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做探路者——中国作战软件横空出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水面舰艇迅速成为技术高度密集、装备种类繁多的作战平台。特别是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指挥控制系统，即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的装备上舰，更使得战舰如虎添翼，成为海战场上的主力军。美、英等西方强国海军舰艇早在1960年代就装备了该系统。
　　1970年代末，大连舰艇学院就率先在全军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学研究小组”，并首次运用军事运筹学的理论与方法，成功建立了我军第一个非线性规划作战数学模型。因此，海军向舰院下达了研制10个作战数学模型的任务。
　　很快，一个以“军事运筹学研究小组”为基础的、全军第一个“作战数学模型研究组”在大连舰艇学院成立。经过两年多的日夜兼程，数模组完成了10个作战数学模型的研制任务。
　　作战模型的研制成功，为作战软件的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5年末，全军第一个作战软件研究中心在大连舰艇学院组建。中心成立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已创建的10个作战模型中的威胁判断、舰艇机动两个作战模型编成作战软件，嵌人海军某型舰艇的指挥控制系统中。
　　作战软件是舰艇作战指挥的中枢神经，也是海军战役、战术、军事运筹、兵器运用、系统工程、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的军事高尖技术，它隐含着一支军队的作战思想和战略战术。
　　经历了上千次的试验，上百次的失败之后，1988年8月，我国第一套舰艇作战软件横空出世，成功嵌入某新型护卫舰指控系统，并顺利通过海军组织的海上实兵检验。
　　
　　凌云壮志——中国海军驶入信息化“快车道”
　　
　　站在新军事变革的桅杆上，极目眺望新世纪的信息化战场。软件人敏锐地洞察到，适时有效地处理信息是未来战争制胜的关键。要想赢得战争，就必须在第一时间完成各种信息汇集、分析和综合处理，迅速地将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这是一个影响作战指挥自动化进程的“瓶颈’问题。也只有破解了这道难题，舰艇作战指挥才能真正实现自动化。
　　单舰单系统作战软件的研制成功，让软件人第一次尝到了“吃螃蟹”的味道，面对未来海战场的急切呼唤，以赵晓哲博士为代表的第二代软件人昂首奔向了新战场。
　　未来高技术战争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艘舰艇、一支编队、一个舰队：海面、水下、陆地、天上、电子……对抗激烈的一体化战场，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连为一体。
　　如此庞大的作战软件系统工程，就像一个人数不清的山头，但软件人并没有就此怯步。
　　以作战软件研究中心为主的大连舰院科研人员，历经数千个日日夜夜，攻克了上千个难题，突破了外军舰艇“单机单控、分别指挥”的指挥模式，解决了水面舰艇由平台中心战向网络中心战转变中的多项关键性技术难题，创建了一整套覆盖水面舰艇作战全领域的作战模型，在水面舰艇作战理论和方法以及作战模型建立技术上实现了创新和突破……
　　如今，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软件系统已由过去的单舰单系统发展到全舰全系统，由单系统至全系统，由单舰系统到编队，由编队到水面、水下和空中、陆地的立体化系统，其功能也由信息处理到辅助决策、全面辅助决策、攻防作战指挥、对空、对潜和对海作战，由平台中心战向网络中心战转变提供了有力保证。
　　
　　以人为本——100项成果提升舰艇战斗力
　　
　　人才是科研之本。中心成立之初，作战软件研制人才素质发展不均衡：有的只会建数模不会编程序，有的只懂战术不懂技术。为了尽快培养出一批拿得出、用得上、能战斗，有闯劲的作战软件研制人员，以熊吉光、黄性惠、孙绍光、刘鼎臣等老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舰艇作战软件专家，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一人带一个，手把手教，一关一关过。
　　现在已是作战软件研究中心主任的缪旭东教授，至今仍还清晰地记得，每次讨论战术思想、准则时，老教授们总会主动邀请年轻人参加，边讨论边跟大家讲授、示范，从建模型、设计思路到编程序，都毫无保留地告诉年轻人。就是这样，缪旭东从一个程序员、建模工程师，成长为作战软件研制的领跑者。
　　大连舰艇学院党委一直关注着作战软件研究中心的发展，学院首长明确表示，要尽心尽力当好他们的“后勤部长”、“公关部长”。今天，一个跨单位、跨学科、跨专业的作战软件研制集团，已经在大连舰艇学院形成。
　　良好的科研环境，使大连舰院作战软件研制人才在纵向上因师承效应形成“人才链’，在横向上因共生效应形成“人才团”，在总体上因合成效应形成“人才网”。大批脱颖而出的研制人员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们先后共完成了110多项作战软件研制项目，其中有58项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