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清代贵州科举四书文是科举考试时，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来进行出题，本文以清代贵州乡试四书文为主，探讨乡试四书文之出题规定，考查乡试四书文出题频率之高低，以此来探讨清代贵州乡试的出题。
关键词：乡试；出题；考官
一、清代贵州乡试概述
清代的科举基本上是沿用了明朝旧制，也分为文科、武科两种形式。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三级进行考试，清统治者主要是重视文科考试，朝廷的栋梁贤士都是从文科中出来。文科的第一级考试为童试，第二级考试为乡试，第三级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三种。乡试为每三年一考，逢子、卯、午、酉年举行。乡试共考三场，每隔三天考一场，考试时间为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第一场，考四书文一，五言八韵诗一；第二场，考五经文各一；第三场，考策问五道。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因第二场考五经文各一，故前五名称为“五经奎”。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清代乡试实行分省定额录取，数额根据各省的贡赋和人文情况来定，并随着各省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顺治十七年，贵州省乡试名额仅二十名，为各省乡试名额中最少者。贵州地处偏僻西南，以少数民族居多，当时交通不便，读书人多半清贫，进京赶考很不容易。要进京赶考需要具备以下要素，第一要有财力，作为进京的盘缠。第二要有体力，要经过爬山涉水和风吹日晒的磨难。第三要有毅力，没有坚定的毅力只能半途而废。第四要有学力，自己必须有真凭实学。即使具备了以上这些还需要有运气。清初，中原汉族文化逐渐向中原传播，汉人也随即迁入，从“调北填南”、“移民实边”、“改土归流”等。贵州的汉化逐渐加深，承袭良好的读书风气，尊师重道，文风日盛，贵州的经济、政治、文化逐渐提高，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来越多，“明清之际，贵州中进士者达七百三十余名。”
二、考查乡试的出题规定
《清史稿·选举志三》：“清代乡会试，顺治三年定，第一场四子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第二场论一篇，诏诰表各一道，判五条。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而首场皆试八股文。康熙二年，以八股抄袭，废之。以三场策五道移第一场，二场增论一篇，表判如故，行止二科而罢。四年复三场旧制，七年仍用八股文，二十四年议准，会试第一场，四书题目，恭请钦定，其五经及二三场题目，仍由考官拟出。二十九年议准，乡会试二场，孝经论题甚少。嗣后将性理大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一并命题。五十五年议定，二场论题，专用理性，表题不许出本年時事。”[1]乡试首场试“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四书”题仍如顺治二年定例，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出三道题，首题用《论语》，次题用《中庸》，三题用《孟子》。首题若用《大学》，则次题用《论语》，三题仍用《孟子》。题解主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以此集注为准绳。第二场经文五篇，题用《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题解《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安国传，以《左传》本事为参考，还参用《公羊传》、《谷梁传》。第三场策问五道，考经史、时务、政治。
三、贵州乡试四书题的出题频率
清代从顺治十七年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通过对清代贵州乡试孟子题的收集、整理，把乡试孟子题所出的榜次、题目、章句罗列出来。在康熙十四年，遇三藩之乱，停止十四、十七科考，至康熙二十一年补考。咸丰五、八、九、十一年停科，至同治六年补考，同治八年补考。经考查得出清代贵州乡试孟子题中，出题频率最高的是《尽心章句上》，这一篇里总共出了二十三次。其次出题频率较高的是《公孙丑章句上》，此篇总共出了十一次。《滕文公章句上》出题频率也较高，此篇总共出了十一次。出题频率较高的还有《尽心章句下》，此篇总共出了十次。接着就是《离娄章句上》、《离娄章句下》、《万章章句下》、《告子章句上》、《告子章句下》都总共出了五次。清代贵州乡试四书题中，出题最少的是《大学》，在顺治十七年时出过一次，如“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清代贵州乡试中庸题中，出题频率最高的是《中庸·右第十九章》，此篇总共出了二十一次。出题频率最少的是《中庸·右第七章》，此篇总共出了两次。