自我、小我，从选择安身立命的职业上升到选择终身坚守的事业，选我所爱，爱我所选;从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上升到“计利当计天下利”的时代担当，敢问是非，不计利害。用青春梦想和人生价值为劳动时间赋能，自由时间不再是劳动时间的附属品或补偿品，劳动时间也不再是自由时间的入侵者和掠夺者，从而让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由割裂走向共生、由对立转向融合，实现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同向同行、相得益彰，协同促进青年发展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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