如嘉庆三年出题为：“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清代贵州乡试论语题中，出题频率最高的是《子路》，此篇总共出了十一次。如康熙八年出题为：“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出题频率最少的是《子张》，此篇总共出了两次。如康熙十一年出题为：“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在《尽心章句上》中，这一章主要讲“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指一种精神境界，人经过“反身而诚”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孟子提出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就懂得天命。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的方法。
四、乡试四书题中考官的命题
清代的命题规制是在确定三场考试内容的同时制定的，主要包括命题方式、命题原则、命题过程的具体要求。命题方式，初开科时各省划一，三场试题均由主考官主持拟定。[2]其后，顺天乡试之《四书》题改为钦定。顺治二年（1645）规定命题方式：“头场《四书》、《五经》题目，将经书各段书签，共同拈挚。如先将《四书》各分为十段，主考官签挚至某书某段，即令同考官在本段内各拟一题，经书签后，由主考挚签，出者用之。再挚乃定《五经》题。其二、三场之命题，均依此例。”[3]“因同考官分经阅卷，故《五经》题先由同考官拟出本经题目，候主考官取签挚。”[4]顺天乡试初与各省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从给事中张尔淑之请，顺天乡试及会试，头场《四书》三题由皇帝钦定，“于初八日午后密封，发与内阁，交礼部官密送内帘考试官，刊刻给散。其《五经》及二、三场题目，仍令考试官拟出。”[5] 命题原则，清代的命题原则主要内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三场试题之确定，清政府对经题、诗题、策题之拟定提出了基本要求：第一点考官出题，务择《四书》、《五经》内义旨精深及诗题典重者，不可拘泥忌讳，将颂扬语句并熟习常拟之题为题。第二点各省乡试诗题，期于中正雅驯，不得引用僻书私集。第三点策题以关切事理，明白正大为主，不许搜寻僻事，不得以本朝臣子学问人品策问士子。每问不得过三百字，且不得自问自答。另一方面是要求考官命题要便于士子把握，同时要体现公平取士的原则。
对于科举考试来说，考官是很重要的入场官员，尤其是主考官，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科举考试的结果。如《辛丑日记》中记载着：“自戊子科监试邹元吉刻于孝廉船，关防始密，后皆固之。昨与秀升前辈约辰正齐集。至时，余等各携二仆，公服至孝廉船，监试，收掌官房诸人继至。监试亲锁前门，门外復以绳周遮之，防人于门隙窥伺也。部署未毕，外簾继进。头场供给，须监试亲往监试，直至巳正，始復求。斯时遥闻外簾点名，号礮隆隆不绝矣。于是呼刻字匠十三人立于孝廉船后门外，（门用栅栏距衡鑑，堂门僅三尺许耳）名单呈之案上。筱苏命余点名，乃执硃笔，每呼一人入则点之。既入，闭门而不加锁。自是，除主试监试外，无论何人，只许入不许出矣。贵州题纸，例用宋字，无须自书。乃令匠人先书诗韵。既毕，筱书乃出自书题目令书，久之书毕，然后一并上板。题纸向刻三板，題与诗韵宜各写三纸，命三人书之，则易集事。”[6]可见，考官之分工很详细，由主考官、副主考官、监试、收掌官房等人分工而成。对于出题考试的试卷保密做得很严密，考题保密性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考官出题时也是做得细致、严谨，如“午正二刻，题板刻竣，命刻工退处一隅。呼刷印匠十人来，亦谓名而入，又命分经房吏五人，抱题纸入，匠三人共一板，以高二尺之贵皮纸印之。先各印一纸呈验，中有误字脱画，饬令刊正。未初二刻始刷印。房吏从旁点数收叠，并命仆辈佐助之。破碎模糊者剔出，置余等座侧，漏印关防者另置以待补印。每盈白纸则以绳束之。”考官出卷之前，先各印一纸呈验，有误字脱画，便饬令改正。有模糊不清与漏印关防的试卷，便会等待重印试卷。
五、总结
清代贵州乡试四书题都是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来出题，考官出题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受到统治者的偏好的影响，受到孟子提出的尽心知性学说的影响。因此，当时的学子若是想考取功名，就得熟读《四书章句集注》，遵循孔孟之道的学说。
参考文献：
[1]庞思纯.明清贵州七百进士[M].第3149页，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2]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M].第1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3]伊桑阿、王熙任等编撰.大清会典[M].第375页，江苏：江苏凤凰出版社，2016.
[4]吴振棫.养吉斋丛录[M].第94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5]沈云龙.钦定科场条例[M].第462页，台湾：新文丰，1982.
[6]《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辛丑日记[M].第584—58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雷伟（1991— ），男，苗族，贵州黄平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乡试；出题；考官
一、清代贵州乡试概述
清代的科举基本上是沿用了明朝旧制，也分为文科、武科两种形式。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三级进行考试，清统治者主要是重视文科考试，朝廷的栋梁贤士都是从文科中出来。文科的第一级考试为童试，第二级考试为乡试，第三级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三种。乡试为每三年一考，逢子、卯、午、酉年举行。乡试共考三场，每隔三天考一场，考试时间为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第一场，考四书文一，五言八韵诗一；第二场，考五经文各一；第三场，考策问五道。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因第二场考五经文各一，故前五名称为“五经奎”。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清代乡试实行分省定额录取，数额根据各省的贡赋和人文情况来定，并随着各省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顺治十七年，贵州省乡试名额仅二十名，为各省乡试名额中最少者。贵州地处偏僻西南，以少数民族居多，当时交通不便，读书人多半清贫，进京赶考很不容易。要进京赶考需要具备以下要素，第一要有财力，作为进京的盘缠。第二要有体力，要经过爬山涉水和风吹日晒的磨难。第三要有毅力，没有坚定的毅力只能半途而废。第四要有学力，自己必须有真凭实学。即使具备了以上这些还需要有运气。清初，中原汉族文化逐渐向中原传播，汉人也随即迁入，从“调北填南”、“移民实边”、“改土归流”等。贵州的汉化逐渐加深，承袭良好的读书风气，尊师重道，文风日盛，贵州的经济、政治、文化逐渐提高，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来越多，“明清之际，贵州中进士者达七百三十余名。”
二、考查乡试的出题规定
《清史稿·选举志三》：“清代乡会试，顺治三年定，第一场四子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第二场论一篇，诏诰表各一道，判五条。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而首场皆试八股文。康熙二年，以八股抄袭，废之。以三场策五道移第一场，二场增论一篇，表判如故，行止二科而罢。四年复三场旧制，七年仍用八股文，二十四年议准，会试第一场，四书题目，恭请钦定，其五经及二三场题目，仍由考官拟出。二十九年议准，乡会试二场，孝经论题甚少。嗣后将性理大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一并命题。五十五年议定，二场论题，专用理性，表题不许出本年時事。”[1]乡试首场试“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四书”题仍如顺治二年定例，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出三道题，首题用《论语》，次题用《中庸》，三题用《孟子》。首题若用《大学》，则次题用《论语》，三题仍用《孟子》。题解主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以此集注为准绳。第二场经文五篇，题用《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题解《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安国传，以《左传》本事为参考，还参用《公羊传》、《谷梁传》。第三场策问五道，考经史、时务、政治。
三、贵州乡试四书题的出题频率
清代从顺治十七年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通过对清代贵州乡试孟子题的收集、整理，把乡试孟子题所出的榜次、题目、章句罗列出来。在康熙十四年，遇三藩之乱，停止十四、十七科考，至康熙二十一年补考。咸丰五、八、九、十一年停科，至同治六年补考，同治八年补考。经考查得出清代贵州乡试孟子题中，出题频率最高的是《尽心章句上》，这一篇里总共出了二十三次。其次出题频率较高的是《公孙丑章句上》，此篇总共出了十一次。《滕文公章句上》出题频率也较高，此篇总共出了十一次。出题频率较高的还有《尽心章句下》，此篇总共出了十次。接着就是《离娄章句上》、《离娄章句下》、《万章章句下》、《告子章句上》、《告子章句下》都总共出了五次。清代贵州乡试四书题中，出题最少的是《大学》，在顺治十七年时出过一次，如“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清代贵州乡试中庸题中，出题频率最高的是《中庸·右第十九章》，此篇总共出了二十一次。出题频率最少的是《中庸·右第七章》，此篇总共出了两次。如嘉庆三年出题为：“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清代贵州乡试论语题中，出题频率最高的是《子路》，此篇总共出了十一次。如康熙八年出题为：“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出题频率最少的是《子张》，此篇总共出了两次。如康熙十一年出题为：“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在《尽心章句上》中，这一章主要讲“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指一种精神境界，人经过“反身而诚”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孟子提出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就懂得天命。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的方法。
四、乡试四书题中考官的命题
清代的命题规制是在确定三场考试内容的同时制定的，主要包括命题方式、命题原则、命题过程的具体要求。命题方式，初开科时各省划一，三场试题均由主考官主持拟定。[2]其后，顺天乡试之《四书》题改为钦定。顺治二年（1645）规定命题方式：“头场《四书》、《五经》题目，将经书各段书签，共同拈挚。如先将《四书》各分为十段，主考官签挚至某书某段，即令同考官在本段内各拟一题，经书签后，由主考挚签，出者用之。再挚乃定《五经》题。其二、三场之命题，均依此例。”[3]“因同考官分经阅卷，故《五经》题先由同考官拟出本经题目，候主考官取签挚。”[4]顺天乡试初与各省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从给事中张尔淑之请，顺天乡试及会试，头场《四书》三题由皇帝钦定，“于初八日午后密封，发与内阁，交礼部官密送内帘考试官，刊刻给散。其《五经》及二、三场题目，仍令考试官拟出。”[5] 命题原则，清代的命题原则主要内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三场试题之确定，清政府对经题、诗题、策题之拟定提出了基本要求：第一点考官出题，务择《四书》、《五经》内义旨精深及诗题典重者，不可拘泥忌讳，将颂扬语句并熟习常拟之题为题。第二点各省乡试诗题，期于中正雅驯，不得引用僻书私集。第三点策题以关切事理，明白正大为主，不许搜寻僻事，不得以本朝臣子学问人品策问士子。每问不得过三百字，且不得自问自答。另一方面是要求考官命题要便于士子把握，同时要体现公平取士的原则。
对于科举考试来说，考官是很重要的入场官员，尤其是主考官，他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科举考试的结果。如《辛丑日记》中记载着：“自戊子科监试邹元吉刻于孝廉船，关防始密，后皆固之。昨与秀升前辈约辰正齐集。至时，余等各携二仆，公服至孝廉船，监试，收掌官房诸人继至。监试亲锁前门，门外復以绳周遮之，防人于门隙窥伺也。部署未毕，外簾继进。头场供给，须监试亲往监试，直至巳正，始復求。斯时遥闻外簾点名，号礮隆隆不绝矣。于是呼刻字匠十三人立于孝廉船后门外，（门用栅栏距衡鑑，堂门僅三尺许耳）名单呈之案上。筱苏命余点名，乃执硃笔，每呼一人入则点之。既入，闭门而不加锁。自是，除主试监试外，无论何人，只许入不许出矣。贵州题纸，例用宋字，无须自书。乃令匠人先书诗韵。既毕，筱书乃出自书题目令书，久之书毕，然后一并上板。题纸向刻三板，題与诗韵宜各写三纸，命三人书之，则易集事。”[6]可见，考官之分工很详细，由主考官、副主考官、监试、收掌官房等人分工而成。对于出题考试的试卷保密做得很严密，考题保密性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考官出题时也是做得细致、严谨，如“午正二刻，题板刻竣，命刻工退处一隅。呼刷印匠十人来，亦谓名而入，又命分经房吏五人，抱题纸入，匠三人共一板，以高二尺之贵皮纸印之。先各印一纸呈验，中有误字脱画，饬令刊正。未初二刻始刷印。房吏从旁点数收叠，并命仆辈佐助之。破碎模糊者剔出，置余等座侧，漏印关防者另置以待补印。每盈白纸则以绳束之。”考官出卷之前，先各印一纸呈验，有误字脱画，便饬令改正。有模糊不清与漏印关防的试卷，便会等待重印试卷。
五、总结
清代贵州乡试四书题都是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来出题，考官出题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受到统治者的偏好的影响，受到孟子提出的尽心知性学说的影响。因此，当时的学子若是想考取功名，就得熟读《四书章句集注》，遵循孔孟之道的学说。
参考文献：
[1]庞思纯.明清贵州七百进士[M].第3149页，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2]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M].第1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3]伊桑阿、王熙任等编撰.大清会典[M].第375页，江苏：江苏凤凰出版社，2016.
[4]吴振棫.养吉斋丛录[M].第94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5]沈云龙.钦定科场条例[M].第462页，台湾：新文丰，1982.
[6]《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辛丑日记[M].第584—58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雷伟（1991— ），男，苗族，贵州黄平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